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工程對環境的影響

一爭議2006年一些重要大型工程（一）南水北調西線工程南水北調在東、中線工程已陸續開工的情況下，還未上馬的西線工程成了近年來爭論的一個焦點。盡管東、中線工程也有許多技術問題和困難，例如：東線輸水沿線水污染極其嚴重，治污的成本十分高昂；中線水源不足，丹江口水庫加高后僅能實現調水97億立方米，與計劃中的140億立方米相差甚遠。移民數量多，安置壓力很大；輸水沿線缺乏調蓄水庫且為文物密集區和強震活動區，對文物古跡的破壞以及地質災害的風險均很大，但是東、中線的困難程度仍遠不能與西線相比。西線工程處于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原高山區，寒冷、缺氧、交通不便，地質條件復雜，輸水區河床比受水區河床低80～500米，地質災害活動強烈，生態環境極其脆弱，而且為特殊的宗教文化區和少數民族聚居區。按現有規劃，為解決自流輸水的問題，西線工程需要在通天河-金沙江、雅礱江、大渡河干流及多條支流上，建起一系列大壩。多數壩高都在150米以上，最大壩高達292米，以提高水位，并通過穿越一系列分水嶺的深埋長隧道來解決輸水，最長的隧洞可達164千米。[1]南水北調西線工程在20世紀80～90年代完成了超前期規劃和總體規劃綱要。2001年5月，水利部主持審查通過了南水北調西線工程規劃綱要及第一期工程規劃。但這些過程和結果不僅不為社會公眾所知，甚至也不為除水利部相關部門以外的業界專家以及調水區（如四川?。┑南嚓P政府部門所知。盡管國務院尚未正式批準西線工程，但媒體卻在2004年報道了西線工程將于2010年開工的消息，這引發了廣泛的質疑和擔心。2006年5月，《南水北調西線工程備忘錄》（以下簡稱《備忘錄》）由經濟科學出版社出版，主編是經濟學家林凌教授、地質學家劉寶珺院士。這本文集的作者主要是四川的一批地質、工程、水電、生態、經濟以及社會文化等方面的專家。文集主要從地質環境與生態環境的風險、經濟可行性、對藏區社會文化的影響以及工程的決策體制等方面，表達了對南水北調西線工程的質疑和擔憂。而此書的形成應追溯到兩年前，從媒體上得知南水北調西線工程要在2010年開工的消息后，四川的一批專家出于對此項重大工程及其影響的關注，由四川省的老科協和水力發電工程學會在2004年6月組織了一次研討會。這次會議的論文及討論發言，便形成了《備忘錄》的基礎內容。雖然自南水北調工程提出以來，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對南水北調工程一直有不少批評和質疑的意見，但這些聲音一般都難見諸公開的主流媒體?！秱渫洝纷鳛楣_出版物，較為集中地反映了來自反方的呼聲，自然引起了社會輿論的廣泛關注。2006年8月在成都舉行了《備忘錄》的首發式及座談會后，《華西都市報》、《南風窗》、《21世紀經濟報道》、《新民周刊》、四川新聞網、人民網、東方網等許多媒體都做了專訪或評論。四川新聞網一篇《南水北調抽血四川保衛長江保衛水源》的呼吁，引來了數萬次的點擊和大量網民的跟帖。四川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魯家果，于2004年8月、2006年初兩次上書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認為西線工程的可行性、有效性和經濟合理性都存在重大問題，工程需從長計議，不宜倉促上馬，建議西線工程暫緩。值得注意的是，以《備忘錄》和魯家果的上書為代表的意見，受到國家主管行政部門的重視與回應。據水利部有關人士透露，原定于2004年完成的西線項目建議書將推后到2006年或更晚的時間完成，之后還要通過可行性研究，才會最終確定能否開工。另一種據稱可以取代西線工程的調水方案——從三峽上游附近小江調水的方案——也在探討中。[2]（二）大西線工程（朔天運河方案）南水北調的設想提出后，各方面提出來的調水工程方案不下百種，除了進入南水北調總體規劃的東、中、西三線方案之外，被談論得最多的就是大西線工程方案。