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未成年流動人口的道德現狀及其改善對策

一、背景與問題城市未成年流動人口,是兼具“流動人口”和“未成年人”兩個群體特性的特殊群體。為深入了解城市未成年流動人口思想道德水平及其發展趨勢,尤其是其“城市認同”、“道德心理與道德操守”和“人生態度與價值取向”問題,以有效探索其道德建設的規律和特點,“當代中國城市流動人口道德問題研究”課題組于2008年9月至12月在上海市展開了一次調查。據有關部門統計,2007年上海全市常住人口1858萬人,來滬流動人口約660萬人,占常住人口35.5%。其中,未成年流動人口約有200多萬人。本次調查采取了觀察、訪談、座談等多種方式,以隨機發放問卷為主要方式。共發放問卷500份,回收495份,其中有效問卷495份,有效率為99%。被調查對象大多就讀于農民工子弟學校,其中男生218人,女生277人,分別占總數的44%和56%。根據通行的做法,我們在調查中把年齡在18周歲以下的流動人口劃定為“城市未成年流動人口”,調查對象的年齡構成情況為8歲以下46人,8-12歲195人,12-16歲152人,16歲以上102人,分別總數的9.3%,39.4%,30.7%和20.6%。另外,來滬時間在1—2年的占46.5%,3—5年的占35.0%,5年以上的占18.5%。如果以是否在上海出生來分類的話,出生于農村、后來隨父母一起進入上海的未成年流動人口占89.5%,而戶籍仍在農村,但出生在上海,從小就在上海生活和成長的未成年流動人口則占10.5%。二、城市未成年流動人口道德現狀分析(一)城市認同問題城市未成年流動人口通常也被稱為“二代移民”,他們在成長過程中所經歷的城市生活必然會促使他們追問:自己來自哪里,是否真正屬于現在居住的這個城市,未來生活將會是怎樣的,等等。他們的城市認同如何,亦即他們在城市生活中的身份定位如何,能否獲得一種穩固的歸屬感,將極大地影響他們的道德心理和道德行為。調查設計了12個問題,分別從總體認知、他我比較和未來預期等三個方面了解他們的城市認同感。(1)總體認知——對“你喜歡上海這座城市嗎?”的提問,被調查者僅有43.5%表示喜歡上海這座城市,另有16.5%選擇不喜歡,40.0%表示無所謂喜歡不喜歡。這表明大多數在滬未成年流人口心目中的上海形象并不像人們所想象的那么美好,他們對上海的城市認同度也不會很高。對“當別人問你是哪里人的時候,是否會回答‘我是上海人’”,表示肯定回答的人為17.0%,表示有時候會肯定回答的人不到總數的四分之一。除此以外的近六成(59.0%)的被調查者不會向人們說自己是上海人。對上海話的態度也進一步表明他們對上海的復雜心理:23.9%的人“會說上海話,而且經常運用”,46.7%的人表示“不會講上海話,但是想學”,43.0%的人“不會講也不想學,討厭上海話”。受訪者對上海的印象與其在滬時間并不存在正相關系。在滬時間為1—2年的人群與3—5年的人群表示喜歡上海的人數相差不多,但在滬時間為5年以上的人群表示喜歡上海的人數降到了10.5%。是否回答“我是上海人”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人們對上海的城市認同度的話,那么來滬未成年人對上海的認同度卻隨著在滬時間的增加而提高。當別人問“你是哪里人”的時候,回答“我是上海人”的人數在三類人群(在滬時間分別為1—2年、3—5年與5年以上)中依次遞增。可見,未成年流動人口對城市的認同是一個復雜的心理過程。他們可能由于某些原因并不愿承認城市生活的優越,但城市生活的時間越長,就越期望被其他人視為城市的一分子,表現出一種融入城市社會的愿望。