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和漢武帝的功過是非秦始皇正面評價：秦始皇在位之時，吞并六國，并發兵南征北討，史載“百越之地，盡皆俯首”、“北擴千里”“秦王掃六合”。按戰國地圖看，領土幾乎比戰國七雄控制范圍擴大了一倍。而且秦始皇“設置郡縣”，對征服后的土地注重統治和制度建設，不似其它同時代的征服者如馬其頓的亞力山大，或羅馬的愷撒只重征服，不重制度建設；因此使統一的土地統治穩固，這才為中國現在的版圖奠定了基礎。后人認為，“功莫大過秦皇漢武”。意指秦始皇在功績方面，排在漢武帝之前，歷史上無出其右。秦國自商鞅變法以來重視以法治國，秦始皇繼承了這個傳統，十分推崇法家人物韓非，曾自嘆“若與其同游，則無恨矣”。對將領賞功罰罪，皆依法。秦始皇雖專制，認為“朕即天下”，但有秦一代，仍是依法治國。陳勝、吳廣起義，其理由也是“秦法嚴苛”，其罪當死，不得不反，乃是法逼民反。而并非如后世“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那般因嚴重腐敗，而官逼民反。后世儒家倡導人治，治國不依法，由君主一言而決，而至今日人治之風，馬屁之風猶在。秦始皇首創驛站制度，并修驛道。為龐大帝國的政令通達以及由此而來的郡縣制皇權國家奠定了技術基礎。“修驛道，設郡縣”，這是中國能夠采用郡縣制這種先進制度，而非類似西方的分封制的一個必要條件。同時期的羅馬不能有效控制占領區，只能設權利極大的總督（總督總攬一地的軍政大權，都是貴族，基層組織都依靠當地的原有組織），仍舊類似于分封制，這是羅馬帝國后來分裂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郡縣制是一種平民制度，其軍政首腦都由皇帝任命，依政績軍功可上可下，可平職調動，這就導致了職業官僚和職業軍人的出現。職業官僚和職業軍人都可以來自平民，郡縣官僚制有效的保證了平民（布衣）參政議政的權利（如李斯，蒙驁等等都是布衣，依軍功政績才能拜相拜將），相比分封制這種貴族政治，無疑是一大歷史進步。現代國家的文官制度和軍隊制度就是起源于此。秦始皇建立的秦帝國為之后近一千七百年的時間，中國在政治制度上先進于西方，從而比西方發達奠定了基礎。所謂“漢承秦制”，“自秦以來，其制未變”，“百代都行秦政法”。兩千年的皇權時代的中國，在政治制度上基本上沿襲了秦朝的制度。李白的詩《古風》：“秦王掃六合，虎視何雄哉！”桑弘羊的論著中肯定秦始皇統一中國的功績.近代的章太炎在1913年撰寫的《秦政記》也贊揚秦始皇。負面評價：因為秦始皇推行“以法治國”的法家學說，而其后中國歷代統治者都推行以仁愛，中庸為核心的儒家學說。因此，秦始皇常作為負面典型出現在各種散文、史籍中。如賈誼的《過秦論》等。《史記·秦始皇本紀》引賈誼《過秦論》：1.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后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2.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心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秦始皇被很多史學家看作是一個暴君，為了權力可以不擇手段。萬里長城、秦馳道、靈渠、阿房宮及秦始皇陵等的規模均極為龐大，勞動舉國的人口興修，不少文獻均斥責在工程進行時造成不少人命死傷，但另一方面卻使各地的交通進一步發展，有助日后交通、經貿、以及各民族之融合。故此，一直成為史學家對于秦始皇功大還是過大的爭論點。漢武帝漢武帝是第一個用“罪己詔”進行自我批評的皇帝。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漢武帝向天下人昭告：自己給百姓造成了痛苦，從此不再窮兵黷武、勞民傷財，甚至表白內心悔意。這就是《輪臺罪己詔》。