PAGEPAGE1分析主義思想政體申建林(1966-)，男，湖北浠水人，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政治學與國際關系學系副教授，博士生，重要從事西方思想研究。〔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武漢430072〕【內容提要】主義政體思想繼承了西方傳統中既強調政治制度，又強調社會構造的大政具體表現出，其政體理論彷徨于巴黎公社式平民政體與蘇聯式精英政體之間。總結長期的經歷體驗教訓，主義者需要在平民與精英之間尋找平衡，構造一種能夠包容合理等級和有限斗爭的混合政體。合理等級是用來保衛人類的好勝心，是有利于精英的一種布置；有限斗爭是要抑制人類的弱肉強食，是有利于平民的一種布置。當今中國政體正朝著這個方向演進。【摘要題】政體與政制【關鍵詞】政體/平民/精英/混合政體【正文】西方政體傳統中，有強調政治制度的小政體觀，也有強調社會構造的大政體觀。繼承了后一種觀念，主張實現某種集體自在和社會民主，讓那種從社會中產生又凌駕于社會之上的權利回歸于社會。巴黎公社是這種理想化實驗的第一次嘗試，它的失敗顯露了強調平民化的社會民主的弱點。后來的十月革命走上了與巴黎公社不同的精英化專政的道路，進而重構了精英與群眾之間的矛盾與沖突，再現了所鞭撻的壓迫性權利的眾多特征。蘇聯形式的失敗提醒主義者在繼承集體自在和社會民主這一大政體觀的同時，需要認真對待政體傳統中所強調的中庸與和諧價值，也就是要從政治制度和社會構造兩方面來維持群眾力量和精英力量之間的平衡。對于當下的現實來說，也就是要考慮尋找一種既包容有利于精英的合理等級，又包容有利于群眾的有限斗爭的政體布置。一、大政體觀就政體所指的對象來說，有兩種關于政體的定義：一種僅僅指政權的組織形式；另一種則不僅僅包含政權組織形式，還包含社會構造，乃至公民生活。我們稱前一種為小政體觀，后一種為大政體觀。它們都來源于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亞氏較為狹義的說法有：政體〔憲法〕是全城邦居民由以分配政治權利的體系；政體為城邦一切政治組織的根據，其中尤其側重于政治所由以決定的最高治權的組織；政體能夠說是一個城邦的本能機能組織，由以確定最高統治機構和政權的布置，也由以訂立城邦及其全體各分子所企求的目的[1]〔第109,129,178頁〕。從這幾種表述來看，亞氏的小政體觀包含政治權利、政治組織、政治本能機能和政治目的幾個方面的內容。亞氏較為廣義的說法是將社會構造和公民生活包含在政體含義之中。他說，跟城邦［公民團體中每一公民的］生活方式一樣的善惡標準也適用于政體，政體原來就是公民［團體和個人］生活的規范。在一切城邦中，所有公民能夠分為三個部分〔階級〕極富、極貧和兩者之間的中產階級[1]〔第204-205頁〕。政體之所以會分成若干不同類型的原因，在于每一城邦都是由若干不同部分構成的[1]〔第191頁〕。因而，亞氏的大政體觀能夠概括為由政治制度〔狹義政體〕、社會制度〔社會構造〕和精神制度〔公民文化〕構成的一個整體。這種大政體觀以一種整體論的思路傳承下來，在黑格爾那兒得到最系統的表述。他以為，作為一個復雜共同體的國家，既包含嚴格的政治國家，也包含由所有部分構成的統一體，它是公民的生活方式或者〔他們的〕自我意識的性質及其發展十分包含他們的教育、意志、權利、他們的社會制度、政治制度和他們的目的[2]〔第264-265節，第273-274節〕。而且，黑格爾還說，首要的和最終的政體劃分在于劃分統治者和被統治者，最主要的政體調和是協調和人民之間的關系[3]〔第131頁〕。承受了黑格爾的大政體觀，只是將政治國家和市民社會的地位顛倒了過來，以為并不是政治國家決定市民社會，而是市民社會決定政治國家。因而，市民社會中根天性的關系是政體的首要內容，而政治國家中的關系或狹義政體中的關系只是一種形式或者只是一張皮，這就是為什么說資產階級議會制只是讓人民定期地決定終究由統治階級中的什么人在議會里代表和壓迫人民。在大政體觀前提下，很容易在分析資產階級社會時從經濟學轉到政治學，經濟關系、社會關系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政治關系。法蘭西內戰之后，愈加遠離了狹義政體觀，他以社會共和國替代了一般政治意義上的共和國，在法國和在歐洲，共和國只要作為社會共和國才有可能存在[3]〔第142-143頁〕。這種社會共和國的萌芽形式是當時的巴黎公社，它不僅改造了人壓迫人的政治關系，而且改造了人壓迫人的社會關系，這兩者是聯為一體的。