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當前數字鴻溝是全球普遍存在的現象，在中東地區表現得十分突出。中東地區在接入、使用及產出三個層次都存在數字鴻溝問題，不僅整體上與發達國家差距明顯，且區域內的國與國之間，每個國家內不同群體、不同地域之間也存在數字鴻溝現象。中東地區的數字鴻溝現象反映出該區域內各國數字治理能力的明顯差異及有效的協同治理機制的缺乏。中東地區的數字鴻溝雖是“數字絲綢之路”高質量發展的主要障礙，但在一定程度上為中國與中東地區的合作提供了新的機遇。未來中國應繼續在彌合數字鴻溝方面與中東國家尋找新的合作點，加強“硬聯通”“軟聯通”“心聯通”。關鍵詞：數字鴻溝，數字絲綢之路，中東，合作一、引言當前，利用數字技術促進產業融合、加快經濟發展，已經成為很多后發展國家追趕甚至超越發達國家的重要抓手。一些亞非拉地區的數字發展速度十分驚人，但仍與發達國家存在不小的差距，且在發展的過程中，其區域內部形成高度不均衡的特征，成為加劇世界貧富分化的重要因素。不斷凸顯的數字鴻溝問題作為推動“數字絲綢之路”高質量發展的重要障礙，也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厘清與中國重點合作區域的數字鴻溝問題，把握其主要特征及成因，化合作障礙為合作機遇，是高質量共建“數字絲綢之路”的應有內涵。就“數字鴻溝”這一概念而言，能否獲取互聯網信息通信技術是其最初的判斷依據，這也是“第一道溝”或“接入鴻溝”名稱的由來。但是隨著數字技術的普及，不同社會群體的互聯網使用差異越來越受到關注，由此衍生出“第二道溝”，即“使用鴻溝”。2001年，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zationforEconomicCo-operationandDevelopment，OECD)將數字鴻溝定義為：不同社會經濟水平的個人、家庭、企業和地理區域之間在獲取信息和通信技術的機會以及各種活動中使用互聯網的差距。①在這一層次，數字鴻溝的內涵強調不同社會群體在使用互聯網的意愿、目的與能力上的不平等。②2016年，國際電信聯盟將數字鴻溝描述為“國家、區域和社會經濟群體內部和群體之間信息通信技術發展的差異”，③包括了接入鴻溝與使用鴻溝的雙重內涵。然而隨著數字技術與產業的深度融合，數字技術的使用又帶來了收益的不平等，這種現象被稱為“第三道溝”或“產出鴻溝”。④但是當前關于“第三道溝”的研究還處于初級階段，研究也比較籠統。⑤比如，有的學者也把數字鴻溝理解為接入鴻溝、使用鴻溝和紅利鴻溝，認為“第三道溝”主要指的是因互聯網使用差異而出現的收入鴻溝。⑥還有的學者認為存在“復合數字鴻溝”，“不應從單一化的視角割裂地來看，而應對三層數字鴻溝進行綜合考察”。⑦雖然學界對數字鴻溝內涵的理解存在差異，但總體而言，數字鴻溝普遍被視為數字技術的獲取、使用及產出差異所帶來的發展不平衡及貧富分化的新問題。如何治理數字鴻溝，并以普惠、平等的精神促進數字包容，是世界不同國家面臨的共同挑戰，也是國與國之間合作的重要內容。通過合作彌合數字鴻溝，是中國謀求與世界共同發展、共建“數字絲綢之路”的重要目標。2015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第二屆世界互聯網大會開幕式中指出，“只有加強信息基礎設施建設，鋪就信息暢通之路，不斷縮小不同國家、地區、人群間的信息鴻溝，才能讓信息資源充分涌流”。⑧在2017年首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著力解決發展失衡、治理困境、數字鴻溝、分配差距等問題，建設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經濟全球化”。⑨在推動建設21世紀“數字絲綢之路”的進程中，以數字鴻溝為代表的全球發展失衡問題得以凸顯并獲得了更多的關注。