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農民工的社會抗壓能力亟待增強

C916：A1671－8402（2010）08－0138－07社會在呼吁給新生代農民工更多的人文關懷，但這并不意味著新生代農民工處于被動接受的地位，而是需要新生代農民工主動接受。新生代農民工，社會心理比較脆弱，他們雖然生活在城市，卻無法融入城市。不到半年的時間里，員工“十二連跳”出現在深圳富士康科技集團（以下簡稱富士康），一次次的自殺，在拷問著生命的重量。富士康“跳樓”事件引起了整個社會的警覺，對新生代農民工的精神危機，企業、政府和社會要給予更多關注。白巖松在中央電視臺新聞1＋1中這樣說：在富士康多次跳樓自殺的事件中，當事人的年齡大部分都在18到25歲之間，這已經是全新的一代。新一代的年輕人更多開始為自我實現，與此同時他們也在繁重工作壓力下更容易失望，甚至絕望。在富士康深圳公司，一個人員高密度企業，夢想自然就會被擠壓，社會心理的問題也就孕育其中。一、富士康員工“十二連跳”說明一個社會問題從表1中，我們發現，不到半年時間，一個個年輕生命的非正常消逝，難以用冰冷的統計數據來概括和解釋。富士康新生代農民工為何接二連三地選擇輕生？這11名選擇輕生的新生代農民工有兩個共同特點，一是年紀小，多數在18歲到24歲；二是入職時間不長，進廠工作最長的是16個月，最短的只有28天。他們中有的是婚戀和情感上遇到挫折導致，也有的是家庭出現變故造成情緒低落，更有一些人可能是由于精神異常和社會心理脆弱而造成悲劇。研究自殺論創始人法國著名社會學家迪爾凱姆總結其自殺研究，提出了三個命題：社會的人需要一個高于個人的社會目標；對這個目標所負的義務不至于使他失去自主；他的欲望應受到社會秩序給予的一定程度的限定。迪爾凱姆把這種自殺歸咎為現代工業社會的機械式生活所帶來的陣痛。這些群體更容易遭受社會失范的沖擊，更大程度地面臨現代性所帶來的異化、孤獨、疏離群體等問題。①在自殺原因上，迪爾凱姆并不完全否定個人生理上的因素。但認為那是次要的，社會原因才是主要的。他認為，當一個社會不能提供上述三項條件時，一些心理上脆弱的個人就可能會自殺。迪爾凱姆利用社會統計的方法，將自殺分成了利己型自殺、利他型自殺、反常的自殺三種類型，更提出一個觀點：即便是看起來完全屬于個人意志的自殺，在某種程度上也是社會的產物、被社會事實所決定。②富士康新聞發言人劉坤說，富士康員工在物質待遇方面是比較好的，但員工之間的人際關系卻比較淡漠。23歲的貴州籍農民工蒙某，曾與跳樓身亡的馬氏住同一個寢室。據蒙某介紹，他們寢室住了10個人，因為來自10個不同部門，平時大家基本上沒有交流，做什么事彼此不溝通，住在一起就跟陌生人一樣。蒙某來寢室住了7個月，還不知道同寢室其他9個人的姓名。蒙某回憶，馬氏出事前，曾在宿舍床上躺了三天，沒有人過問。有室友看見他大把吃藥，但也沒有問過他為何吃藥。富士康第10跳員工南某，出身單親家庭，其系獨生子，覺得自小沒有人疼愛。南某前女友今年春節回家后跟他人結婚。后交女友“五一”回家未再來公司與其分手，對南某的心理造成較大的打擊。南某好賭，已欠下數千元賭債。南某性格偏激，脾氣暴躁，日前與工友打架，后與同廠工友雇請社會上有劣跡的人員出面教訓對方，但反遭對方敲詐勒索，心里非常惱火，曾揚言報復并流露出輕生的念頭。南某的同事說，南某表面上很開朗，但脾氣暴躁，性格容易沖動。事發前一天，南某的“課長”及幾個同事曾帶他到富士康的員工關愛中心進行過心理輔導。其一位老鄉透露一個信息，南某在事發前的20日晚8點，曾對他說手機被人搶了，心情很低落，手頭也沒什么錢了，當晚不打算回宿舍。一樣的打工，不一樣的理想。不僅在富士康，在珠三角地區乃至全國都有此見證。富士康工會副主席陳宏方講了他眼中三種典型的富士康新一代人。