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當代西方生態主義文學思潮

20世紀后半葉，美國出現了特征明確的生態文學。通過詩歌、小說、戲劇、散文等各種文學形式，自覺觀照人類與自然環境的關系，反映環境惡化及其對人類生活的深重影響，全面反思社會結構和文化傳統，努力推動解決生態危機。第一節西方生態主義及文學思潮的興起廣義的生態主義是指關于生物與其自然環境之間和諧相融、協調持續關系的各種思想和實踐。狹義的生態主義是指反對人類利益至上，倡導敬畏自然，維護人與自然環境的整體和諧共存，追求社會公平正義的觀念、立場、主張和理論。一、人文理想與后工業社會狀況1962年，美國生物學家和作家蕾切爾?卡遜出版了《寂靜的春天》，該書開篇就出現了這樣一段恐怖的文字：神秘莫測的疾病襲擊了成群的小雞，牛羊病倒和死去。到處是死亡的陰影。……被生命拋棄了的地方只有寂靜一片，甚至小溪也失去了生命；釣魚的人不再來訪，因為所有的魚已經死亡。這樣的場景完全可能真實地出現在美國的警示，讓許多人大為惱火，其中尤以化學農藥生產商的反應最為暴躁，書中以大量證據表明，是長期使用DDT等農藥導致土壤病變、空氣和水質污染、自然環境嚴重惡化，使植物、動物和人類失去生存的條件。《寂靜的春天》的暢行不是因為它像通俗小說那樣描寫了想象中的能夠給讀者帶來快感的驚悚情節，而是因為它以科學家的嚴謹，再現了當代人類生產和生活及其自然環境的令人驚駭的真實狀況。在西方文化傳統中，人類一直占據著世界的中心。即使在宗教統治的漫長的中世紀，人類依然是能夠理解和貫徹上帝意圖的唯一的生命形式。二、從浪漫主義到生態主義的傳承生態主義對自然環境的突出關切，很容易讓人聯想到19世紀初期在西方國家掀起的浪漫主義文學潮流及其對自然的崇拜。華茲華斯（1770—1850）在《丁登寺旁》一開頭就吟唱出回到自然懷抱時的狂喜之情：五年過去了，五個夏天，加上長長的五個冬天！我終于又聽見這水聲，從高山滾滾流下的這泉水潺潺著一路輕聲流淌。自然對于浪漫主義作家是如此重要，它帶給人的不僅是快樂，而且就是幸福本身。

19世紀西方浪漫主義的自然書寫是生態文學從傳統文學中得到的一筆最大遺產，開啟了生態文學的許多主題，在很大程度上表達了生態文學的訴求。柯爾律治（1772—1834）的《古舟子詠》（1816）講述了一個同樣毫無理由的殺生事件。拜倫（1788—1824）在《黑暗》（1816）一詩中描寫了這樣一幅未來場景：太陽熄滅了，星星脫離了從前的軌道，地球在寒冷中晃蕩著。人們為了得到光明，點燃了房屋、宮殿、城市和森林，甚至想把火山也點著。大火之后，發生了饑荒、仇恨和戰爭，到最后“沒有季節、沒有樹木、沒有人、沒有任何生命”。

在美學理論上，浪漫主義與生態主義也有很多相通之處，譬如濟慈（1795—1821）的“自我否定力”。三、生態主義綠色詩學的基本主張生態詩學首先堅持生態整體原則，認為地球上的所有存在體，從飛禽走獸到樹木花草、山川河海、土壤石頭、人類和空氣，構成一個整體運行的生態系統。生態整體觀不僅在認識論和倫理學基礎上顛覆了悠久深固的人類中心主義，而且為重構倫理和審美價值體系打開了巨大的可能性。第二節自然書寫與生態中心思想在幾乎所有文學作品中，自然都是一個不可或缺的要素，更有山水詩、游記、歷險文學和田園文學等專門文類。進入現代時期以后，自然成為修正工業文明的重要資源。一、回歸自然的生態田園書寫美國當代著名生態主義作家溫德爾?貝里（1934—

