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專題報告導語從官方公布的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數來看，中國已經是世界主要經濟體中收入差距較大的國家，而官方的基尼系數還存在低估。1、中國貧富差距的現狀當前，中國的貧富差距不容樂觀。貧富差距可以通過可支配收入衡量，也可以通過財富衡量。從官方公布的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數來看，中國已經是世界主要經濟體中收入差距較大的國家，而官方的基尼系數還存在低估。中國財富基尼系數在主要經濟體中排名雖然好于收入基尼系數，但是上升壓力明顯。我們根據經過調整之后的數據估算，2019年中國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于2000元人民幣的低收入群體仍然高達7.1億，這些超過一半人口僅占全部居民可支配收入的14%，而最富裕的1%（1400萬人）人群的家庭人均月收入則達到了近5萬元，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達到了12%。公共服務均等化不足還使得實際收入差距更大。1.1、中國居民收入的貧富差距已經較大中國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已經在主要經濟體中處于較高的位置，而公共服務均等化的不足使得實際的收入分配差距可能更加惡化。1.1.1、中國收入的基尼系數存在低估可支配收入在居民之間的分配是衡量貧富差距的基礎指標。收入的基尼系數被廣泛用于衡量一個經濟體的貧富差距。中國官方公布的收入基尼系數在2010年前后達到頂點，此后雖有回落，但近兩年又有所反彈。在G20國家中，中國的基尼系數僅次于拉美的巴西和非洲的南非，甚至高于在發達國家中普遍認為收入不平等的美國，已經是全球貧富差距較大的國家。即使如此，我們認為官方公布的收入基尼系數可能還存在低估。該基尼系數是通過統計局調查公布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估算的。但是通過統計局調查獲得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乘以人口計算的居民部門可支配收入總量顯著的低于統計局通過資金流量表公布的居民部門可支配收入總量；一個重要的原因可能是高收入階層可能瞞報收入。從2013年以來，兩個數據的差異超過GDP的15%。在這種情況情況下，中國真實的基尼系數可能高于統計局公布的數值。實際上學術界一直對于中國官方的基尼系數有質疑。1.1.2、公共服務的分配也是影響居民實際收入分配的重要因素此外，雖然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差異被普遍用于衡量一個社會貧富差距的水平，但是造成實際貧富差距還包括不同居民享有（轉移支付之外的）公共服務的不同。例如，政府為不同省份的小學生支付的公共教育經費就存在明顯差異，這意味著即使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完全相同，他們實際享有的福利水平也會存在差異。與美國對比，中國政府以及與政府密切相關的具有公共服務職能的國有企業直接支配的資源占GDP的比重更高，原則上說，其對公共產品的供給與分配對于居民實際貧富差距的影響可能更大。首先，中國政府（含財政支持的事業單位）可支配收入占GDP的份額17.8%比美國10.8%更高。其次，中國政府通過融資、出售包括土地在內的國有資產等方式又在可支配收入之外額外獲得了大量的資金可以直接支配，這使得中國政府直接進行的資源配置規?！ㄗ罱K消費（包括國防、公務員工資、公立教育、公共醫療等）、資本形成（公路、市政設施等）和資本轉移（無償向企業轉移資本、減免債務等）——進一步上升，達到了GDP的22.5%，也高于美國17.5%的水平。