(2)他我比較——如何看待流入地的居民,如何評價自身的狀況,構成了未成年流動人口的城市認同的重要方面。調查表明,26%的來滬未成年人認為上海本地人與外地人沒有差別,74%的人承認他們之間存在著差別。那么,他們印象中的上海本地人具有哪些特點呢?調查結果顯示,選擇“時尚”的人最多(41%),其次是“瞧不起外地人”(36.5%),“有錢”(31.5%),而選擇“素質高”的人不到兩成(17.5%)。調查還顯示,大多數來滬未成年人并不認為上海本地人在道德表現方面要比外地人優秀。在“不亂穿馬路”和“不隨地吐痰”方面,認為上海本地人做得更好的只占21.5%,認為外地人做得更好的占10.5%,而認為本地人與外地人差不多的高達67.0%。當被問及“在街上碰到陌生人的時候,你更信任哪些人”時,僅有21.5%的調查對象選擇上海本地的人,表示更信任外地人的占13.0%,認為本地人與外地人差不多的占到62.0%。這一方面說明,城市未成年流動人口更多地從外表而非內在去評判他人,另一方面也揭示出大多數在滬未成年人不愿意說“我是上海人”的可能原因。雖然時尚與富有并不必然導致他們對上海本地人的不良評價,但“瞧不起外地人”同時在道德上又有不良表現顯然是導致這一結果的一個重要因素。對與城市未成年流動人口來說,為之提供的參照的不僅是流入地的同齡人,而且也有來源地的同齡人。調查中,認為他們與本地同齡人相比沒有差別的有三成(31%),認為他們存在差異的是69%。在這些未成年人看來,差別主要表現在他們沒有上海本地人那么時尚和安逸(37.5%)。認為自己成績和道德素質不如本地同齡人的不到15%,而認為自己“很多方面比他們強”的人卻高達26.5%。在被問及與老家的同齡人相比具有怎樣的差別時,接受調查的青少年中有八成以上(83.5%)的人認為他們有了更好的學習環境(48.5%)和生活環境(35.0%),并且變得更加時尚了(38.0%)。另外,18.5%的人“感覺自己更講文明禮貌了”,5%的人認為自己“變壞了”。這與他們相比于城市同齡人時作出的選擇基本上是一致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只有16.5%的人認為自己來到上海后沒有發生變化,仍然與老家的同齡人沒有什么差別。也就是說,認為自己與老家同齡人一樣的人要比認為自己與城市同齡人差不多的人數要少一半。這表明,城市未成年流動人口在主觀上更認同城市同齡人,更傾向于在城市生活中獲得歸屬感。(3)未來預期——在滬未成年流動人口如何看待“新上海人”,是否有信心成為“新上海人”呢?調查顯示,他們對于“新上海人”這一稱謂的理解存在較大分歧。相對而言,他們更傾向于從居住時間或生活狀況和物質條件來界定,認為“新上海人”是在上海生活較長時間的外地人(27.0%),抑或在上海有穩定工作、并且有錢有房有車的外地人(28.5%)。另外,23.5%的人認為“新上海人”就是素質高、并且融入這個城市的外地人,21%認為是具有上海戶口的外地人。顯然,這些未成年人由于涉世不深,對于城市戶口對于外來人口所具有的現實意義、對于提高自身素質以融入城市社會的必要性還是缺乏清晰認識的。或許正是由于來滬未成年人對于“新上海人”的模糊認識,導致他們被問及是否有信心成為一個“新上海人”時,竟有將近一半的人(48%)表示沒有想過這個問題。然而,在“有信心”與“沒有信心”之間作出選擇的人(52%),絕大多數選擇了前者(41.9%),只有10.1%的人表示沒有信心成為“新上海人”。盡管有近一半的人表示沒想過成為“新上海人”的問題,但對于“城市是否真的讓生活更美好”的問題,表示沒有想過的人數大大減少(33.5%)。