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論“無有眾苦，但受諸樂”——從《受戒》看汪曾棋的佛教文化意識

論文關鍵詞:汪曾棋《受戒》佛教文化人性歡樂

論文摘要:和尚戀愛在中國傳統文學中是一個禁區.汪曾棋的《受戒》卻將宗教與愛情，佛性與人性和諧地融為一體.《受戒》消解了佛教作為信仰的嚴肅性，漠視佛教的清規戒律，張揚人性，倡揚人們充分地享受生活，回到“人間佛教”中，構建了一個“無有眾苦，但受諸樂”的美好世界。這是《受戒》中體現的佛教文化意識，也是中國傳統思想文化以儒家為主流，儒道佛教精神共同構成的藝術化的人生.

汪曾棋的代表作《受戒》發表于1980年們匕京文藝》，講述了一個小和尚明海和農家少女小英子的純真戀情，概而言之，就是和尚戀愛的故事。和尚戀愛在中國傳統文學中是一個禁區，有違教義，作家往往避開或者持一種貶斥的態度。在佛教教義中，現實的人生是一片苦海，“諸行無常”，“諸法無我”，有的只是“八苦”，即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愛別離苦、怨僧會苦、求不得苦以及五陰盛苦。造成諸苦的原因在于“無明”(愚迷暗昧，不明佛理)和“渴愛”所引起的貪和欲，從而導致生死輪回。因此就要念經、修行、持戒、徹底斷滅人在世俗中的欲望，達到無苦“涅架”的境界。顯然，佛教是主張克制、壓抑、甚至消滅眾生的各種欲望包括愛欲，達到無愛無欲、無死無生、寂滅一切煩惱、圓滿一切功德的至高境界。

但在汪曾棋的小說《受戒》中，我們看到的卻是截然不同的景象。小說描寫了一幅其樂融融的生活情景，人們在這里自由快樂地生活著。本來，佛教象征著信仰，可小說完全消解了佛教作為一種信仰的嚴肅性及其修行的莊嚴性。《受戒》中和尚出家之地叫“草莽庵”，庵本住尼姑，和尚應住在廟里才符合佛理，在小說中卻產生了錯位，本是菩提庵還被人們叫訛成了草蕎庵。仁山，作為廟里的方丈，他的工作本應是做法事、念經，可他在廟里不穿襲裝，袒露著肚子，跟拉著僧鞋，一天到晚抱著算盤做會計，好似店里的小伙計。當然他們偶爾也做法事，常做的是放焰口，可莊嚴的法事被他們這么一弄也變成了耍把戲似的:“幾十個和尚，穿繡花裝裝，飛饒。……這哪是念經，這是耍雜技。”明海出家既不是為逃離人間苦海，也不是尊崇佛教信仰，而是為現實的功利目的所誘惑的:“當和尚有很多好處。一是可以吃現成飯。……二是可以攢錢。……積攢起來，將來還俗娶親也可以;不想還俗，買幾畝田也可以。”和尚，在當地成為一種有利可圖的職業，明海受戒也是為了領一張和尚的合格文憑而已，傳統意義上的佛教價值觀在小說中轟然瓦解.