這份詔書，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份帝王罪己詔。敢于罪己，置自己過失于天下輿論中心，漢武帝無疑是第一人！至此，后代皇帝犯了大錯，也會下“罪己詔”，公開認錯，展示明君姿態。直言敢諫的汲黯曾批評漢武帝：皇上殺人太多，即使平日信任的人，也不予寬恕，這樣搞下去，天下人才早晚都會被殺光。漢武帝不為所動，漠然一笑：何世無才，只是人主沒有識得人才的慧眼，如果能夠辨明人才，何必擔心天下無才？（上招延士大夫，常如不足。然性嚴峻，群臣雖素所愛信者，或小有犯法，或欺罔，輒按誅之，無所寬假。汲黯諫曰：陛下求賢甚勞，未盡其用，輒已殺之。以有限之士，恣無已之誅，臣恐天下賢才將盡，陛下誰與共為治乎？黯言之甚怒。上笑而諭之曰：何世無才？患人不能識之耳。茍能識之，何患無人？夫所謂才者，猶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盡用。與無才同，不殺何施？）就是這樣一位視人才如草芥的漢武帝，一方面又極端地愛才、惜才。封建專制體制下，人才使用有兩大陋習：一是任人唯親，只用自己熟悉親信的人；二是論資排輩，必須按“三十九級臺階”，一級一級往上爬，不能“亂”了規矩。而漢武帝一不會因言廢人：只要有才華，主父偃持不同政見，漢武帝照樣求賢若渴；二是敢于破格提拔：因為有能力，衛青家奴出身，漢武帝竟然破格提拔。不僅如此，漢武帝甚至擯棄正統，容納異類，慧眼發現東方朔，將莊嚴的朝堂變成一個充滿溫情和快樂的休息室，君臣之間宛如玩伴；同時，他不以狎褻而喪失原則，對東方朔的諍言擊節贊嘆，言聽計從。他初讀《子虛賦》，即大為傾慕；得見作者司馬相如，如獲至寶，讓他享受與自己同等的寫作待遇。能識人、能容人、能用人，漢武帝千古無二。秦始皇、漢高祖視文人為腐儒，唐太宗、清高宗或能知人，終究雅量闕如。漢武帝備受誤解和爭議的，就是閹割了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史家——司馬遷。司馬遷在《史記》中對他褒有貶，班固的《漢書·武帝紀》對他的文治大加贊揚：班固贊曰：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后，號令文章，煥然可述，后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班固絕口不提漢武帝的武功，表明對漢武帝的武功是有保留的。到了司馬光的《資治通鑒》，也是表揚、批評兼而有之：臣光曰：孝武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為盜賊，其所以異于秦始皇者無幾矣。然秦以之亡，漢以之興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統守，受忠直之言。惡人欺蔽，好賢不倦，誅賞嚴明。晚而改過，顧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乎？為什么人們對漢武帝的評價分歧如此之大呢？首先，漢武帝是一個非常多面的人。他是一個政治家，非常有政治頭腦；但又是一個普通人，喜怒哀樂俱備。他是一位明君，深知自己的歷史責任；但他又是一位暴君，殺伐任性；他既立下蓋世之功，又給天下蒼生帶來巨大災難；他寵愛他喜歡的女人，可是他為了大漢江山，殺掉了自己最寵幸的女人。他絕頂聰明，又異常糊涂；為了傳說中的寶馬，居然不惜犧牲數萬人的生命。當更近地走近他時，我們會發現，在這些對立的角色中，他不是簡單地非此即彼。兩難之地，非常之時，他也會猶豫不定，甚至異常痛苦；同樣有普通人的歡喜和哀愁、小氣和算計、失眠和焦慮。在平常人眼里他果決、自信、雄才大略。然而，我們在對他蓋棺論定時，往往流于偏激，說好時千古一人；說壞時罄竹難書。這樣，分歧就在所難免了。當然，在大都數人眼中，漢武帝依然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