這些政府支出的行為有許多直接和間接的通過免費或者比成本價格低的方式向居民部門提供了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最后，由于中國還有大量承擔公益事業的國有企業（鐵總、國家電網、城市地鐵公司等），包括地方政府融資平臺，他們資本形成之后提供的產品和服務也有一部分因為免費或者低于成本價格而具備社會福利的屬性。從一些部門和行業的數據——如重點大學在不同省份的錄取率有顯著差異——來看，雖然政府一直在努力推進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中國的公共服務均等化程度不高。這使得中國居民的實際收入分配差距可能還要高于可支配收入所顯示的水平。1.2、財富的貧富差距高于收入除了可支配收入的差異，衡量貧富差距的另一個指標是財富在不同人群之間的分配。財富水平一方面取決于可支配收入扣除消費等結余的直接積累（形成資產），一方面也包括居民在企業部門可支配收入（本質是企業的稅后未分配利潤）中擁有的份額的積累（形成資產），還受到資產價格波動的影響。數據顯示，中國居民財富的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數絕對值甚至還要高于收入分配。但是，相對而言，中國居民財富的基尼系數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仍處于中等偏低的水平，好于收入不平等的排位。我們認為，除了中國實施市場化改革的時間相對較短，財富積累的歷史較短之外，龐大的國有企業部門（和它們代表的資產價值）為公眾所有可能也是重要的解釋之一。但是，從趨勢上看，中國財富基尼系數上升的壓力不小。2006年之后財富水平排名前0.1%居民所占有的財富份額已經超過了后50%的居民的總和，近幾年以來兩者的差距還在不斷拉大。1.3、中國居民的收入與財富分配圖譜為了解決高收入階層瞞報收入的問題和提供更直觀的關于中國貧富分化的圖景，我們利用世界不平等數據庫(WorldInequalityDatabase,WID)的數據并參考一些其它數據對中國居民的收入分配進行了估算。我們的數據顯示，單純以可支配收入4而言，2019年中國家庭人均（含有工資收入的人員和被撫養人員）月可支配收入低于500元的還有1.1億，低于2000元的低收入群體有大概7.1億。人均月可支配收入超過5646元（或一個三口之家達到約17000元/月）就進入到了前20%收入人群。但是中國收入最高的1.4億人（top10%）的準入門檻是家庭人均月可支配收入8,314元，平均收入是16,244元；最高收入的1%（1400萬人）的準入門檻是家庭人均月收入21,119元，平均收入49,828元，最高0.1%（140萬人）收入人群的準入門檻是每月人均收入59,236元，平均收入為198,609元。從占比上看，中國最高收入1%和10%的居民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分別為12%和39%，而后50%分位數居民占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僅為14%。中國居民財富分配的絕對差距更為驚人。WID的數據顯示，在2015年，中國財富水平前0.1%的居民的平均個人凈財富已經達到5,289萬，前1%則平均為956萬，而后50%的平均財富水平僅有區區4萬元，后10%甚至為-0.7萬元。2、貧富差距的原因:市場VS政府雖然社會各界對于中國居民收入差距與其他國家相比顯得較大且這種差距是許多社會矛盾的來源有共識，但是是什么原因造成了這樣的差距則存在較大爭議。一些人認為是市場化改革未能到底的結果，半市場半政府的體制導致了大量權力尋租的空間，導致了貧富分化的日益嚴重；另外有一些人則認為是市場化過度的結果，伴隨著時間的積累，市場會導致有優勢的人優勢更加明顯（馬太效應），特別是教育與醫療等基本公共服務的市場化更是剝奪了窮人翻身的機會。