大西線與現行南水北調三線規劃的主要不同點在于：大西線的調水水源不限于長江流域，而是包括了長江流域以西的瀾滄江、怒江、雅魯藏布江。由于大西線所涉及的技術問題更加不確定，因此目前主要還是一種設想?！按笪骶€”一詞最早見于20世紀90年代后期對郭開等人的朔天運河方案的稱呼（見1998年《當代思潮》的《南水北調的宏偉構想——訪水利專家郭開》一文）。但如果從大西線調水區無非是超出長江流域這一角度來看，那么有關大西線調水的設想和研究至少可以上溯至20世紀50年代，而且它也包括了許多不同的方案：①黃河水利委員會提出的從怒江、瀾滄江引水的南水北調西線的后續水源工程；②長江水利委員會提出的怒江至大渡河的聯合調水方案；③黃萬里的“西線北調江水路線”，即在雅魯藏布江大拐彎頂點處引水至黃河；④青海99課題組的自雅魯藏布江引水至黃河的“南水北調工程99方案”；⑤陳傳友的藏水北調方案，在雅魯藏布江大拐彎、黃河阿尼瑪卿大拐彎處裁彎取直，建超大型水電站，利用電能抽水調水；⑥郭開的朔天運河方案，最初的設想是從山西朔州的萬家寨穿黑駝山經桑干河水系將黃河水引至天津，后來演變為從地處西藏桑日的雅魯藏布江的朔瑪灘引水入黃河，等等。南水北調的大西線方案，一直以來主要是在專業部門和政府領導層中進行研討。但一本由李伶編著、中國長安出版社于2005年11月初版、2006年4月再版的長篇報告文學《西藏之水救中國》，卻讓以郭開的朔天運河為代表的大西線方案更多地進入了公眾的視野，并引發了對大西線工程利弊影響的廣泛爭論。尤其是2006年下半年，由于國內外許多媒體的大量報道，此方案受到了社會公眾和輿論前所未有的關注。大西線方案（以下討論的僅指郭開的朔天運河方案）從工程的基本構想來說，實際上是南水北調西線工程的延伸或擴展。它們都是通過在河流上筑壩，抬高水位，然后開鑿隧道穿越不同河流之間的分水嶺，借助水位落差引水入黃河。大西線工程由通天河經雅礱江、大渡河至黃河支流賈曲入黃的那一段調水線路，與現在規劃的西線工程差別不大，只不過大西線工程還要在雅魯藏布江、怒江、瀾滄江上筑壩，并打通雅魯藏布江、怒江、瀾滄江、金沙江之間的分水嶺。此外，大西線方案還有一些和西線工程的不同之處：一是在需要筑壩的河段實行定向爆破，搞人工塌方，堆石筑壩，堵江截流。二是北調的水經青海湖調蓄，輸水柴達木、塔里木、準噶爾三大盆地以及河西走廊與阿拉善；經內蒙古的岱海調蓄，輸水晉、冀、遼、京、津及蒙北草原。大西線方案提出后，一直有贊同與反對意見的交鋒。1998年5月24日，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江澤民對中國水資源問題做出批示。他對大西線方案沒有表達具體意見，只是說：“南水北調的方案，乃國家百年大計，必須從長計議、全面考慮、科學選比、周密計劃?！彪S后，在1999年5月18日至6月22日，11位來自政府部門、高等院校以及地方的一些專家組成了民間性質的“大西線南水北調考察隊”，對大西線的線路進行了實地考察。這是對郭開的大西線方案的第一次團隊考察。這次考察后并沒有正式的報告公之于眾，但在相關的一些報道中提到了對大西線方案十分樂觀的看法。幾乎與上述考察同時，中國工程院、中國科學院的43位院士和院外近300位專家歷時一年，在2000年完成了《21世紀中國可持續發展水資源戰略研究》，工程院院士錢正瑛就該項研究報告向國務院和有關部委匯報時指出：“各種大西線方案，在可以預見的將來，沒有現實的技術可行性?！惫こ淘涸菏颗思义P也對大西線方案給予了措辭尖銳的批評，他認為，我們以往總是強調要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吃了不少虧，欠下不少債。現在應該認識到對自然的索取和改造不是無限制的，要學會適應自然，與自然協調共處。從雅魯藏布江調水到新疆之類的事，還是和在喜馬拉雅山上開個缺口、把印度洋暖流引進西北一樣，先作為科幻小說為好，對它的評價是一副對聯，上聯是“畫餅充饑”，下聯是“信口開河”；橫批是“癡人說夢”。[3]2006年，大西線方案進入更廣泛的社會公眾討論層面后，支持方與反對方的激烈爭論，更是在各種媒體上達到了空前的程度。