因此，只有積極解決數字鴻溝問題，才能實現“數字絲綢之路”促進全球數字技術與產業共同發展的目標。彌合數字鴻溝體現的是共建“數字絲綢之路”以民為本、包容普惠的發展理念與精神，而深入了解與中國合作區域的數字鴻溝問題及其成因，對進一步促進當地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及產業發展，促進“數字絲綢之路”的高質量發展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國內關于數字鴻溝的研究大多從宏觀層面將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進行整體比較，而缺乏對區域內數字鴻溝問題的深入探討。以中東為例，近年來該地區的數字技術及產業發展迅速，且與中國建立了密切的合作關系，但是其區域內部的數字鴻溝問題十分突出。既有研究主要探討中國與中東寬泛意義上的數字經濟合作，而對該地區的數字鴻溝問題缺乏系統分析。⑩本文以中東地區?的數字鴻溝問題為研究對象，按照接入、使用及產出鴻溝三個層次，并結合中東地區數字鴻溝的特點，對其數字鴻溝的基本特征及成因予以分析。值得指出的是，接入、使用及產出三個層次的數字鴻溝又可細分為更多類型，如接入鴻溝不僅指的是接入與不能接入互聯網的差別，還存在接入質量與支付成本的差異；使用鴻溝需按性別、年齡、族群、地理等再次分類；在產出鴻溝中，不僅需要比較中東不同國家間的差異，還要與發達國家進行比較。在此基礎上，本文將結合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的內涵，分析中東地區的數字鴻溝問題給“數字絲綢之路”高質量發展帶來的啟示。二、中東地區數字鴻溝的基本特征2010年之后，中東地區的數字經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如以阿聯酋迪拜為代表的一些伊斯蘭城市的金融、清真食品、旅游、時尚等數字服務產業蓬勃興起。?但是，中東地區的數字化發展從一開始就帶有極大的不平衡特征：部分中東國家的數字發展程度與發達國家持平甚至有所超越，國內的數字鴻溝問題也得到了較好的解決，但遭受制裁、戰亂或長期貧困的國家卻無力推動本國的數字化轉型。這導致該區域內國與國之間的數字鴻溝不斷擴大。(一)“接入鴻溝”在中東地區廣泛存在第一，中東國家在數字基礎設施普及率上存在明顯鴻溝。如圖1所示，2020年，以沙特、阿聯酋為代表的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簡稱海合會)成員國未接入互聯網的人數極少，互聯網普及率接近100%。在全世界范圍內，這一數據甚至超過了歐美國家；但是對大部分中東國家而言，其互聯網的普及率仍不夠理想。黎巴嫩、約旦有超過10%的人口未接入互聯網；伊拉克、利比亞和蘇丹未接入互聯網的人口比例在25%左右；摩洛哥和阿爾及利亞的這一比例在30%左右；突尼斯和埃及則超過40%；在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也門，還有近50%的人不能上網；伊朗也有30%的人口未接入互聯網，相當于阿拉伯國家的中等水平。手機的普及令移動寬帶的獲取成為衡量接入鴻溝的另一個重要指標。2019年，數字技術強國以色列的家庭互聯網接入率雖然僅為75.9%，但是其移動寬帶活躍指數高達129.3(按100人訂閱量計算)，?這說明以色列已經把接入鴻溝的解決重點轉向了移動網絡普及率的提升。海合會國家也不甘示弱，其移動寬帶活躍指數均超過100，阿聯酋甚至高達239.9。然而，中東大部分國家的活躍指數均低于全球平均水平(75)，如摩洛哥為64.9，埃及為59.3，伊拉克為42.1，敘利亞為11.5，也門為6。?可以看出，除了海合會國家和以色列外，大部分中東國家都存在相當一部分人無法獲取互聯網或移動寬帶的問題。第二，中東接入鴻溝還體現在獲取質量的差異上。