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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對微觀經濟產生的影響與改變摘要：新冠病毒傳播有顯著的無尺度網絡特征，這是由社會組織形式決定的。從網絡相關理論出發，阻斷疫情傳播可通過兩種方式：改變個體交互規則和解耦社會網絡。疫情給微觀經濟主體帶來影響、反思和改變。改變個體交互規則，促進了“無接觸經濟”相變；解耦社會網絡，促使微觀經濟主體重估網絡社會的脆弱性及風險特征，并重構行為原則，來防止網絡的負反饋，進而提高自身的自組織能力，以“高內聚、低耦合”為指導，對效率原則與概率原則重新平衡。關鍵詞：無尺度網絡;高內聚;低耦合;效率原則;概率原則;Abstract：ThetransmissionofCOVID-19hasasignificantscale-freenetworkcharacteristic,whichisdeterminedbytheformofsocialorganization.Startingfromnetwork-relatedtheories,therearetwowaystoblockthespreadoftheepidemic:changingindividualinteractionrulesanddecouplingsocialnetworks.Theepidemicbroughtinfluence,reflectionandchangetothemicroeconomicentities.Changingindividualinteractionruleswouldpromotethe"contactlesseconomy";decouplingthesocialnetworkwouldencouragemicroeconomicentitiestore-evaluatethevulnerabilityandriskcharacteristicsofthenetworksociety,andrestructurebehaviorprinciplestopreventnegativefeedbackfromthenetwork,whichultimatelywouldimprovetheself-organizingability.Andwiththeguidanceof"highcohesionandlowcoupling",itwouldrebalancetheprincipleofefficiencyandtheprincipleofprobability.Keyword：Scale-freeNetwork;HighCohesion;LowCoupling;EfficiencyPrinciple;ProbabilityPrinciple;一、引言病毒從未離人類遠去。博埃拉病毒、SARS病毒、禽流感病毒，還有這次的新冠病毒，都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自2009年以來，世界衛生組織宣布了六次國際關注的公共衛生緊急事件（PublicHealthEmergencyofInternationalConcern，簡稱PHEIC），分別是：2009年H1N1流感大流行、2014年脊髓灰質炎疫情、2014年西非埃博拉疫情、2015年至2016年寨卡病毒疫情、2018年至2019年剛果（金）埃博拉疫情，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是第六次PHEIC。歷史上大型瘟疫的流行，往往發生在自然與經濟極端交替的復雜背景下。天氣由熱變冷，經濟由冷變熱，這都是疫情發生的典型條件。技術發展突破了舊的社會經濟結構，社會轉型、人口流動加劇，社會聚居規模急速擴張。生產力快速發展與社會免疫系統滯后的矛盾，為疫情爆發提供了加速動力。2002-2003年的SARS,2008-2009年的美國H1N1,2020年初的新冠病毒都體現了這種特征。