市場派的支持者認為，充分的市場化和有限的政府干預就能夠實現共同富裕（經典的福利學第一、第二定律證明了在一個完美的市場中，競爭可以自動實現資源配置和收入的“帕累托最優”；且每個人的收入只與自身最初狀態的資源稟賦有關。因此，可以通過設計一個一次性的稅收調節，調整初始資源稟賦，使得個體最終的收入差距減少并且不影響整個社會的生產效率），市場競爭同時意味著機會均等和效率優先；中國貧富差距過大的原因當然是未能做到上述兩點，特別是市場化的改革確實不夠充分。但是在現實中，由于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同時存在，貧富差距較大的原因則難以簡單的用市場化（政府干預）的不足（過度）來概括。如果一定要做個總結，可能只能說在天賦、財富繼承等先天因素之外，三大因素都對中國較高的貧富差距有貢獻：一些市場可以有效發揮作用的領域市場化未能完成；另一些領域則存在市場失靈；而政府在履行自身職能方面也還有改善的空間。2.1、先天因素與外部沖擊的影響貧富差距首當其沖與出生（先天因素）有關。不僅僅每個人的天賦不同會影響收入，財富的繼承是個體貧富差距最主要的根源之一。中國的經濟制度允許財富從上一代向下一代傳遞，而且由于遺產稅等財產稅稅種的缺失，這種傳遞還比較便利。這當然會導致中國的貧富差距較大。但是從中國許多白手起家億萬富豪的收入來看，可能比普通人高一萬倍。考慮到這些富豪不可能比普通人聰明一萬倍，體力好一萬倍，解釋貧富分化必須考慮其他的因素。學術界普遍認為包括科技革命引發勞動力市場兩極化、新冠疫情沖擊低端勞動力就業、和全球化導致發達國家制造業工作流失等外部沖擊也導致發達國家貧富差距上升。但是對中國而言，這三項外部沖擊前兩者可能導致貧富差距擴大，但最后一項反而有助于縮小貧富差距。更重要的是，既然絕大多數其他國家都面對這三大沖擊，為什么中國的收入差距仍然較高呢？我們需要對此進一步探討。2.2、市場失靈的影響我們認為更高程度的市場失靈，如市場競爭不充分、信貸約束等可能是中國收入差距較大的重要解釋。市場失靈不僅僅影響效率，一些市場失靈也會導致收入分配的差距較“完美市場”的水平上升。首先，不完全競爭（壟斷）會導致利益分配有利于富裕人群，中國作為新興經濟體，市場競爭不充分可能導致企業家階層獲取更明顯的壟斷利潤。由于企業相對勞動力一般擁有更大的壟斷勢力，富人（包括優秀的企業家）作為公司特別是大公司所有者因此可以從弱勢的勞動者甚至是普通人獲取超額收益。新興市場國家的反壟斷措施不完善，許多新興領域也競爭不充分，更容易造成貧富分化。2015年以來中國大企業的資產回報率相對其他類型企業明顯上升可能是許多領域產業集中度上升的一個證據。互聯網平臺企業利用社交網絡效應形成的壟斷尤其明顯。其次，信息不對稱、較高的交易費用使得窮人面臨“完美市場”中不應該存在的信貸約束，無法投資并發展自身的人力資本，充分發揮自身的潛能。生在貧困家庭的人才甚至是天才都可能因此被埋沒。中國低收入階層絕對收入水平較發達國家更低，抵押品等更為匱乏，面臨的金融約束可能更加嚴重。第三，由于富人更有能力持有風險資產，風險溢價可能也是貧富差距的重要來源。而對于中國這樣的新興市場國家，資本回報中風險溢價較發達國家更高一些，理論上似乎也會導致更高水平的貧富差距。最后，近些年行為經濟學的研究指出理性人的假說在許多條件下是不成立的，而企業會努力抓住這種機會以獲取這種超額收益。類似中國這樣的新興市場，在金融管制、市場管制的放松的同時常常出現監管制度又沒有完全跟上的現象，可能導致資本有更多攫取超額利潤的機會。例如，被政府整頓的“校園貸”等一些活動就是放款者利用借款者有限理性的機會攫取超額利潤的一種方式。2.3、政府失靈的影響在市場不完美之外，政府運作的缺陷也造成了貧富差距。一般而言，政府有三大職能：1）政府履行其強制執行合約，保障契約自由，維護競爭秩序等維護市場運轉的基本職能。2）考慮到市場并不完美，政府還需要履行額外的職能以彌補市場的失靈，如提供包括基礎教育在內的基本公共服務，建立可以很大程度上對沖通脹風險的基礎養老金制度，保護有限理性的消費者等。