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史第五章胡漢、中印文化的融合（上）本章主要內容導言一魏晉之際的文化變革二玄學與魏晉風度三胡、漢文化的融合互補四南、北文化的差異與整合一魏晉之際的文化變革分崩離析的時代秦漢至南北朝文化特征的演變世族政治魏晉至中唐的貴族社會貴族政治的文化取向中國文化進入“亞洲之中國”階段導言“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國家政治如此，文化進程也大體如此。殷商西周（一元官學）——東周（多元私學）——秦漢帝國（大一統帝國文化）——魏晉南北朝（多元文化走向）——隋唐帝國（胡漢、中印融合后新的文化一統）《后漢書·樊宏傳》樊宏字靡卿，南陽湖陽人也，世祖之舅。其先周仲山甫，封于樊，因而氏焉，為鄉里著姓。父重，字君云，世善農稼，好貨殖。重性溫厚，有法度，三世共財，子孫朝夕禮敬，常若公家。其營理產業，物無所棄，課役童隸，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財利歲倍，至乃開廣田土三百余頃。門閥制度2.門閥制度：魏晉南北朝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現象，是士族門閥制度的存在。“九品官人”的制度，庶族在政治上出路艱難；寒士的呼聲。“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左思《詠史》其二：“郁郁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

秦漢至南北朝文化特征的演變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官僚政治，是先秦以來種種政治模式和社會理想的一個歷史選擇。漢帝國集權政治崩潰，門閥制度和貴族政治（或謂士族政治）成為此后幾百年間一大特征。魏晉以降，在經濟、政治、軍事、文化各方面都為之一變，呈現出有別于秦漢的時代特征。世家大族主導社會，自有其經濟和社會基礎。莊園式自然經濟占主導地位，在其莊園內自成社會，經濟自給自足脆弱的朝廷不得不依靠并拉攏豪族，國家政權靠地方豪強和高門大族展開運作，導致權力分散、豪族輪流專政的“惡性循環”。

晉王閩之墓志拓片。墓志銘記載了他的原籍、官職、卒年和葬地，表明瑯玡王氏是隨晉室南渡的世家大族。世族政治世族政治的現象均為秦漢時期所未見者，在某種程度上，可謂是對兩漢國家集權官僚政治的一種“倒退”，是對先秦宗法社會的一種“復歸”，這或許可以從文化的重演中得到部分解釋。晉墓畫像磚。甘肅嘉峪關新城五號魏晉墓出土，圖中形象是當時莊園社會生活（畜牧、耕作、出行等）的逼真反映。分崩離析的時代東漢末年的黃巾起義和董卓之亂，是一個分崩離析時代的開端。胡人進入中原——魏、蜀、吳三國鼎立——西晉統一——南北朝西晉末年移民路線示意圖。胡族內遷、政治割據和漢族政治中心的南移，所產生的客觀效果是：第一，促進了中國南方尤其是江南地區的開發；第二，促進了胡漢民族的大融合，各胡族很快實現漢化，同時漢族也廣泛吸收胡族文化中的新鮮血液。與周邊胡族文化的互動，與南亞印度文化的互動，將中國文化推進到“亞洲之中國”階段。中國文化進入“亞洲之中國”階段東魏→北齊漢魏北方十六國→北魏末蜀西晉西魏→北周建吳安南方東晉→宋→齊→梁→陳↓*隋↓（196）………（約400年）………………..（589）魏晉南北朝的分期魏晉南北朝的時代特征