其中較為引人注目的是，現任水利部部長汪恕誠在香港發表的《中國水資源問題與對策》的公開演講中，直言大西線方案是“不需要、不可行、不科學”的，對大西線方案給予了完全否定的評價。[4]（三）長江三峽工程1.蓄水帶來的影響如果說南水北調西線工程、大西線方案對環境的影響還是一種可能的話，那么長江三峽工程作為一個已基本建成的巨型工程，對環境的影響則是一個現實的問題。2006年，三峽工程的施工和運行又到了一個新的轉折點。自2003年6月10日，三峽大壩蓄水到135米之后，2006年5月20日，三峽大壩全線建成；2006年6月6日，爆破拆除了大壩上游的三期圍堰，標志著三峽工程由圍堰擋水發電期轉入大壩全線擋水發電期；2006年10月27日，在經過37天的蓄水之后，達到了壩前156米的水位高度，由于它對應于三峽的三期工程，所以又稱三期蓄水，而135米蓄水位和最終的175米蓄水位，通常被稱為二期蓄水和四期蓄水。三峽工程的規模和影響如此巨大，因此一開始就成為國內外輿論關注的熱點。尤其是2006年夏秋，四川、重慶發生了50年未遇的持續高溫與特大干旱；10月27日，與完成156米蓄水十分巧合，湖北隨州發生了罕見的4.7級地震及50次以上的余震；自9月11日起，10月9日、10月24日、11月9日、11月24日，上海遭受罕見的來時早、頻度大的咸潮襲擊。這些重大環境事件是否與三峽工程有關，引發了社會的強烈關注與熱烈討論。盡管像四川、重慶高溫干旱、湖北隨州地震等事件，尚無足夠的科學數據說明它與三峽工程有關，但目前并不能完全排除這種聯系的可能。而上海咸潮除了與長江中上游干旱形成枯水位有關以外，三峽工程2006年9月至10月日均攔蓄水約2.8億立方米，累計蓄水約105億立方米，無疑對咸潮的發生起了雪上加霜的作用，使咸潮出現較正常情況提前了3個月，且十分頻繁。[5]相關鏈接：重慶干旱與三峽工程有關系嗎2006年夏天，重慶、四川等地持續高溫，旱災嚴重。重慶更達到了近53年來最高氣溫：攝氏44.5度，從而引發了一場關于三峽大壩是否是這場旱災禍首的爭論。重慶的高溫干旱事件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全球氣候變暖的大背景下的一個個例。所有的專家都同意西太平洋副熱帶高壓和青藏高壓的異常是導致川渝高溫干旱的直接因素。2006年冬春季西太平洋海溫比往年偏高達0.5℃，副熱帶高氣壓的位置較往年偏北、偏西，這不利于南方的暖濕氣流到達西南地區東部。在西太平洋副熱帶高壓控制下的地區，呈現無風也無云的天氣，容易引起高溫熱浪。今年西太平洋副熱帶高壓比較偏西，所以突出影響了重慶和四川盆地。重慶干旱之所以會持續時間這么長的重要原因是，在2005年冬季至2006年的春季，青藏高原地區降雪較常年偏少兩成左右，積雪面積比常年偏少10%左右，積雪日數也比常年偏少10天到30天，整個冬季高原上地表氣溫比常年偏高2℃至4℃，從而使高原熱力作用顯著。冬天積雪少，夏天融雪就少，用的熱量也少，多余的熱量就加熱空氣，高原上空溫度與其南側的溫度對比增大，從而也使亞洲季風增強，導致夏季季風雨帶位置偏北，而長江流域降水相對偏少。關于重慶干旱是否與三峽大壩有關，專家意見產生了分歧。北京地理學者王紅旗認為與三峽大壩有關。他形象地比喻：如果把四川盆地比作一個大木桶，最短的一根木板就在三峽的位置。這個自然形成的狹長缺口成為向盆地輸送水汽的關鍵，但大壩使自然地貌遭人為改變，短的木條被接長了，水汽循環的主要通道被阻擋，致使水汽不能正常循環，“桶內”大旱高熱天氣隨之產生。他認為氣象專家只重視中層到高層水汽的流動，但忽視了“下墊面”即1000米以下水汽流動對氣候的影響。國家氣候中心的專家董文杰、王啟祎都認為這種觀點不足為證，因為三峽大壩的高度不超過200米，而主要的水汽、熱量的輸送主要是通過近地層以上幾千米的高層輸送的，不是靠幾百米的、狹窄的三峽峽谷通道來輸送的。而目前為止，國內外學者用不同方法研究水庫對地區氣候的影響，得出的結論也是“只對局地，也就是水體周圍幾公里范圍內的氣候有影響，絕對不會影響到四川盆地這么大的范圍”，所以說重慶干旱和三峽工程沒有關系。王紅旗堅持認為三峽大壩是造成川渝高溫干旱的主要原因之一，但不是最主要的原因。與氣象專家堅持自然因素是主要因素的觀點不同，王紅旗更關注其背后人為因素的影響，尤其是近幾年來四川西部的水壩建設。