3）也正是由于市場失靈，一些時候收入的差距會導致機會均等的下降，一些時候效率與公平不能并存；而且一定程度的“公平”（我們這里指結果的公平，或者以可支配收入的均等為代表）也是人類社會普遍追求的公共品。出于這幾個方面的考慮，政府有收入分配再調節的職能。在這個過程中，政府被賦予了巨大的權力和責任；而由于信息不對稱、政府治理體制等多方面的原因，政府肯定無法完美的履行自身的職責，存在政府失靈的問題。我們認為一些領域政府失靈也是當前中國貧富差距較高的原因。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們認為中國政府在干預市場失靈和履行收入再分配職責方面做的不夠。例如，公共教育是實現機會公平、彌補市場失靈的重要渠道，但是中國財政教育經費占GDP比重距離發達國家的水平有明顯差距。又例如，由于稅收監管和稅收體制等方面的問題，中國調節收入分配的個人所得稅淪為工薪稅，富裕階層反而有各種方式避稅，影響了調節的效果。無論是在彌補市場失靈還是在調節收入分配的過程中，富裕階層、（富裕的）利益集團（包括權力的擁有者）可以利用自身影響力來制定規則，增強他們擁有的市場壟斷勢力15，甚至合法而不公平的分配公共資源。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水平可能更低一些。例如，在采用統一試卷全國不同省份高考錄取分數線差異較大甚至引發學生起訴教育部“違憲”16，北京等省市后續采取自主命題的高考制度安排有掩蓋公共教育資源分配不公的嫌疑17。農村地區基礎教育的衰退對階層固化有著直接影響，而農村基本公共服務弱于城市的一個基本解釋是農民階層在政治博弈中處于較弱勢的地位。此外，政府官員離職進入與自身權力相關領域企業就職的“旋轉門”肯定也會導致收入分配的惡化，等等。由于中國存在的地方政府考核GDP、考核稅收收入等激勵機制的扭曲，政府可能存在過度補貼資本，對勞動保護不足等問題，導致收入分配失衡。最后，少數腐敗分子利用公權力（包括國企、事業單位）謀取私利也對貧富差距擴大有影響。2.4、轉軌經濟體：一些領域市場化不足的影響此外，對于中國這樣的轉軌經濟體，在許多領域的市場化還沒有完成，也會造成貧富差距偏高。一方面，在要素市場如勞動力、土地等生產要素仍然受到戶籍、土地性質管制等較多的行政管制的影響，使得農民等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受限。一方面，金融、公用事業等行業仍然存在相當的準入限制，而優勢地位群體通常更有機會借助特許經營牌照獲取壟斷租金。2.5、從收入不平等到財富不平等收入不平等當然對財富不平等有直接的影響，因為財富的一個主要來源在于收入扣除消費之后的積累。當然，財富另外一個重要的來源與資產價格波動有關。至少最近十余年以來全球財富分配差距的擴大與資產價格持續的上漲以及財富收入比的上升有關。一些觀點認為貨幣政策的持續寬松導致了資產價格的上漲，使得富人獲益更多。我們認為這一觀點值得商榷。在一個完全競爭的市場中，利率是資本的回報，利率的下行與資本回報的下行是一個硬幣的兩面。如果利率和資本回報同步下行，資產的價格會保持穩定（PB基本在1左右；盈利下降恰好被估值上升對沖）。之所以會出現一些資產價格大漲，我們認為本質還是與壟斷有關——壟斷保證了一部分資產的回報不下降，又受益于利率的下行提升了估值水平。美國頭部的上市公司和包括中國一二線城市在內的全球大城市的房地產都是典型的具有相當壟斷勢力的資產。我們這里對美國企業壟斷力量的上升做一點說明。研究表明近幾十年包括工會力量衰退等多方面的原因導致美國企業的壟斷力量持續上升，以至于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的研究都認為美國經濟的許多行業甚至是多數行業不能夠再用充分競爭的模型來描述。壟斷勢力上升在微觀層面的兩個證據是：1）美國企業利潤占GDP的份額上升與市場真實利率背離——在市場競爭比較充分的情況下，利率反映了資本的回報，資本回報較高會刺激企業借入資金擴大再生產，帶動利率上升；但是如果壟斷廣泛存在，企業可以有較高的資本回報但是卻并沒有興趣增加資本支出，兩者就會出現背離。