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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檔簡介

中國發現的日本式銅鏡初探編者按:文化交流是人類社會和各民族文化發展進步的重要推動力,中國和日本是一衣帶水的友好鄰邦,兩國在文化等諸多方面有著特殊而密不可分的淵源關系。早在彌生時代,中國漢鏡傳入日本,北九洲出土漢代、三國制造的銅鏡達300多面。據《三國志》記載:景初二用258年)六月,魏明帝曹睿贈送日本女王卑彌呼的物品中有“銅鏡百枚”,對日本的制鏡業產生深遠的影響。日本從仿制中國銅鏡到日臻完美的“和鏡”形成,井于桃山、江戶時期以商貿方式銷往中國。精湛的工藝,似錦如畫的紋飾,贏得了中國市場,使中國制鏡作坊紛紛仿制,一時形成了日本式銅鏡在中國尤其是東南沿海區域流傳。日本式銅鏡國內媒體介紹甚少,特刊發此文以饗讀者。本文介紹的日本式鏡,究竟是日本鏡,還是仿日鏡,還需作進一步研究考證。日本鏡何時傳入中國,中國何時開始仿制?至今尚難覓研究著文。清道光元年(1821年),馮云鵬著《精索》一書的附錄部分收載有“日本國鏡”10件,云由日本長崎港舶載而來,當時作者鑒其紋樣新穎而收錄。建國后全國各地博物館相繼在書刊上收載過屈指可數的日本鏡,但就它的特征、流行年代、何時傳人等相關問題均未涉及,它給我們留下了有待研究的課題。四川省博物館藏“菊花龜背紋柄鏡”(圖1),直徑11.3厘米,通長21.6厘米,寬緣,龜背紋中心飾菊花一朵,花下有“天下一佐渡”款。佐渡時限為寬永八年(1631年),相當于明崇禎四年。吉林省博物館藏“桐葉徽龜鶴紋鏡”(圖2),1964年從吉林市出土,直徑8.7厘米,低窄緣,中心龜鈕,鈕上方兩只飛鶴相向對稱,龜鶴喙相接,內外區滿布菊花紋。上列之鏡明代由日本舶來。北京故宮博物院及湖南省博物館所藏日本鏡中以江戶鏡為主。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相繼在中國發現有日本式樣的銅鏡,筆者集藏實物及鏡圖130面,匯編成《日本式銅鏡圖錄》,其中由日本造原型鏡占69%,余為中國仿制。20世紀中葉相繼在中國各地發現被館藏的日本鏡,至今最早可以溯到宋、金時期,日本和鏡傳人中國的以江戶鏡為主。日本江戶原型鏡的形制風格,以圓形帶柄為主,早期鏡小,徑約18厘米左右,柄相對較長,面徑與柄長比等長或柄略短,隨后鏡面逐漸增大,而柄則短。低窄緣,粟粒地紋,淺浮雕工藝精湛,以松竹梅蘭、天竺櫻樹等為題材,常與龜鶴、飛雀、蝴蝶組合成吉祥喜慶圖案,也有湖光山色、亭臺樓閣風景畫。有的在浮雕主紋外區用珠粒、棱格、花錦圖案裝飾襯托主紋?!盎諛恕笔墙瓚翮R的一大特色,在鏡的正上部置圓環或方棱,內飾花葉者稱“徽”,有吉祥文字者謂“標”,日本稱徽標為“紋章”,是家族標記的傳承。江戶鏡上多數有漢字楷書直行銘“天下一”或工匠名款。在中國民間發現一些形制風格特殊的銅鏡,特別是圓鏡寬凹面緣,內切弦紋環,印章式柱形鏡鈕,鈕上有中國工匠名款,成典型的明代鏡形制。已見的鈕上銘款有“珠珍仰記”、“方仲名造”、“黃家自造”、“云冬方自制”、“方仰春制”等。有的鈕銘字跡模糊,難于辨認,估計遠不止這些。它們所用的銅鏡圖案是日本“和風繪”江戶鏡風格。給收藏研究,考證斷代帶來諸多的困惑,已發現的形制風格及鏡匠名有三種不同組合形式。1同鏡紋不同鏡形的工匠銘款不同。