1.大分裂大動蕩。一是全國長期分裂。二是政權更迭頻繁。統治集團爭奪權力,許多文人被卷入政治斗爭而遭到殺戮。三是社會動亂。四是民族矛盾尖銳。——“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晉書·阮籍傳）魏晉至中唐的貴族社會這是一個領主貴族制和官僚貴族制的社會，同時又是一個文化貴族制的社會。政治力：貴族大官僚可以左右朝廷政治，影響士人的文化取向。影響力：一方面來源于其經濟上的獨立性和政治、軍事方面的強悍力量，另一方面也來源于他們自己的文化人格。貴族政治的文化取向“山岳崩潰”式的社會離析，走馬燈式的改朝換代，更令人“悟興廢之無常”。這與樂觀進取的秦漢文化精神全然另成格調。文化由社會轉向個人，由外部轉向內部，對個人生命意義和心性情理的探求，給此后幾百年間玄學和佛學的高漲留下了充分的空間。建安風骨建安乃漢獻帝年號（196-219），建安風骨指漢末建安時期（196-232），以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為代表的一批詩人，在他們的詩歌創作中，繼承漢樂府關注現實的傳統，一方面反映動亂時期百姓的苦難，一方面抒發建功立業的豪情壯志，直抒胸臆，感情強烈，內容充實豐富，形成了駿爽剛烈慷慨悲涼的風格特色，后人概括為“建安風骨”也叫“漢魏風骨”“家家欲為帝王，人人欲為公侯”，表面上裝出擁戴皇帝的樣子，實質上達到自肥的目的。“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的悲涼境況。惡劣的社會環境和亂而求治的社會政治背景逐漸增強了人們的社會責任意識。面對著戰亂、破敗、慘不忍睹的社會現實，建安文人清醒地認識到，他們所處的時代是一個既無明君又無賢臣，世風日下，民心日亂的哀世亂世。他們再也無法平心靜氣地像西漢御用文人那樣去創作諸如漢賦一類的歌功頌德、粉飾太平的形式主義文學。文學要反映社會現實，既是時代的呼喚，也是建安詩人自覺意識覺醒的要求。曹植：七步成詩《龜雖壽》神龜雖壽，猶有竟時。騰蛇乘霧，終為土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盈縮之期，不但在天。養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詠志。第一篇文學批評論文。評價孔融、陳琳、王粲、徐干、阮瑀、應玚、劉楨的文風和得失；提出“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認為作家的氣質決定作品的風格；肯定文學的歷史價值，“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燕歌行》：現存最早最完整的七言詩。曹丕《典論·論文》正始之音“正始”是魏齊王曹芳的年號（240－249），文學史上所說的正始文學，還包括正始以后直到西晉立國（264）這一時期的文學。1、在整體風貌上，建安文學中那種高揚奮發、積極進取的精神已基本消失，而對人生的哲理性思考以及濃烈的憂生之嗟成為作品的主調。2、在藝術上，正始作家不再效法建安詩人用模仿樂府敘事體的方式揭露時事，而是將抨擊時事與抒寫感憤融為一體，使五言詩的抒情性進一步加強，詩歌在藝術進一步文人化。3、在風格上，正始詩人創造了曲折隱晦、清雋艱深的風格，并開創了把多首托喻寄興的詩歌集合成五古詠懷組詩的體例。而這種以組詩的形式發感慨、寄情懷、寫理想的方式，對后世詩歌產生了極為深刻的影響。從此以后，文人往往將托喻寄興的五言古詩集合成組，來集中反映作家對社會人生的感懷。竹林七賢竹林七賢”——晉代七位名士:阮籍、嵇康、山濤、劉伶、阮咸、向秀和王戎。他們放曠不羈，常于竹林下，酣歌縱酒。玄學在內容上是以老莊思想為中心的。而老莊思想常常表現出對世俗社會、對傳統的儒家倫理道德的蔑視，因此受其影響，這時期在文人人生態度也就發生深刻的變化。在他們人生取向上，更多地具有了一種超凡脫俗的人生趣味以及一種自由自在、閑適愉悅、心與道冥的理想人生的追求。玄學在對士人的人生態度發生影響的同時，也自然對其文學創作也產生了影響。經學和名教衰頹，是魏晉以來文化轉折的一大標志。

“非湯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輕賤唐虞而笑大禹”成為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文化主潮。衰弱的經學已經無力為綱常名教的合理性作出理論論證，名教危機成為必然。貴族政治的文化取向“君為臣綱”對“君為臣綱”提出責難的是“非君論”和“無君論”。阮籍：“君立而虐興，臣設而賊生。坐制禮法，束縛下民。”“古者無君，勝于今世”，辯駁君權神授論，力主取消國君，建立“無君無臣”的烏托邦社會。孔融曾與禰衡交談：“父之于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為情欲發耳。子之于母，亦復奚為？譬如寄物缻中，出則離矣。”

孔融像父為子綱清人顧炎武說：“三代以下風俗之美，無尚于東京（指東漢──引者）”。他認為自儉約節義、儒風醇厚的東漢之后，“至正始之際，而一二浮誕之徒，騁其智識，蔑周、孔之書，習老、莊之教，風俗又為之一變。”