2）美國大型企業ROIC的上升尤其明顯。2.6、有關共同富裕的討論：效率VS公平從貧富差距的來源來看，效率與公平（可支配收入分配結果的公平）之間的關系至少存在下面三種可能性：一些措施可能同時改善公平與效率，應該努力實施：不存在市場失靈但是由于歷史和利益集團的問題而市場化不足的領域推進市場化改革；包括要素價格的改革，打破行政壟斷等；在市場失靈的領域通過有效的政府干預糾正市場失靈，例如政府打擊天然壟斷，政府出資資助基礎教育等；改善政府失靈：例如打擊腐敗，減少優質公共服務過度向一些利益集團傾斜，推動公共服務均等化，減少政府對資本特別是大資本的過度補貼等。由于信息不對稱、政府運行有成本因此收入再分配有成本等因素，一些措施可能需要犧牲效率換取公平，要把握好度：向富裕人群征稅所得稅，財產稅；加強相關稅收監管等；對低收入人群轉移支付，實施補貼，在養老、住房等多領域實施救濟；允許工會通過集體協商的制度與企業談判工資等；最低工資制度、《勞動法》限制勞動者的最高工作時間等。一些措施則即可能降低效率，同時使得收入（財產）的公平惡化，這種政策陷阱需要避免：在市場可以比較有效配置資源的領域打著公平分配的旗號增加政府管制、推動國有化很可能降低效率；如果這種行為還導致權力尋租的增加那就還會使得收入公平惡化——委內瑞拉執行的政策有許多就屬于這一類；在市場失靈的領域打著“提升效率”的旗號減少了政府的干預和糾正：例如在電信、石油管網、公用事業等天然壟斷的行業推動私有化且缺乏定價管制；放任有限理性的金融消費者被高利貸盤剝等；政府治理能力下降導致政府失靈范圍擴大、程度加深：如公共政策為利益集團所裹挾，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水平退化，政府腐敗程度上升等3、共同富裕的政策選擇：回顧與展望近期中國決策層釋放的“共同富?！钡恼咝盘柡鸵幌盗械摹爸厝鰮簟币l了媒體、社會和資本市場的關注。這些政策會產生什么樣的政策效果？未來還會做些什么？特別是境內外資本市場蒙受顯著損失之后，一些投資者對此有疑慮。雖然在操作上并非十全十美，我們認為政府當前施政框架還是大體針對著引發中國收入分配失衡的根源在按照經濟學規律“對癥下藥”。我們的基準預測是未來中國政府不會顯著的背離現有的政策框架。因此，未來五到十年，中國陷入“發展陷阱”肯定不能算大概率事件。當然，投資者始終需要對可能出現的政策干預超越合理的市場與政府的邊界而造成負面后果的風險保持警惕。3.1、中國大概率可以避開“發展陷阱”首先，從中國政府近期為了推動共同富裕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來看，大體上沒有脫離糾正市場失靈，改善政府治理（減少政府失靈），和適當的實施收入再分配這幾個領域的范疇。其次，從中財委辦公室副主任韓文秀等高級官員的講話23來看，政策制定者也對“殺富濟貧”、“平均主義”和“福利陷阱”等政策風險保持了高度的警惕。我們認為未來出現過度的犧牲效率換取公平、乃至于因為政策失誤大范圍出臺既沒有效率也沒有公平措施的只能算是一個小概率事件。因此，我們的基準預測是未來五到十年中國走入“發展陷阱”的風險不高。當然，前期政策出臺的透明度、公眾參與度、可預見性等也許還有改善的空間，是否存在“一刀切”等行為也存在一些爭議。在政策取得一些積極成果之后，未來可能會越過市場與政府合理邊界而對經濟增長和財富分配產生負面影響的風險始終存在。從政治哲學上看，考慮到“罪犯的逃脫法網對社會的危害要小于政府違法行為”，“注重對于政府權力予以約束和制衡，防范執法者與當權者胡作非為”24始終應該處于每一個社會最優先考慮的議題，投資者肯定也必須對這種風險保持高度警惕，特別是在政府權力受到制約較小的國家。