第一種是家庭條件較好，出來不是為了掙錢，主要是看世界，增見識，學技術，然后，再回去成家立業。第二種是家庭條件差，出來打工，攢錢回家蓋房、結婚、過日子。第三種是有理想、有事業心，能吃苦，利用富士康提供的從專科到博士的培訓，實現自己的理想。這幾類人多來自偏遠農村，當他們突然來到城市，面對摩天大樓、燈紅酒綠，很容易產生失落情緒。深圳市社會科學院院長樂正對富士康跳樓事件分析后指出，這些剛踏入社會又背井離鄉的孩子，一旦出現精神困惑，在陌生的環境下又不知該向誰傾訴，這時如果整個社會的心理調適機制沒有適時跟進，很容易出現社會問題。我們在珠三角地區調查發現，一部分新生代農民工處在流動兒童時期，由于所處環境影響，就開始出現自卑、自閉、壓抑、受不了批評等心理特征。如性格內向（22.15％）、精神壓抑（16.85％）、自卑和自閉（14.34％）、不愿聽批評（11.16％）、說不清（6.23％）、性格開朗（15.25％）、自信和自尊（14.02％）。由此可見，新生代農民工的心理素質亟待提升。富士康工會在開展心理輔導講座時，曾做過類似的舉動，要求有工人能說全自己室友的名字，便獎勵1000元，同樣，絕大部分人答不出來。一位接受記者采訪的富士康員工說，在宿舍住得很悶，一個宿舍的人幾乎都不說話，大家是不同的工組，上班時間也不一樣，所以都不太認識。在這些打工者的精神世界里，充滿了荒蕪與孤獨。很少有人關心他們的內心世界與他們的精神需求，也幾乎沒有人關心他們所承受的壓力，更沒有人疏導他們的煩惱與困惑。可見，在這個龐大如中小城市的企業，員工有著迪爾凱姆《自殺論》中描述的孤立特征，個體社會關系越是孤立、疏離，人就越容易自殺。富士康員工“十二連跳”是中國企業社會問題的表現。社會問題是社會關系或環境失調，致使社會全體成員或部分成員的正常生活乃至社會進步發生障礙，從而引起了人們的關注，并需要采取社會的力量加以解決的問題。③社會學認為：凡影響社會進步與發展，妨礙社會大部分或一部分成員正常社會生活的公共問題就是社會問題。我們從下表中數據看，富士康“十二連跳”事件的確產生了嚴重的社會影響，且影響著眾多人群。據稱，富士康員工薪資不低于當地政府規定的最低標準，加班按勞動法規支付工資，免費提供工作餐、住宿，依法購買保險，享有國家規定的假期……深圳市總工會也在有關報告中說，未發現富士康存在強迫加班、嚴重超時加班等違反勞動法規現象。新生代農民工之所以應聘富士康，是因為：能按時發工資；有福利；環境好；安全；工作滿一年，每年保底加薪3％，沒有上限。在富士康廠區內，有游泳池，足球場，網吧等休閑活動的場所，等等。因此，人們公認，富士康還不算是“血汗工廠”。可見，把富士康“十二連跳”事件責任完全歸咎于企業顯然是不公平的，當然，我們絲毫不否認企業的責任，甚至地方政府相關職能部門的監管缺位。可以這么說，今天我們企業和政府只關注新生代農民工的工資和福利遠遠不夠，更為關鍵的是，我們應更加關注新生代農民工社會心理素質問題。二、增強新生代農民工社會抗壓能力的有效途徑我們關注的不僅僅是富士康的自殺現象，而是需要透過現象看本質，關注新生代農民工的生存與發展問題。富士康員工不到半年內“十二連跳”事件給了我們一個忠告：政府、企業和社會不可忽視新生代農民工社會心理素質的提升問題。在日本，企業有專門的心理健康保健組織，除了在員工有煩惱時提供咨詢外，還要求主管平時注意員工心理狀況，并定期實施心理診療。在美國，企業有專門的員工援助計劃，有專業心理人員提供指導和咨詢，為員工送上“心靈雞湯”。富士康“十二連跳”事件更值得我們深思的是：新生代農民工不再只是為了錢，更需要的是人文關懷，滿足他們的社會心理訴求。社會心理適應是新生代農民工城市適應的最高等級，是真正融入城市的標志。與社會生存適應相比，新生代農民工在價值觀念、社會心態等方面與城市居民的區別或者說差距是內在的，難以趨同。