疫情的擴散過程就是醫療、公共衛生基礎設施等公共品供給體系超負荷的過程。疫情發生有著深刻的社會背景和社會條件，疫情也促使社會反思，進而給社會帶來巨大的改變。現代社會已是一個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互相交融、互相影響的超級網絡。我們在享受網絡的巨大聚集效應時，病毒也擊中了這張網絡，并被迅速帶到全國乃至世界各地。所有的公共衛生問題，與社會結構問題緊密相聯。本文并不試圖從社會、經濟、財政、金融等角度來解析疫情，而是旨在用網絡的相關理論和理念，解析疫情的傳播及阻斷，在此基礎上，分析其微觀經濟學意義，思考處在巨大社會網絡中的微觀主體應該得到的啟示及變化。本文試圖回答以下問題：超級網絡具有正反饋和負反饋效應，微觀主體作為超級網絡的一部分，往往只關注正反饋而忽視負反饋，如何抑制負反饋效應？這是疫情帶給我們最深刻的思考，也是微觀行為構建必須面對的問題。無有效疫苗的情況下，切斷疫情傳播的基礎方式是阻斷人流，禁止人與人近距離交互。現代社會網絡是人流、物流、信息流的綜合聯結，隔離人流幾乎意味著隔離了物流。現代基礎設施建設和微觀主體的組織形式，需要怎樣重新考慮人、財、物、信息的連接方式？本文將主要從兩個方面來闡釋疫情對微觀經濟的影響，一是因疫情而改變個體交互規則對微觀經濟行為的影響和改變；二是因疫情而解耦社會網絡對微觀經濟行為的影響和改變。二、疫情防治影響微觀經濟行為的兩種方式（一）新冠肺炎疫情傳播的無尺度網絡特征對于新冠肺炎疫情，人們往往會與2003年的SARS做比較，希望得出經驗性結論，但是中國與17年前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語。如高鐵的普及，使人口流動速度加劇。2019年春運客流量是30億1左右，也就是說全國人口平均移動了兩次，人與人之間的基礎連接提高。北上廣深等超級大城市跨越省際在全國范圍內吸引人口；省城跨越地級市，直接吸引縣域人口。超大城市沿著“馬太效應”，產生超大連接。中國人口在地理上的連接，呈現無尺度網絡的特征2。無尺度網絡，又稱無標度網絡，其特征是網絡度的分布呈冪率分布，即節點度為k的概率正比于為k的某個冪次。冪率分布使無尺度網絡度的分布，不同于隨機網絡度的正態分布，而呈集散分布（大部分節點只有少數連接，少數節點有大量連接），故稱無尺度網絡。無尺度網絡存在超級節點，又稱種子節點3。無尺度網絡具有天生的軟肋。無尺度網絡的連接方式具有魯棒性4，但是這種應對意外故障的優越性，在遭受惡意攻擊時，卻成為不堪一擊的軟肋。如果超級節點被蓄意攻擊，其決定性地位注定整個網絡“癱瘓”。無尺度網絡魯棒性和脆弱性共存，并且二者有依存關系。當新冠病毒擊中武漢這個常駐人口超過1300萬的超級節點時，在關閉整個城市之前，竟然有500萬人流到全國乃至世界每一個角落。根據病毒傳播的SIR模型5，任意時間段，同時有人處于病毒傳染期，有人被傳染，也有人被治愈，當治愈率高于傳染率時，這個流行病屬于自限性的，逐漸消亡。病毒在隨機網絡中傳播，是存在閾值的。然而，西班牙巴塞羅那加泰羅尼亞理工大學的Pastor-satorras和意大利特里雅斯特國際理論物理研究中心的Vespigniani，卻得出一個令人不安的結論：在無尺度網絡里，不存在隨機網絡里的臨界值。不只是生物學領域，在廣泛的社會學領域，存在大量的無尺度網絡6。無尺度網絡里，病人可以迅速感染多名醫護人員，一個環球旅行家庭可以感染多個國家，超過鄧巴數7的社交中樞者，有著非線性的傳播能力，但治愈數卻沿著線性爬行。中國無尺度網絡特征的超大城市群布局疊加人際關系的無尺度網絡連接，在春運這個特殊時點，疫情“黑天鵝”降臨。平時引以為豪的“超大規模優勢和驚人的聚集效應”，在傳染性極強的新冠病毒面前，儼然已成“超大規模劣勢”。（二）阻斷疫情影響微觀經濟行為的兩種方式控制傳染源、切斷傳播途徑、保護易感人群，這是疫病學意義上阻斷疫情傳播的原則。面對具象的社會復雜網絡，因為無尺度社會網絡拓撲結構和流行病之間的互動關系，使傳統的防疫手段可能無效，比如隨機治療或接種疫苗。為了保證集散節點不被遺漏，幾乎人人都要治療或接種疫苗，只有所有人都獲得免疫后，病毒才能消失。