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健康教育和疾病預防

雖然有改善環境衛生的作用，但主要是在那些養殖業發達而且能源缺乏的地區修建，它原本就不屬于普及性的公共衛生項目。有關農村垃圾處理的事務，在各地都還沒有引起政府和公眾的充分留意。從表1和表2可以看出，衛生設施改造項目在絕大多數調研省和收入組的農戶掩蓋率都達不到50%。在這幾種衛生服務中掩蓋率最低的是健康訓練，僅為37.6%。這表明，農村基層預防服務尚未適應流行病模式的.轉變（注：依據衛生部2000年對農村健康訓練現狀的調查，14%的村醫沒有開展過健康訓練，大多數沒有接受過健康訓練專業培訓；48%的學校沒有健康訓練課程；48%的村沒有健康訓練經費（參見：.900）。）。

三、影響健康學問傳遞到戶的因素

健康訓練與兒童免疫和產婦住院分娩這一類醫療型預防措施不同，它的作用在于通過學問和信息的傳播，影響乃至轉變個人行為，削減健康風險因素，因此，屬于非醫療型預防項目(Phelps,1978)。健康訓練的這種特性，使它能夠在預防慢性非傳染性疾病和肝炎、性病、艾滋病等傳染性疾病方面發揮關鍵作用。此外，由于這些疾病給患者家庭和整個社會造成的直接和間接經濟負擔極為沉重，故而健康訓練的作用不僅在于降低家庭風險，而且還能防范公共風險，這就給予它以低成本高效益的特點。

健康經濟學家們幾乎都留意到個人受訓練程度和健康狀況的正相關關系，并對此做出諸多解釋。其中有一種解釋是，受訓練程度較高的人比較簡單接觸健康學問，也簡單與醫生溝通，從而能主動尋求健康信息(Fuchs,2000;Grossman,1999)。在中國農村多數人口受訓練程度低、文盲比例依舊較高的狀況下，假如預期或等待人們去主動搜尋和學習健康學問，就會錯過預防當代流行病的有利時機。因此，以健康訓練的形式把疾病預防學問和信息傳遞給農夫家庭特殊是貧困人口，可以說是當前公共衛生管理措施中的一項最佳選擇。

出于這種理解，我們認為有必要通過統計分析手段，特地探尋那些顯著影響健康學問傳遞到戶的因素。表3的Logistic模型就是統計分析的一個結果。模型中的被解釋變量，是樣本戶戶主對于“是否從衛生工作人員那里獲得健康學問”這一問題回答構成的。這其中隱含的一個假設是戶主會把獲得的健康信息傳播給全家。支持這個假設的事實，是包括衛生部門在內的政府系統發布重大信息，一般是借助于行政村或村民小組會議的形式傳達到農戶。在大多數狀況下，這些會議都由戶主代表各戶參與。此外，假如農戶成員患病，有關就診方面的決策往往也是由戶主做出的。

表3健康學問傳遞到戶的可能性估算(LogisticModel)

附圖

注：被解釋變量為農戶是否獲得衛生工作人員宣講健康學問的服務（是＝1，否＝0）。

*表示在1%的置信水平上顯著。

模型中的解釋變量分為縣鄉政府的行為、村委會的影響、農戶收入、戶主特征及行政村和農戶區位這樣幾種類型。Logistic回歸的結果看起來有些出人意料。我們的假定是政府預防支出和村委會賜予衛生員的補貼越多、鄉衛生院組織預防活動的次數越頻繁，農夫從衛生人員那里獲得健康學問的可能性越大。計算結果顯示，對這幾個解釋變量系數的統計檢驗都在1%的置信水平上顯著，但是，除了鄉健康訓練支出與農戶獲得健康學問的可能性有正相關關系，其他幾個機構變量的影響都是負的。隱蔽在這種結果背后的緣由首先在于鄉村基層預防工作的重點依舊是防范傳染性疾病，而不是開展健康訓練，二者在實際的預防活動中不僅很少發揮相輔相成的作用，反而在公共衛生資源安排中處于競爭狀態。其次，依據我們的案例調查，縣鄉財政預防支出主要保證預防人員工資的發放，預防活動經費微乎其微（注：1998年國家衛生服務調查分析報告指出，1994年政府對農村衛生防疫站的資金投入占防疫站收入的份額為40.2%，1997年這個比率下降到34.8%（衛生部，1999:192）。）。大多數地方的防疫站和村衛生員對預防服務（如兒童免疫和孕產婦體檢）收費，但對健康訓練卻難以收費，因此，缺少傳播健康學問和信息的樂觀性。在這種狀況下，獲得村補貼的衛生員并不必定開展健康訓練活動。

我們在案例調研中還留意到，基層衛生人員除了在醫療機構張貼宣揚畫、出售健康訓練小冊子外，極少主動地向農夫講解健康學問。因此，看到這些宣揚品并向衛生人員詢問的群體往往是患者或伴隨家人看病的人。這就不難理解，老人和育有10歲左右兒童的年輕人相對于其他年齡組、女戶主相對于男戶主、學校以上文化程度的人相對于文盲，更簡單接觸健康學問。只不過在我們的模型中，這些變量在統計上并不顯著。不同收入組的農戶在獲得健康訓練服務方面的差別是顯著的。這一結果反映出如下事實：一是非貧困戶對醫療服務的利用比貧困戶要多一些，因而可能會更多地從醫生那里獲得健康學問。二是非貧困戶對信息的敏感程度一般高于貧困戶。村莊區位的影響，可以作為對這些狀況的一個補充，即村莊距縣醫院越遠，健康學問傳遞到戶的可能性越小。

農戶收入變量的影響曾使我們以為，在收入越高的地區，農戶獲得健康訓練的可能性越大。然而Logistic分析表明，相對于甘肅省，廣東、河北和四川省的農戶獲得健康訓練的可能性較小。這種現象的背景在于近20年來扶貧項目從經濟部門擴展到社會服務領域，一些貧困地區很可能由于來自中心政府和國際組織的衛生干預行動而在健康訓練方面處于領先地位。例如世界衛生組織、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和世界銀行的衛生救濟項目，幾乎都包含了改善信息管理和強化疾病預防的內容。這些項目一般由國際組織和上級政府聯合資助。1999年，甘肅省1/2以上的樣本縣都獲得了上級政府的衛生項目撥款。其中，獲得撥款數額最高的是徽縣，達到2816萬元。這個縣的公共衛生服務掩蓋率也明顯高于其他樣本縣，例如，該縣樣本中有96.8%的農戶曾經獲得健康訓練。這個結果或許恰恰支持了Dreze和Sen的看法，即公共衛生服務的供應并不僅僅取決于國家或地區的收入水平。在低收入地區，政府通過收入再安排和公共支持，完全可能實現較為廣泛的服務可及性(DrezeandSen,1989)。

四、結論

從以上描述統計和分析統計結果可以歸納出這樣一些結論：(1)在農村預防服務中，兒童免疫項目取得了高掩蓋率的成就，但健康訓練依舊是薄弱環節。這表明，農村基層預防服務尚未適應當前流行病模式的轉變。(2)個人變量對健康學問傳遞到戶的影響并不顯著，但是，貧困戶與非貧困戶相比獲得健康訓練服務的可能性較小。在享受其他公共衛生服務方面，貧困戶的掩蓋率也低于非貧困戶。這些都顯示出貧困人口屬于健康風險較高的群體，或者說屬于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