而新生代農民工只有完成了社會心理上的適應，才算完成了真正意義上的融入城鎮。④（一）身份認同與城鎮歸屬感富士康“多連跳”員工進廠時間都是比較短，多數是從學校到工廠，存在著社會閱歷淺、抗壓能力差、心理脆弱等問題，如果這時期沒有人溝通，對于新生代農民工的過大壓力、高強度的勞動，加上對未來的迷惘，這都是沖垮他們精神底線的重要因素。農民工往往既以農民的眼光看待城鎮，同時又以“市民”的眼光看待農村，他們身處城鄉這兩種相互摩擦和相互沖突的文化環境之中，成為典型的城鄉“雙重邊緣人”。深入分析新生代農民工在自我身份認同和社會心理適應問題，對于理解和探索新生代農民工融入城鎮問題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身份是社會成員在社會空間中所處的位置，其核心內容包括特定的權利、義務、責任、忠誠對象、認同和行事規則，以及該權利、責任和忠誠存在的合法化理由。而事實上，如果采用更為廣泛的視角就會發現，公民身份是現代社會的產物，更是社會體制現代轉型過程的產物。⑤新生代農民工身份認同主要包括自我認同和社會認同。斯特克瑞認為，為了能夠以一種有序的、內部一致的方式行動，一個人必須定義環境：即誰是環境中的他人，誰是環境中的自己。⑥定義誰是環境中的自己就是自我認同。自我認同是影響新生代農民工融入城鎮的一個重要因素。社會認同是人們對自身角色以及與他人關系的一種定位，在這里，“角色”是人們在社會中的位置，也是想象中的自身社會形象或身份，它確定了人們行為的“腳本”。⑦對每一個從農村進入城鎮的農民工來說，城鎮和農村的不同構成了一種全新的社會化力量。新生代農民工對城市的歸屬感主要是指新生代農民工對其所處的務工城鎮在地理位置上、心理上的認同感以及依賴感。農民是否選擇留在城鎮關鍵在于其對所在城鎮經濟、文化和環境的認同程度如何。⑧然而，我國城鄉二元制度的慣性使改變了職業和生活環境的新生代農民工處于城鎮體制之外，他們雖然在城鎮務工，但又“遷而不進”；雖然進入城鎮第二、三產業，加入了產業工人的隊伍之中，但又不被城鎮社會所認同，仍保留著原來的農民身份。同時，新生代農民工常年在城鎮務工的生活經歷，使他們無法再認同鄉村的社會和生活，對家鄉的歸屬感也越來越弱，慢慢失去了“鄉土記憶”。⑨這樣，新生代農民工融入不了城鎮，又不愿回到農村，可見，他們的認同目標與實現可能之間產生了沖突，從而使大量的新生代農民工在城鎮處于非城非鄉、進退兩難的一種“雙重邊緣人”的尷尬狀態，導致他們的身份認同混亂。⑩與老一代農民工相比較，新生代農民工更向往城市生活、渴望城鎮的接納，期盼市民的身份認同。近些年來，城鎮也開始將農民工納入公共服務體系。如北京市已經成立農民工管理委員會，東莞也成立了“新莞人”管理局，落實和解決農民工屬地化管理問題，對農民工做到與常住人口的同服務、同管理，切實使農民工融入城鎮、融入社區，實現農民工與本地居民的和諧相處。(11)（二）社會接納與城鎮幸福感社會接納是推進農民工市民化進程的重要步驟，促進農民工的市民化最主要的是實現農民工的普遍社會接納。然而農民工在城鎮務工，生活在城鎮，卻得不到社會的接納，城鎮對農民工實際上是“經濟接納，社會排斥”。其主要表現在：允許農民進城打工，經濟上有收入，但不承認他們是城鎮的社會成員資格，進城農民工不能平等地享受城鎮的公共服務，在住房、子女教育、醫療衛生、婦幼保健和社會保障等方面存在著歧視性政策等。調查發現，大量的新生代農民工與城鎮居民雖然“共居”于同一城鎮空間，但他們之間的交往卻是“隔離”的，可以說是生活在兩個世界。由于人為造成的先天身份的差別，新生代農民工只能處于“二等公民”的尷尬境地，在就業、生活、醫療、教育等許多方面與城里人隔著一條人為的卻又是難以逾越的鴻溝。