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論儒家傳統家訓中的生態倫理教化

[摘要]儒家傳統家訓中蘊含不少生態倫理教化思想，如取用有度，珍惜資源；愛惜物命，樂善好生；隨順自然，不違自然之法等。在具體實踐上采取了規范引導與嚴格踐行相結合、填寫“功過格”知非改過、注重家風的熏陶、通過家庭聚談會以及福報、因果勸喻等不少卓有成效的途徑和手段。儒家傳統家訓的生態倫理教化理論和實踐為我國生態文明和道德文明建設提供了可資借鑒的倫理文化資源。

[關鍵詞]儒家；傳統家訓；生態倫理；道德教化

生態文明概念雖是近年提出，但生態文明觀念卻在中國有著其深厚的思想淵源尤其是儒家倫理思想淵源。中國傳統家訓作為儒家倫理思想及教化的載體，其中的生態倫理思想及其教化實踐值得我們研究和發掘，以便為我國的生態文明和道德文明建設提供參考借鑒。

一、儒家傳統家訓中的生態倫理教化思想

家訓是隨著家庭的產生而出現的一種教育形式，而且隨著家庭性質、形式、結構、功能的變化而不斷發展變化。一般是指父祖對子孫、家長對家人、族長對族人有關治家理財、修身處世等的教誨訓示，也有一些是夫妻間的囑告、兄弟姊妹間的誡勉、勸喻，或者后輩賢達者對長輩的建議與要求。盡管有文字資料記載的家訓思想具有三千年之久的歷史，然而，作為真正意義上的全面而系統的家訓則是進入封建社會以后才出現的，而對中國社會生活發生影響的家訓應該說是在漢代儒家思想占統治地位以后，并且后世所有有影響的家訓著作中無不貫穿著占“獨尊”地位的儒家思想觀念。因此，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甚至可以說，中國古代的家訓文化實際上是儒家的家訓文化。

儒家傳統家訓的生態倫理教化思想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

(一)取用有度，珍惜資源

中國傳統思想中，珍惜自然資源的觀念早已有之。先秦時期，管子就提出對自然資源要根據時節封禁和開發(“以時禁發”)的合理思想。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傳統倫理思想的“愛物”、“惜物”思想主要包含兩個方面的要求：一是取之有度，用之有節，不要為了自己的私欲而無度地掠奪自然資源；二是根據生物的生長規律合理加以利用，取之有時，不能不分季節地濫伐、濫捕、濫用。如《呂氏春秋》就要求：“孟春之月……禁止伐木，無覆巢，無殺孩蟲胎夭飛鳥……”這些愛護自然資源、防止過度索取的思想在儒家傳統家訓中得到充分體現。無論帝王、官宦還是黎民百姓之家的家訓，教化家人、子弟厲行節儉，力戒奢靡、貪婪的內容都占據較大的份量。

譬如唐太宗李世民在其為教誨太子李治而撰寫的家訓《帝范》中，就要李治注重崇尚節儉，不要浪費物力，指出：“夫圣代之君，存乎節儉。富貴廣大，守之以約。”(《崇儉》)他還說，人君雖富有四海，但若“好奇技淫聲、鷙鳥猛獸，游幸無度，田獵不時”，那就會徭役繁重，人力枯竭，農桑荒廢，國家危傾(《誡盈》)。清康熙皇帝為訓戒皇家子孫，在《庭訓格言》中指出：“世之財物天地所生以養人者有限，人若節用自可有余，奢用則頃刻盡耳，何處得增益耶?朕為帝王，何等物不可用，然而朕之衣食毫無過費，所以然者，物為天地所生有限之財而惜之也。”貪心殘暴的欲念不消除，必然會加重對自然資源的索取，對民生的剝奪，從而使自然承擔更大的產出壓力，甚至會造成對生態環境的巨大破壞。