3.2、未來政策展望中央財經委為共同富裕政策提出了綱領，“正確處理效率和公平的關系，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加大稅收、社保、轉移支付等調節力度并提高精準性，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比重，增加低收入群體收入，合理調節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形成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型分配結構?！蔽覀冾A計政策將繼續圍繞著在可以市場化領域繼續推進市場化、糾正市場失靈、和更好的履行政府職能三個方面推進一次、二次和三次分配。3.2.1、一次分配：著眼于建立充分競爭的市場機制在一次分配領域，我們預計制度安排的建立將著眼于圍繞著建立充分競爭的市場機制，在可以市場化的領域繼續推進市場化，在市場失靈影響充分競爭的領域糾正市場失靈。一方面，政府可能繼續推進戶籍、利率市場化、農村土地入市、IPO注冊制、電力體制等要素領域的改革，改善各類生產要素在全國統一市場的流動性和市場化定價水平，以緩解這些領域市場化不足導致的貧富差距。我們想特別指出數字要素市場的培育和規范將對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相關行業產生深遠影響。按照《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要建立包括政府和市場的數據采集，數據分享的標準化機制，研究根據數據性質完善產權性質。十四五規劃提出:“加快建立數據資源產權、交易流通、跨境傳輸和安全保護等基礎制度和標準規范”。用戶數據來源于個體，但企業收集、儲存和挖掘掌握有價值的數據，需付出較高的成本。如果數據歸收集者所有但使用沒有限制，一些企業可能會濫用數據，個人的合法權益可能受到侵害，還有可能造成壟斷；如果僅歸用戶所有，則很難最大程度發揮數據本身的集成價值。數據的所有權安排，隱私保護的程度，以及交易、分享機制的確立將對人工智能和大數據相關行業的發展和利益格局產生深遠影響。另一方面，一次分配也會著眼于打擊壟斷。由于創新等形成的壟斷和租金對創新者具有正面的激勵作用，我們認為政府管制的重點將集中在因為權力造成的行政壟斷行業和天然壟斷行業。我們預計政府會繼續推動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縮減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和外資準入負面清單，減少行政壟斷性的范圍。例如，2020年1月自然資源部宣布完全放開了油氣勘查開采市場，打破三大國有石油公司的壟斷地位。此外，對于行政和天然壟斷的企業，政府很可能加強對此類企業的管理和價格核定，限制其利用壟斷地位進行的危害競爭的行為。例如，過去幾年間，國務院常務會議多次要求基礎電信運營企業提速降費；今年4月，市場監管總局對阿里巴巴“二選一”壟斷行為處以182.3億罰金。3.2.2、二次分配：彌補其他領域政府失靈，提升收入再調節環節的公平與效率二次分配著彌補其他領域的市場失靈（信貸約束導致個體教育投資不足等），減少政府失靈，并注重提升收入再分配過程中的效率和公平。我們認為具體的措施可能包括增加政府在基礎公共服務方面的投入并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取消對于資本特別是大資本的過度補貼和保護，加強稅收調節（含減少間接稅），取締非法收入，清理規范不合理收入。增加公共服務投入，推進公共服務均等化：提升教育、醫療、社會保障（養老、事業、疾病、傷殘等）和保障性住房等領域公共服務的質量和覆蓋范圍，并推動均等化。例如改革學區房制度，增加中西部地區的教育投入，增加保障性住房的供給等等。實際上，過去幾年間，政府消費（包括了向居民提供公共服務）占GDP的比重已經有所增加，而2019年政府資本形成占GDP比重有明顯下降。減少和取消對于壟斷行業和大資本的補貼：在實施產業政策和招商引資的過程中，各級政府對于企業（資本）提供了各式各樣的補貼，包括稅收優惠，財政補貼、提供低于市場價格的土地、信貸安排，提供低于市場價格的水、電、原材料等。