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比較文學的角度分析中、日、韓三國現代文學發展的特點摘要:本文從文藝思潮、作家和讀者、言語和媒體三方面,以與歷史發展息息相關的社會意識形態為中心,考察并記述了東亞三國現代化的過程。并闡明中、日、韓三國現代文學的發展如何與其當時的社會情況緊密相連。雖然各國政治情況各異,但基于民族主義的民主化方向卻表現出一致性和歷史的必然性。因此,可以說。東亞的現代文學是在西方的壓迫和對其反抗的過程中誕生的,換言之,是運用排外主義的方式西方化的。東亞現代文學史研究必須走出西方文學的陰影,發掘和整理與現代西方存在差異的、具備東亞個性的文學史。關鍵詞:現代性;文學史;門戶開放;啟蒙運動;個別性;普遍性;古典主義:浪漫主義;現實主義序言在本文中,現代文學的概念,并非僅僅是以時間作為標準進行劃分的。而是把所有在本質上具備了現代的精神和形式的文學作品統稱為現代文學。也就是說,所謂現代文學是指“以市民精神為內容,把自由的文體作為形式的文學”,或者說,是由被分化了的藝術類別的概念所形成的文學。如果從意識形態的角度來分析,以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作為基礎并且充分地反映了復雜的市民社會的小說無疑在現代文學史中占據了主要地位。還有,由于文藝新聞的形成,帶來了文學和媒體的完美結合。這種文化現象使文學的功能和意義在社會中得以充分發揮和體現。綜上所述。與古代文學相比,現代文學是以不同于前代的社會條件和意識形態作為背景誕生的,它是文學與時間意義上的現代相結合的產物。與西洋的市民社會不同,東亞的中、日、韓三國,在現代社會制度的建立與市民社會的形成過程中。被迫的門戶開放政策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因此,東亞的現代意識和文學意識,就不可避免的受到半殖民地這一歷史環境與現實環境的制約。再加上之前的封建制度所造成的影響依然大量殘存于精神文化領域方面,文學在與現代相結合的過程中,經過了各種各樣錯誤的嘗試,做出了必要的修正。研究東亞三國被歐美列強蹂躪的歷史,其現代文學的比較分析是其中一個必要的環節。現代性以及其比較研究的方式。已成為東亞各民族的主要課題和重要工作之一。但是,直到現在,東亞三國仍未能從各自的角度達成共識。理由之一是,日本最先進入現代化,而中國與韓國則采用另一種發展途徑進入現代化。由于中、日、韓三國與歐美各國在政治體制等方面存在著巨大的差異。所以很難將三個國家的現代性放入一個框架內進行研究。在對這三個國家的現代史進行解釋說明的時候,強調不同因索——外部影響或自身發展所得到的結果是相互矛盾的,強調不同的側面就會產生不同的結果,無法統一。因此,實際上中、日、韓三國都從各自的觀點出發,來記述本國的文學史。例如,在中國的學術界,把“中國現代文學史”作為特定的歷史單位。定義為中國文學進入現代化的時期。這是遵從毛澤東的“民主主義論”的結果,并且我們把這一時期的文學統稱為“新民主主義文學”。很明顯,這并不是在文學的發展過程中自發產生的,而是依存于本國的政治發展路徑來劃分的結果。在日本,現代文學的時期是按照天皇的年號來劃分的,即明治、大正、昭和等,這一點在日本的學術界內部已形成共識。而在韓國,現代文學的起點在哪里這一問題,依然沒有統一的答案。1876年開港起點論、1894年甲午改革起點論、1919年《創造》創刊起點論以及獨立運動起點論等等各種說法不一而足。另一,趙演鉉認為,由于每十年都會發生一件大事,足以對文學的發展進程產生重大影響,所以,現代文學應以十年為單位進行記述。這些結論都是基于政治和社會的變遷,并不能反映文學自身的發展過程。也就是說,使用時代來劃分文學的方法使文學本身的發展、變化、中斷以及連續被忽略了。本文將首先探究東亞現代文學的差異性與共通點。