一般官吏、百姓的家訓在論及治家時無不極力倡導儉約立世。如清代蔣伊的《蔣氏家訓》中就強調：“不得從事奢侈，暴殄天物。廚灶之下，不得狼籍米粒。”清康熙時曾任江南學政和禮部尚書等職的許汝霖針對攀比繁華、追求享受的不良社會風尚專門訂立了《德星堂家訂》這部家訓，對宴會、衣服、嫁娶、兇喪、安葬、祭祀等作了力戒奢侈、非常切于日用、具體詳細的規定。如對喪葬禮儀的規定就包括置辦壽器、蓋棺、開喪、殯葬等。但這些規定卻是簡樸而隆重、盡禮而不從俗。比如，成殮時“衣裘之屬，務求完整，金珠之類，勿帶纖毫”；定下喪期后，一切節儉，“吊唁者，祭無牲牢，幛無綾緞；款待者，饗無腥酒，送無犒程。”絕不能誦經禮懺、鼓樂張席筵。尤為難能可貴的是他告誡子孫要用祝壽、祭祀等省下來的錢，濟孤寡、助婚喪、立家塾。

(二)愛惜物命，樂善好生

中國傳統哲學思想中的“天人合一”、“天地萬物一體”觀念對于儒家家訓倫理文化影響極大。在人類與動物的關系上，孟子是較早提出珍惜動物生命、保護動物資源這一問題的思想家。他認為人之所以為天下貴，就在于人之心性與天相通。為此，他主張人類應該“恩足以及野獸”，仁人君子應該“遠庖廚”(《孟子·梁惠王上》)。這一樸素的憫物愛物、樂善好生觀念，將人道思想推人及物，對后世的家訓等產生了較大的影響作用，然而將這一思想貫徹于家訓之中，南宋袁采的《袁氏世范》恐怕是開了先河。在這部被譽為“《顏氏家訓》之亞”的家訓中，袁采專門論述了憐惜動物的問題。他指出：“飛禽走獸之于人，形性雖殊，而喜聚惡散，貪生畏死，其情則與人同。”因而，“物之有望與人，猶人之有望于天也”。他要求家人天氣寒冷時，經常去檢查一下牛馬豬羊雞狗鴨的圈窩是否遮風擋寒。他認為“此皆仁人之用心，見物我為一理也。”康熙的《庭訓格言》強調在食用動物上要講究“義”。指出：“古者大烹，為祭祀則用之，為賓朋則用之，為養老則用之，豈以恣口腹為哉?”他說自己過壽及逢年過節時均“諭令少殺生”。為了教育子孫好生萬物、取用有度，他援引《禮王制》中“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以及《論語》中“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的話，要求他們學習古之圣賢，“于犧牲禽魚之類，取之也以時，用之也以節”。紀曉嵐針對三子喜愛“張羅布網”、捕殺動物的愛好，專門寫信要他不可妄殺生命。清代官至文華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的張英在其家訓《聰訓齋語》中告誡兒子“戒殺生以惜物命，慎翦伐以養天和”。

有的家訓將“愛惜物命”提到了“養心”、“求仁”、“積德”的高度，極力抨擊濫殺動物以滿足口腹之欲的行為。明代東林黨首領高攀龍在《高子家訓》中說：“少殺生命最可養心，最可惜福。一般皮肉、一般痛苦，物但不能言耳。不知其刀俎之間何等苦惱，我卻以日用口腹，人事應酬，略不為彼思量，豈復有仁心乎?”因而，他要家人待客時少用肉肴，兼用素菜，以少殺生命，積德行善。在佛教界流傳甚廣的明代袁黃撰寫的《訓子言》說：“何謂愛惜物命?凡人之所以為人者，惟此側隱之心而已。求仁者求此，積德者積此。”他認為前輩所講的“聞殺不食，見殺不食，自養者不食，專為我殺者不食”的四不食之戒，如果能夠遵守，慈善之心就能夠有效地得到培養。當然，在保護生命上，袁黃甚至認為連“求絲煮繭，鋤地殺蟲”的事都是不對的，這就有些迂腐了。

傳統家訓不僅反對任意殺生以圖口腹之欲，甚至反對養鳥、摧殘小動物之類的行為。康熙年間的進士彭定求作的《治家格言》中告誡子弟“養雞鴨，不養鳥”。清代鄭板橋還深刻闡述了反對“籠中養鳥”的道理。他在給堂弟鄭墨的信中要求對自己52歲才生的幼子進行愛護動物的人道教育。他說自己平生最不喜籠中養鳥，因為“我圖娛悅，彼在囚籠，何情何理，而必屈物之性以適吾性乎!”叮囑堂弟不要將蜻蜓、螃蟹作為兒童的玩具，因為這些小動物不過一時片刻便折拉而死。信中還說，即便是最毒的蛇蚖蜈蚣豺狼虎豹也不能隨意殺害，而應驅之、規避則可。他說“天既生之，我何得而殺之?若必欲盡殺，天地又何必生?亦惟驅之使遠，避之使不相害而已。”這里固然有天命論的思想，但我們更應看到其指導思想還是要從小事抓起養成孩子善良的愛惜物命觀念。他信中要求堂弟高度關注兒子這一品質的培養，強調“我不在家，兒子便是你管束，要須長其忠厚之情，驅其殘忍之性，不得以為猶子而姑縱惜也。”