他們在政治上得不到和城里人一樣的待遇，享受不到一個公民應有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在經濟上無法得到城鎮居民可以天然獲得的一切福利待遇，工資待遇也與城里人相差甚遠，在生活上也只能維持很低的水平。而城市居民由于先天具有的城里人身份，不需通過后天努力就可獲得許多社會公共資源，在社會生活方面能夠享受到諸多特權，在社會競爭方面占據著明顯的優勢，無論在現實利益和心理感受上都有一種優越感。這種因先天身份差別而導致的不平等很容易使新生代農民工產生自卑心理。雖然新生代農民工從心里非常希望得到城里人的承認和接納，但農民身份又使他們在面對城里人時往往顯得非常自卑，甚至會自覺不自覺地回避與城里人交往，形成自我隔離的狀況。(12)可見，新生代農民工生活在城鎮，但在精神上卻從來沒有融入城鎮，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總是一個孤獨的群體。來自城鎮居民的偏見和歧視很容易引起新生代農民工的強烈心理反應，直接傷害他們的個人尊嚴。這種壓抑的心理敵意如果長期得不到釋放，則容易導致新生代農民工的反抗行為，產生所謂的“族群對立”。(13)從新生代農民工的感受看，他們受到城鎮勞動力市場、政治文明和社會保障等各個方面的排斥，沒有被城鎮社會接納。從新生代農民工當前的居住情況看，新生代農民工的居住分布十分復雜，主要集于“城中村”中的“握手樓”，生活環境和條件都比較差，在社區關系上一般也多游離于城鎮居民之外。由于城鎮空間隔離，造成了新生代農民工與市民之間情感上的隔離，這兩大群體在許多方面是格格不入、彼此失去信任。(14)盡管市民公認新生代農民工對城鎮發展的貢獻，但他們認為，新生代農民工也是城鎮發展的負擔，特別是城鎮的較高失業率、犯罪率和工傷事故率以及城市環境的臟亂差等社會管理問題，都與進城農民工有關。正是在這種“社會排斥”的環境中，導致了新生代農民工的城鎮幸福感與市民相比較普遍偏低。天下幸福的感覺是一樣的，而不幸福的原因卻有千差萬別。新生代農民工感到不幸福的主要原因就是在城鎮找不到歸屬感，自身的需要得不到滿足。美國心理學家馬斯洛把人的需要分為五個層次，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會需要、尊敬需要、自我實現的需要，并且認為只有低一級需要滿足后才能滿足高一級需要。幸福感作為生活質量的一個指標逐漸引起重視，因為人們超越了物質生活階段就會關注自我實現，在滿足基本的物質需要之后，幸福就成為生活中更有價值的目標。幸福是一個古老的話題，也是人類在生活中追求的最高目標。亞里士多德說過：“幸福是人類存在的唯一目標和目的。”幸福是主觀和客觀的統一體。在人類生活中，只有好的客觀生活條件和高的主觀判斷相結合，才能稱之為幸福。幸福不是一種情緒狀態，而是對生活和生命的理解和領悟，是對人生價值的直接肯定。因此，幸福就是人們的一種良好的生命存在方式和生活狀態。幸福感被譽為社會心理的晴雨表。幸福感是指人們根據內化了的社會標準對自己生活質量的整體性、肯定性的評估，是人們對生活的滿意度及其各個方面的全面評價，是主體與現實生活情境的協調及自我達到完滿統一的自我認同及自我欣賞的感覺，并由此產生的積極性情感占優勢的心理狀態。(15)因此，提升新生代農民工城鎮幸福感，不僅要幫他們追討欠薪、建立社會保障制度、豐富他們的業余文化生活，更重要的是改變城鎮居民的思想觀念，改變對新生代農民工的態度，給予新生代農民工真正的人文關懷。(16)與此同時，政府和企業要教育和幫助新生代農民工增強社會責任感。所謂的“社會責任”不只是經濟責任，還包括持續發展責任、法律責任和道德責任等。就富士康而言，把企業經營好了是基本責任，讓員工很好地生存和發展也是基本責任。