因為四川盆地的供水，一個重要源頭是印度洋南上的水汽，走橫斷山脈峽谷，供給青藏高原水汽，轉成雨雪，再流到長江。但是，多年來，在金沙江、瀾滄江等多個峽谷上修了幾十座大壩，阻擋了印度洋水汽的南上，造成青藏高原降水減少。所以，王紅旗認為氣象局專家強調的青藏高壓也有人為因素。他認為，只認識青藏高原地區降雪減少形成青藏高壓是川渝高溫干旱的一個原因還不夠，更應該探究為什么青藏高原地區的降雪會減少。資料來源：網上討論綜合2.蓄水之后暴露的環境問題三峽工程對環境的影響在二期蓄水以后已日益清楚地顯現出來，主要有以下一些問題。第一，泥沙淤積。在三峽工程論證中，根據泥沙模型試驗，就已得出20年后重慶港將發生嚴重淤積的結論。另外庫尾以上河床的淤高，也將加劇長江上游的洪水災害。實際上，重慶和三峽總公司都已在未雨綢繆。重慶投資15億新建的寸灘港，預計將在2010年建成。新建寸灘港的重要原因，就是擔心九龍坡港會很快被淤掉。三峽總公司也提出了利用發電的效益來出錢挖淤的思路。第二，誘發和加劇地質災害。三峽庫區本來就是一個以滑坡、崩塌為主的地質災害高發區。大壩建成后水位抬高造成的浸泡、水位劇烈變動對地質條件的頻繁改變，以及移民城鎮遷建帶來的大量工程活動，使原本就危機四伏的地質環境更加不堪重負。國家已投資100多億元，對庫區的地質災害進行分期治理，而這只是長期工作的一個開始。庫區目前已查出兩岸的崩塌、滑坡體2490余處，大小泥石流溝90余條。在135米蓄水之后，一些著名的滑坡如黃臘石滑坡、樹坪滑坡都有活動，巴東與茅坪之間的樹坪滑坡在135米蓄水以后不到一個月，即已出現裂縫、位移以及大面積變形，對來往船只已經常有航行警告。第三，水庫誘發地震。135米蓄水以后，庫區某些庫段的地震有明顯增加的趨勢。如巴東附近的高橋斷層，是135米蓄水以來水庫誘發地震最集中的地方，其最高震級為3.4級。因斷層活動加劇而形成的構造地震，只是水庫誘發地震的一種類型。一些溶洞、煤礦采空區留下的礦洞，蓄水淹沒后可能因洞穴塌陷引發地震，也可能因為被封閉在洞內的氣體產生氣爆而誘發地震。石灰巖溶洞較多的巫峽，煤礦采空區較集中的香溪河，就是二期蓄水后誘發這類小震較多的地方，并已造成當地農村大范圍房屋的嚴重裂縫。由于這些地震的震源深度一般都比較淺，即使震級較低，也會在地表造成較嚴重的破壞。在庫區監測到一些震級不足1級的地震，就可在地表造成烈度達4度的破壞。第四，水污染。三峽工程蓄水后，峽江急流變為平湖靜水，水體的自凈能力大大降低，而庫區眾多城市的廢水、固體廢物的非達標排放十分嚴重，因此國家已投資超過50億元在庫區建設廢水、固體廢物處理的一系列工程。但目前一些工程的建設速度以及二、三級管網的配套建設跟不上，使城區產生的污水相當一部分還不能完全收集到污水處理廠進行處理，固體廢棄物也還不能做到完全的無害化處理。兩岸支流受庫水頂托的下游河段水質普遍較差，一般為Ⅴ級至Ⅳ級（屬嚴重污染），富營養化明顯。第五，因水力坡度、地質災害造成移民人數和移民成本不斷增加。在無壩的自然狀態下，從宜昌到重慶的平均水力坡度為萬分之二點三，即平均每100公里水位的海拔會升高23米。在三峽工程論證時，對水庫蓄水后的水力坡度有不同看法：移民論證組認為從壩區到涪陵李渡鎮的493.9公里的距離內，將只有0.4米的水位差，因此水力坡度可視為零；泥沙論證組認為水力坡度為萬分之零點七。135米蓄水后，根據三峽總公司和重慶市移民局曾提供給新聞界的各地水位數據計算，平均水力坡度約為萬分之零點五三。按此水力坡度，175米蓄水后，庫區不少地方的水位都將高于177米的庫區移民紅線。2006年10月，新華社引述國務院三峽委辦公室主任蒲海清的話報道，三峽工程移民總數最終將達到140萬人。這已比1992年三峽工程提交全國人大時公布的移民數72.55萬人高出了近一倍，而這還沒有包括因地質災害以及上游河床淤高，水位抬高可能造成的二次移民。第六，峽谷自然景觀受損。135米及156米蓄水以后，江面寬度已擴展了數倍甚至十倍以上，特別是在峽谷口有支流匯入的地方，因回水向支流擴展，往往形成極為寬闊的湖灣，這在峽谷橫向和縱向的視覺對比上產生了很大變化，加上與高峽絕壁相映襯的急流涌浪，也為水靜波平的景象所代替，使峽谷的幽深險峻大為減色，對峽谷的那種美學感受和體驗大打折扣。