(三)隨順自然，不違自然之法

隨順自然，不違自然之法的觀念在我國源遠流長。先秦時期道家創始人老子就主張生長萬物而不據為已有，推助萬物生長而不自恃有功，引領萬物而不宰制它們；要“常善救物，而無棄物”，將惜物視作天然本分(《老子》)。宋代大儒程顥更將人與環境的關系作了生動類比，論述了人應該關愛自然環境、與自然和睦相處的道理。他說“若夫至仁，則天地為一身，而天地之間萬物為四肢百體，夫人豈有視四肢百體而不愛者也?”

傳統家訓的作者，還非常重視保護家族居住地區的生產和生活環境，在長期與自然打交道的過程中，形成了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樸素觀念。《袁氏世范》告誡鄰里要及時疏浚河塘，保護水源，批評“三月思種桑，六月思筑塘”的民諺是無遠慮的腐見，強調“池塘、陂湖、河埭，蓄水以灌田者，須于每年冬月水涸之際，浚之使深，筑之使固，遇天時亢旱，雖不至大稔，亦不至于全損。今人往往于亢旱之際，方思修治，至收刈之后，則忘之矣。諺所謂‘三月思種桑，六月思筑塘’，蓋傷人之無遠慮如此。”袁采不僅號召鄉鄰共同參與興修關系生存家園的水利事務，而且號召大家廣種樹木。他說“桑果竹木之屬，春時種植甚非難事，十年二十年之間，即享其利。”生活在浙東水鄉的虞東蔣山夏氏家族，在宣統年間制訂的族規中明文規定不許族人在水壩上拴牛、壩中浴牛，不準在湖邊罱泥，違犯者輕則賠償重則罰款。理由是在壩上拴牛、壩中浴牛容易導致堤壩倒塌；而在湖邊罱泥則容易導致河堤潰決(《公立禁單·卷一》)。為使水土不被破壞，保護農業生態環境，有些宗族法規定，族人必須保護山林，秋天防火，春天護苗，砍伐草木講求季節，違者“重責三十板，驗價賠還”。

有些家訓作者甚至以自然現象教誨、啟迪子弟明白人要尊重自然規律、與生態環境和諧相處的道理。例如，張英在其家訓《聰訓齋語》中說自己平生酷愛看山種樹，寄情園林花草。“以田為本，于隙地疏池種樹，不廢耕耘”。他借自己盡享山林之樂，不僅告誡兒子融人自然可以習得攝生之法，修身養性，消除各種“嗜欲”，而且要其體驗人性與自然融合為一之理，從理論上深刻闡述了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理念。張英以花木生長為例，告誡后輩要隨順自然、尊重自然規律。他說：“如一樹之花，開到極盛，便是搖落之期，多方保護，順其自然，猶恐其速開，況敢以火氣催逼之乎?京師溫室之花，能移牡丹、各色桃于正月，然花不盡其分量，一開之后，根干輒萎，此造化之機，不可不察也。”他以花發四季之不同，引導子弟體察不違自然之法的“天地造化之理”。他說：“嘗觀草木之性，亦隨天地為圓轉。梅以深冬為春，桃李以春為春，榴荷以夏為春，菊桂芙蓉，以秋為春。觀其枝節含苞之處，渾然天地造化之理。故日‘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二、儒家傳統家訓生態倫理教化的實踐

