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早的紙眾所周知，造紙術是我國四大發明之一，在世界歷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紙是我國勞動人民長期經驗的積累和智慧的結晶，紙是用以書寫、印刷、繪畫或包裝等的片狀纖維制品。四大發明是關于中國科學技術史的一種觀點，是指中國古代對世界具有很大影響的四種發明，是古代中華民族勞動人民的重要創造，一般是指造紙術、指南針、火藥及印刷術。這些發明經由各種途徑傳至西方，對世界文明發展史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四大發明東漢和帝元興元年（公元105年），蔡倫在總結前人制造絲織品的經驗的基礎上，發明了用樹皮、破魚網、破布、麻頭等作原料，制造成了適合書寫的植物纖維紙，才使紙成為普遍使用的書寫材料。他造的紙稱“蔡侯紙”。這種紙很便宜，質量高，原料又很容易找到，所以逐漸被普遍使用。蔡侯紙1933年夏天，考古學家黃文弼受國民政府教育部派遣，率西北科學考察團至新疆考察。在新疆羅布淖爾漢代烽燧遺址里，首次發掘出一片西漢紙。這是一片麻紙，長約40厘米，寬約100厘米，紙面可清晰見到麻。黃文弼在同一遺址中發現有漢元帝元年(公元前48年)的木簡；他由此推斷，此麻紙為西漢時期的文物，比“蔡侯紙”早了一個半世紀。黃文弼在發掘報告中對這張紙做出如下描述：“麻質，白色，作方塊薄片，四周不完整”，“質甚粗糙，不均凈，紙面尚存麻筋，蓋為初造紙時所作，故不精細也。”羅布淖爾紙的發現轟動一時，為“蔡倫前有紙說”首次提供了實物證據。但不幸的是，西北考察團文物在武漢舉辦文物展時，遭遇日本飛機轟炸，所有展品全部被毀，其中也包括這張麻紙。羅布淖爾紙1957年5月8日，在西安東郊灞橋磚瓦廠在取土時，發現了一座不晚于西漢武帝時代的土室墓葬，墓中一枚青銅鏡上，墊襯著麻類纖維紙的殘片，考古工作者細心地把粘附在銅鏡上的紙剔下來，大大小小共80多片，其中最大的一片長寬各約10厘米，專家們給它定名“灞橋紙”，距今已有二千多年的歷史。現陳列在陜西歷史博物館。據專家介紹說“這是迄今所見世界上最早的紙片，它說明我國古代四大發明之一的造紙術，至少可以上溯到公元前一、二世紀。這一發現，在世界文化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灞橋紙1973年，考古工作者在甘肅居延(今屬內蒙古)金水關西漢峰燧遺址中發現了著名的“金關紙”。據史學者載，“共二塊，其中之一經修復展開，長寬為12×19公分，色澤白凈，薄而勻，一面平整，一面稍起毛。質地細密堅韌，含微量細麻線頭。顯微觀察和化學鑒定，表明它只含大麻纖維。”同一處出土的竹簡年代是漢宣帝甘露年間(公元前52年)。這些情況表明，公元前一世紀中葉在遙遠的邊塞已有了質量較高的紙。金關紙1986年，甘肅天水放馬灘的一座漢墓里，發掘中出土的殘紙，殘長不過5.6厘米、寬2.6厘米，后來被定名為“放馬灘紙”。根據文物考古專家的斷定，這是一張為西漢文帝或景帝（公元前179年—前143年）時期的紙質地圖。放馬灘紙是以麻類植物制造而成，纖維分布均勻，比灞橋紙時間更早，質量更好。它還是世界上最早的紙地圖實物。它們分別比“蔡倫紙”的時間早了兩三個世紀。世界上最早的紙——放馬灘紙古埃及人很早就發明了莎草紙，又稱“紙草紙”。用紙莎草制成的書寫介質作為當時主要的書寫材料。埃及博物館陳列的各種紙莎草紙文書和圖畫最好地證明了這一點。在人類造紙術極其落后的古代，埃及紙莎草紙在干燥的環境下可以千年不腐的特點，一度使其成為法老時期重要的出口商品，遠銷至古希臘、古羅馬等歐洲國家，歷時3000年而不衰。莎草紙一直使用到8世紀左右，后來退出歷史舞臺。在埃及，莎草紙一直使用到9世紀才被從阿拉伯傳入的廉價紙張代替。“莎草紙”并不是現今概念的“紙”，它是對紙莎草這種植物做一定處理而做成的書寫介質，類似于竹簡的概念，但比竹簡的制作過程復雜。莎草紙據考古學家研究，西漢紙之前，也出現過一種特殊的紙——“草紙”。1991年8月15日，陜西省涇陽縣高家堡村西周時代的草制品“紙”。它類似于古埃及的“紙草紙”——草去皮擠壓后粘連而成，但纖維仍然保留自然排列次序并未分解的原始“紙”。這種古代造紙起源有重要價值的“紙”標本，主要是平鋪在西周銅簋的圈足下，作包裝用。草紙目前比較被接受的觀點是：無論放馬灘紙、灞橋紙還是羅布淖爾紙，或者其它紙。都不應有損蔡倫在世界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蔡倫對于造紙術的改進，最終導致了紙張作為一種媒介的大規模流行。這是西漢時期的生產者們沒能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