三峽旅游業與蓄水前相比，也處于不景氣狀態。第七，對長江水生生物及其生態系統威脅嚴重。三峽大壩蓄水以后，大壩至重慶600多公里的江段為水庫所代替，因魚類原始棲息空間的損失，原來在急流和中淺水環境中生活的魚類，無法適應庫區的靜流深水環境，當它們不得不遷移時，又會受到生境容量的限制，這將導致具有急流態生活習性的種群的衰減。而原有產卵場的喪失，也會給已被隔斷在三峽大壩以上的魚類種群造成更嚴重的影響。第八，三峽船閘礙航成為長江航運的“瓶頸”。棄水路走旱路的翻壩運輸，原來是三峽工程在建設期礙航時的一項應急轉運措施。但自2003年6月二期蓄水及三峽船閘正式開放以來，船閘礙航的矛盾卻日益突出。據三峽通航管理局的數據，在2003年下半年197天試通航中，有積壓船舶的天數高達119天，占半年通航天數的60.4%。雖然因水庫蓄水、船閘沖砂、大霧、洪水、船閘檢修等造成的船閘停航對船只積壓也有影響，但三峽通航管理局的各種數據顯示：三峽船閘已處于滿負荷運行狀態，而且2004年6月以后，所有滾裝船已不再經過船閘，一律實行“水-陸-水”過壩轉運；重慶與宜昌間的客船也已全部實行大壩上下的水陸轉接而不過壩，但“船閘瓶頸”的矛盾仍很突出，其根本原因在于船閘的實際最大通過能力約3400萬噸，與設計通過能力5000萬噸相差太遠。而即使船閘通過能力可以達到設計的5000萬噸，也無法滿足長江上游水運運量增長的需求。第九，大壩以下河段河床淘深、堤岸崩塌。由于泥沙多被攔截在庫區，下泄的清水對河床有強烈的沖蝕作用。三峽工程論證中的泥沙模型試驗已表明，受沖蝕嚴重影響的河段至少在800公里以上，沖蝕平均深度至少為5米。而這一危害已開始出現，荊江河段的崩岸自2002年以來便日趨嚴重，2006年2月以來長江干堤岳陽段更是發生強烈崩岸，已發現多處險情，最長的崩塌岸段長達600米。[6]二大型工程對環境影響的分析（一）對地質環境的影響根據2005年7月1日郭開在香山會議上的報告《構建朔天，再造中華》來看，大西線方案并未涉及地質環境與地質災害對工程的制約與影響問題。而作為大西線方案一大特色的人工爆破、堆石成壩的設想，更有許多疑問。一是這種施工本身就會造成或引發嚴重的地質災害，在一些特殊地區，這種施工為我國的《地質災害防治條例》所禁止。二是自然過程中這種崩塌堆積成壩、堵水成湖的實例，在藏東川西高山峽谷區屢見不鮮，但無一例外地都會壩下滲水、水漫壩頂并至潰壩成洪。2000年，易貢藏布的一次特大山崩與高速滑坡中，瞬時堆積方量達3億立方米，相當于11座三峽大壩的澆筑方量，形成長4.6公里，寬3公里，高60～100米的天然壩體，62天后潰壩，使最大水深62米、面積52.7平方公里的大湖幾乎一泄而空，形成了40～50米高的下泄水頭，給下游造成了毀滅性破壞。人工爆破能否達到類似易貢藏布特大山崩的量級是一個問題，即使能達到或超過，要使它比天然崩塌形成的大壩更結實而不至潰決，就更是一個問題。西線工程和大西線工程，基本都未考慮在青藏高原這一特殊區域，即使工程能建成，還要面臨的高風險、高成本的運營維護問題。以進入西藏墨脫的公路為例，修通不久便被地質災害所毀，幾度修復均告失敗，因技術難度和成本太高，終于放棄。再以川藏線上被稱為“天險”中的“天險”——波密至林芝路段為例，許多地段都是屢修屢毀，屢毀屢修，道路維護與災害治理的費用已不知高出建路費用的多少倍，仍無法在災害多發季節保證暢通。以通麥東側的102滑坡為例，滑坡形成后的1991～1997年的8年間，公路每年平均斷道時間高達90天左右，其中600多米長的主滑坡分布地段，治理費用達5000萬元，但無法根治，又提出用隧道來避開滑坡，預算費用高達1億～2億元。[7]對于相當于一條人造大河的西線或大西線輸水工程，在地質災害的高危區，加上通行和施工條件極其困難的高山-極高山區，要維護它的正常運行，比維護一條公路不知要困難多少倍。以規模小得多的西藏“一江兩河”水利工程為例，國家于20世紀80年代開始興建，包括提灌站數十座、引水渠數百千米，因地質災害多發，工程邊修邊毀，到20世紀90年代損毀殆盡，30多億元投資報廢。（二）對水環境的影響最主要的影響，一是輸水區的壩下河谷區因減水、失水加劇干旱化、沙化和水質惡化；二是水庫的水因流速減緩、自凈能力降低，導致累積型污染，影響水質。