儒家傳統家訓中的生態倫理教化，注重教化理論與實踐的統一，采取了不少卓有成效的途徑和方法手段。

第一，規范引導與嚴格踐行相結合的方法。

為了培養子弟、家人關愛自然、愛惜物命、節約資源的品德，我國的許多家訓作者都運用了不少有價值的生態道德踐履形式。蔣伊在家訓中就嚴格要求家人通過遵循道德戒律的方式在生活中養成相關道德品質。為了培養子弟愛惜生命的生態倫理意識，他規定把每月初一、十五兩日定作“放生日”。在“放生日”里，“家中戒殺，勿食牛犬肉”；若是趕上“祭祀婚喪及仕宦喜慶，俱市五凈肉，不得特殺。”要求“子孫世世守之”(《蔣氏家訓》)。這樣的活動不僅有利于提醒子弟涵養愛惜物命的善良之心，而且對于相應的道德習慣的養成也確有很大的促進作用。

許汝霖針對當時社會奢侈浪費、追求享受的不良社會風尚，在《德星堂家訂》中作了非常具體而嚴格的規定。例如婚宴會只上十二道菜；招待來客只用本地產的魚肉雞鴨，“燕窩魚翅之類，概從禁絕”，“閩廣川黔之味，悉在屏除”。他還規定，如果客人要逗留幾日，那么中午只上兩個菜一個湯，晚上也只有三個菜一斤酒。他要求嚴格遵守，不得超過標準。做過禮部尚書的人家如此的待客標準，恐怕連普通的殷實人家都不如。

第二，填寫“功過格”知非改過，涵養道德情感。

功過格是我國古代特別是明清時期廣為流行的一種修養方法，這種方法要求人們將自己的日常行為分別善惡對照預訂的功過條文逐日記錄以考查功過。研究明清功過格的美國俄勒岡大學教授包筠雅(CynthiaJ．Brokaw)博士在其著作《功過格——明清社會的道德秩序》一書中這樣解釋功過格：“它通過特定形式表達出對道德(以及非道德)行為及其后果的某種基本信仰。其中列有具體的應遵循或應回避的事例，以此揭示對約定俗成的道德及對善的信仰，而這種善是由許多不同的、價值各異的、個別的善行實踐構成的。”我國古代最早的功過格是出現于12世紀后半期的《太微仙君功過格》。作者是金代的道士又玄子。但這種修養方法真正流行起來，還是由于袁黃家訓以及他修訂的《功過格款》的傳播。

袁黃在家訓《訓子言》中就向兒子介紹了自己通過填寫“功過格”方法砥礪人道德行的具體方法。他在家訓后附錄的《功過格款》中，將“功格”和“過格”各分為50條，每一條都標有做此事后應得的分數。其中涉及生態、環境倫理的“功格”如：“救一無力報人之畜命”，“準三功”；“瘞一自死禽獸”，“準一功”；“接濟人畜疲頓一時”，“準一功”；修橋、賑窮、疏河等等善事，每捐百錢折算一功。“過格”中則規定：“殺一有力報人之畜命”，“準五過”；“殺一無力報人之畜命”，“準三過”；“暴殄天物”，“百錢準一過”等等。袁黃要求兒子每天晚上認真填寫，告誡兒子這樣“日日知非，日日改過”，月月相比，仁愛物命之心就得到了培養。袁黃認為只有對人們的善行進行精研明辨，才能做到真正的行善積德，否則徒勞無益。如何積善呢?袁黃講了十種途徑，其中之一就是“愛惜物命。”對每一種積善方法，他都或舉例、或論述，給予指導。第三，注重家風的熏陶。

家風，又叫門風，是一個家庭在世代生息、繁衍過程中形成的較為穩定的生活作風、傳統習慣、道德面貌。純樸、正派的家風對于子弟、家人良好道德品行尤其是家庭道德觀念的形成和鞏固有著重要的影響。陸游在《示子孫》詩中教育子孫耕讀并重時，談到了家風對這一規范的作用。詩中寫道：“為貧出仕退為農，二百年來世世同。富貴茍求終近禍，汝曹切勿墜家風。”上文提及的蔣伊、許汝霖、鄭板橋等都非常注意樹立節儉戒奢、愛物惜命、樂善好生等良好家風，依賴這種家風的熏陶，對家人、子弟進行潛移默化的生態倫理道德教育、指導和規約。