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編《歷代銅鏡紋飾》417圖“黃家花鳥鏡”(圖3),為圓形鏡,寬凹面匕緣,鈕柱上銘“黃家自造”楷書四字。主紋一棵蒼松蟠虬曲枝,松下蘭草叢生,巖上立鳥與空中飛鳥相呼應,成松蘭雙鳥圖案,鈕上方有圓形飛鶴圖徽,淺浮雕工藝。筆者藏有一面窄緣柄鏡,粟粒地紋,鏡紋與黃家花鳥鏡相同,左下方有直行漢字日本鏡匠“藤原光長”銘款,江戶鏡風格,稱“松蘭雙鳥柄鏡"(圖4)。題材與風格是日本和鏡中常見的松鳥寫生畫,松針短密聚集成球狀,富有日本大阪松的特征。兩鏡雖鏡紋相同,但圓鏡呈中國明代鏡形制,而柄鏡則有藤原光長名,頗有日本江戶鏡風格。2明鏡形制“和鏡”紋樣,只有鈕銘。具有代表性的“濱洲雙鶴鏡"(圖5),寬凹面匕緣,圓柱狀鈕,鈕上有鏡師銘款“何滓然制”,鏡紋遠處堤岸迂曲,蒼松成林,近處波光粼粼,二支蘆葦挺立搖曳,一對仙鶴在澤水中展翅鳴舞,鈕上方圓形三葉圖徽猶如紅日當空,旁有云紋飄浮。風景如畫,工藝精湛,堪稱中國仿江戶鏡的藝術精品,兼備顯著的明鏡形制及日本鏡紋樣為一體。3明鏡形制和鏡紋樣,既有鈕銘,又有日本工匠名。這類鏡取中國明鏡形制,圓形凹面匕緣,印章式柱狀鈕銘“方仲名造"四字,采用日本傳統的蓬萊紋。左側蒼松蟠虬曲枝,枝葉繁茂,松旁三枝秀竹穿松挺莖曳葉,左下地上龜鶴相視,龜頭生角,昂首張望,尾披長綠毛,鶴展翅回首顧盼,空中有鶴飛翔,上方有方菱葉徽,左側有藤原光長鏡師款的“松竹龜鶴鏡”(圖6)。又如“山水塔亭鏡”(圖7)鈕銘“珠珍仰記”,鏡紋山巖疊嶂,松柏深處塔樓飛檐。洲外波光爍影,水面遠處草亭可見,蒼松橫枝,上方浮云間山影旭日,江山勝景如畫,左下有“藤原光政”字樣。這些使用中國明鏡形制日本鏡紋飾的銅鏡,鈕的鏡匠名下分別附加“造、制、記”等字,是中國鏡匠銘款的習俗格式,也是明鏡風格特征之一,但所見姓名不同于江浙贛的湖川、饒州等地鏡坊匠名,說明另有他處作坊所鑄。而日本鏡常在直行漢字楷書工匠名下加“作”字。因此認為圓鏡匕緣有鈕銘,鏡紋雖呈日本鏡式樣,不論有無日本鏡匠銘款,均視為中國制鏡作坊仿鑄。它將中國明鏡形制與富有日本風土民情的和風繪藝術風格融為一體的銅鏡,是明清之際中國新穎的一類銅鏡品種。福建東山島海域出水“柳樹水仙寶字鏡”四面(圖8),寬凹面匕緣,印章式鈕名不一,鏡紋相似,右側一柳樹,左下水仙二株,鈕上方有“寶”字標,四鏡大小不一,直徑分別為18、17、16、15厘米,是商業運輸沉船事故的遺物。同樣的柳樹水仙寶字鏡,多次在福建等地發現,可見它是南方流行的一個新型鏡。原中國歷史博物館副研究員李雪梅著《銅鏡》(貴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一書,在清代鏡一節中,就中國印章鈕式銘款的銅鏡用日本式樣紋飾的列舉的“寶字標菖蒲紋鏡”的鈕上有“漳城何滓然”款,“葵花徽梅花紋鏡”的鈕上有“漳州紀再興”款,說明自明至清初的漳州曾經是仿制日本銅鏡的作坊之一。筆者藏有一面由我國仿日本“菊花雙雀鏡”(圖9),圓形,徑10.5厘米,匕緣圓鈕,珠環鈕座,凸弦紋環將鏡背分內外二區,內外鏡紋連貫。右側菊花環鈕伸展,挺莖昂放,花盛葉茂,菊下二雀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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