例如，川西滇東北原始森林的水源涵養能力已由50年前的4000億立方米，減少為2006年的1000億立方米，雅礱江干旱河谷的上限抬升了200～400米，大渡河的年均徑流量較20世紀后50年下降了14%，徑流量的年內分配更加不平衡，枯期流量銳減。南水北調西線工程一旦實施，引水樞紐以下金沙江玉樹至攀枝花900公里河段，雅礱江甘孜至攀枝花600公里河段，大渡河鈄爾朵至石棉300公里河段，在每年11月至翌年5月的7個月中，徑流量將分別減少36%～32%，在近壩河段甚至可能斷流。這將使干旱河谷的范圍進一步擴展，沙化、荒漠化、草地退化將加劇。[8]大西線方案最初認為年調水量可達2000億立方米，但在郭開2005年的報告中修改為年引水1280億立方米，保證年入黃河水量不小于1000億立方米，減少了30%以上。即使為滿足這一大大降低了的調水總量，在各取水斷面取水的比例竟高達83.3%～91.5%：雅魯藏布江的溯瑪灘，35年平均徑流總量328億立方米，取水300億立方米；尼洋河的上百巴，年徑流量165億立方米，取水150億立方米；易貢藏布的上八蓋，年徑流量180億立方米，引水150億立方米；怒江的朔瓦巴峽谷，年徑流量356億立方米，引水300億立方米；瀾滄江的昌都蹲達，年徑流量230億立方米，取水200億立方米；南水北調西線工程在通天河、雅礱江、大渡河各取水斷面的引水比例為64.5%～69.4%（見圖1）。[9]圖1大西線方案的取水比例河流的生態需水量，主要包括防治污染、維持生態系統與生物群落、河流沖砂、河流景觀及娛樂環境等的需水量，是對上述不同需求目標的滿足程度，目前國內外一般認為河流的生態需水量至少應相當于年平均徑流量的50%～70%，也就是說河流水資源的開發利用率不應超過30%～50%。[10]上述的大西線方案、西線工程的取水比例均已超過生態需水量的限制，而大西線方案的取水比例更是高得離譜。（三）對生態環境的影響西線及大西線工程主要位于藏南山地、川西藏東高山深谷、青南高原寬谷等生態地理區，主要包括丘狀高原以及深切割高山-極高山環境下的草原-草甸、濕地和森林生態系統，特點是多樣性和脆弱性。在全球氣候變暖以及人類活動的影響下，其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冰川與湖泊退縮；水土流失加?。簧郴?、荒漠化、草地退化的趨勢明顯，野生生物種群的生境及其生態系統受到威脅。藏南山地以及川西北、青海南部的生態環境受到人類活動的影響更為突出，若爾蓋濕地的縮減與沙化就是一個典型實例。而西線及大西線的大規模工程施工，由于地表的開挖、砂石料的采取、大量棄渣的排放，都會進一步破壞地表植被，并使地表環境、生態系統和物種生境發生強烈的擾動和改變。尤其是大西線工程要穿過的藏東南高山峽谷區，垂直自然帶豐富，森林覆蓋率在46%以上，是我國目前為數不多的最大的天然林區之一，生物多樣性十分突出，是許多珍稀生物的棲息繁衍地，蘊藏著西藏地區60%～70%的生物資源。大西線工程除了可能對植被產生嚴重破壞以外，還可能使許多生物種群的生境被片段化和破碎化。相比之下，大西線方案的各種材料中，基本不提工程對環境的影響，或不涉及工程的環境影響評價。對工程線路、工程設施的設想如入無物之境，沒有自然保護區、天然林保護區、風景名勝區、生物多樣性熱點地區或珍稀生物棲息地的任何約束。面對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國家級生態功能保護區以及列入國際濕地保護計劃的若爾蓋草原，郭開甚至提出：“現今泥炭國際價格很高，修大西線必過草地，要開挖出大量泥炭，是一筆可觀的外匯。”提出這么一個規模巨大的工程方案，但環境意識卻如此淡漠。大西線方案還有一個重要之點，就是要利用青海湖作為調蓄水庫，將蓄水量由800億立方米增至3000億立方米，由于青海湖是咸水湖，因此水利部長汪恕誠將此方案稱為“荒唐”，認為淡水入湖后，將被咸化。大西線的設計者花了很大功夫，去說明湖水的礦化度將因淡水入湖很快由14克/升降到1克/升以下。且不論這是否可能，但在討論這個問題時，卻沒有考慮咸水環境下的青海湖水生生態系統和生物群落在湖水礦化度大幅度降低后會出現什么問題。