尊重、關心及教育員工，給員工一份真正體現其價值的工資，為員工體面地勞動、有尊嚴地生活創造基本的物質和精神條件，這是政府和企業亟待補上的重要一課。三、解決新生代農民工的社會抗壓能力急需社會工作介入任何具有一定競爭力的個人或群體都會尋求適合自己發展的生存空間，新生代農民工也不例外。然而，現有的制度和政策，卻對這一群體進行了諸多的限制和排斥，于是一系列重大的社會心理問題便由此埋下了伏筆。根據新生代農民工獨特的群體特征及由此引發的諸多問題，社會工作者需從以下幾個方面介入。（一）社會工作模式：建構社會支持網絡富士康“十二連跳”背后，反映出中國社會在兩個方面存在的缺失。一是社會支持系統網絡缺失；第二就是情感護理、心靈撫慰系統缺失。中南大學教授、中國心理衛生協會危機干預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肖水源告訴記者，應該重視連跳事件中當事人的精神障礙問題，并對潛在的高危人士進行積極干預。根據富士康提供的案例報告，至少一半的自殺者患有精神障礙。肖水源向時認為，富士康員工之間缺乏溝通交流的渠道，即使有傾訴的主觀愿望也沒地方講，很難形成員工之間互相支持的社會網絡。宿舍里的人都相互不認識，要去外邊又那么遠。因此當員工存在精神健康問題，甚至有自殺傾向時，很難發現并及時獲得有效幫助。社會支持是與弱勢群體的存在相伴隨的社會行為，一般是指來自個人之外的各種支持的總稱，通常分為正式支持與非正式支持兩類。前者指來自政府、社會正式組織的各種制度性支持，主要是由政府行政部門，如各級社會保障和民政部門，以及準行政部門的社會團體，如工會、共青團、婦聯等實施。后者則主要指來自家庭、親友、鄰里和非正式組織的支持。(17)社會支持網絡的基本思路和過程是：整合社會支持資源，形成相互聯系的支持網絡，提高支持的整體效能→傳遞社會支持，幫助弱勢群體建立自己的社會支持網絡→被支持方通過網絡攝取各種社會資源→被支持方自主開展互助與自助，解決自身的困難。社會工作在運用社會網絡概念時，不僅用網絡方式來分析案主的社會關系狀況，而且通過介入網絡來幫助案主建立社會支持性關系，從而發現、發掘并獲得潛在于案主社會關系中的社會資源。“個人網絡工作”、“自助群體”、“組織網絡聯系工作”和“社區網絡聯系工作”常常是社會工作者建立社會支持網絡的四個層面。(18)新生代農民工的現有社會支持主要來自于血緣、地緣關系的“熟人關系網絡”（也稱作先賦關系），而來自政府、企業和民間組織等三大部門的支持力量卻是非常薄弱。在擇業、就業上，親屬、朋友、同鄉的作用舉足輕重，而且在城市生活過程中，碰到困難，最先求助的對象主要還是親屬和朋友等。但是，僅靠這種單純的血緣、地緣關系的“熟人關系網絡”是遠遠不能適應城市生存環境的，城市是不同于鄉村的生活場景，它是現代生活的舞臺，需要建構一套適應城市生活環境的社會支持系統，這也是為什么會出現這么多農民工問題的重要原因。(19)但是，社會支持網絡的形成與發展不能建立在自發編織的基礎之上，而必須通過社區工作者的努力，調動社區各方面的資源，協調各方面的關系，整合社區的力量，積極推動社會支持網絡體系的構建。社會工作專業人員應透過社區教育的工作原理與方法，指導企業如何處理新生代農民工進廠所帶來的新情況和新問題，并把他們組織起來促進和引導這個過程。如策動企業、社區、組織和個人聯系起來，采取多種形式，協助新生代農民工在企業和社區重新建立起有效的社會支持網絡，幫助自己，服務社區。只有這樣，新生代農民工的工作和生活才會有一個良好的社會環境。(20)通過建立社會的支持系統，發掘其自助的潛力。在幫助新生代農民工建構現代社會支持系統過程中，要在原有的血緣、地緣關系的基礎上，重點建設政府、城市社區、民間組織或社團、用工單位等后生支持系統。讓后生支持系統與先賦支持系統相輔相成、有機結合在一起構成城市農民工完整的社會支持系統。