）在其1978年出版的文集《美國再定居》里闡述了綠色農業文明對于恢復美國理想活力的重要意義。“再定居”不僅意味著居住方式的改變，更意味著對以美國為代表的現代文明的批判和重建理想生活方式的努力。德國女作家維姆施奈德（1919—1993）的長篇小說《秋天的酸奶》（1984）以樸素而洗練的文筆描寫了簡樸的鄉村生活的樂趣：我們種了兩整天土豆，還種了供牲口吃的胡蘿卜。趁著明亮的月色，我們又下地鋤苗，否則我們就在家烤面包，總是六塊圓圓的、夠全家食用一天的大面包，要么就干脆洗衣物，為的是節省時間，第二天能和丈夫一起下地干活。因為我們沒錢買啤酒，我就索性自己用麥芽和啤酒花釀酒，當做自家的家庭飲料。到了秋天，我們就將掛滿枝頭的水果摘下來，儲存密封在大玻璃瓶子里。就這樣，我們一直要勞作到深夜才能得到暫時的寧靜。《秋天的酸奶》面世后立刻引起了轟動，充分說明小說準確地反映了當代人的集體情緒，身陷鋼筋水泥叢林中的城里人強烈向往簡單而美好的鄉村生活。美國著名的生態先驅作家約翰?繆爾（1838—1914）在《我們的國家公園》（1901）里嘲笑人們為功名富貴奔波勞頓，其實得不償失，最可悲的是徹底喪失了自我。女詩人艾麗絲?沃克（1944—

）在《一切在我們自己》里通過“愛”來體驗簡單生活的快樂：有了愛，羽毛、貝殼、石子與黃金一樣稀有珍貴；沒有愛，金項鏈會成為套在脖子上的絞索。二、風景文化與游記文學新潮到了浪漫主義時代，自然仍然可以用作與人類社會相對照的一方凈土，它仍然在那里，張開雙臂，隨時歡迎厭倦了喧囂城市生活的人們。舊汽車輪胎，玻璃瓶，大件垃圾，還有一桿用賽璐玢做成的仿真玩具槍，還有金屬廢料，被遺棄在小溪中央的泡沫里，水面泛著一層油膜。看到這幅景象，無法想象人們會有“回歸自然”的興致。在生態主義作家看來，現在所能做的事情首先是恢復那個記憶中的未曾污染的自然世界，讓自然回歸其本來的純凈、圣潔和完美。

為了激活人類的美好記憶和走出麻木、冷漠，從而積極守護這份美好，生態主義作家們踏上了找回自然的探險之路。美國女作家茨威格（1963—

）的十多部作品都講述了在一般美國人并不知道的那些地區探尋自然景觀的所見所思。在《奔流吧，河水奔流：自然主義者在一條西部大河的沿河旅程》（1975）里，作者以親切的口吻詳細地講述了自己深入大峽谷，從源頭開始沿著“綠河”探測的經歷。茨威格等人的創作顯示出西方傳統文學中的探險文學和游記文學在生態主義影響下出現的新變化。后工業時代，可供耕種的荒野已被開發殆盡，但是仍然有一些不宜耕種的地方幸存下來，譬如沙漠、野嶺、峽谷以及海洋和天空，它們成為生態作家全力守衛的疆域。蒂爾（1899—1980）的《秋野拾零》（1956）傾情描繪了美國南達科塔州西部荒原在朝暉、夕陽和月光下的壯美景色。對于生態主義作家來說，沙漠是荒野的典型代表，而荒野不等于荒涼，相反為人類提供了豐富的養分。被稱為生態主義“桂冠詩人”的加里?斯奈德（1930—

）深入挖掘了荒野之“野性”的哲學啟示。三、歷險文學與樂園理想傳統人來到世界上，必須有一個棲身的家園，然而這一最基本的需求卻經常遇到艱難險阻，使跨越重重障礙、尋找或返回家園成為文學敘事中的亙古主題。實踐上來說，保護地球家園的宏大任務只能通過棲身在各個具體地方的人來執行，正如每個個體的存在只能像海德格爾說的那樣表現為“此在”——在一個具體的時空位置。生態話語中強烈的“地方意識”就是在這一邏輯下出現的。從文化地理學的角度看，地方是獲得命名而具有意義的特定空間，通過各種區域名稱，抽象的空間概念轉化為一個個具體的可以辨識的地方，成為人類可感存在的確認性標記。地方意識讓人意識到某一處具體地方，意識到自己與“這一方”水土相濡以沫的天然關系。棲居之地或自然環境不僅是個人成長的最好的保姆和老師，也是民族靈魂的搖籃。對個人、集體和民族的涓涓哺育使地方成為人們意識中情感內涵最大的概念，在整個文學史上，能夠凝聚最廣泛熱情，甚至可以超越階級、種族和性別等分界的主題，莫過于對祖國、故土、家鄉的贊頌。美國女作家琳達?霍根（1959—