根據國際電信聯盟2021年的數據，阿拉伯國家75%的地域已被4G覆蓋，但還有25%的區域僅為3G水平。?中東地區數字基礎設施質量的差距還在進一步擴大。以沙特、阿聯酋、卡塔爾為代表的海合會國家和以色列已經開始大規模修建5G基礎設施，但大部分國家5G發展的進程仍然遲緩：巴林、摩洛哥、阿爾及利亞、埃及、伊朗、伊拉克、約旦、阿曼、突尼斯等國仍以4G為主；有些國家的4G覆蓋率仍然很低，如利比亞的4G覆蓋率僅為40%，敘利亞僅為42%；而巴勒斯坦、也門的4G網絡還沒有鋪設，甚至巴勒斯坦3G網絡的覆蓋率也只有55%。?第三，中東國家獲取數字技術的可負擔成本差異較大。對于本國的互聯網消費，大部分中東國家民眾都認為負擔過重。比如當前約旦大多數地區已有寬帶互聯網接入，但是較高的支付成本阻礙了寬帶服務的普及，只有比較富裕的家庭才能負擔得起接入互聯網的費用。?2019年，阿拉伯國家最實惠的移動數據支出在卡塔爾、科威特、阿爾及利亞、阿聯酋和沙特阿拉伯，這些國家的移動數據支付費用均低于國民總收入的1%；伊拉克、吉布提的支付成本相當于國民總收入的5%~10%；負擔成本最高的國家是也門，移動數據支出的成本約占國民總收入的26.2%。?(二)“使用鴻溝”在國家之間、一國之內皆表現突出數字素養指的是一個人使用、處理數字技術的意愿與能力。海合會國家民眾的數字素養整體較高，也有更強的互聯網使用意愿與更高的使用頻率。然而除海合會國家之外，大部分國家都存在比例不等的不使用互聯網的邊緣人口，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一國整體數字素養的提升，降低了數字參與度。在中東地區，各經濟體對信息通信技術的應用差異很大，互聯網使用率從較發達經濟體的接近100%到最不發達經濟體的不到10%。?根據國際電信聯盟的數據，阿拉伯國家的移動網絡覆蓋面積雖然高達95%，但只有54.6%的人使用互聯網。一方面，智能手機的較高成本限制了某些人的使用意愿；另一方面，農村和文化程度較低的人口缺乏基本數字技能，因此他們使用互聯網?中東地區的每個國家都存在年齡數字鴻溝現象，但越富有的國家，年齡上的數字鴻溝體現得越不明顯，貧窮國家的這一問題往往更為突出。圖2表明，海合會國家雖然也存在年齡數字鴻溝現象，但是比其他國家的情況好得多。如在科威特，60歲以上老年人的上網率(80%)僅比18~29歲的年輕人(100%)低20%，在約旦這一比例則擴大到50%。埃及只有9%的老年人上網，年輕人的上網率則高達90%，而也門老年人的上網率僅為4%。另外，以色列的年齡數字鴻溝現象也比較明顯，2019年20~29歲的年輕人使用電腦的比例為80%，65~74歲老年人的使用率為61%，但75歲以上老年人的使用率僅為40%。(21)性別的數字鴻溝總體上不如年齡數字鴻溝明顯，但國與國之間差異很大。根據國際電信聯盟2021年的數據，阿拉伯國家女性的平均互聯網使用率為56%，男性為68%。(22)但是，在海合會國家，男女使用互聯網的比例相當，甚至還會有女性高于男性的情況，如阿曼、阿聯酋、科威特的女性互聯網使用率高于男性，而沙特、卡塔爾、巴林的互聯網使用率男女持平。(23)其他國家則沒有這么均衡。如圖3所示，絕大多數國家都存在性別數字鴻溝問題，其中也門、埃及、突尼斯、摩洛哥女性使用互聯網的比例遠遠低于男性。以色列幾乎不存在性別數字鴻溝現象，但該國的這一問題更多體現在族群和宗教的差異上。以色列阿拉伯人的上網率(46%)遠低于猶太人(77%)；而猶太人內部按()照對猶太教的信仰程度又可大致分為極端正統派與非極端正統派，其中極端正統派的上網率(60%)比非極端派低得多。(24)從這一數據不難看出，一方面以色列國內阿拉伯人的數字素養較低，另一方面猶太教中的極端保守派對互聯網持懷疑和抵制態度。中東國家還存在地理上的數字鴻溝現象，這反映在各國的城鄉及不同區域之間的差異上。地理數字鴻溝是一種可表現為接入與使用兩個層次的“復合數字鴻溝”，但隨著數字基礎設施的普及，更多地體現為使用鴻溝。圖4表明，中東大部分國家都存在明顯的城鄉數字鴻溝問題。