大多數來滬未成年人對于自身未來的城市生活抱有積極樂觀的態度,58.5%的人相信這座城市能夠讓自己將來的生活更加美好,表示不相信的僅占6.5%。這說明,城市未成年流動人口向往和留戀城市生活,但在城市認同方面存在著復雜的心理。(二)道德操守問題(1)公共秩序——城市生活集中體現了現代社會生活的公共性之特征,從農村遷居城市的流動人口必須面對更多、同時也更為嚴格的公共生活準則。城市未成年流動人口雖然從小生活在城市、甚至出生在城市,但如果其父母來自農村,耳濡目染仍然會使他們保留農村生活的某些習慣,因而仍然存在著一個適應和接受城市公共生活準則的過程。在遵守交通規則和維護公共秩序方面,調查顯示,半數以上能夠比較自覺。在騎自行車過路口時,選擇“總是闖紅燈”的只占總人數的2.5%,61%的人表示從來不闖紅燈;在乘車、購物的時候,“想辦法插入隊伍的”只有7.5%,“總是自覺排隊”的占56.5%之多。不過,仍有相當多的在上述兩種情景中存在搖擺不定的傾向,表示“看到別人闖也跟著闖(紅燈)”與“遇到熟人時插入隊伍”的人數都超過了三分之一的比例。顯然,這兩種情況下出現的“隨大流”與“有機可乘”的心理不單是城市未成年流動人口的問題,而是需要從改善道德環境的方面來加以解決的問題。在保護公共環境方面,對情景一“在你身邊沒有垃圾箱的時候,你通常如何處理喝完飲料后的包裝”的問題,在身邊沒有垃圾箱的時候,選擇“拿在手上直到找到垃圾箱后扔進去”的人占79.5%,僅有6.0%的人會將喝完飲料后的包裝隨手扔在路邊,而帶到沒人的地方再扔掉的人則占14.0%。對情景二“你去一家商店買東西,穿過一片公共草坪可以省幾分鐘時間,你是否會穿過草坪”,雖然選擇穿草坪的仍然僅占6.0%,但選擇不穿草坪的也只有35.0%,超過一半的人要視情況而定——34.5%的人選擇“如果有很多人穿過草坪,就穿”;23.5%的人選擇“如果沒急事,就不穿”。顯然,相比情景一,情景二不僅涉及到環境道德,而且更具道德選擇的特征,因而更能反映來滬未成年人微妙的道德心理。結果顯示,來滬未成年人對于維護公共環境的必要性有明確的認識,但遵守公共場合行為準則的道德信念并不十分穩定。他們極為在意他人的看法和評價,容易受到從眾心理的影響。在尊重他人方面,是社會公德的最重要內容之一。對消極性的要求“你會和同學在公共場合大聲說話嗎”,31.0%的人表示不會和同學在公共場所大聲說話,17.0%表示會,而52.0%承認有時候會和同學在公共場所大聲說話,占一半以上。而對積極性的要求“乘公共汽車的時候,你給老人、孕婦或殘疾人讓座嗎”,總是給老人、孕婦或殘疾人讓座的占42.0%,有時候讓座的占47.0%,從來不讓座的僅占10.5%。不在公共場合大聲說話以免影響他人的比例遠遠低于主動給他人提供幫助的,對此,可能的解釋是,后者在道德教育中受到更多的關注,從而以積極的方式表達對他人的尊重更能獲得一種道德成就感;而不在公共場合說話雖然不難做到,但很多人甚至不曾意識到這也是對周圍人的一種尊重。(2)同情心和正義感——在同情心問題上,對“路上碰到衣不蔽體、向行人磕頭的乞丐時”,超過一半的受訪者表示他們的反應是“同情”(56.5%),其中選擇“同情并且盡可能地幫助他們”占44.0%,選擇“無論他們是不是真的乞丐,仍然應當幫助他們”占12.5%;另外,有37.0%的人表示不同情他們是基于可理解的客觀原因,亦即“不相信他們真的是乞丐”;真正采取冷漠態度的人只有6.0%,他們選擇了“我幫助他們,誰來幫助我,所以,我通常對他們不理不睬”。而對“在街上看到有人追打受傷的流浪貓,你內心的反應是什么”,表示同情的仍然占大多數,72.0%的人覺得流浪貓很可憐;選擇“流浪貓很討厭,打得好”與“沒什么感覺”總共不到總數的30%。