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國際金融十大新聞2015年國際金融十大新聞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發布IMF同意人民幣加入SDRTPP協議最終達成國際石油等大宗商品價格暴跌創新低美聯儲近10年來首次加息歐洲央行啟動量化寬松政策希臘債務危機緩解新興市場貨幣普遍貶值FSB出臺資本監管新規利率、匯率市場化取得突破1、“一帶一路”倡議發布，掀起沿線經濟金融合作熱潮2015年3月28日，中國《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提出了共建“一帶一路”的方向和任務。當前，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區域經濟一體化加快推進，全球貿易和投資格局正在深刻調整，

新興經濟體在推動經濟轉型升級的過程中，需要進一步拓展區域內經濟發展與合作潛力。“一帶一路”是中國首倡的重大區域合作戰略，契合了沿線國家的共同需求，得到眾多國家積極響應。“一帶一路”戰略有利于為沿線國家提供廣闊的市場和重要的資金來源，

有助于消除各國經濟增長的“瓶頸”，

實現沿線國家優勢互補和互利共贏。中國與相關國家達成了一系列合作協議和諒解備忘錄，推動了一批重大建設項目的落地。中國與沿線國家可優先合作領域不限于基礎設施，還可以根據經濟互補性和資源稟賦特點開展深入合作，包括產業發展和結構升級方面的合作，例如，與俄羅斯開展航空、航天領域的合作，與印度開展服務外包和軟件領域的合作，以及環境治理和生態保護等方面的合作。

一帶一路”金融支持與合作的核心是打造一體化的融資市場，解決資金來源問題，完善風險管理:首先，發揮公共資金引導與示范作用。國際金融機構（例如亞投行，金磚銀行等）優惠貸款、國外政府援助是改善沿線國家基礎設施的重要資金來源。其次，廣泛開拓民間金融支持渠道。商業銀行可提供銀團貸款和項目貸款等金融服務支持“一帶一路”建設。私人基金、保險機構、社保基金、援助捐贈等資金可在特殊領域參與進來。再次，針對存在重大風險的項目，可考慮與東道國組建共同的投資基金，建立風險共擔、利益共享機制。最后，擴大與沿線國家貨幣互換、結算的范圍和規模，拓寬人民幣在重點國家大項目合作中的運用，拓展人民幣雙向流動渠道。2、人民幣加入SDR2015年11月30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執行董事會完成特別提款權（SDR）審議，認為人民幣符合所有現有標準，納入SDR貨幣籃子。人民幣成為SDR貨幣籃子中除美元、歐元、日元與英鎊以外的第五種貨幣，其權重為10.92%，超過日元與英鎊份額。為確保基金組織、基金組織成員以及其他特別提款權使用方有充足時間進行調整以適應新變化，新的貨幣籃子將于2016年10月1日正式生效。人民幣加入SDR人民幣加入SDR是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廣受詬病，近期經濟金融動蕩也根植于美國貨幣政策的溢出性與不確定性。多元化已成為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基本方向。作為第一大新興經濟體的貨幣，人民幣加入SDR對于提升新興經濟體金融話語權、增強全球經濟活力以及維護國際金融穩定具有重大意義。人民幣納入SDR有助于提高SDR貨幣籃子構成的代表性，使其價值更趨穩定。在SDR促進國際貿易增長與金融資本流動、保證國際貨幣體系穩定方面，中國與其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新興市場國家的出發點和整體利益是一致的。3、TPP協議TPP基本協議達成，重塑未來國際貿易投資新格局2015年10月5日，美國等12國經貿部長在美國亞特蘭大發表聯合聲明，宣布歷時5年多的TPP談判結束并達成基本協議，以支持亞太地區的就業、可持續增長、包容性發展和創新。

TPP規則的特點是“全覆蓋”和“高標準”。TPP談判覆蓋FTA談判全部領域，不僅包括貨物貿易，還包括服務貿易、投資及科技等領域；不僅涉及關稅削減等邊界措施，還涉及非關稅壁壘、國內規制等邊界內措施；TPP談判納入非傳統FTA條款，例如勞工條款、環境條款以及中小企業、國有企業、透明度等敏感議題。TPP還提高了對投資者的待遇和保護，建立投資者-國家爭端解決機制（ISDS），投資者受到不公正待遇時，可以不通過東道國的法律程序，而是通過國際司法程序來對東道國政府提起訴訟。TPP將對亞太區域的經濟合作乃至世界經濟格局產生深遠影響。