即使在沙特，2019年仍有13.8%的用戶不用電腦，其中大部分是農村人口，他們或缺乏基本數字技能，或因接入網絡費用太高而不使用互聯網。(25)伊朗也存在明顯的地理數字鴻溝現象。2016年，伊朗數字技術最發達的省份是德黑蘭(Tehran)、塞姆南(Semnan)、馬贊德蘭(Mazandaran)、亞茲德(Yazd)和庫姆(Qom)，最不發達的省份是錫斯坦-俾路支斯坦(Sistan-Baluchestan)、北呼羅珊(NorthKhorasan)和洛雷斯坦(Lorestan)。(26)伊朗的地理數字鴻溝狀況近幾年改善不大。當前首都德黑蘭擁有全國最密集的數字基礎設施與產業，集中了48%的電商用戶，而在落后的錫斯坦-俾路支斯坦省，其電商用戶則不到1%。(27)(三)“產出鴻溝”表現突出，且整體與發達國家存在差距數字產出主要指的是數字技術與產業的融合度，即數字經濟。數字經濟可分為技術與應用兩個層面，技術層面包括物聯網、人工智能、區塊鏈等領域，應用層面囊括了電子商務、智慧城市等內容。以色列及海合會國家的數字經濟遙遙領先，與其他國家之間的產出鴻溝越來越大。以色列是全球聞名的數字產業服務輸出者，已經在政府、大學、初創公司、產業園之間形成了完整的數字創新生態系統。(28)沙特數字經濟位列全球前20名內，占海合會國家數字產值的一半。2020年，沙特首都利雅得在瑞士國際管理發展學院發布的智慧城市指數排名中從第71位上升至第53位，在阿拉伯世界人工智能領域排名第一。(29)阿聯酋在2017年成為阿拉伯國家數字產業的領頭羊，在數字政務、電子商務、電子支付等方面均名列前茅，而迪拜正在被打造成中東智慧城市的典范。(30)當前阿聯酋正加大對智慧城市技術的投入，努力從商業中心向創新中心發展。約旦、埃及、摩洛哥、伊朗等國的數字經濟規模明顯落后于以色列和海合會國家。比如2020年埃及在“全球人工智能準備指數”榜單的172個國家中位居第56位，在“全球創新指數”榜單的126個國家中僅居于第96位。(31)伊朗近幾年也加大對智慧城市的投入力度，但受制于制裁等因素導致的資金、技術短缺等問題，其發展前景受到很大的限制。“發展中國家受限于自身經濟發展水平和數字技術水平，一方面，很難成為數字消費國，無法享受數字技術帶來的生產生活便利；另一方面，即使成了數字消費國，也很難實現從數字消費國到數字生產國的轉變。”(32)當前除以色列外，中東國家基本都是數字技術及產品的凈進口國和消費國，這使得中東地區整體數字產出與發達國家及部分新興經濟體存在較大差距。海合會國家的數字產業雖然表面光鮮，但創新能力并不強，大部分數字基礎設施及產品是從別國直接引進，而非本土創造。同時，海合會數字經濟的溢出效益低于全球平均水平，數字產業尚未完全整合進各經濟部門中。(33)有的國家信息網絡基礎設施覆蓋率雖然很高，但對經濟的貢獻卻不高。以阿曼為例，該國的信息技術覆蓋率高達100%，但信息技術對GDP的貢獻率僅為2.1%。(34)事實上，大多數阿拉伯國家并沒有關于信息通信技術的研發戰略，亦沒有適當的機制來實施這一戰略進而提高其生產率。(35)即使是海合會國家，其本土高科技公司的數量也遠低于發達國家。(36)2018年，海合會國家的人口約占世界總人口的0.7%，但申請專利數量卻只占全球的0.05%。(37)低水平的創新嚴重限制了數字經濟的產出效益，也使得絕大多數中東國家的數字產業未能實現真正的突破，仍對外部技術存在較深的依賴。綜上所述，中東地區的數字鴻溝存在于接入、使用、產出三個層次，且以國與國之間的數字鴻溝問題最為突出。在數字發展程度較高的國家，其國內的數字鴻溝問題一般解決得較好，數字包容度更高；在數字發展不夠高或比較差的國家，其國內的數字鴻溝問題往往解決得較差，數字包容度也更低。因此，數字時代的來臨給中東地區帶來更大的發展不平衡。三、中東地區數字鴻溝的主要成因中東地區數字鴻溝是全球尤其是發展中地區存在的數字鴻溝問題的縮影，本質上反映的是各國治理能力的差異及全球、區域層面數字協同治理的缺失。