可見,正如蘇霍姆林斯基所指出的那樣,即便面對城市生活中司空見慣的乞丐,即便是面對一只不幸的小動物,絕大多數未成年人仍然表明了他們所處年齡段更為敏感的同情心。但我們注意到,這種敏感而且美好的同情心是脆弱的。在正義感方面,對“一個人在餓得要死、但又沒有其他辦法獲得食物的情況下偷了超市的一個面包”,29.5%的人覺得“他完全可以原諒,不應受到懲罰”,25.0%的人認為“他絕對不可以原諒,應該受到嚴厲的懲罰”,而認為這種行為可以原諒,但他仍然應當受到懲罰的則占44.5%。大多數被調查者擁有敏銳的正義感,面對于較為復雜的道德情景仍然能夠作出正確的判斷,堅持“懲惡揚善”的社會正義原則。對“在路上看到有人隨地吐痰”,“覺得這樣的行為不對,并上前去提醒他”的受訪者只占17.5%,“習以為常”的占30.5%,選擇“只是心里覺得這種行為不好,但那是他們個人的事,我無權干預”的比例最高,占到了50.5%。隨地吐痰危害他人健康,但超過80%以上的被調查者對此選擇了“容忍”或“寬容”,其中原因除了生活習慣的問題以外,也許更意味著當一種非正義的行為沒有受到制止或制裁的而成為普遍的行為時,個體正義感的表達難免會受挫,難以得到保持。(3)家庭道德——調查中,超過60%的受訪者是獨生子女;同時,絕大多數受訪者與父母或父母一方生活在一起,占總數的86.5%。隨父母遷居城市后,大環境的變化對于他們的家庭道德有著怎樣的影響?家庭道德教育又具有什么特點?調查主要通過他們對父母的態度來加以了解。吃飯的時候父母“久叫不來”在未成年人特別是城市獨生子女中是一種較為普遍的現象。①調查發現,這一現象在未成年流動人口中也相當普遍。“你在聚精會神地看動畫片時聽到媽媽叫吃飯”,選擇“立刻去吃飯”的僅有31.5%,“答應一聲,繼續看電視”的占54.5%,“裝作沒聽見,繼續看電視”的人占13.5%。交叉分析還表明,選擇“裝作沒聽見,繼續看電視”的受訪者中90%以上的是獨生子女,而“立刻去吃飯”的受訪者中獨生子女的比例不超過20%。這一家庭生活中的小細節突出地反映了一部分未成年流動人口、尤其是獨生子女對父母的不夠尊重的態度。令人欣慰的是,相當多的來滬未成年人以另一種方式表達了對父母的尊重。在所有的受訪者中,在家經常幫助父母做家務的占44.0%,表示心情好的時候會做的占39.5%,從來不做的僅占14.5%。為了更深入地了解他們的家庭道德觀念,我們對他們尊重父母的態度進行了追因調查。對于“為什么要尊重父母”,51.0%的人選擇了“覺得父母工作很辛苦,我應當尊重他們”,超過一半的人將感恩視為尊重父母的理由,這顯然與其父母從農村移居城市,必須加倍的努力工作才能夠在城市定居并保持一定的生活水準有關;選擇“父母就是父母,必須尊重他們”這一“絕對命令式”的理由為31.5%;選擇“不這樣做的話會讓他們傷心難過”和“對他們表示尊重,他們會給自己更多的零花錢”不足20%,分別是12.0%和5.0%。這表明,大多受訪者雖然生活于現代大都市,仍更傾向于傳統家庭道德觀念,而非從“功利”和“后果”方面來理解尊重父母的要求。不過,具體到特定的行為和情景時,來滬未成年人這種尊重父母的道德觀念并不能明顯地指導他們進行正確的道德判斷和選擇。如,從尊重父母的角度來說,吃飯“久叫不來”是不恰當的,“離家出走”無論基于何種理由更應當是不合適的。但來滬未成年人對離家出走的看法卻讓我們感到不小的意外:認為離家出走無論在什么情況下都是不對的只占32.5%。多達51.5%的人表示“不好說”,更有15.5%的人認為“在某些情況下是可以理解的”。