我們預計在互聯網、金融等一些存在壟斷且利潤較高的行業，對于其他行業規模較大的、存在壟斷力的企業，一些補貼的措施可能減少。事實上，2014年國務院曾一度要求全面清理規范包括稅收、非稅等收入以及與企業繳納稅收或非稅收入掛鉤的財政支出優惠政策等，凡違法違規或影響公平競爭的政策，都要納入清理規范的范圍。后來因為經濟下行被暫緩實施。加強稅收調節。我們預計政府會從三個方面入手更好的發揮稅收調節收入分配：加強稅收監管；增加以直接稅為主的一些新的稅；減少增值稅等間接稅。建立完善個人收入和財產信息系統；加強稅收監管、增強稅收收入調節職能。由于我國社會現金使用比例較高，一些高收入人群的兼職收入、房租等財產性收入無法類似發達國家通過銀行賬戶有效監管，而由個人申報；許多人不進行申報就會導致稅收流失。私營企業主還可以把個人的開支放在公司賬目中處理；也一些國有企業和政府機關還存在實物分房、各類補貼等問題，都會引發稅收流失。政府加強稅收監管有助于改善收入分配。實際上，近期影星鄭爽因逃稅接受巨額罰款一案已經顯示出稅收監管的加強。推進房地產稅立法和試點、增加資源稅的范圍和力度，以及研究遺產稅的推出等。今年5月11日，財政部、全國人大常委會預算工委等多部門舉行房地產稅改革試點工作座談會；近日中國政法大學財稅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稱征收房地產稅政策已經提上日程26。在碳中和的大背景下，煤炭等資源稅可以一方面向碳稅發展起到減排作用，一方面，一些稀有金屬資源稅上調也可以起到調節資源收益的作用。遺產稅是非常重要的緩解出生不平等的稅種。如果針對壟斷性企業的壟斷稅暫時不能出臺，可以要求相關領域國有企業增加利潤上繳，并增加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收入調入一般公共預算的規模。如果政府通過對高收入人群、壟斷性企業征稅獲得了更多的財政收入，當然也有條件推動增值稅等領域的減稅，以保持政府稅負的整體穩定。取締非法收入和規范不合理收入。我們認為這些措施包括繼續打擊腐敗，清理規范黨政機關工資外收入，限制金融等存在牌照壟斷行業國有企業工資水平等。整頓中小學教師有償補課，醫師利用處方權獲取回扣、記者有償新聞等不合理不合法的收入，限制公務人員就職于與自身權力相關的企業等旋轉門行為等。從近期對醫療、教育的整頓來看，整頓的重點應該是一些人盡皆知但是一直沒有被整頓的潛規則。3.2.3、三次分配：培養慈善事業發展的制度最后，在三次分配領域，我們預計政府將鼓勵形成人人做公益，富人做慈善的社會風氣；同時，政策法規也會為慈善組織的建立提供便利環境，實施稅收優惠。針對一些社會上對三次分配是否自愿的一些擔心，中財委辦公室副主任韓文秀明確表態“第三次分配是在自愿基礎上的，不是強制的?！?、共同富裕對于各個行業的影響圍繞著共同富裕目標實施的一系列公共政策和確立的制度安排對中國的各行各業都會產生深遠影響：長期而言消費品行業特別是中低端消費品的需求應該會明顯上升。從學前到高等教育財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可能會明顯上升，這是爭議最小、效率損失最低、獲益最大、可能推動共同富裕的關鍵舉措，特別是加強中西部地區、農村地區的學校，為城鎮落戶的農民提供高質量的基礎教育服務有很強的政策共識。對于素質教育的需求也會上升，例如中考、高考體育的重要性可能加強。為學校提供師資培訓、教學設備、教學工具、乃至部分教學內容等的企業可能獲益。此外，職業教育是重要的賽道；體育，作為最重要的素質教育，也許會成為大產業。一些利潤較高的國企可能會增加分紅比例。在回扣、洗錢、壟斷等不合理行為之后，醫藥、傳媒、互聯網等行業的競爭邏輯和估值體系可能發生變化，例如，優勢可能會從營銷型醫藥企業轉向實干型醫藥企業；傳媒企業的透明度可能上升，有利于估值上升；互聯網企業以前靠平臺壟斷作為護城河，現在靠什么？