“在數字治理領域，全球尚未形成統一的國際規則和各國相互協調的治理體系，各國從維護自身利益出發，選擇了不同的數字治理模式，全球數字治理呈現碎片化、分裂化的特點。”(38)受區域政治經濟格局高度不平衡的影響，數字治理碎片化現象在中東地區尤其嚴重。(一)中東國家在數字鴻溝的治理能力上差別很大與其他國家相比，海合會國家和以色列有清晰的數字鴻溝治理方案及行動能力。海合會國家不僅重視數字發展，還很注重數字包容度的提升，各國均設有專門負責數字治理的機構。從2013年起，阿聯酋制定了從電子政府轉向移動政府的戰略，并致力于解決數字鴻溝問題，如為農村地區推出遠程醫療服務，為殘疾人提供數字技能培訓并幫助他們融入社會，等等。(39)2019年，卡塔爾被評為阿拉伯地區數字包容度最高的國家。卡塔爾致力于建立“數字社會”，確保國內所有人都能以安全有效的方式使用信息通信技術。(40)沙特為解決城鄉數字鴻溝問題也做了很多努力，其通信與信息技術部實施了為期3年的無線寬帶項目，專注于服務城市邊緣與農村地區。沙特政府還有計劃地為弱勢群體(婦女、老年人、殘疾人、窮人、移民等)提供數字技能培訓項目。(41)以色列也在努力改善邊緣群體使用數字技術的條件。以色列國家數字企業總部成立老年人數字素養培訓中心，為阿拉伯人建立了阿拉伯語數字政務平臺，并呼吁地方政府為尚不具備數字素養的人提供培訓項目。有的國家雖然經濟不算發達，但是數字鴻溝問題解決得比較好。如摩洛哥的經濟發展水平雖然低于海合會國家，卻擁有相當高的互聯網普及率和使用率，其中政府在扶持數字技術發展、加大參與治理力度方面發揮了顯著的作用。(42)然而，大部分國家仍缺乏數字鴻溝治理的清晰規劃。一些國家雖然制定了數字發展戰略，卻對國內的數字鴻溝問題缺乏有效的應對方案。以埃及為例，在“信息通信技術2030戰略”的目標下，埃及致力于在數字轉型、數字技能與就業、數字創新等方面加快數字社會建設。(43)但是，受制于國內經濟發展不平衡、資金匱乏、國民受教育不足、缺乏高水平數字素養人才等因素，埃及尚不完全具備為民眾提供數字公共產品的能力，這使其短期內彌合國內數字鴻溝仍面臨很多挑戰。(44)2019年，埃及實施了一項名為“體面生活”的聯通農村的光纖寬帶項目，計劃連接4584個村莊，受益人數預計占埃及總人口的58%。該工程將大大改善埃及的城鄉數字鴻溝狀況。但至2021年初，埃及只完成了約1300個村莊的接入。(45)地理因素也限制了一些國家對數字鴻溝的治理能力。蘇丹等不發達國家農村面積廣闊，人口稀少，地面通信基礎設施的鋪設十分困難。這些國家不僅缺乏電力供應，還缺乏數字技術監督、培訓和維護方面的專家，(46)增添了數字治理的難度。(二)部分國家的數字治理受到戰爭、政局動蕩的消極影響中東地區長期的沖突與戰爭，給某些已經具備一定數字發展基礎的國家帶來嚴重阻礙，代表性國家是敘利亞與利比亞。早在2005年，敘利亞就把普及與發展信息通信技術寫入國家五年發展計劃，包括與國際電信聯盟合作實現信息通信技術阿拉伯化，與聯合國西亞經濟社會委員會合作并運用技術孵化器促進數字產業阿拉伯化，與聯合國開發署合作推進農村知識網絡計劃等。然而，大部分項目因戰爭而提前終止。(47)在敘利亞的戰后重建中，數字及人工智能技術被運用于城市修復，但是政府仍然面臨政策不清晰、缺乏總體規劃、城市基礎設施被戰爭嚴重破壞等挑戰。(48)當前敘利亞的電子支付環境及現代銀行服務都十分有限，電商的普及與發展也很緩慢。(49)利比亞也處于類似境地。早在1996年，利比亞就建立了本國的通信技術服務部，至內戰爆發前已經形成比較完善的數字基礎設施網絡。但是內戰爆發后，利比亞的數字基礎設施遭到嚴重破壞，甚至淪為世界上網速最慢的國家。政局不穩也給某些國家的數字治理帶來嚴重困難。如戰后的伊拉克也試圖把首都巴格達建設成“智慧城市”，但是政局長期動蕩、政府治理能力低下導致城市數字基礎設施不完善、失業率高且環境污染嚴重，建設智慧城市的目標遭遇了重重困難。(50)另外，黎巴嫩在2017年就推出了智慧城市計劃，但國內派系林立導致政局動蕩不安，國家的治理能力受到嚴重影響，其數字基礎設施升級及產業融合發展也十分緩慢。