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說,來滬未成年人理解“為什么要尊重父母”更甚于“如何尊重父母”。他們雖然能夠在觀念上理解和認可尊重父母的道德必要性,但在現實生活中缺乏行動上的表達,同時與父母之間也缺乏必要的溝通。我們發現,來滬未成年人遇到問題和困難的時候,經常向父母請教的只占37.5%,“偶爾”和“很少”向父母請教的占62%之多。(三)價值取向問題城市未成年流動人口正處于價值觀念的形成時期。他們的價值取向不僅是社會價值觀念變遷的指示器,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他們的思想道德狀況,預示著他們將來會成為什么樣的人。調查中,來滬未成年人對“在你身上最感自豪的方面是什么”,四成以上的受訪者選擇了“待人真誠”、“聰明好學”、“吃苦耐勞”與“孝順父母”,而選擇“敢作敢為”和“關心集體”的人不到兩成,以“有理想有志氣”和“樂于奉獻”而自豪的更是少之又少,不到總數的10%。顯然,“待人真誠”和“孝順父母”是比“樂于奉獻”更為底線、更為基本的倫理要求,而“聰明好學”和“吃苦耐勞”是比“有理想有志氣”更貼近現實、更易于被實踐做到的人生態度。因而,從整體上說,目前的在滬未成年流動人口與學校思想道德教育所倡導的“崇高”和“奉獻”保持著某種距離,他們的價值取向體現了注重底線倫理與家庭價值、務實可行以及生活化的鮮明特點。對于城市未成年流動人口來說,價值取向問題是抽象的,但也是現實生活中時時處處都存在的問題,是在具體活動和具體情景下的價值評判和價值選擇。為此,調查從學習觀、義利觀、人生觀等較為具體的方面或角度來加以了解。(1)學習觀——上學的目的是什么,不僅決定了學生的學習態度和努力程度,也集中體現了未成年人在特定人生階段的價值取向。城市未成年流動人口的失學和“超齡”上學是一段時間以來我們不得不關注的現實問題。對于這些失學或“超齡”上學的青少年來說,上學更有可能被理解為一種權利;他們也因此能夠更為深刻地認識到上學的意義和目的。本次調查的來滬未成年人大多是就讀于民工子弟學校。他們上學的目的調查如下:表1可以看出,大多把“將來找個好工作”作為上學的首選目的。然而,“好工作”又意味著什么?我們從排在第二位和第三位的選項中看到了某種合乎情理的答案。對于來滬未成年人來說,“好工作”當然意味著“將來讓別人對自己刮目相看”,意味著“將來賺大錢,讓父母不再辛苦”。從個人的角度來說,以贏得自尊、賺錢、孝順父母的目的來學習都是值得肯定的,都是務實的價值取向,但從社會的角度來說,這仍不免讓人感到功利化、世俗化以及個人主義的色彩。并且,我們應該注意到,選擇“提高自己的素質,成為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的人數只占總數的38.5%,排在了第四位。試想,如果這些來滬未成年人可以不上學就能便捷地獲得一份好的工作,那么,他們還愿意上學或者具有更堅定的學習動力嗎?追問受訪者對于“知識改變命運”的看法,我們發現,盡管完全不同意的只占6.5%,但表示“完全同意”也不到一半,認為“不完全同意,但有一定的道理”則占60.5%。這一結果不難理解,因為我們一旦把“命運”的改變理解為更好的工作、賺更多的錢,那么知識的價值就被貶低了,只能成為一種手段了。(2)義利觀——本次調查的來滬未成年人口自認為家庭條件“一般”或“很差”的占總數的86.5%,認為“富裕”的僅占13.5%。相比于留守兒童來說,他們從農村來到城市生活,必然更多地面對著各種物質的誘惑——琳瑯滿目的商品、刺激消費欲望的廣告、一擲千金的“有錢人”等等——從而更懂得金錢的重要性,對物質財富的渴求也更為強烈。