然后基于個別性探尋普遍性的結果中、日、韓三國現代文學的個別性和普遍性首先,從現代文學史被記述的時間來看,西歐各國普遍是19世紀初,日本是19世紀末,中國是1910年代,而韓國是在1945年后其本國的文學史才開始被整理和研究。這些均是以現代民族國家的形成作為契機,例如日本,1868年的明治維新成為轉折點。中國是經過1919年的辛亥革命的洗禮,邁向近代的指向性則更加明確。韓國則在這個重要的時期里失去了國家主權,淪為殖民地,無暇抽身進行現代國家建設。從而記述和整理其本國文學史的條件并未成熟,直到1945年迎來了獨立,終于,這個未盡的課題才一舉完成。中、日、韓三國在和歐美列強的接觸過程中,門戶逐漸被打開,并隨著侵略的加劇,對于西方文明的滲透,從最初的消極接受轉變為積極應對。也就是說,分別經過了接觸、門戶開放和激進改革三個階段。這其中,日本則最早的接受了西方的啟蒙思想,離開了傳統的東亞文化,投向了西方文明的懷抱,并從1868年明治維新開始,制度全盤西化。伴隨著國力逐漸的強盛。日本在全面西化之后,開始走上了擴張之路。而這股改革的浪潮也開始波及到中國和韓國,韓國1894年甲午改革,以及中國1898年的戊戌變法就是其表現。日本,最初以制度性改革為主導,經過思想解放和啟蒙運動的洗禮,報紙和雜志創刊,政治小說也開始登上歷史的舞臺。在中國,經過戊戌變法,“中學為本,西學為用”的洋為中用論也開始登場,新小說和新體詩誕生。政治小說、通俗小說與報紙和雜志同時創刊。這以后,伴隨著辛亥革命的成功,民主和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新文化運動也如影隨形。與日本的明治維新和中國的戊戌變法不同,韓國在邁向現代的過程中雖然也經歷了甲午改革,但隨后卻淪為日本的殖民地,爭取獨立運動與標榜現代化的啟蒙運動同時展開。東亞的現代文學是在接受了西方的民主、科學和平等的思想的基礎上展開的。提倡民主與科學,批判傳統文化。思想的實踐與現代文學的展開相互契合。這里所說的實踐是指為了現代思想的傳播,所開辦的學校,創辦的期刊以及白話文運動等等一系列活動。它為現代文學的創作、出版與鑒賞鋪平了道路,并與文學的實踐緊密相連。目的是為了打破封建主義束縛,建立真正意義上的資本主義民主共和國。從這點考慮,可以說東亞現代文學的誕生與發展已然成為其政治改革的契機。在我們思考現代文學與政治改革如何相互作用時,需要明確現代文學現代性的產生和其發展的路徑。現代文學的現代性和中、日、韓三國文學的發展路徑在討論東亞三國現代文學的現代性的時候,可以從文學主張、意識題材、文字形象、言語構成、創作方法、思想流派等不同側面進行比較。但想要在各個方面都達到結構嚴謹,內容充實并非易事。因此,可以把西方文學對東亞文學的影響作為中心,分角度對東亞三國的現代文學進行比較研究。例如,直接受到西方文學影響的文藝思潮、接受過西方教育的作家與讀者、作為現代社會產物的媒體與語言以及具有政治背景的文學等方面。西方的文藝思潮向東方擴張的過程中。以不同的路徑傳播到中、日、韓三國,而此后其文藝思潮在各國的發展卻出現相似之處。當然,日本與中國、韓國不同,屬于主動及自發性地接受現代文明和思想,通過留學的方式直接受到西方文學影響。夏目漱石等知識分子用他們的筆將其思想引入日本。與之相比,中國和韓國的知識分子則主要是通過翻譯日譯本的西方作品和原著來接觸西方思想。然而,在西方。文藝思想經過200年的努力才逐漸發展,日臻完善,在東方傳播卻只用了二、三十年的時間。這就不可避免的帶來了對于西方思想的理解上的混亂。從這點上看,中、日、韓三國則非常類似。而且,中國和韓國在翻譯日譯本的西方作品的過程中,由于二次翻譯所出現的錯誤更加突出。作家們在翻譯古典主義、浪漫主義及現實主義的作品時,由于缺乏時間上的先后性,各種作品同時發表,因此。這一時期的作品思想混亂,其多面性卻被發揮得淋漓盡致。中、日、韓三國的現代文藝思潮之所以極端混亂,可以列舉以下三點進行說明。首先,中、日、韓三國文藝思潮并非在正常的歷史變更中產生,而純粹是無序的模仿西方文化潮流所帶來的結果。