干寶對當時的文化風尚有形象的描述：“學者以老莊為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蕩為辨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為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茍得為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儒學（漢）——法家、名家——玄學、佛學——儒、玄、釋、道多元文化，共存共融。二十四孝圖中的郭巨形象。“黃香曖席”、“臥鯉求冰”、“郭巨埋兒”等，都是中國古代著名的孝親故事。“玄學”釋意“玄”有深奧、玄妙之意，《老子》首章便指出：“玄之又玄，眾妙之門”。《老子》、《莊子》和《周易》“總謂三玄”。這三部典籍正是魏晉時期人所共習的主要文本，也是此一時期的主要思想資源，故其稱之“玄學”。玄學在魏晉南朝，成為豪門高族借以自矜并沉潛其中的意識形態，也是中國學術史上繼先秦諸子學和兩漢經學之后的第三次學術高峰。玄學經歷的三個階段

第一，正始時期。（何晏、王弼創始）第二，西晉“竹林七賢”時期。第三，東晉、南朝時期。玄學創始人：何晏像玄學的實質及影響玄學所爭論的雖然是哲學本體論問題，即本末、體用問題，而其實質則是論證名教的合理性，論證當世統治者政治秩序的合理性。竹林七賢”磚刻畫（局部）。嵇康、阮籍、山濤、向秀、王戎、劉伶和阮咸七人，以蔑視禮俗、優游山林、縱酒談玄而著稱。曹魏政權“惟才是用”的口號意味著才、性分離，重才而輕德，而司馬氏集團一反于此，強調才、性合一，才、性同一。于是這種玄學辯論的取向也成為當時士人政治選擇的取向。玄學開辟了一個思辨時代，名士們剖玄析微，“注而不竭”，在論辯中有通（正面解釋議論）、有難（發難致詰）、有勝（辯論取勝）、有屈（辯論失敗），“兼辭條豐蔚，甚足以動心駭聽。”由此形成清談風格。

“清談”釋意清談，亦稱“清言”或“玄言”，上承漢末清議，從品評人物轉向以談玄為主，用老莊思想詮釋儒家經義，擯棄世務，專談玄理，由魏、晉延及齊、梁，士人爭相慕效，往往手執麈尾（拂塵），“探玄理微”，“引飾妙詞”，“至暮忘餐，理竟不定”。魏晉南北朝文學是典型的亂世文學。作家們既要適應戰亂，又要適應改朝換代，一人前后屬于兩個朝代甚至三個朝代的情況很多見。敏感的作家們在戰亂中最容易感受人生的短促，生命的脆弱，命運的難卜，禍福的無常，以及個人的無能為力。從而形成文學的悲劇性基調，以及作為悲劇性基調之補償的放達，后者往往表現為及時行樂或沉迷聲色。這種悲劇性的基調又因文人的政治處境而帶上了政治的色彩。許多文人莫名其妙地卷入政治斗爭而遭到殺戮。

由此出現了寫作的三大主題：生死主題，游仙主題，隱逸主題。竹林七賢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

魏晉可以說是一個放蕩不羈，個性解放的時代。士人們蔑視禮法，笑傲王侯,“不為物用”，追求感官刺激，“皆以放任為達”，或狂博濫飲，裸袒軀體；或坐隱手談，縱情山水；或寬衣博帶，“捫虱而談”；或熏衣剃面，“行步顧影”；或服藥敷面，以求面色皎然，爭做“神仙中人”。婦女也一反“婦德”，游山玩水，飲酒談玄，“代子求官，為夫訴屈”……而《世說新語》可以說是這個時代風度的最好畫像。

玄學對中國文化的影響

雖然玄學“治官則不了，營家則不辦”，少有經世的直接實效，甚至被后人指責為“清談亡國”，但它的發展使魏晉六朝成為“中國周秦諸子以后第二度的哲學時代”，其思辨成就為隋唐佛學和宋明理學所繼承，對中國古代的思想文化史影響深遠。明刻本《世說新語》書影。該書是記載“魏晉風度”的主要文獻。三胡、漢文化的融合互補