長期而言，對資本特別是大資本的優惠措施的取消可能不可避免；需要關注對于一些特別依賴這些政策的企業，如電解鋁、多晶硅等。關注一些意外的風險和機遇：價格暴漲的有色金融是否會有資源稅？從茅臺出廠價和終端消費價差之間獲益的收入是否會被視作不合理收入并引發茅臺定價體系調整？數字要素的產權、安全與交易機制的設定可能對大數據和人工智能行業產生深遠影響。5、“共同富裕”政策的宏觀影響短期而言，政策對一些行業的沖擊和帶來的不確定性影響市場的風險偏好；同時，整頓措施可能會直接影響教育培訓的消費支出、互聯網企業的資本開支，等等，對于總需求產生了一定的負面影響。中期而言，市場對于政策的理解會逐步深入，預期會也逐步穩定，市場風險偏好將有望回升，對中國風險資產的估值構成支撐。長期而言，如果相關政策在調整收入分配方面的效果逐步顯現，中國的消費需求可能回升并有望帶動總需求走強；要素市場改革、政府治理改善等供給端效率的上升也有望減緩潛在經濟增速下行的趨勢并提升資本回報。共同富裕政策有望扭轉中國乃至全球通脹和真實利率持續下行的趨勢。我們預計在2030年10年期國債的底部可能會重新回到3%以上。中國經濟的結構也會更趨于均衡，由于消費上升儲蓄下降，宏觀杠桿率持續上升、房地產泡沫擴大的壓力將有所緩解，有利于宏觀金融穩定。6、北歐模式的經驗與教訓北歐國家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優等生。就我們看來，北歐模式并沒有脫離經濟學的基本規律：其成功很大程度上可以歸結于多采用同時改善公平與效率的措施；基本避免同時有損公平與效率的措施——特別是廉潔政府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政府失靈。當然，由于北歐在實施犧牲效率追求公平的收入再分配領域力度較大，效率損失也是存在的。尤其是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之前的幾十年間，過度的收入再分配也一度帶來了嚴重的后果。對中國而言，由于政府治理的水平（廉潔和高效的程度）無法達到北歐的水平，肯定不適宜——現實中也不會——走北歐大政府的道路。但是北歐國家在該尊重市場領域充分尊重市場配置資源和該彌補市場失靈領域努力彌補市場失靈的做法仍然值得借鑒。6.1、北歐模式的成功是尊重經濟學規律的結果在一般領域，北歐國家是市場競爭比較充分，甚至經濟自由度高于美國的國家。

舉例而言，北歐政府堅持自由貿易的立場，并不因為一些企業是國家的標志性公司便橫加干預或給予過度保護，例如瑞典允許薩博破產，并由中國的吉利擁有沃爾沃。北歐國家也勇于打破行政壟斷，取消了一些行業的特許制度（charter），例如出租車等行業取消準入門檻，充分地實現市場化競爭。此外，北歐國家雖以大政府而著稱，但是提供公共服務的卻也有大量的私營部門，瑞典和丹麥都有學校代金券（schoolvouchers）的制度，相應的教育補貼以代金券的方式給出，學生可以自由地選擇想去的學校（包括私立學校）；甚至學生選擇出國深造，國家也提供獎學金以支持。瑞典、丹麥和挪威不僅允許私人公司參與競爭公共合同，公立醫院還可以由私人經營。雖然北歐國家的政府支出占GDP比重較高，除了履行一般性的政府職責和收入再分配之外，非常主要的集中于教育、醫療等市場失靈的領域。例如北歐國家財政負擔的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在發達經濟體中都處于靠前的位置。丹麥政府建了一個“flexicurity”系統，一方面為企業裁員提供便利以保障勞動力市場的充分市場化，一方面又為被裁員的員工提供培訓和支持。北歐廉潔高效的政府降低了大幅縮減了政府失靈的范圍。北歐國家政府確實在經濟中發揮重要作用，不僅僅財政支出占GDP比重高，公共部門的雇員占勞動力市場的比重也在30%左右，高于一般發達國家15%的水平。然而，我們也必須注意到北歐國家本身政府治理的費用較低，與市場配置資源的差距不像其它國家那么大，且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