（四）對社會環境的影響南水北調西線工程的調水地段多位于大渡河、雅礱江、金沙江上游的寬緩河谷區，主要為牧區或半牧半農區。這些河谷地帶是當地藏族村落、牧場、寺廟最集中的地方。當地經濟發展面臨的一個突出問題，就是草場普遍過載，畜草矛盾十分突出。一系列高壩建起來后，壩上河谷區將淹沒大片草場，會導致鼠害的遷移以及畜草矛盾更加突出；而且由于地處高寒草原以及特殊的文化背景與生活習俗，移民安置較內地更為困難。這是工程規劃和環境影響評估中應該認真考慮的重要問題。但現有的《南水北調西線工程規劃綱要及第一期工程規劃》，并未提及淹沒損失與移民安置的問題。另外更重要的是，這些地區均為藏傳佛教文化背景深厚的藏族聚居區。千百年來，藏族民眾視他們居住的青藏高原為高潔神圣之地，神山圣湖已成為藏族文化的載體，對神山圣湖的崇敬和朝拜成為永久的固定儀式，禁忌對賦予神圣宗教意義的自然體和自然生物進行改變、破壞和傷害。這種宗教傳統和對自然的崇敬之情，長期以來對保護高原的生態環境、生態系統和生物多樣性，發揮了巨大作用，并創造了與高原自然生態和諧相處的價值觀念、生活方式與民族文化。西線和大西線工程勢必要對藏族民眾視為神靈的一些山峰、湖泊、河流、森林、草原進行重大改變，開渠打洞、削山堵江、損毀植被。同時還要對一些宗教建筑、宗教設施進行拆除、搬遷、重建，這些都會給宗教界人士和信教民眾帶來沖擊。一旦激化矛盾、引發沖突，就會成為影響民族團結與國家安全的大事。在對大西線方案的種種介紹之中，同樣見不到對淹沒損失、移民、文化沖突等社會環境影響的最起碼的科學分析與認真評估。方案設計者如入無人之境，可以隨心所欲指點江山。以大西線起點的朔馬灘水庫為例，在海拔3510米的位置筑90米的高壩，提高水位約80米，將淹沒從澤當到曲水的雅魯藏布江河谷地區，有專家稱被淹的是西藏最富饒的地區。郭開認為第一期工程朔馬灘水庫按3568米運行，“沒有影響”。實際上水位提高50余米，不可能沒影響。郭開的方案是沿江修高3599米的防洪堤，但這相當于在雅魯藏布江河谷造一條懸河，投資巨大不說，需占多少耕地與房屋？防洪安全性如何？在原來的方案中，大西線甚至要淹沒包括昌都、爐霍等一些重要城鎮及一些著名寺廟。在1999年的考察中，因多數考察隊員的反對，郭開才修改了原方案。（五）對國際環境的影響大西線方案所涉及的雅魯藏布江、怒江、瀾滄江均為國際河流，對國際河流的利用，存在與其他國家有關的環境影響問題。雖然現在還沒有通用的關于國際河流的公約，但國際河流的利用有公認的兩條原則：主權原則，即一個國家可以開發流經其領土的全部水利資源；國際合作原則，即一國的水利資源開發不應損害其他國家利益。1972年聯合國《人類環境宣言》指出：“依照聯合國憲章和國際法原則，各國有按照其環境政策開發其資源的主權權利，同時亦負有責任，確保在其管轄或控制的范圍內的活動，不致對其他國家的環境及本國管轄范圍以外地區的環境引起損害。”1997年《里約環境與發展宣言》重申了該項原則，強調了發展特別是共同發展的重要性。如果因河流調水而影響到下游原河道的最低生態用水，或是因上游調水工程的事故造成下游的洪災及其他災害事件，或者因河道阻斷影響到洄游性魚類的生存，都可能引起國際糾紛和沖突。上文提到的2000年發生易貢藏布特大山崩事件時，我國政府就曾將易貢湖的水情及時通報給下游的印度、孟加拉國，但由于洪水規模超乎尋常，仍然在下游造成了較嚴重的生命財產損失。我國瀾滄江上以小灣、糯扎渡為核心的2庫8級開發，以及擬議中的怒江13級水電開發規劃，都曾引起過下游國家的異議。瀾滄江下游的湄公河流域每年魚類產量為100萬噸，總價值超過10億元，湄公河流域約有90%的人口從事相關農業生產，而他們80%的動物蛋白質消費來自這條河的淡水魚。有資料顯示，僅是下游國中的泰國建造的蒙河大壩由于封住了魚類的洄游路線，就使得建壩前所有的265種魚類，現僅余96種，魚類捕獲量下降了80%。[11]《印度時報》2006年曾就大西線方案報道說，印度政府已經為該計劃的實施前景展開了多日的討論，擔心如果這一工程最終真的得以實施，印度和孟加拉國的大部分水源將被切斷。印度政府正在準備為這一問題與中國交涉，預期未來幾個月內雙方高層官員將就這一工程方案展開對話和交流。