能否利用無尺度網絡的超級節點特性來防治病毒傳播？答案卻是否定的。理論上講只要其中包含集散節點，即使治療人口只占一部分，這種方法仍有可能會奏效。但是，要找出社會人際網絡的集散節點，首先是非常困難的；即使找到了人際關系的集散節點，并進行治療，這也存在道德和政治困境，集散節點上的人群，是否就有優先接受治療或接種的權利？為了阻斷疫情傳播，中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控制傳染源，比如2020年2月24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表決通過了《關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動物交易、革除濫食野生動物陋習、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生命健康安全的決定》，建立集中收治點、隔離區、方艙醫院，各省采取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一級響應，冰封人員的流動，潛在的感染者被分割在一個個獨立的集群里；切斷傳播途徑，比如禁止各種人群集會和聚集等；還有就是保護易感人群，比如封鎖整個武漢城市，凍結湖北對外交通等。習慣生活在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耦合的超級社會網絡中的人們，要被圈在最小的社會模塊（家庭）里，足不出戶。阻止疫情的代價，是瓦解創造中國奇跡的結構性源動力。中國經濟被摁下“暫停鍵”，疫情對社會的影響，已經滲透到方方面面。作為微觀經濟行為主體的個人和企業，面對新冠肺炎疫情，是最直接的承受者。社會經濟已是超級網絡，個人和企業作為經濟網絡的節點，與整個社會經濟有著千絲萬縷、或輕或重的關系。任何疫情防治措施，最終都會作用于微觀經濟主體，只是路徑和方式不同而已。從社會是復雜網絡的視角出發，以網絡相關理論和觀點來觀察，疫情防治以兩個方式深刻影響和改變著微觀經濟行為。1.改變個體交互規則作為社會復雜網絡的節點，個體之間交互規則的建立，受到社會傳統、社會文化、社會秩序等各種因素影響。復雜社會網絡的聚集效應沿著正反饋的方向創造財富，病毒卻沿著負反饋的方向吞噬人類福祉。重新改寫規則，是網絡社會阻止疫情傳播的當然選擇。病毒的傳播并不是中央控制的，病毒跟我們一樣，不能預先看見網絡傳播的全貌。我們能通過個體層面的行動，去控制病毒的傳播。改變人際交互規則，可能是強制性的，比如疫情期間戴口罩；也可能是個人習慣的改變，比如更傾向“分食”而不是“堂食”。個體交互規則的改變，微觀主體的消費需求和供給也會發生相應改變，從而引發微觀經濟行為的連鎖反應。2.解耦社會協作網絡改變個體交互規則，只是部分封鎖了病毒傳播途徑，仍不能消滅疫情。新冠病毒具備超強傳染性，徹底阻斷疫情在無尺度網絡的傳播，需要降維社會網絡到近鄰連接的狀態，病毒只能在小規模網絡里轉移，不能擴散，逐漸消亡。這就需要暫時解耦社會協作網絡，使傳播網絡不復存在。武漢“封城”、社區封鎖、公共場所關閉、部分省際交通斷絕，這都是解耦社會協作網絡的方式。改變人際交互規則，是改變與節點的連接方式；解耦社會協作網絡，則是切斷節點之間的連接。微觀經濟活動之間的連接解耦，使得微觀經濟主體的行為不得不停滯。改變個體交互規則與解耦社會協作網絡雖然同屬于影響微觀經濟行為的方式，但二者的性質卻有區別，改變個體交互規則是對網絡連接規則的溫和修正；解耦社會協作網絡，則是對既有社會網絡的破壞性瓦解。二者對微觀經濟行為的影響也不盡相同。改變個體交互規則傾向于消費形式的改變，而解耦社會協作網絡更多帶來微觀經濟主體組織形式的改變。三、疫情阻斷與微觀經濟行為改變從社會網絡的視角出發，疫情阻斷以兩種方式影響了微觀經濟行為。疫情給微觀經濟主體帶來極度傷害，不只是經濟的，還有身體和精神的。中國政府以無比堅定的決心，無比強大的社會動員能力，為中國按下“手剎”，我們不得不成為“平成廢宅”。人類終會戰勝疫情，經濟損失終會被更高更快的發展彌補，疫情帶給社會的反思卻有彌久影響，進而改變微觀主體的經濟行為。