根據的看法，沒有社會關系的改造，政治關系的改培養只是自欺欺人的夢幻想象，小政體觀就是這種夢幻想象的一個來源。于是，亞里士多德的兩種政體觀到現代出現了越來越大的裂痕，以至構成了兩種對立的觀點：西方主流觀念承受了小政體觀，側重于政治權利的分立與制衡；主義則繼承了大政體觀，強調社會力量與政治權利的合一。在大政體觀下，就比較容易地將社會階級的力量與政治機構的權利對應起來，讓政體免于外表形式。二、公社式平民政體巴黎公社是實現主義大政體觀的第一次有意義的理論。在闡述公社性質時說：公社就是帝國的直接對立物。巴黎無產階級用以歡迎二月革命的社會共和國口號，不外是表示了希望建立一種不僅應該消滅階級統治的君主制形式，而且應該消滅階級統治自己的共和國的模糊意向。公社恰是這種共和國的一定的形式[5]〔第331-389頁〕。這種形式實際上就是一種比較純潔的民主制。純潔民主制容易讓人聯想起直接民主，但巴黎公社實行的不是直接民主，而是間接民主或代議民主，由于它是通過人民選舉產生的代表進行治理。這種代議民主采用了一種比較純潔的形式，因此能夠稱之為純潔間接民主。其純潔性表如今人們所熟知的這樣幾個方面：第一，實行不受限制、程序簡便和無記名投票的普選制；第二，實行非常廣泛的公職人員選任制；第三，實行大眾對公職人員的隨時監督與撤換制度；第四，實行非常低廉的公職人員薪金制；第五，實行立法、行政合一的公社委員會制，公社委員天天都要舉行例會，對公社進行總的、全面的領導，同時又要分別擔任10個委員會的委員，擔任各區的全權代表，負責領導各區。公社作為一種政體，從形式來說類似于亞里士多德所說的平民政體，也就是由貧困憂苦的大多數進行統治的政體。這種政體盡可能地讓老庶民在治理公共事務中發揮主導作用，天然地傾向于經濟上的公有化與政治上的平民化，但這兩種傾向有其難以解決的窘境。對于公有化窘境，亞里士多德曾說過，但凡屬于最多數人的公共事物經常是起碼受人照料的事物，人們關心著自己的所有而忽視公共的事物；對于公共的一切，他至多只留心到其中對他個人多少有些相關的事物[1]，〔第48頁〕。巴黎公社由于存在時間很短，還沒來得及進行大規模的公有化，但納入公共治理的事務空前增加。這些事務得到較好的照顧依靠兩方面因素：一方面，革命喚起了民眾的公共激情，那些平常只關心一己之利的老庶民忽然間對公共事務非常熱心，天天討論公務、監督公務和參與公務，正如所說，〔以革命的烈火、革命的積極性〕喚起勞動大眾，即大多數居民，使他們代替官吏積極參與國家事務[6]〔第376頁〕；另一方面，從大眾中所選出的領導人具有平民化的品格，在公社委員的選舉期間，國民軍委員會在公告中寫道：只要從你們中間選出來的、與你們安危與共的人，能力最好地為你們效勞，要挑選實心實意的人，出身平民，堅決、積極，有正義感，公以為正直的人。事實上，當時所選出來的公社委員大多數符合這種要求。公社領導人瓦爾蘭是裝訂工人出身，在任財務委員時，天天從他手里要經過大宗款項，但他老是身穿破爛衣服，經常和兵士們一道吃飯。波蘭出身的領導人符盧勃列夫斯基作為前線批示官，把握了軍事大權，也是與兵士們住在一起，不享受特殊照料。問題是這樣的激情與品格能堅持多久？歷史上每一次朝代更替、治亂興衰的經歷體驗說明，這種激情與品格在和平常期頂多只能維持一代人。然而，缺少了這種激情與品格，又怎樣避免亞里士多德的公有化窘境呢？對于平民化窘境，持人民主權論的盧梭曾提醒過，經常是并不知道自己應該要些什么的盲目的大眾，由于什么東西對于自己好，他們知道得太少了又怎么能親身來履行像立法體系這樣一樁既重大又困難的事業呢？人民永遠是愿望自己幸福的，但是人民自己卻并不能永遠都看得出什么是幸福[7]〔第52頁〕。這就是說，民眾的智慧是有限的。三個臭皮匠，抵得上一個諸葛亮并不是在什么條件下都成立的，在許多情況下，一百個臭皮匠也抵不上一個諸葛亮。有時候還會成反比，人數越多，越產生不了明智的決策，尤其是在群情激昂的時期，越是采用極端立場的領導人，越是容易得到大眾的擁護。巴黎公社委員會中那些堅持不當協斗爭的人，那些決心要流盡最后一滴血的人具有極大的感召力，進而失去了爭取某種有利于平民化的妥協時機。即便是堅持不當協的斗爭，由于大眾化的治理機制，巴黎公社難以產生統一、迅速和有效的決策，進而最終走向了失敗。平民化辯證法在于：對多數人權利加以制衡的制度反而有利于堅持多數人的權利；那種原想最大水平地實現多數人權利的議行合一制度反而斷送了多數人的權利。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啟示我們：要尋找有利于老庶民的民主制度，不能只迷信于大多數人的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