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儒之馮友蘭馮友蘭（1895—1990）立心立命繼絕學貞下起元開太平馮友蘭，字芝生，1895年12月4日生于河南省唐河縣祁儀鎮。父親名臺異，字樹候，清光緒年間戊戌科進士。家境殷富，極重教育，堪稱“詩禮人家”。約在12歲時，他開始閱讀諸如黃宗羲《明夷待訪錄》等帶有民主主義色彩的書籍。1915年9月，馮友蘭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開始接受較為系統的哲學訓練。當時的北大，正是新文化運動的發源地，如火如茶的新文化運動，使馮友蘭眼界大開，并且深受影響。在臨近畢業的最后一年，適逢胡適和梁漱溟二人先后來到北大任教。一個是留美的哲學博士，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健將，并專以杜威實用主義哲學為旗幟，大肆鼓吹全盤西化論；胡適（1891.12.17—1962.2.24），漢族，安徽績溪人。現代著名學者、詩人、歷史學家、文學家、哲學家。因提倡文學革命而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之一。原名嗣穈，學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適，字適之，筆名天風、藏暉等，其中，適與適之之名與字，乃取自當時盛行的達爾文學說“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典故。一個是一踏進北大即宣稱“我此來除替釋迦牟尼、孔子發揮外，更不作旁的事”的東方文化派砥柱，專以復興中國文化為職志。二位先生年輕氣盛，才姿英發，各據講壇，展開了一場東西方文化的大辯論，馮友蘭幸逢其會，受益匪淺，對其以后研究中西哲學，尤其是思考中西文化之關系啟迪甚深。梁漱溟（1893—1988）著名的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愛國民主人士，著名學者、國學大師，主要研究人生問題和社會問題，現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國最后一位儒家”之稱。梁漱溟受泰州學派的影響，在中國發起過鄉村建設運動，并取得可以借鑒的經驗。著有《鄉村建設理論》、《人心與人生》等。1918年，馮友蘭北大畢業不久，“五·四”運動爆發，并迅速波及全國。馮友蘭雖未及親臨，卻積極響應，并同幾位好友創辦一名為《心聲》的刊物。在他起草的發刊詞中明確指出：“本雜志之宗旨，在輸入外界思潮，發表良心上之主張，以期打破社會上、教育上之老套，驚醒其迷夢，指示以前途之大路，而促其進步”（《三松堂自序》）。《心聲》成為當時河南省宣傳新文化運動之獨一無二的刊物。五·四運動時期是中國近現代中西文化沖突、交戰最激烈的時期之一。隨著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馬克思主義迅速傳入中國，并經李大釗、陳獨秀、瞿秋白等人的大力宣傳、介紹而廣為傳播；而杜威、羅素等人的訪華講學，再加上胡適、丁文江等人的大力鼓吹，又使實用主義、批判經驗主義（馬赫主義）、新實在論的影響擴大，成為一時顯學。伯特蘭·羅素（BertrandRussell，1872—1970）是二十世紀英國哲學家、數學家、邏輯學家、歷史學家，無神論或者不可知論者，也是上世紀西方最著名、影響最大的學者和和平主義社會活動家之一，羅素也被認為是與弗雷格、維特根斯坦和懷特海一同創建了分析哲學。他與懷特海合著的《數學原理》對邏輯學、數學、集合論、語言學和分析哲學有著巨大影響。1950年，羅素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以表彰其“多樣且重要的作品，持續不斷的追求人道主義理想和思想自由”。約翰·杜威(JohnDewey)，美國早期機能主義心理學的重要代表，著名的實用主義哲學家、教育家和心理學家。他生于佛蒙特州，在佛蒙特大學讀書。后來他在霍普金斯大學的赫爾門下學習。恩斯特·馬赫(ErnstMach，1838年～1916年)，奧地利物理學家、哲學家、心理學家、生物學家，1838年2月18日生于奇爾利茨。馬赫在研究氣體中物體的高速運動時，發現了激波。馬赫確定了以物速與聲速的比值（即馬赫數）為標準，來描述物體的超音速運動，在力學上做出了歷史性貢獻。在哲學上，馬赫是邏輯實證論者，并提出經驗主義。與此同時，其他各種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思想亦紛紛涌入。面對如潮水般涌入的西方思想，一些封建守舊派亦樹起復古的旗幟，固守本上文化，拒斥外來思想。一時之間，風云際會，蔚為壯觀，各種思想、流派之間展開了正面的交鋒、沖突，中西文化進行了一場全面的較量。中國向何處去？中國文化的出路何在？諸如此類的問題以空前尖銳的形式被提出來，引起了廣泛的爭論，大家都在探索中尋求答案。