(21)（二）社會工作方法：直接服務與間接服務社會工作方法是一個具有層次性、開放性的系統。第一，為新生代農民工提供直接服務與間接服務。社會工作方法可分為直接社會工作方法和間接社會工作方法兩大層次。直接社會工作方法主要有社會個案工作、社會群體工作和社區社會工作三種。它們都是在社會工作者與社會工作對象直接接觸過程中，來取得社會工作服務的效果的。這三種社會工作方法是產生最早、最普遍采用的社會工作方法。間接社會工作方法主要有社會工作行政、社會工作督導、社會工作研究等。它們是通過社會工作者間接地對社會工作對象進行服務的。(22)這些工作方法并不是各自獨立的，它們之間存在著必然的、有機的聯系。因此，社會工作者在實際的運用過程中，往往是幾種工作方法綜合起來一起使用，從而使之能發揮更大的效果。解決新生代農民工社會心理問題也必須將各種工作方法綜合起來使用，針對社會工作專業以上兩個干預領域。第二，為農民工解決生活困難和完成心理轉換。新生代農民工在心理上既受到了城市居民的歧視，又感受到制度方面的排斥，容易產生“鏡中邊緣人”心理、“受偏見心理”、“被剝奪心理”等心理問題，再加上在城市生活中又缺乏文化、娛樂，所以他們容易產生精神失控而做出危害社會的犯罪行為。社會工作者運用個案工作方法和團體工作方法，為新生代農民工個人及其家庭，或是某一農民工群體，提供他們所需要的服務。如向他們提供就業信息，對勞動合同、勞動保護、社會保障等新生代農民工經常遇到的法律問題提供咨詢，幫助他們解決子女入學等實際問題；幫助他們增強對社會和生活的信心，以及在城市社區的生存能力；幫助新生代農民工解決其心理問題，幫助新生代農民工恢復正常的心理狀態以適應城市的生活，減少社會沖突與社會犯罪。第三，積極開展社會行政工作。社會工作行政（亦稱社會福利行政）也是現代社會工作的專業方法之一，已成為間接服務方法的主體。它主要是為改變較大群體、較多社會成員的不利地位而在管理、計劃、政策層面上進行的社會工作，解決具有普遍性的社會問題，如貧困、殘疾人問題等。新生代農民工問題也是中國轉型期中出現的一個具有普遍性的社會問題，因此社會工作者在介入新生代農民工問題時可以采用社會行政的工作方法，(23)從宏觀上改變社會環境，調整社會結構，協調社會關系，動員各種社會力量和社會資源來幫助新生代農民工。第四，積極參與有關政策的制定，有效表達新生代農民工的切身利益。服務對象的參與是一項現實政策制定的基礎。由于新生代農民工群體自身條件和社會政策的制度安排等方面的制約，新生代農民工對關系其切身利益的政策制定缺乏應有的參與能力和意識。因此，社會工作專業人員應運用其專業身份和專業知識研究并促進有利于解決新生代農民工就業、社會保障、子女教育等問題的社會政策的制定，表達他們的需要，體現他們的權利，反映他們的問題與危機，增進政策的信度與效度，避免在執行和落實政策過程中出現術應有的偏差甚至無效的現象。第五，重建社會信任體系。由于有關職能部門和企業人文關懷工作的滯后，導致許多新生代農民工開始不信任政府和企業，政府、企業與新生代農民工之間出現了信任危機；企業拖欠工資、延長勞動時間等所作所為也讓許多新生代農民工傷透了心，“民工荒”的出現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社會工作者在重建信任體系的過程中可以起到協調和緩沖的作用。社會工作者以通過與政府、企業和農民三方建立合作伙伴關系，做政策倡導工作，推動政府政策的出臺和改變；也可以在政府、企業和新生代農民之間起協調作用，使三方有機會對話、溝通和理解，重建新生代農民對政府的信任基礎。注釋：①埃米爾·迪爾凱姆：《自殺論》，商務印書館，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