首先，在區域層面上，TPP有利于推動成員國的經貿關系邁上新臺階，同時也會加快推進亞太區域經濟合作和一體化進程。TPP自貿區的建立、TPP成員之間市場準入門檻的拆除或降低，會產生貿易“創造效應”，推動成員國之間的經貿關系實現更大飛躍。更重要的是，TPP成員之間“邊境后”規則的統一和協調，會形成更加穩定、透明和可預期的營商環境，從而有利于TPP成員之間經濟和產業鏈的全面整合，有利于各成員國充分發揮各自優勢、提升在全球市場的競爭力。

其次，在全球層面上，TPP協定將對當前的國際經貿規則重構、全球經濟治理改革產生重大影響。近年來，多邊貿易體制步履維艱，多哈回合談判徘徊不前。與此同時，區域經濟合作蓬勃發展，各類自由貿易協定大量涌現，推動著國際經貿規則的重構和全球經濟治理的改革。作為超大型自由貿易協定，TPP有可能成為新一代國際經貿規則構建的領跑者，進而影響新一代全球性國際經貿規則、全球經濟治理框架的建立。4、國際油價大幅下滑，全球原油市場格局面臨重塑

2015年12月4日，在維也納召開的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會議沒能達成減產協議，使得從2014年下半年開始不斷下挫的油價跌至近7年來的最低水平。能源是關系到全球經濟和金融命脈的重要資源性商品。原油作為一種特殊商品，每一次價格的大幅波動都與供需結構、金融波動、經濟興衰與政治沖擊等有關。原油市場的供需基本面矛盾增加，地緣政治角力、各大產油國競相爭奪市場份額、新能源和替代能源市場份額的快速增長，以及美元指數不斷上升等因素是導致國際原油價格加速下行并處于低位運行的重要原因。石油價格維持低位對于全球經濟復蘇而言是利好，這將有助于提升個人消費，降低能源密集型企業的生產和運輸成本。震蕩下行的油價還將拉低部分國家的通貨膨脹水平，這為部分國家央行采取更加寬松的貨幣政策騰挪了空間。5、美聯儲近10年來首次加息，全球金融市場影響可控2015年12月16日，美聯儲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

議息會議決定啟動加息，加息幅度為25個基點，這是自2006年以來美聯儲的首次加息，美國貨幣政策開始邁入正常化進程。未來應充分重視美歐貨幣政策分化帶來的外溢風險。美聯儲加息對全球金融市場的總體影響可控，但新的風險因素仍需給予高度關注。美聯儲加息之后美元將繼續走強，歐元和日元等貨幣匯率貶值，國際資本將回流美國，全球可能面臨流動性緊張問題。黃金、石油、鐵礦石等大宗商品價格將繼續維持低位，大宗商品出口國的貿易收支和財政收支狀況可能惡化，將抑制此類國家的經濟復蘇進程。未來新興市場國家的金融脆弱性將有所上升。在此背景下，新興經濟體應更加重視美歐貨幣政策分化外溢風險和自身經濟結構調整之間的平衡，采取更加審慎的利率、匯率和跨境資本流動管理政策，加強風險預警，維護經濟金融的安全和穩定。6、歐洲央行啟動量化寬松政策，助推歐洲經濟復蘇

2015年1月22日，歐洲央行在2014年首次貨幣政策會議后宣布維持主要再融資、隔夜存款、隔夜貸款三大利率不變，將定向長期再融資操作（TLTRO）利率降低10個基點，同時宣布自3月份起每月購買600億歐元公共及私營部門債券直至2016年9月底，以達到預期通脹目標。2015年

12月3日，歐洲央行進一步宣布下調隔夜存款利率10個基點至-0.3%，并延長QE時間至2017年3月。時至今日，反觀歐版QE的實施效果，不乏亮點。在全球經濟復蘇乏力的國際大環境下，歐洲經濟實現了穩步復蘇，其中，德、法、意等歐元區核心國經濟復蘇態勢良好。2014年歐元區實際GDP增長率為0.9%，預計2015年經濟增長率將達到1.5%，法國和意大利實際GDP增長率也將分別由2014年的0.2%和-0.4%上升到1.2%和0.8%，德國經濟增長率維持在1.5%左右，可見歐版QE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效果。7、希臘與國際債權人達成一致，歐債危機緩解