胡漢文化的沖突與交融揚胡抑漢的斗爭胡人的“漢化”漢文化對胡文化的吸收胡漢交融的絢麗之花：唐文化胡漢文化的沖突與交融經過夏、商、周至秦、漢約1800年，一個以華夏—漢族為主體的多民族國家初步形成。游牧或半農半牧民族的“胡”文化與中原農耕人的“漢”文化長時間交會，在沖突中走向融合。胡、漢之間的“文化距離”，導致胡、漢文化質的差異性。魏晉南北朝胡、漢一體化便表現為胡文化的“漢化”與漢文化的“胡化”。揚胡抑漢的斗爭對于胡文化來說，拋棄舊質，以適應新的農業文明環境是首當其沖的急務。然而，在胡文化解體的態勢面前，胡人中不可避免地產生守舊心態，竭力維護被搖撼的游牧文化根基。然而，在先進的漢文化的包圍下，胡人中“守舊派”的抗拒終歸是徒勞的，與“馬背生活”相割離的中原胡人終究被納入“漢化”的軌道《北齊書》載，魏愷遷表州長史，堅辭不受，鮮卑化的皇帝高洋大怒：“何物漢子，我與官，不肯就。”所以宋人陸游指出，后世稱賤丈夫為“漢子”，蓋始于五胡亂華之時。“抑漢”與“揚胡”同時并存，胡人被尊奉為“國人”，在政治上、經濟上享有多方面特權。

陸游像胡人的“漢化”胡文化“漢化”的兩個渠道：第一個途徑，胡人統治者采用漢族統治的組織形式，推廣儒學，從而以強力推進胡文化發生質的變化。貴婦出游畫像磚。魏晉南北朝是社會風氣比較開放的時期。第二個途徑，入遷內地的胡人在“與華民錯居”的情勢中，不僅“語習中夏”，“多知中國語”，而且潛移默化地受到漢文化觀念意識的影響。

漢文化對胡文化的吸收胡文化也以其固有特質對漢文化系統加以沖擊、改造。蠻野但充滿生氣的北族精神，給高雅溫文卻因束縛于禮教而冷淡僵硬的漢文化帶來新鮮空氣，對細膩的農耕文化而言，不啻為一種有效的“補強劑”和“復壯劑”。胡漢交融的絢麗之花：唐文化隋唐時期的漢族，是收容了鮮卑等胡族的新漢族。胡漢血脈交匯，使時人氣質上也“大有胡氣”，唐詩云：“仗劍出門去，孤城逢合圍。……還家且行獵，弓矢速如飛”，這種豪情正是胡氣浸染的結果。唐文化的開放與拓展精神，博大的胸懷和強烈的文化自信心，都是胡漢交融、文化互補的必然結晶。隋煬帝楊廣、唐高祖李淵的母親，都出自拓跋鮮卑的獨孤氏。唐太宗李世民生母為鮮卑族紇豆陵氏，長孫皇后父系母系皆鮮卑人，故其子唐高宗李治，承鮮卑血統3/4，漢血統1/4。唐朝宰相369人中，胡人出身的有36人，占1/10。唐太宗像四南、北文化的差異與整合

南北學術的分道揚鑣玄學的南遷南北學術之別南北佛學之別南北文藝之別南北文化的融合隋唐帝國的文化整合南北學術的分道揚鑣三國以降，南方長江流域得到開發，尤其是西晉末年“永嘉之亂”之后，中原的衣冠豪門和平民百姓大舉南遷，在南方重建政權，形成南北分治的對峙局面。政治上的分裂必然造成思想文化上的差異，南北文化呈頡頏之勢。其中，學術文化的隔閡最為典型，二百多年間，中國的南方和北方分別沿著兩條不同的學術走勢向前發展著。玄學中心南移漢代經學嬗變為魏晉玄學，其中心區域在洛陽一帶，邊遠地方（如河北和江南）仍遵循漢代的考據學風，近于保守。但是，門閥士族南遷，將曹魏、西晉以來的玄學主流也帶到南方，南方守舊的世家經學也不免受其影響，轉而研習玄理。一時間，玄學清談之風盛行江南，“復聞正始之音”。南北學術之別南方文士大多濡染玄風，釋玄兼綜，儒玄“通達”，“既文既博，亦玄亦史”，經學上注重義解發揮，探尋玄學義理，故而難免墮入口耳之學。北方的學術，則仍嚴守漢儒師法，注重名物訓詁，以章句集注疏通經義。維摩與文殊辯論。維摩詰居士是佛教中的著名辯才，魏晉玄學中的清談之士對他大加推崇。南北佛學之別南方偏尚玄學義理（即所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