(三)中東國家間協同數字治理能力薄弱中東地區的各個國家間有著復雜的政治關系和高度同質化的經濟結構(如大部分國家是資源出口型)，這使得區域內傳統的經濟往來一直很弱且缺乏有效的協同治理機制。中東地區始終缺乏推動區域數字均衡發展的中堅力量。比如，以色列的數字產業雖然發達，但是該國與大部分阿拉伯國家的不睦關系令其無法在中東地區發揮數字治理的角色。同樣地，以伊朗為首的什葉派聯盟與大部分遜尼派阿拉伯國家的對立，使得區域內形成協同數字治理框架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即使在阿拉伯國家內部，現有國際與區域框架也缺乏協調性。阿拉伯國家聯盟本是阿拉伯國家協同治理的重要組織，但在解決區域數字鴻溝方面建樹不大，事實上仍主要依托于海合會國家推進一些數字項目，對大部分阿拉伯國家惠及有限。當前只有海合會成員國之間進行有限的數字政務合作，不過個別國家還會與國際組織、跨國互聯網企業開展項目合作。如約旦曾與世界銀行合作，為初創公司制定一個法律框架，旨在保護本國的投資環境，但是并未與周邊國家開展類似的合作。(51)2020年10月，沙特牽頭成立了一個名為“數字合作組織”的機構，目前該組織成員有巴林、科威特、約旦與巴基斯坦，卻不包括阿聯酋、卡塔爾等其他重要的海合會國家，這大大限制了沙特成為地區數字治理領導者的腳步，也反映了該地區復雜的地緣政治關系對數字區域治理的消極影響。(52)零散、低效的地區合作制約了數字大國參與地區治理的能力，更無法推動區域內數字化水平的均衡發展，導致數字項目的開發基本限于國家的個體行動，也造成國與國之間的數字鴻溝越來越大。羅蘭·貝格咨詢公司(RolandBerger)的一項研究顯示，2017~2020年，卡塔爾、阿聯酋、伊朗和埃及是全球數字包容度提升最快的幾個國家，然而中東國家在全球數字包容度方面的排名整體比較靠后。(53)隨著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流行，中東地區的數字鴻溝問題更加凸顯。疫情使得數字互聯互通對社會的重要性進一步提升，但是阿拉伯國家仍有約1.94億人無法連接互聯網。(54)世界銀行的一項研究表明，到2050年，西亞北非地區需要創造3億個新的就業崗位以滿足不斷增長的人口需求。要實現這一目標，就必須創造更多的數字就業機會。(55)因此，減少數字鴻溝、提升數字包容度將成為該地區促進經濟多元化轉型、提高就業率的重要路徑，而彌合數字鴻溝也變得愈發重要。四、彌合中東數字鴻溝對“數字絲綢之路”高質量發展的啟示近年來，隨著中國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目標的推進與中東地區發展數字經濟的迫切需求，中國與很多中東國家在數字領域建立了合作關系。但是，中東地區巨大的數字鴻溝使得中國與該地區的數字合作也呈現高度不均衡的特征。當前中國在中東的數字項目主要集中在海合會國家，與其他國家的合作相對較少。目前中國已與5大洲22個國家簽署了“絲路電商”合作備忘錄并建立了雙邊合作機制，但中東僅有海灣地區的阿聯酋、科威特名列其中。(56)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的目標是“高標準、可持續、惠民生”，而實現這一目標的主要途徑是培育新的發展動能。習近平總書記在論述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時指出，“要穩步拓展合作新領域”，“穩妥開展健康、綠色、數字、創新等新領域合作，培育合作新增長點”。(57)因此，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的基本動力就是發現并創造新的發展機遇，將合作方發展不充分、不平衡的問題轉化為發展合作機遇。