（一）個體交互規則改變與“無接觸經濟”相變8為了控制疫情在社會網絡的傳播，改寫社會個體交互規則，是通常的做法。無需“自上而下”的全能指令，只是“自下而上”的分布式計算，微觀主體小的行為或習慣的改變（比如戴口罩），疫情在人際間的傳播便被抑制。“中央計算”不可能給龐大復雜的社會網絡的每一個行為分配最優解，但可以通過信息傳播的方式培育良好的社會個體習慣或規則。個人群體遵循良好的交互規則，匯集成強大的社會統一行為，進而形成有效的行動邏輯。建立有效應對疫情的個體交互規則，是疫情防治的基礎工程。疫情帶來個體交互規則變更的核心，就是人與人之間的“隔離”。公共衛生風險成為人際交往考慮的必要，對公共風險重新定價，使微觀主體愿意支付必要的代價，來換取安全距離。比如進餐采用分餐制、購買商品配送到家、公共事務需要網上預約等。“隔離”會帶來系列經濟行為改變，從消費習慣、消費需求到供給匹配；從技術支持到相關基礎設施建設等。在這個過程中電子商務、移動支付和物流會極速普及和下沉，供應鏈需要再造和重整。“無接觸經濟”并非新的經濟形態，在某些領域已有所普及，但其驅動動機，并非“人際隔離”。傳統文化、社會習俗、心理狀態都不會主動推動人際間的“隔離”。疫情帶來的個體交互規則改變，使“無接觸經濟”的相變，由無序競爭進入有序競爭階段。在歷史進程中生活方式和習慣的改變，除了科技進步與GDP等基本因素外，重大事件往往成為其直接推動力。無接觸經濟行為，開始由無序向有序轉化。比如疫情期間，線上場景加速替代線下場景，電影《囧媽》放棄院線，與字節跳動簽約免費在線上投放，看似無奈之舉，可能預示著線下革命的開始，人們重新回歸家庭，最后院線只剩下基礎的社交需求。遠程教育、遠程醫療、遠程院線、遠程辦公已提上日程。公共衛生安全對距離的硬性規則，促使宅在家中的人們，重新評估我們到底需要怎樣的聚集和怎樣的距離。（二）解耦社會網絡與微觀經濟行為自我重構解耦社會網絡，是對作為社會網絡節點的微觀經濟主體的一種壓力測試。微觀經濟行為高度依賴社會網絡的連接，微觀主體構建經濟組織、實施經濟行為，以對社會網絡的高效利用為追求。社會復雜網絡的脆弱性也同樣傳染給社會微觀主體。微觀經濟行為構建，從未對公共衛生事件這種“黑天鵝”甚至說是“灰犀牛”給予足夠的重視，認為那是政府的職責。對于某個場景的高容忍性，必然伴隨對另一個場景的低容忍性，微觀個體需要重新修正對公共風險的態度。減弱或者斷絕社會網絡脆弱性的反向傳遞，是微觀主體重構經濟行為的重要原則。經濟停滯，帶給微觀經濟主體反思的契機和動力；社會網絡解耦，帶給微觀經濟主體反思的方向和原則。1.基礎理念重構———“活得久”與“活得好”成本效益原則是微觀經濟行為的主要原則之一。成本效益原則把任何決策或者行為，看作是對線性規劃函數求最優解，微觀主體的運營基本都遵守這一原則：擴大產能并降低成本，取得最大的邊際收益。這隱含兩個假設前提：固定的環境參數和明確的優化目標。這種效率思維能驅動增長，但無法判斷方向。危機爆發，環境參數變化，優化目標不復存在。成本效益原則只解決“活得好”的問題，不解決“活得久”的問題。個體在一次疫情中，存活的概率很高，但是如果重復暴露于“黑天鵝”事件，存活的概率則很低，疫情風險是非遍歷性9的，即使重復的風險可由個體壽命的有限性來分散，風險最終也不是由系統或者集體的層面來承受，而是個體。社會網絡的聯通性不斷增加，病毒傳播，以非線性方式擴散，突發事件具有肥尾10過程。在面臨的風險是全新且不一定所有可能情況都發生的時候，不應該按照可能性的概率計算期望，而是按必然發生處理11。微觀主體追求的目標，不只是活得好（成本效益原則），更要活得久（概率原則）。活得久才是活得好。在高度發達的網絡社會，因為網絡的天生脆弱性，對風險全面謹慎的嚴防死守，應該被植入微觀經濟主體的基礎理念中。2.微觀主體組織形式重構———“高內聚，低耦合”效率不再是唯一目標，甚至不再是第一目標。對風險的普遍預防原則應該成為微觀組織的重要原則。提高微觀組織的抗風險能力，減少對網絡的連接和依賴，提高自組織能力，是疫情對微觀組織重構的重要啟示。