第四，通過家庭聚談會以及福報、因果等勸喻手段引導家人子弟向善，融洽人與自然關系。

《龐氏家訓》規定每月初十、二十五兩天召開家庭會議，合家老小，都來參加。會上，各人講述半個月來的勞動生活情況及所見所聞，“或善惡之當鑒戒，或義所當為，或事所當己者，彼此據己見次第言之。各傾耳而聽，就事反觀，勉加檢點。”這種家庭聚談的生活會收到了“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的效果，是一種很好的勸喻方式。另外，一些家訓用天命、福報學說引導家人節約資源、愛惜生命。據《宋史·陸九韶傳》記載，為了加強家人的道德教育，“九韶以訓誡之辭為韻語。晨興，家長率眾子弟謁先祠畢，擊鼓誦其辭，使列聽之。”唱詞是：“聽，聽，聽!勞我一生天理定，若還懶惰必饑寒，莫到饑寒方怨命，虛空自有神明聽。聽，聽，聽!衣食生身天付定，酒肉貪多折人壽，經營太甚違天命。定，定，定!”清代張英在《聰訓齋語》中向子弟傳授了慈、儉、和、靜四字“致壽之道”。他對“慈”的解釋是：“人能慈心一物，不為一切害人之事，即一言有損于人，亦不輕發，推之戒殺生以惜物命，慎翦伐以養天和，無論冥報不爽，即胸中一段吉祥愷悌之氣，自然災滲不干，而可以長齡矣。”他在談到能常享山林之樂的條件時說了“道德”、“文章”、“經濟”、“福命”四條，而“道德”就是以寬容、仁愛之心待人處世，這樣天地才能“容其隱逸”，鬼神才能“許其安詳”。盡管這種說法顯然充滿迷信色彩，但就其教子不害人、惜物命的內容而言還是具有積極意義的。

還有不少傳統家訓將儒家修身學說與佛教因果報應思想糅和在一起，教化家人敬畏自然，樂善好生。袁黃《訓子言》在“積善之方”這一部分，不吝篇幅，一氣列舉了十個行善事得福報的事例，向兒子論證《易經》所說“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的道理。他告誡兒子，“天地在上，鬼神難欺”，自己的過錯雖然隱微，而鬼神實際上已經看見了，所以有錯就要改正。

上述家訓教化，固然有濃郁的鬼神迷信色彩，屬于唯心主義的無稽之談，但在當時條件下，也能對人們的奢侈浪費、暴殄天物、殺生等做法起到震懾作用，從勸人向善、趨善避惡、順應自然、愛護自然、愛物惜命的初衷看，都是值得肯定的，也是可以理解的。

三、儒家傳統家訓中的生態倫理教化對我國道德文明建設的借鑒意義

儒家傳統家訓在人與自然、人與動物的關系上的生態倫理教化理論和實踐，拓展了儒家“仁民愛物”倫理思想社會教化的視角和領域，盡管家訓文化隨著時代的發展而衰落了，但其生態倫理教化理論和實踐，對我國道德文明建設仍然不無借鑒意義。

首先，儒家傳統家訓的生態倫理教化為我國生態文明社會建設提供了可資借鑒的倫理文化資源。

當今人類社會，就整體而言，由于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相互促進，其道德風貌自然呈上升趨勢。況且人口爆炸、能源危機、生態失衡三大問題也迫使人們不得不把世界作為一個統一的整體而對待，增強了“地球村”的“村民”意識。但同樣我們也應該看到，由于人類的貪欲，對環境的破壞日益加劇，每年都有嚴重的自然災害威脅著許多國家、地區人們的生命和財產的安全。人們為滿足自己的需要而濫砍濫伐森林，濫捕野生動物，致使大批生物滅絕，許多珍稀動物成了某些人的腹中之物。據報道，全世界共有500種動物受到絕種的威脅，每天平均有3種動物或植物從地球上消失。到上世紀末，人類已知的動植物中已經有20％徹底消失。為了我們人類的生存環境，儒家家訓中人與自然和諧、“愛惜物命”、憫物好生等調節人與其他動物關系的倫理準則越來越顯得充滿智慧，越來越展現其重要的現代價值，值得我們在生態文明社會建設中學習、借鑒。

其次，繼承傳統家訓中崇儉、禁奢等生態倫理觀念，努力節約資源，適度、合理地索取自然。

從世界視野看，一方面是物質生產的極大發展，一方面是南北對立、貧富懸殊，非洲地區等很多不發達國家的人民基本生活都無法保證，疾病得不到醫治。從國內看，我國經濟迅速發展的同時，也造成了奢侈浪費、享樂主義的不良社會風氣。最新統計顯示，中國已是全球豪華汽車購買力最強的國家之一。2009年前7個月，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