然而,他們會因此而崇尚物質享受,相信金錢萬能嗎?在一定程度上說,調查結果是令人欣慰的。對“看到自己的一個同學有了手機”,只有33%的受訪者表示羨慕,并且“希望自己也能有一個”,超過一半的人表示“沒什么特別的感覺,有沒有手機是個人的事情”,另外有15.0%的人認為這個同學只是為了向其他同學炫耀,學生沒有必要用手機。與此一致的是,近七成的受訪者雖然認為“金錢萬能”有一定的道理,但并不完全同意的這種說法。選擇“完全同意”和“完全不同意”都是少數,分別是占總數的12.5%和17.0%。可見,大多數來滬未成年人并未表現出強烈的物質主義傾向,能夠分辨什么是他們不應該擁有的;他們也并不極端,能夠比較理性地看待金錢的價值。同時,盡管將賺大錢作為上學目的的來滬未成年人不在少數,但他們并沒有因此而不擇手段,“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的仍是大多數人所堅持的道德信念。調查發現,買東西的時候發現別人多找了錢時,56.5%的來滬未成年人會選擇如數將錢還給他。也就是說,面對輕而易舉就可以據為己有的利益,超過半數的來滬未成年人仍然能夠堅持“不是自己的東西不要”,堅持了誠實守信的底線道德。但仍有29.5%的受訪者選擇“裝進自己的腰包,不告訴任何人”,有13.5%的人選擇“與朋友一起花掉”。(3)人生觀——人的本性是怎樣的?人們對此的不同理解會將產生不同的自身定位與交往態度。受訪者在三個選項中選擇一項描述他們周圍的人,認為周圍的“每一個人都是自私自利的”僅占總數的10%,而覺得“有很多的好心人”則占到42.5%。應該指出,這樣的選擇與其說是基于自身的經驗判斷,毋寧說是來自于一種業已形成的關于人性的價值信念。因此,就這些未成年人的道德發展而言,他們中更多的人選擇較為理性的和積極的看法,而不是較為極端和消極的看法,這是令人樂觀的。但必須注意的是,有將近一半的人認為他們周圍的人“很難說哪些是好人哪些是壞人”。在某種意義上說,人性的復雜和多變確實使我們難以分辨何謂好人何謂壞人,因而做出這樣的選擇可以說表明了一種更為客觀的態度。然而,這對于未成年人來的道德操守和道德發展來說并不全然是一件好事,因為這樣的選擇也表明評判者自身價值標準的模糊性和不確定性。其價值評判的模糊性和不確定性也表現為價值選擇的多元性和多向性。在選擇“做人最重要的品質”,37.0%認為是“誠信”,29.5%選擇“寬容”,27.5%選擇“光明磊落”,5.0%選擇了“大公無私”,沒有一項獲得超過半數的受訪者的認可。雖然對于一個完善的道德人格來說,上述道德品質缺一不可,但這些未成年人的不同選擇仍然反映了他們最為珍視的不同道德價值,并且表明了他們在人生過程期望實現的不同道德目標。然而,正如我們在上文中已經提到的,對“誠信”的珍視在一定程度上恰恰反映了受訪者認識到了現實社會中這一道德品質的缺失。同時,更多人選擇“誠信”、“寬容”與“光明磊落”這樣普遍、底線的道德要求、而不是“大公無私”這一更為理想和崇高的要求作為做人最重要的品質,雖然意味著做人的標準的“降低”了,但卻是更為切合實際的選擇。做人最重要的的品質是什么這樣的問題對于未成年人來說常常具體化為現實生活以什么樣的人作為自己的榜樣或偶像的問題。對心目中以什么樣的人或群體作為學習的榜樣?選擇“父母或老師”有36%;選擇“楊利偉式的英雄人物”和“影視或體育明星”,分別占總數的28%和18.5%;最后是“雷鋒式的人物”,僅占16%。結果表明,盡管“父母或老師”只是身邊的普通人,而不像“影視或體育明星”那樣是大眾媒體關注的焦點人物,但他們仍然成為了更多來滬未成年人心目中的學習榜樣。