人類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經濟體系與自然生態體系存在很多相似之處。自然界自發形成的網絡給了我們啟發。自然界中規模比較大的網絡，往往都會建立模塊化的系統，比如我們的大腦系統網絡。大腦這個數以億計神經元組成的系統，被區分為不同的腦區，腦區內神經元連接密切，腦區間則相對稀疏。腦區也就是大腦的模塊，而不同的腦區組成大腦整體的模塊化系統。大腦網絡隨著人們不同的生理狀態不停地調整自身的運行，睡眠的時候，大腦的不同模塊處于解耦狀態；而在意識清醒時，各個不同的腦區又會關聯在一起，完成各種復雜的認知任務。這種靈活的調控和切換，可以應對各種危機，最大限度來保持網絡的魯棒性。通過不斷的耦合和解耦，我們的大腦網絡以模塊化結構實現了魯棒性和脆弱性的平衡。模塊化充分體現了“高內聚、低耦合”微觀組織重構的方向，自組織能力成為構建微觀組織的核心指標。以“高內聚、低耦合”為原則對微觀經濟主體重構，分級診療是最典型的實踐。分級診療是中國的老生常談，但現實卻是分診制至今舉步維艱，分級診療形同虛設。患者行為上缺乏激勵，心理上缺乏認同，愿意向更高更好的醫療資源優先連接，高層醫療機構的聚類性具有虹吸效應，控制了大量的資源。患者和醫療資源的雙向驅動，促使超級三甲醫院誕生的數量越來越多。研究表明“中國城市醫療網絡是由20%的高度城市代表的具有圈層類聚結構的無尺度網絡；中國城市醫療硬件網絡比軟件網絡復雜和穩定；中國城市醫療網絡的結構和功能主要由強關系城市決定，弱關系城市對網絡穩定性沒有實質影響”（周曉芳、產健，2019）。這說明中國整體的醫療網絡呈現無尺度網絡特征。疫情期間，武漢超級三甲醫院人滿為患，被感染新冠病毒的人群涌向這些超級節點，感染醫護人員，病人交叉感染，病毒成功地利用了無尺度網絡的弱點。摒棄其他角度，單純從病毒傳播和防治的角度來重新審視分級診療，分診制是必然選擇。社會網絡解耦，人們被分割在最基本的社會模塊———家庭里，進而社區成為最重要的防治病毒傳播的社會模塊。社區的自治能力和自組織能力，成為阻斷病毒傳播的有力武器。2020年1月14日，國家衛健委牽頭，包括32個部門的應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聯防聯控工作機制發布《關于加強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社區防控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肺炎疫情聯防聯控工作機制“充分發揮社區動員能力，實施網格化、地毯式管理，防治疫情輸入、蔓延、輸出，控制疾病傳播”。“社會網格化”概念，就是模塊化的社會表現形式，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治工作體系，是以社區和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及家庭醫生為關鍵。通過社區醫療中心和家庭醫生對病情進行初步篩查和分類，然后對確診和疑似病人由衛健委送至指定治療點進一步篩查分類。此管理方式與分級診療如出一轍。3.商業模式重構———去杠桿微觀主體基本沿著成本效益的原則，構筑商業模式。商業模式是“描述一個組織如何創造價值、傳遞價值、獲取價值的邏輯方式”（Ostwalderetal,2010）。因為對效益最大化的追求，財務杠桿、經營杠桿和組織運行杠桿被廣泛使用于商業模式。如資金緊繃而運營杠桿較高的長租公寓、餐飲酒店連鎖企業；如自身庫存極低，零配件和原材料全球采購的供應鏈很長的企業。加杠桿更體現在企業組織的運行模式上，如“全外包”“輕資產”，高度依賴精密社會分工的企業。企業組織運行加杠桿與產業鏈碎片化趨勢有因果關系。產業鏈碎片化在某種程度上也是成本效益原則的產物。隨著人力成本的上升，要控制成本，就要專業化大規模生產。為形成錯位競爭，企業開始專注于生產中的一部分環節，產業鏈進一步細分。比如在產業鏈復雜的行業，由開始的“零件—組裝”模式，細化為“元件—器件—組件—模組—整裝”模式。