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祖先曾經將人的興趣愛好視為“禍之媒”，并說“好船者溺；好騎者墮；君子各以所好為禍”。用今天的眼光去看古人的這句話，雖不免有失之偏頗之嫌，卻又實在不能說全無道理。人生在世，情致所至，難免各有所好。。琴棋書畫；花鳥蟲魚；唱歌跳舞；集郵收藏，不勝枚舉。作為一種興趣愛好，作為一種休閑方式，既豐富了業余生活，又怡心養性陶冶了情操，實在無可厚非。然而，無規矩難成方圓，凡事都應有個度。倘若所“愛”不當；所“好”無度，勢必為其所累，甚而至于演成禍患。在這方面，歷史的經驗值得借鑒。眾所周知，唐宣宗李怡（后改名李忱）是唐憲宗之子，唐敬宗、文宗、武宗的叔叔。李怡年輕的時候為了免受政治迫害，韜光養晦，故意裝傻。唐武宗病危時，宦官們為了找個好控制的人當皇帝選擇了李怡，沒料到李怡改名李忱，一登皇位立即顯出精明強干的一面。《資治通鑒》第249卷在他死后有評語曰：“宣宗性明察沉斷，用法無私，從諫如流，重惜官賞，恭謹節儉，惠愛民物，故大中之政，訖于唐亡，人思詠之，謂之小太宗。”他是晚唐的一位難得的明君，直到唐朝滅亡，還有人思念歌詠他執政時的政治，可見其魅力之大。《資治通鑒》249卷這樣記載：“樂工羅程，善琵琶，自武宗朝已得幸。上素曉音律，尤得寵。程恃恩暴橫，以睚眥殺人，系京兆獄。諸樂工欲為之請，因上幸后苑奏樂，乃設虛坐，置琵琶，而羅拜于庭，且泣。上問其故，對曰：羅程負陛下，萬死，然臣等惜其天下絕藝，不復得奉宴游矣！”大意就是宮廷樂工羅程，善彈琵琶，武宗時已經得到寵幸。唐宣宗是個音樂愛好者，更加寵著羅程。羅程因此脾氣大長，有人瞪他一眼，他竟將人殺死，京兆府于是將他逮捕入獄。羅程的同事們在一次音樂演奏會上，專門為羅程設一虛席，還放聲大哭。唐宣宗問這些樂工為何哭泣，樂工們說：“羅程雖然罪該萬死，但我們惋惜他的琵琶演奏天下無雙，以后在宮廷演奏中再也聽不到了！”唐宣宗說：“你們惋惜的是羅程的演技，我所珍惜的卻是高祖、太宗的法度。”結果，羅程還是被判處死刑。唐宣宗很圓滿的處理好了愛好與工作的關系，在自己喜歡的藝人肆意妄為的時候，他采取的是冷靜理智的態度，很有些借鑒意義。興趣愛好是否有益關鍵有三：一曰恰當；二曰適度；三曰決不因之喪志。所謂恰當是指所好務必高雅，有利于身心健康；所謂適度是指決不過分沉溺其中，將所好把握在一定范圍一定限度。須知，業精于勤荒于嬉，不可因所好耽誤了正事；所謂不因之喪志是指做人之要義在于奉獻社會，沉溺于愛好不能自拔必然沖淡自我上進心，作為普通人不可不謹慎從事；倘若身為公仆那就更需警惕了，須提防別有用心者投其所好。傳說戰國時的魯國丞相公儀休雖然平生好魚，卻對那些心術不正的行賄者保持高度警惕，一次次拒絕他們的所謂“授魚”，堪稱“好不演禍”的前車之鑒。寫過《中國紫砂藝術》的陳傳席卻有他自己的一套理論。他說：“所謂癖者，大抵愛一物而不可自已；為得一物而至傾家蕩產；為護一物，乃至投之以生命待物尚且如此，況待友乎？然其能如此者，皆因深情所至也。”玩物，玩出了深情，能夠以待物之心待人，自然不會錙銖必較。玩成癖者，可以算作玩出了一種學問，至于因為玩而容易喪的“志”，也許不是什么大志，歷史上許多的有名望的大人物都有癖好，卻也并沒有因為愛好喪失了志向。唐太宗好玩鷂子，常常把玩不已。某日正玩，恰好宰相魏征來見，只好藏鷂于懷，單等著魏征走了才好避免宰相多舌。不料魏征舌長話多，久久不肯離去，可憐太宗生生悶死了懷中的鷂子。太宗不單單是有此好，他還好玩字帖，死了也要把王羲之的《蘭亭序》陪葬，這樣的一位君主可也并沒有因為愛好耽誤了正事，仍然成就了著名的“貞觀之治”。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