西方各國經過現代發展。浪漫主義抵制古典主義。而現實主義與自然主義又抵制浪漫主義。反觀在東亞三國各種文藝思潮幾乎同時出現。如在韓國,《創造》的現實主義是作為否定啟蒙主義的純文字運動開始的。在中國,作家們提倡拿來主義,全方面吸收新的思想。中國特定的歷史情況決定了現實主義占據主流地位,與實用的傳統以及功利的目的相結合。在西方近現代文學中占主導地位的現實派,在那個時期的中國發揮了作用。文學團體紛紛吸收了現實派文學的創作手法。從五四運動到1940年代,現實主義作為一個支流,在某種程度上影響著文學作品及其創作精神。但是。就文化背景而言,西方現實派作家們的抵抗意識與中國傳統的叛逆意識相悖,現實派沒有實現本土化。在日本也發生了同樣的情況,明治維新以后。現實主義先于浪漫主義和自然主義得到發展,因而出現了古典主義與現實主義相結合的現象。第二個原因,是對文藝思想概念的誤解。在中國和韓國,由于所翻譯的作品和理論依賴于原著的日譯本,重譯的問題非常明顯。兩國都把現實主義與自然主義解釋為同一概念,而浪漫主義用頹廢主義來說明代替。在韓國,《創造》的創刊人李光洙否定啟蒙主義,提倡純文學意識。這種創作態度與佐拉所代表的自然主義創作方式相去甚遠。《廢墟》的同仁們所主張的頹廢主義也并非是19世紀末在西方登場的頹廢主義,只不過是一種經過變化的浪漫主義而已。《白潮》的情況也同樣,浪漫主義與象征主義混淆。在中國的文壇,1932年瞿秋白翻譯并發表了恩格斯和列寧的論文后,現實派占據了主導性的地位。“現實主義”(Realism)在中國一直被譯作“寫實主義”在文章中他第一次使用了“現實主義”一詞,并把“寫實主義”解釋為“按照事物本來的樣子去摹仿”。最后是第三個原因:對于文藝思潮的無意識的盲目追求。在無產階級文化陣營中這一現象尤為突出。《白潮》的同仁,浪漫主義詩人樸英熙最終也化身為無產階級文學理論的先驅。在中國,隨著浪漫主義后期的作家們從日本和歐洲留學歸來。激進的無產階級論爭占據了文學的主導地位。這種文藝思潮的混亂和錯誤是東亞特殊的現代化進程的反映。如果從東亞三國特殊的命運來考慮。這也可以說是必然的結果。在論述現代文學的作家與讀者這一問題時,時間上的比較尤為重要。現代以后的作家和讀者的性格較之以前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其原因可歸結為教育的普遍性和大眾化。在日本,1877年創建東京大學。在中國,戊戌變法后新措施實施,1898年創立京師大學堂,1912年5月以后改稱北京大學。在韓國,1883年創立元山學堂,1885年培材學堂誕生。在中國和韓國,開化以后的新教育幾乎被基督教的學校壟斷,隨后,民間才自發地興起私立學校。他們導人新的教育方式,擴大受教育的機會。作為教育啟蒙運動的一環,出現了專門學校,私立學校,官立學校等等。主要傳授西方的新思想和新技術,擴大西方文化的傳播范圍和影響力,增加了新的讀者層,為新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石,為口語化的普及貢獻了巨大的力量。在中國,五四運動之后,白話文的教科書開始得到普及和推廣。韓國則在1895年7月,頒布小學校令,形成現代的初等教育。又以甲午改革為起點。政府宣布采用國漢文混用的教科書。日本明治5年,(1871年)政府公布了學制和征兵制辦法。軍隊擔當起教育機關的職責,把集體主義作為基調,這一點不同于中、韓兩國。總之,新教育的興起帶來了口語體文學的普及,并且培養了新的作家與讀者層。語言和文字的問題是文學大眾化的關鍵。同處于漢文化圈的中、日、韓三國,由于長期使用漢字,現代文學的大眾化必然產生語言和文字的問題。在40年代的中國,文盲率達到80%以上。文言文的口語化后,漢字的教育成為現實的問題。新文化運動最主要的功績就是白話文的推廣,其重要性毋庸質疑。由此誕生的現代漢語形成了以白話文為中心的語言體系。并且建筑了大眾化的教育基礎。漢字也在某種程度上由表意文字向表音文字轉化。