正是帶著對這一問題尋找答案的想法，馮友蘭于1919年赴美留學，就讀于哥倫比亞大學研究生院，師事新實在論者孟大格和實用主義大師杜威。由于當時柏格森的生命哲學在中國思想界風行一時，因此馮友蘭對此派哲學也比較感興趣，并專門寫了《柏格森的哲學方法》和《心力》兩篇文章，向國內思想界介紹柏格森的哲學思想。柏格森法國哲學家，文筆優美，思想富于吸引力，曾獲1927年諾貝爾文學獎。在柏格森有生之年，他的哲學影響了整個世界，在二十世紀二、三年代，中國知識界就對他相當重視，梁漱溟、梁啟超、蔡元培、杜威、胡適、熊十力、賀麟、艾思奇等都曾研究或評論過柏格森哲學。同時，他還運用柏格森的哲學觀點寫成了《中國為什么沒有科學》一文，指出；中國之所以沒有近代科學，并非是中國人愚笨，“非不能也，是不為也”。因為中國傳統注重人是什么，即人的品性和修養，而不注重人有什么，即知識和權力；中國哲學向內追求，以達人性的完滿為目的；而西方哲學則向外探尋，以認識自然，征服外在世界為最終目的。正是中西哲學的不同理想和追求造成了中西文化的差異，并導致中國無近代科學的落后情況。在美求學期間，馮友蘭還有幸拜會了蒞美訪問、講學的印度大學者泰戈爾，共同探討了東西文化的若干問題，并將談話記錄整理成《與印度泰戈爾談話》（東西文明之比較）一文，發表在國內《新潮》三卷二期上，同時，他對國內學術界亦頗為關注。1921年，梁漱溟出版《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認為中西文化之爭絕非古今之爭，而是作為文化產生之根源的“意欲”的根本不同之故，并以此為理論基礎，展開了對東西文化的全方位比較研究。馮友蘭當時對此書觀點頗多契合，并立即用英文寫成《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文，向美國學術界介紹梁的著作和思想。1923年，馮友蘭在杜威等的指導下，一完成了博士論文《人生理想之比較研究》（又名《天人損益論》），并順利通過答辯，獲得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在此文中，馮友蘭將世界上的哲學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損道；第二類是益道；第三類是中道。這三派哲學的分歧導源于對“天然”與“人為”的不同看法。他認為，人類所經驗之事物、無非兩類：一是“天然”，一是“人為”。“自生自滅，無待于人，是天然的事物。人為的事物，其存在必倚于人，與天然的恰相反對”，有的哲學家有見于天然之美好，而力反人為境界，是為損道派，如中國古代主張“絕圣棄智”、“絕仁棄義”、“絕巧棄利”之老莊即是典型；有的哲學家有見于人為境界之美好，而提倡改造天然境界，是為益道派，如主張改造、征服自然的西方哲學和“人力勝天行”之中國墨家學派即屬于此類；而有的哲學家則持調和折中的態度，主張兼收天然和人為的益處，是為中道派，此派當以主張“天人合一”的儒家哲家為代表。1923年，馮友蘭學成回國，始任開封中州大學哲學教授，并兼任文學院院長。1925年又到廣州廣東大學任教授。次年離開廣東大學到燕京大學任教授，講授中國哲學史，同時還給美國人辦的一所華語學校講授《莊子》。在此期間，他的主要著作是1926年出版《人生哲學》。此書前半部分基本上是他的博士論文《人生理想之比較研究》的中譯本，后半部分《一種人生觀》是他根據1923年冬在山東曹州省立六中演講人生哲學的講稿整理擴充而成。馮友蘭在后來回憶說：“在我的哲學思想中，先是實用主義占優勢，后來是新實在論占優勢”（《三松堂自序》），他的這種由實用主義到新實在論的思想轉變，在《人生哲學》中就已明顯地體現出來。在這本書中，他自稱持新實在主義觀點，并力圖把新實在主義同中國傳統哲學結合起來，這一思想在他后來建構的新理學體系中得到了充分的發揮。在清華任教期間，馮友蘭曾于1934年應邀出席在布拉格召開的“第八次國際哲學會議”，并在大會上作了題為《哲學在現代中國》的學術報告。會后，他又通過申請獲準訪問蘇聯。他懷著極大的興趣和探究事實真相的心理，踏上了蘇聯的國土。馮先生后來回憶當時的情況時說：“關于蘇聯革命后的情況，有人把它說成是天國樂園，有人把它說成是人間地獄，我想親自去看看究竟是個什么樣子。”通過耳聞目睹，他得出了如下結論：“蘇聯既不是人間地獄，也不是天國樂園，它不過是一個在變化中的人類社會，這種社會可能通向天國樂園，但眼前還不是。”（《三松堂自序》）馮生先的這種印象是比較真實而不帶任何偏見的。他還通過橫向比較，得出了另外一種結論：封建社會“貴貴”，資本主義社會“尊富”，社會主義社會“尚賢”。回國后，馮先生根據自己的所見所聞作了兩次正式演講。一次是漫談蘇聯見聞；另一次是在北大哲學系，以“秦漢歷史哲學”為題，提出了以歷史唯物主義的某些思想為基本要素的“新三統五德論”，集中論述了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社會意識反作用于社會存在的觀點，這次講演引起了官方的懷疑與不滿。1937年蘆溝橋事變爆發后，抗日戰爭全面展開，清華大學被迫南遷。