專業化生產的另一個趨勢是產品通用化，為進入多個產品供應鏈，企業的產品開始通用化，這就形成了多個產業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復雜糾纏狀態。產業鏈的碎片化帶來高效率，也帶來脆弱性。產業鏈高度精細化和復雜的依賴關系，在社會協作網絡解耦時，相關產業“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在社會復雜網絡的基礎上，微觀主體構筑了不同的商業模式來傳遞價值、創造價值，在挖掘社會網絡經濟潛力時，卻也無形中復制了無尺度網絡的致命缺陷。面對突發事件的超預期沖擊，管理者應當重新思考“災備”與效率、高周轉與風險度之間的關系。突發公共事件帶來的社會網絡解耦，對杠桿過大過長的商業模式沖擊明顯，杠桿的脆弱性，使網絡解耦的負反饋放大。經濟暫停，微觀經濟組織的清償能力成為其存活的核心因素。商業模式去杠桿，提高商業模式的清償能力，成為構筑商業模式的重要考量。四、結語全球連通性已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中國正是連通性最高的社會之一，根本而言，病毒的傳播依賴人們在物理空間的互動。暫時降低連通性，從而減慢潛在感染個體的流動，是穩健抵御還不熟悉的新病毒的穩健方法。雖然這要付出經濟代價。在文明出現之前，流行病是不存在的，病毒在自然界隱秘延續。人類的繁榮給了病毒新的機會，超越空間高度連接的人際網絡，布好了病毒無閾值傳播的路線圖。我們選擇了這種高密度的組織方式，就要承受病毒的寄生，病毒是我們進步的影子。病毒不是問題，瘟疫才是。人類和病毒互為選擇壓，人類的行為決定了病毒傳播和演變的方向；病毒傳播改變了人類社會的微觀行為，進而建立完善的社會治理體系。病毒傳播對微觀經濟組織韌性提出更高要求。微觀經濟組織不但要能夠應對環境變化和危機而不喪失組織能力，還要在主要系統功能遭到破壞或損失的情況下能夠識別風險并建立應對機制，并快速實現組織目標。工程管理大師諾爾曼奧古斯丁認為“帕累托效率最優化的架構，通常都不是最穩健的架構，真正需要的是多重場景下都能起效的架構”。生物學思維進化的精髓，不是沿著事先設定的方向，追求想象中的最高效率，而是向著更高的穩健性優化。每一次與病毒作戰，都會讓我們更加進化，工業革命之前，這種進化意味著基因變異的普及，在網絡時代，這種進化意味著基礎理念、生活方式和組織模式的嶄新變化。參考文獻[1]JosephNorman,YaneerBar-Yam,andNassimNicholasTaleb,SystemicRiskofPandemicviaNovelPathogens-Coronavirus:Anote[J].NewEnglandComplexSystemsInstitute(January26,2020）.[2]Pastor-Satorras,Romualdo,andAlessandroVespignani."Immunizationofcomplexnetworks".PhysicalreviewE65.3(2002):036104.[3]路德維希，馮·米塞斯著.夏道平譯.人的行為[M].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5:197-205.[4]魏冶，修春亮，劉志敏，陳偉.春運人口流動透視的轉型期中國城市網絡結構[J].地理科學，2016(11）.[5]曹繼勇.全球公共衛生問題安全化的路徑分析[J].武漢大學學報，2009(3）.[6]何佳馨.新中國醫療保障立法70年以分級診療的制度設計與進步為中心[J].法學，2019(10）.[7]李慧明，王磊，張菲菲.“解耦”中國循環經濟深入發展的目標和標準[J].中國軟科學，2007(9）.[8]周曉芳，產健.基于無尺度網絡的中國城市醫療網絡分析[J].地理科學，2019(2）.[9]JustinLiu，如何阻斷網絡傳播[EB/OL].https：///s?id=1657492434425360748&wfr=spider&for=pc,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