在韓國,甲午改革的前后,國文的復興與普及、文言一致文體的導入、句讀法的使用等先后施行,這些都對新文學的形成給予了重大的影響。《西游見聞》的出現,成為表記法發展的重要轉折點。此后,文字的表記法開始急速的韓文化。在日本,啟蒙運動的初期,隨著社會運動的擴大化,興起漢字廢棄論等一些過激的主張。1880年后,口語文學誕生。二葉亭四迷所著的《浮云》由于文言一致,被公認為是最早的現代小說。現代以后的作家和讀者的特點是城市的發展與媒體的普及密切相連。印刷技術的普及使小說進入了商業流通領域,它不僅使大量的供給成為可能。同時也改變了作家與讀者的關系,導致作者匿名化和文學商品化的出現。在19世紀末的韓國,《獨立新聞》《京城新聞》《每日新聞》《少年》《泰西文藝新報》等的創刊為韓國現代文學的形成奠定了基礎。在中國,商業新聞的興起是以晚清時代的上海為中心的,在那里出現了大眾媒體和出版業,并得以發展和壯大。在當時的東南亞地區,歐洲傳教士為了傳教的目的,刊印雜志。而真正意義上的媒體的興起是19世紀末康有為和梁啟超所創立的《時務報》。他們借助媒體,宣傳啟蒙運動,但是出于商業的目的,并不能自由地發揮。現代媒體的發展徹底改變了作家層與讀者層。在古代,文學的創造者和欣賞者同為士大夫階層,伴隨著新文化運動的興起,讀者層不斷擴大的同時,作家層也由士大夫階層向知識分子階層轉變。此后出現的專業文學雜志都同時具備商業性和啟蒙性的雙重特點。這個特點在30年代文藝季刊出現后則更加明顯。在日本,以福沢諭吉(1847-1889)為首的知識分子們,為了宣傳市民社會的理念,結成明六社(1874),并推出其機關報《明六雜志》,開展民眾的思想啟蒙運動。他發表了《脫亞論》。主張脫離已經落后的亞洲,向西方文明靠攏,為現代日本的誕生。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從此,以締造西方式文明為理念的改良主義誕生。其后,德富蘇峰設立民友社,創辦《國民之友》雜志,倡導平民主義理念。由于這一系列運動的相繼展開,為夢想著在社會上出人頭地的青年們帶來了希望,啟蒙思想得以深入人心。1931年日本出兵我國東北。強占東三省,即所謂的滿洲事變之后,國內形勢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左翼文藝團體被強制解散,都市文化的興起接踵而至。非政治性的文學思想得以長足發展,如日中天。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純文藝雜志的創刊也急速增長。因此,可以說伴隨著都市文化的形成與發展,文學媒體的興盛如期而至。談到現代文學的作家層,中、日、韓三國的留學生所發揮的作用不容忽視。幾乎所有的現代文學作家都曾有過留學的經驗。特別是在日本。留學生出身的知識分子們直接接觸西方文化,在推動其本國文學的現代化進程方面功不可沒。同樣的,在中國和韓國,政府派遣的留學生學成歸來,率先擔負起新聞和雜志的創刊和出版工作,此后,政治小說和西方名著譯本也經由他們的手相繼問世。在文學史上書寫了新的篇章,開創了新的里程碑。古代的知識分子們通過科舉考試,躍入龍門,進人士大夫階層。而在現代,由于新式教育的普及,中間階層的作家們登臺亮相,作家的思想意識也同樣在這一時期發生著變化。對于東亞的知識分子們來說,20世紀是從傳統的士大夫階層向現代知識分子階層轉變的時期。自董仲舒后,政府為了制約能吏階層,有意識的引入士大夫這一階級。這種歷史背景下,傳統的士大夫們長期受到民主意識的熏陶,作為精神文化的締造者和繼承者始終抱有政治的使命感。然而。進入20世紀的開化期。伴隨著科舉制度的消亡,文人們出身立命的方式也隨之改變。與此同時,由于西方現代價值體系的層層滲透,新興的知識分子階層開始否定傳統的價值觀。普遍接受了西方價值理念。這一時期的作家們,同時具備了古代和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