先遷往湖南長沙岳麓山下，后又遷往云南昆明，并與北京大學、南開大學合并，組成西南聯合大學。馮友蘭任聯大哲學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同當時大多數學者一樣，馮友蘭雖身處后方，卻心系國事，常為中華民族之存亡而憂心如焚，感慨凄涼。1937年至1946年，是馮友蘭學術生涯的關鍵十年。聯大8年，前后任教的教授有朱自清、聞一多等300余人，他們都是各個學科、專業的泰斗、頂級專家。學生有8000人，畢業生3343人(1938-1946年）。聯大師生擔任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1949年）27人、中國科學院院士154人（學生80人）、工程院院士12人（全是學生），其中有楊振寧、李政道2人獲得諾貝爾獎（物理學獎）；趙九章、鄧稼先等8人獲得兩彈一星功勛獎；黃昆、劉東生、葉篤正、吳征鎰4位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宋平、彭佩云、王漢斌等人成為國家領導人。西南聯大是由國立北京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和私立南開大學聯合而成。西南聯大是中國歷史上最有意思的一所大學，在最艱苦的條件下，保存了最完好的教育方式，培養出了最優秀的人才，最值得人們研究到昆明后不久，他又為剛創立的西南聯大寫了校歌的歌詞，調寄《滿江紅》：“萬里長征，辭卻了五朝宮闕。暫駐足，衡山湘水，又成離別。絕檄移栽禎干質，九洲遍灑黎元血。盡笳吹，弦誦在山城，情彌切，千秋恥，終當雪。中興業，需人杰。便一成三戶，壯懷難折。多難殷憂新國運，動心忍性希前哲。待驅除仇寇復神京，還燕碣。”他堅信：有著五千年文明之深厚基礎的中華民族絕不會滅亡，困厄只是暫時的，很快就會過去，抗日戰爭勝利之日，就是中華民族及其文化復興之時！正是憑此堅定信念，馮氏更加勤奮地鉆研學問，埋首著述，潛心整理中國傳統文化。從1939年起，他先后出版了《新理學》、《新事論》（1940年）、《新事訓》（1940年）、《新原人》（1943年）、《新原道》（1944年）、《新知言》（1946年）。這六部書，構成了一個完整的“新理學”哲學思想體系，馮先生將這些著作總稱為“貞元之際所著書”或“貞元六書”，表示其中華民族一定要復興的堅定信念。關于馮友蘭著此六書的深意，他在《新原人》自序中曾有明確的表述：“‘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事開太平’，此哲學家所應自期許者也。況我國家民族，值貞元之會，當絕續之交，通天人之際，達古今之變，明內圣外王之道者，豈可不盡所欲言，以為我國家致水平，我億兆安身立命之用乎？雖不能至，心向往之。非日能之，愿學焉。此《新理學》、《新事論》、《新世訓》，及此書所由作也。”這充分展現了馮氏的宏大抱負和深切愿望。綜觀馮友蘭解放后的學術活動，大體可分為三個階段：一是50—60年代。在自我批判的基礎上，以馬克思主義作指導，他開始撰寫《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二階段是70年代，代表作為《論孔丘》。其時，“四人幫”為達到個人目的，大搞所謂“批林批孔運動”，將哲學史、思想史的發展，簡化、歪曲為儒法斗爭史，厚誣古人，捏造事實，影射史學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第三階段是80年代，隨著“四人幫”的垮臺，思想上的“撥亂反正”，尤其是中國共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馮友蘭迎來了自己的學術春天。經過50—60年代的教訓以及70年代的思想折騰，馮氏決意空所依傍，直陳己見，決意重寫中國哲學史，以舒解胸中積壓多年之郁悶。自1980年開始，馮友蘭以耄耋之年，展老驥之志，手握如椽巨筆，重寫《中國哲學史新編》，并明確申明只寫“自己在現有馬克思主義水平上所能見到的東西，直接寫我自己在現有的馬克思主義水平上對于中國哲學史和文化的理解和體會，不依傍別人。”從而真正把自己80年來對中國哲學及文化研究所得之理解、體會寫出來，成為一家之言。經過十年的艱苦努力，終于在1989年完成了七卷本的《中國哲學史新編》，了卻了一大心愿。“學海無涯生有涯”。馮友蘭在歷經近一個世紀的世事遷變，人世滄桑之后，終于走到了自己人生的盡頭。1990年11月26日，在95歲華誕的前夕，這位現代中國的一代大哲安然地離開了這個紛攘多變的世界。融會中西，構建新理學；劃分四界，覺解新人格馮友蘭是繼梁漱溟、熊十力之后“新儒家”學派的又一位重要代表，他的“新理學”是中國三四十年代有相當影響的哲學思想體系。“新理學”的建立，標志著新儒家哲學發展到了一個新的成熟的階段，新理學不襲今，不仿古，而是力求在繼承和發展前人思想的基礎上，致力于中西哲學的融會貫通、博采眾家、自成體系。從而在現代中國哲學界獨樹一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