既然漠視佛教信仰，那么讓這些出家和尚格守佛教的清規戒律也必然是一種不可能。佛家講戒、定、慧三學，以戒為首，由戒生定，由定生慧.佛祖入滅前曾有弟子問:“您走后我們依靠誰?”佛祖慈悲教示:“己戒為師!’’但在《受戒》中，我們完全看不到“戒”的跡象。佛教講“五戒，’，戒殺、戒盜、戒淫、戒妄、戒酒。可革莽庵的和尚們“吃肉不瞞人。年下也殺豬.殺豬就在大殿上.一切都和在家人一樣，開水、木桶、尖刀。”不同的是要在豬升天的時候念一道“往生咒”。事實上，這是一道虛偽的形式，本質上己觸犯了殺戒.更具諷刺意味的是這里的和尚大大觸犯了淫戒.和尚二師父仁海帶著老婆來庵里避暑，善因寺的方丈石橋有一個貌美的年輕女子，三師父仁渡的相好有好幾個，還赤裸裸地唱著情歌等妄語，小明海和小英子更是在佛門圣地里兩小無猜、情投意合、自由自在地成長和戀愛，這明擺著犯了淫戒，可“在這個庵里無所謂清規，連這兩個字也沒人提起，”可見，佛教的清規戒律在他們眼里形同虛設。沒有清規戒律，他們活得舒心無憂，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當家的當家，乘涼的乘涼，風流的風流，戀愛的戀愛，完全和常人一樣，率意隨性地過日子.尤其是明海和英子的戀愛更是描寫的如樂園一般溫馨可人.他們白天不緊不慢地踩著車軸上的拐子，輕松自在地唱著山歌，晚上并肩坐著聽青蛙打鼓，寒蛇唱歌，老婆婆紡紗，看螢火蟲飛來飛去，看天上的流星滑過，多么和諧美好的俗世人間!大自然的一景一物是那么地歡樂，人們也是那么地愜意，小英子和明海的戀情也在大自然的清風軟語中漸濃。小英子故意用腳踩他的腳，明海看著“在柔軟的田埂上留下的一串腳印”，“傻了”，他“身上有一種從來沒有過的感覺，他覺得心里癢癢的。這一串美麗的腳印把小和尚的心都搞亂了’，.而“搞亂”也是一時，當明海在善因寺受完戒回來，小英子得知明海將前途光明地當上沙彌尾或方丈，忍不住將內心的真實情感大膽地說出來:“我給你當老婆，你要不要?”明海開始只是“嗯”，最終大聲地宣布:‘要!’，沒有忌諱、沒有壓抑、沒有矛盾、沒有兩難，性愛，被表述成為一種如水一般流淌、再自然不過的事情。宗教與愛情，人性與佛性，和諧地融合一體。

在和尚戀愛的傳統文學作品中，人性和佛性往往是對立、沖突的，主人公往往處在情佛兩難的矛盾中苦苦掙扎，最終在痛苦無奈中放棄愛情，阪依我佛。例如蘇曼殊的《斷鴻零雁記》，三郎與靜子談詩作畫，情投意合，互相愛戀，母親和姨媽也有意將靜子許配給三郎，可三郎終因“三戒俱足之僧，永不容與女子共住也”為由拒絕了靜子，最后不得不逃離靜子的愛。作出逃離的選擇對三郎而言何其艱難，文中的心理描見證了情與佛的碰撞沖突使三郎的內心充滿無奈和痛苦，“還卿一缽無情淚，恨不相逢未剃時”。三郎“初以戀親而離佛，繼以畏佛而拒愛，終以拒愛而棄親。既以拒愛而棄親矣，又復千里吊愛，似俗非俗，此蓋宗教與愛情之沖突點也”。佛教認為“愛為穢海，眾惡歸焉”。阪依我佛，就必須遵守戒律，舍棄女色，斬斷情根，才能領悟佛門禪理，進入涅架境界。

但是，在汪曾棋的《受戒》中，我們看到的是佛國的清修與俗世的幸福，僧徒的功德與凡夫的愛欲，兩者是兼而得之、互不沖突的。它反映了汪曾祺本人對于佛教與人生關系的一種見解。“在作者看來，佛不是要人斷絕人生樂趣，而是要人們在佛智的啟導下充分地享受人生的歡樂，佛性與人生之至高境界是一而不二的，是融會在一起的.”因此，汪曾棋在小說《受戒》中正視人的各種欲望，宜揚人的愛欲，并且無意于用各種清規戒律來禁止它。相反，在“佛性”與“人性”當中，他選擇了人性的解放和張揚，在“佛性”與“人性”融匯之中，“無有眾苦，但受諸樂，’