這表現了來滬未成年流動人口的自主意識和獨立思考的能力。三、關于城市未成年流動人口思想道德狀況的思考及其對策(一)關于城市未成年流動人口思想道德狀況的思考城市未成年流動人口思想道德狀況實證調查的結果,如果作為一個整體來看,顯然呈現出一幅或多或少令人困惑的畫面:城市未成年流動人口作為一個群體并不愿意承認城市生活的優越,但卻表現出一種融入城市社會的強烈愿望;他們并不認為城市居民有更高的道德素質,但城市生活時間越長就越愿意成為城市人;他們并不完全同意“金錢萬能”的看法,但卻把賺大錢當作上學的重要目的;他們同情被人追打的流浪貓,但卻可能不相信乞丐是真正需要幫助的人群;他們尊重父母并且也以父母為學習的榜樣,但遇到問題和困難的時候卻很少向父母請教;等等。應該說,這也恰恰是現實道德生活的復雜性之所在。道德是我們所有生活的一個內在維度,體現于個人生活與社會生活一切領域中的種種不同的觀念和行為。“在成功地確認并理解他人的行為的過程中,我們總是趨向于將特定的事件放到一系列敘事性歷史的語境中,這些歷史包括所涉及的各個個人的歷史和他們在其中活動與經歷的背景的歷史。”②對于城市未成年流動人口的思想道德狀況的調查研究來說,我們同樣需要麥金泰爾所主張的“敘事形式”,需要了解城市未成年流動人口作為一個特殊群體所經歷的敘事,并把他們回應具體問題和具體情境而做出的道德選擇視為整體性敘事的一部分,從而使他們特定的道德觀念和行為在其發生的社會背景之中成為可理解的。③城市未成年流動人口從農村移居城市,經歷著共時態的文化多元與歷時態的價值沖突。他們作為“邊緣人群”,經歷著由一種生活方式和生活環境到另一種生活方式和生活環境的遷徙,接觸到來自不同階層的人群,從而真切地體會到城鄉之間共時態的文化差異。這種差別當然不僅僅是經濟發展水平上的差別,更主要地表現在人的生活狀態,是城市環境中生活著的人的行為,以及這些行為背后的心理狀態、習慣風俗、精神品質、價值準則和倫理觀念。城市未成年流動人口盡管生活于城市,甚至出生于城市,但卻不能像具有城市戶籍的同齡人群那樣理所當然地視自己為“市民”,也獲得與他們一樣的生活條件和學習環境。同時,他們在跟隨其父輩追求城市生活方式的過程中,又難免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間接地受到農村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的影響。因此,城市生活方式與鄉村生活方式之間的差異，以及生活方式背后的文化多元和價值紛爭,最為直觀和真實地展現在城市未成年流動人口面前。這導致他們煩惱與憧憬并存,自卑與自強同在,產生了一種矛盾的、不一貫、不協調、游移不定的自我概念。另一方面,由于轉型期中國社會城鄉之間共時態的文化差異實際代表了傳統和現代兩種不同的價值觀念,因而城市未成年流動人口所經歷的不僅是共時態的文化多元,而且是歷時態的價值沖突。英國社會學家齊格蒙·鮑曼說,“就生活而言,成為現代的就意味著變得更像城市里的生活。”④對于正在完成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轉型的當代中國社會來說,城市不僅代表著現代化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而且其本身就是一個多元和開放的社會,是不同思想觀念憑借現代技術和大眾傳媒相互交匯和競爭的地方。城市未成年流動人口與他們的父輩一樣從農村來到城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