數字鴻溝的存在證明數字產業發展尚不充分、不平衡，若以全面、綜合、辯證的思維看待中東地區的數字鴻溝問題可以發現，短期內數字鴻溝會給中國與中東地區的數字合作帶來障礙，但這也意味著新的發展機遇和數字合作的新空間。將中東地區的數字鴻溝問題轉化為數字產業共同發展的契機，已經成為中國與中東國家共建“數字絲綢之路”的重要思路。事實上，中國政府與企業在彌合數字鴻溝方面已與中東國家找到了不少合作生長點，為進一步高質量共建“數字絲綢之路”奠定了基礎。首先，彌合數字鴻溝已經成為中國與中東國家共建“數字絲綢之路”的共識。在中阿科技伙伴計劃的框架下，中國與阿拉伯國家在信息通信等領域的合作得到進一步加強。2017年12月，中國與亞非6國簽署《“一帶一路”數字經濟國際合作倡議》，其中中東國家占了3個，即沙特、土耳其、阿聯酋。該倡議不僅要求加強數字產業轉型合作，還強調要提高數字包容性，多措并舉縮小數字鴻溝，包括國與國之間和各國國內的數字鴻溝。(58)其次，改善數字鴻溝的需求促使中東國家加強與中國在數字領域的合作。在整體對接層面，中國與阿拉伯國家設立“網上絲綢之路”論壇合作機制。該論壇是中國—阿拉伯國家博覽會框架下的重要組成部分，自2015年以來已成功舉辦五屆。它不僅是中阿數字交流與合作的重要平臺，也是雙方參與數字鴻溝治理的重要平臺。2021年第五屆大會開設了專門的“數字新基建與全民數字素養提升論壇”，彌補了以往片面關注數字經濟發展的不足。中國還與部分國家建立了深厚的數字合作關系，除了海合會國家外，埃及在智慧城市、智慧農業發展方面從中國數字技術中獲益，這為中埃未來繼續深化數字合作奠定了基礎。再次，部分中國企業已經在提高中東地區人口數字素養、減少使用鴻溝方面找到了合作生長點。比如，不論在數字基礎設施還是技術創新方面，華為在中東市場均占有一席之地；一些成功的電商，如阿里速賣通(AliExpress)、執御(JollyChic)等在中東國家也很受歡迎。(59)另外，近幾年一些中國國內的數字初創公司也出海中東。這些公司在幫助部分中東國家減少數字鴻溝、提高民眾數字素養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2021年，埃及通信部與華為簽署協議，后者將為埃及畢業生提供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等方面的培訓，支持埃及的數字化戰略。(60)2022年2月，沙特數字學院與華為簽署諒解備忘錄，雙方以本地化方式合作培養人工智能、云計算等領域的人才。(61)福建網龍公司為埃及提供本地化在線學習平臺，成為疫情期間埃及師生“停課不停學”的重要保障，為彌合埃及數字鴻溝做出了貢獻。(62)通過促進當地數字發展、減少數字鴻溝，中國企業在中東地區樹立了良好的形象。因此，中東地區的數字鴻溝既是中國與中東共建“數字絲綢之路”的現實障礙，同時也能成為高質量共建“數字絲綢之路”的“發力點”。這給中國的進一步啟示是，應從“硬聯通”、“軟聯通”和“心聯通”三個維度加強中國與中東國家在彌合數字鴻溝方面的合作。第一，中國與中東重點國家應以進一步提升數字基礎設施質量為抓手，強化“硬聯通”建設。目前雖然大部分中東國家已被數字網絡覆蓋，但是數字基礎設施質量參差不齊。除了海合會部分國家及以色列外，大部分國家還以4G網絡為主，少數國家的4G網絡也不健全，不同程度地存在網絡質量差、網速慢、收費高等問題。中國在5G技術方面具有顯著的優勢，中東國家數字基礎設施項目提質升級對中國企業來說既意味著廣闊的市場，也是中國幫助中東國家改善接入鴻溝、促進共同發展的結合點。第二，通過與當地數字產業的深度融合，推進數字規則標準的“軟聯通”。目前中東國家的數字產業普遍比較落后，有迫切地發展數字產業的需要，以縮小與發達國家的產出鴻溝。對海合會國家而言，數字產業創新性不高是其當前面臨的挑戰，而其他大部分中東國家則面臨本國經濟數字化發展程度不足，無法實現從傳統產業向數字、智能產業轉型的難題。疫情發生以來，中國的互聯網公司在數字基礎設施建設、電商平臺一體化升級、智慧城市建設等方面與中東國家的合作繼續深化，在數字領域形成了良好的關系。