[12]三怎樣避免大型工程對環境帶來的風險與威脅（一）從綜合效益和可持續的角度把握宏觀決策南水北調西線或大西線這樣的超大型工程所產生的環境影響極為巨大，許多影響甚至難以在前期的科學論證中預料和確認，而且工程一旦實施，產生的后果就無法逆轉，所以宏觀決策的把握就尤為重要。西線或大西線在論證中，都一再把我國北方缺水作為主要理由，但缺水和大區域調水在邏輯上和經濟有效性上并無必然聯系，而在部門的或強勢集團的利益驅使下，大工程帶來的大投資會成為主要的追求目標；或者在征服自然、改造山河的非理性觀念支配下，用大工程來顯示自我中心意識或權力意志成為一種傳統的喜好。因此缺水就必然要大區域調水，成為了一種基本的或習慣性的思路或導向。“能以綜合代價最小、綜合效益最大的原則解決缺水問題的最佳方案是什么”這樣一個真正的科學決策命題，變成了“大區域調水作為既定的工程目標如何解決缺水問題”這樣一個非科學決策命題。在對南水北調西線工程的爭論中，也有站在調水區的地方政府、水電開發商的利益角度，提出對西線工程的質疑，或要求足夠的補償的。但更多具有獨立背景的專家一再強調，西線工程是否可行，并不能僅僅從調水區四川省的損失來衡量，而是要從調水區、受水區的總效益及綜合環境影響來評價，如果總效益為正，局部損失能得到有效的補償，那么工程也是可行的。但恰恰是在整個西線工程的有效性和經濟合理性上仍然存在重大疑問。例如：一方面，不同部門做出的缺水量估算存在巨大差異，在以需定供的錯誤觀念指導下，導致高估需水量，助長對水資源的浪費；另一方面，又高估可調水量，西線工程計劃調水170億立方米，而據獨立專家的計算，實際可調水僅100億立方米，缺口不小。即使按目前規劃的調水量計算，按工程規劃也只能滿足未來50年的缺水需求。而且從技術上看，西線調水入黃河谷地，解決不了西北內陸流域的缺水。據水利部部長汪恕誠透露，南水北調西線工程的調水成本高達每立方米水20元，而僅是海水淡化成本就有可能在近二十年內降到每立方米水3元以下。如此高成本的大區域調水，將面臨嚴峻的市場挑戰。而南水北調不是福利性公益性事業，國家無法長期大量補貼。與此同時，我國單位產值的水資源消耗遠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節約空間巨大，節約的水資源量可滿足相當一部分缺水量，且成本遠低于大區域調水。我國北方一些地區本屬半濕潤區，許多地方嚴重缺水或生態惡化，很大程度上是人類不適當的活動或是體制性的原因所致。例如，包括羅布泊在內的新疆許多湖泊的干涸或萎縮，黑河流域的斷流與沙漠擴展等，在某種程度上是因過度農墾、大建水庫、大量截水所致。天津及華北地區的缺水，也與不恰當的海河治理工程中，開挖多條人工河道讓海河支流直接入海，造成水資源的分配失調有關。（二）尊重利益相關民眾自主發展與選擇的權利大型工程都以消除貧困、促進發展為主要目標和宣傳口號。但實際上大型工程帶來的利益往往集中于開發商、工程承包商、地方政府手中，現行的體制以及移民政策，導致許多商業性的工程開發項目都以國家的名義強行低價征收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損失物的測量與補償標準的制定都由開發商與政府單方面進行，移民工作由上一級政府向下一級政府簽訂責任狀而強制推行，工程造成的大量非自愿移民無法參與到物權處置與利益分配的決策過程中，只能被動地無選擇地接受與服從。移民得不到合理的賠償、原有生活來源喪失而又缺乏替代的生計，生活水平下降，從而造成了某種社會矛盾與社會問題。例如，南水北調中線的丹江口水庫一期工程移民達41.2萬人，由于安置地土地數量少，質量低下，承載量有限，難以維持移民的原有生活水平，造成10.8萬人返遷，而庫區后靠的移民人均土地不足0.4畝，不得不搶種淹沒線以下的消落地，或開墾坡度25度甚至45度以上的貧瘠坡地。[13]在老的移民問題尚未得到妥善解決的情況下，大壩加高的二期工程，還將新增移民25萬人以上。同時，庫區172米高程以下原后靠的尚未得到妥善安置的十多萬移民又將面臨再次搬遷。[14]對工程移民，歷史上片面強調“舍小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