）在《留住水，留住光》（1995）里記錄了她在雨后山中流連忘返的感悟。

地方意識雖然把人的注意力引向某個具體的區域，但是與傳統意義上的那種狹隘的地方主義并無交集，相反倒是克服地方主義狹隘性的有力武器。

19世紀德國浪漫主義詩人荷爾德林有感于人勞頓一生，充滿艱辛，仰天發問人是否可能“詩意地棲居于大地”。華萊士?史蒂文斯（1879—1955）說，必須有一顆冬天的心靈，才能感受到掛滿霜雪的松枝。第三節

環境倫理與生態警示幻像生態危機讓人們不僅看到美麗的自然環境被無數的天災人禍破壞得滿目瘡痍，而且意識到非人類的其他生命同樣承受著被殘害的痛苦和被殺戮的命運。一、生態環境與生態道德生態環境是一個整體，其中各個部分不能孤立存在，而是相互關聯、相互依從，因此必須維護每個部分的充分存在，才能保證整體的穩定持續存在。傳統倫理學主要關注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準則和規范，這是因為傳統觀念認為非人類世界不可能有道德體驗，道德是唯人類才有的范疇。在《沙鄉年鑒》里，利奧波德專辟《大地倫理》一章，提出道德范疇不僅包含人與社會、人與人、人與其他生命形式之間的關系，還應該包括人與大地的規范關系。從實踐上看，人與自然環境的倫理規范終究只能通過人與人關系的調整來實現，因為過去、現在以至將來，生態狀況決定于人對自然的索取程度、人對物質享受的欲求以及人與人之間利益關系的結構。美國女作家威廉斯（1955—

）的《心靈的慰藉:一部非同尋常的地域與家族史》（1991）一書憤怒控訴了核放射對普通居民的傷害。普通民眾是生態惡化的最大受害者，同樣也成為制止環境污染、拯救地球母親的最勇敢的戰士，這是當代生態主義運動中特別引人注目的一個現象。金索爾弗的《動物之夢》（1990）講述主人公科蒂回到家鄉亞利桑那州格雷斯鎮的學校教書，積極參加當地居民的環保運動，守護家園的故事。在《動物之夢》中，遠赴尼加拉瓜當志愿者的妹妹哈莉寫信告訴科蒂，由于尼加拉瓜的獨裁政權實行親美外交，該國成為最大的DDT進口國，讓美國的農藥公司獲得暴利，卻使尼加拉瓜的土地和河流受到嚴重污染。二、動物敘事的擬人呼喚動物形象集中出現的文類是寓言，例如古希臘的《伊索寓言》、法國的《拉封丹寓言》和俄國的《克雷洛夫寓言》等。動物之于人的工具性定位在生態主義時代遭到了徹底顛覆。當代生物學認為許多動物都具有定義為生命主體的要素，美國哲學家湯姆?里根（1938—

）提出動物權利理論，認為動物像人一樣具有生存和生命不受傷害的天賦權利。當代文學的動物敘事熱情回應并深化了生態主義時代的動物觀念，對動物的生存現狀、動物的生命屬性和價值、動物在生態系統中的地位、動物與人的理想關系等方面作了生動而深刻的再現。被稱為“動物小說之父”的加拿大作家西頓（1860—1946）根據自己的長期觀察，寫出數十本廣受成年和兒童讀者歡迎的動物故事系列。加拿大著名生態作家莫瓦特（1921—2014）的《狼蹤》（1963）在實地觀察的基礎上，通過大量例證，對素負惡名的“狼性”作出了顛覆性的報告。英國博物學家、作家貝克（1926—

）的《游隼》（1967）記錄了他在埃塞克斯家鄉與來此過冬的游隼朝夕相處的感受。在生態主義作家的筆下，人類的形象往往顯得卑下猥瑣。德國兒童文學作家普雷斯勒（1923—2013）以童話的形式在《小水精》（1956）里幽默地嘲弄了人類的愚蠢、貪婪、笨拙，巧妙地揭露了人類對自然環境的肆意破壞，對其他生命形式的漫不經心的傷害。三、科幻小說與生態警示文學對現代文明發展中發揮了關鍵作用的科學給予了充分的反映，而文學與科學相結合的典型實例，是出現了一種專門的文類，即科幻小說。法國作家凡爾納（1828—1905）的《海底兩萬里》通過鸚鵡螺號潛艇在各大洋的水下航行，表達了人類借助于技術的力量，實現上天入地的夢想。早在19世紀初瑪麗?雪萊創作的被稱為世界上第一部科幻小說的《弗蘭肯斯坦》中，就出現了令人恐怖的科學災難場面。加拿大著名女作家瑪格麗特?阿特伍德的《羚羊與秧雞》（2003）也講述了一個科學怪人的警示寓言。科雷格森?波依爾的《地球之友》講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