七情六欲，人皆有之，任何一個人都難把凡間事物一刀了斷。《圓覺經》云:“若諸世界，一切種性:卵生、胎生、濕生、化生，皆因淫欲而正性命。”可知眾生的存在與淫欲密切相關，淫欲的煩惱在人類世界是難以戒絕的，而否定、壓制人的各種本能欲望包括愛欲也是對人性的扼殺，不合人之情理。汪曾棋在談到他的《受戒》時也說:“我認為和尚也是一種人，他們的生活也是一種生活，凡作為人的七情六欲，他們皆不缺少，只是表現方式不同而已。汪曾棋在小說中描述著和尚有滋有味地過日子，正是將佛教世俗化的表現。佛教以慈悲為懷，慈，即慈愛眾生，給予快樂;悲，即憐憫眾生，拔出困難。可是，“佛教文化并不是在任何時候都可以成為普度眾生的良藥，現代意識的復蘇可能沖擊佛教的某些理念”。佛教文化是中國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自印度傳入中國以來，就在中國“漢化”和“民族化”，不少統治者和一些社會改革家對佛教不斷進行改造以適應中國國情和民情.1913年，太虛大師呂淦森和楊仁山等人在南京創設了中國佛教協會，提出了教一理革命、教制革命、教產革命三大口號，使佛教回到人間并世俗化。20世紀60年代以來，以星云大師為代表的一些出家僧侶和在家修行的居士極力推行“人間佛教”的佛教改革。佛教能在中國扎根和發展，不僅是有識之士推崇并改革以適應中國的結果，也是“廣泛深厚民間信仰的結果”(s(.民間信仰與宗教改革者共同推動著佛教在中國的世俗化和人情化。隨著中國現代化進程的發展，現代意識己在人們心中扎根發芽，人們對佛教的認識更是給予了重新思考.生活在20世紀20年代至90年代的汪曾棋經歷了本世紀中國歷史上的各種革命運動和文化變革，發表《受戒》之時正是在經歷十年文革浩劫之后，思想解放的春風吹來了百花齊放的良好藝術氛圍。一路走來，深受傳統文化儒釋道浸潤的汪曾棋對于中國傳統文化也有一定的思考和反省.汪曾棋認為，一個真正具有中國色彩的人，與中國的傳統文化是分不開的，中國人應該接受中國傳統思想和文化的影響。但卻不能因此精華與糟粕全收。

汪曾棋從小就生活在相當佛化的家庭氛圍中，他的祖父、祖母、繼母包括家里的擁女大蓮都是虔誠的佛教徒.汪曾棋家里常做法事，童年時代就浸染了經聲法號，上學后，他就讀的小學旁邊是一座承天寺。1937年，因侵華日軍占領江南，他隨父親等人到庵趙莊上的和尚庵住了半年，小說《受戒》中的草莽庵的原型即是此庵，人物原型也多取自于此.汪曾棋去西南聯大報考的路上也深受一位高郵和尚的熱情相助.解放后，汪曾棋常與寺廟和尚交往論禪，1989年還與臺灣星云大師交談過。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汪曾棋常參觀各地的名寺古剎，觀看佛教詩文和佛事活動.他還在江蘇人民出版社的邀請下寫了一本普及型的佛教專著—《釋迎摩尼》。可見，汪曾棋本人與佛教是有不少因緣的。有人指出:“江曾棋接受佛教的影響是客觀存在的，多與少只是程度問題。佛家—禪宗思想對江曾棋的影響，不僅反映于文學創作，而且還滲透到他的藝術觀、人生觀。”文學作品作為一種特殊的文化標志，是文化的載體和符號，包含與潛伏著共時性的文化轉換與歷史性的文化積淀。汪曾棋的佛教文化理念都會在它的作品中相應地表現出來。汪曾棋認為，佛教不應該成為生本不樂，諸般皆苦的教義，而應該掃蕩傳統的厭世情緒，倡揚人們充分地享受生活，回到“人間佛教”中，這恰是汪曾棋在《受戒》中體現的佛教文化意識。

在談到《受戒》時，汪曾棋表明作品“體現了一種內在的對生活的歡樂”“生活是美好的，有前途的，生活應該是快樂的”f81，因此，無論是版依我佛的僧侶們還是普通的俗人，他們都應該以現世為基礎，充分享受生活的美好，這樣才能感受到佛所言的“喜無量心”，也才符合佛對菩薩最根本的教導。慧能大師在《壇經》云:“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門。”離開了佛教的世俗化、人間化，佛就失去了它應有的作用。“無有眾苦，但受諸樂”，這是佛應該給予信徒的幸福生活！

因此，在汪曾棋的《受戒》中我們看到的是一個自由和諧的歡樂世界。廟里的和尚生活地自由自在、率性而為就不復贅言了，就是當地的居民也處在一種自然而然、自由自在的生存狀態中。英子一家，溫馨無憂、恬淡淳樸地生活著:趙大伯是個能干的“全把式”，什么活都能干，人又很和氣:趙大娘勤勞能干，精神好，他們男耕女織，快樂勞動，自給自足;大英子許了的人家人很敦厚，家道殷實:小英子率真、可愛，保存著最為自然的本性，快樂地成長，該戀愛的時候就和明海擁有一段純真的情愛，沒有父母的阻攔，沒有不許早戀的警告，人性如深山中的溪水一樣自然流淌，蹦躍著歡樂的水花.圍繞小英子一家交往的人們和睦相處，互幫互助，在插秧割稻子的忙碌季節里，排好日期，幾家顧一家，輪流著一起做農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