2015年8月11日，希臘與國際債權人就第三輪救援協議的談判取得重要成果，雙方就希臘2015年至2018年的基本財政預算目標達成共識。由此，希臘在巨額債務到期之前獲得“三駕馬車”提供的860億歐元援助資金，避免了債務違約，維持了財政體系的運轉。受此鼓舞，持續多年的歐債危機得到進一步緩解。歐元區在推動經濟一體化進程中，需要以希臘案例為鑒，解決財政分割與貨幣統一的矛盾。一方面，希臘等國的債務過度擴張，必須強有力地持續推進結構改革舉措，接受歐盟成員國的監督，將債務水平壓縮到合理規模。另一方面，歐元集團需要在制度層面上加快各項改革，包括設計和鞏固單一的金融監管體制、推動成員國財政體系的進一步融合等，以增強歐元區的競爭力和穩定性。8、新興市場貨幣普遍貶值，系統性金融風險上升

2015年9月29日，馬來西亞林吉特暴跌至1997年以來最低水平，過去一年林吉特兌美元貶值近30%，成為全球表現最糟的貨幣之一。在美國加息預期、原油價格暴跌的國際環境下，除林吉特之外，俄羅斯盧布、巴西雷亞爾、南非蘭特、土耳其里拉等新興市場國家貨幣普遍貶值至歷史低位，

系統性金融風險上升。2015年美國經濟復蘇向好，加息預期高企，美元指數一度飆升突破100，新興市場國家資本加速流出，出現自1988年以來的首次資本凈流出，流動性急速收緊，貨幣隨之大幅貶值。土耳其、南非、馬來西亞等國政治動蕩也對區域經濟以及外匯市場產生一定的負面沖擊。作為“增長旗艦”與新興經濟體的“壓倉石”人民幣貶值現象，卻進一步加劇市場對新興市場國家憂慮，增加越南、馬來西亞等國貨幣下行壓力。建議：新興經濟體應從根源上予以應對：一方面繼續推進結構性改革，解決歷史積壓問題，充分運用宏微觀審慎工具抑制杠桿水平；另一方面積極推進國際貨幣體系改革，降低美元依賴性，改善各級主體資產負債表結構。在理念上，將匯率調整變化視為減震緩沖，而非貨幣戰爭武器。加強新興經濟體之間的金融合作，建立多邊流動性監測機制，發展貨幣互換體系，提高新興經濟體整體抗沖擊的能力。9、FSB出臺資本監管新規

2015年11月9日，金融穩定委員會（FSB）宣布了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G-SIBs）總損失吸收能力（TLAC）要求最終稿。最終稿規定，2019年30家G-SIBs的總損失吸收資本在風險加權資產中的占比應達到16%，與巴塞爾Ⅲ中杠桿率分母的比值不能低于6%。2022

年在風險加權資產中的占比應提高至18%，與巴塞爾Ⅲ中杠桿率分母的比值不能低于6.75%。從宏觀層面看，TLAC要求將監管資本以外的一些合格債務工具納入吸收風險的緩沖墊，提高了G-SIBs的風險吸收能力，有利于保障“問題銀行”在處置過程中的正常功能的發揮，避免了“大而不能倒”問題對納稅人利益的損害，同時也明顯弱化了政府作為“最后擔保人”的角色。從銀行層面來看，TLAC要求提高了G-SIBs的合規成本，出于控制成本的考慮，各銀行在擴大經營規模、提高交易關聯程度和復雜性、拓展跨國業務方面將采取更加審慎的態度，銀行的風險偏好因而將有所降低；與此同時，為滿足監管要求，

大型銀行有更強的動機進行資本籌集，其中，發行債務類工具進行資本補充將是未來G-SIBs的重點策略。

（李揚，

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

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點評）10、利率、匯率市場化取得突破，中國金融改革全面提速

2015年8月11日，中國人民銀行決定完善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報價，由做市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