這推動了中國與中東國家在數字規則治理方面的合作。2021年3月，中國與阿拉伯國家共同發表《中阿數據安全合作倡議》，標志著雙方在數字規則治理方面邁出重要一步。(63)未來中國與中東國家可在現有合作項目基礎上做增量，擴大區域協同發展的規模效應，推動雙方在制定更多數字規則標準上協商共治。第三，通過協助培訓本土數字人才，助力數字教育的普惠化、公平化，推進與中東國家的“心聯通”。中東國家人口結構普遍年輕且失業率高，對外資企業解決本地就業有十分強烈的需求。華為等企業通過推動本土化數字人才的培養，打造本土的在線教育平臺，提高了當地人的數字素養，為提升中東國家就業率及教育普惠化做出了貢獻。未來中國企業可進一步結合中東國家本土人口數字素養不足、在線服務不健全等數字鴻溝問題，找到提高效益與滿足社會服務的結合點，促進該地區數字產業普惠、包容發展。最后，推動中東地區由亂向治，是確保中東與中國高質量共建“數字絲綢之路”、彌合數字鴻溝的重要政治保障。在發生戰亂或者政局持續動蕩的國家，治理能力的不足使其對解決國內存在的嚴重數字鴻溝問題心有余而力不足。從共同發展與合作的大局出發，中國需根據形勢的變化，為中東地區實現穩定和平提供中國智慧。中東數字鴻溝問題是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數字發展高度不平衡的典型案例，也是中國推進共建“數字絲綢之路”的過程中必須面對的一個重要問題。中東地區存在世界上分化程度最高的數字鴻溝現象且區域內協同治理能力很弱，其中既有與發達國家數字化水平相當甚至有所超越的國家，也有連基本數字基礎設施建設都不齊全的落后國家，而大部分國家處于發展中國家水平。數字鴻溝加劇了該地區原有的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狀況，甚至會進一步激化國與國之間的矛盾，不利于該地區構建和平安定的秩序。中國可與中東國家以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為牽引，促進雙方的務實合作，在數字鴻溝領域尋找新的發展動能與結合點，形成普惠、包容、創新、共同發展的新注釋：①OECD，“UnderstandingtheDigitalDivide，”2001，p.1，https：///digital/ieconomy/1888451.pdf.[2022-02-03]②PaulDiMaggio，et.al，“DigitalInequality：FromUnequalAccesstoDifferentiatedUse，”inKathrynM.Neckerman(ed.)，SocialInequality，RussellSageFoundation，2002，pp.355-400.③ITU，“MeasuringtheInformationSocietyReport，”2016，p.31，https：///en/ITU-D/Statistics/Documents/publications/misr2016/MISR2016-w4.pdf.[2022-02-03]④田剛元、陳富良：《經濟全球化中的數字鴻溝治理：形成邏輯、現實困境與中國路徑》，《理論月刊》2022年第2期，第88~94頁。⑤徐芳、馬麗：《國外數字鴻溝研究綜述》，《情報學報》2020年第11期，第1234頁。⑥董君、洪興建：《數字鴻溝的內涵、影響因素與測度》，《中國統計》2019年第12期，第71~73頁。⑦吳鵬、馬述忠：《包容性發展與全球數字鴻溝》，《上海商學院學報》2021年第5期，第14~26頁。⑧習近平：《在第二屆世界互聯網大會開幕式上的講話》，2015年12月16日，http：///2015-12/16/c_1117481112.htm。[2022-02-03]⑨《習近平談“一帶一路”》，中央文獻出版社，2018年，第184頁。⑩姜志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