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過《史記》《漢書》論贊序比較司馬遷班固思想之異同司馬遷出生于公元前145年（一說公元前135年），其所處的時代正值漢武帝在位時期，父親曾任太史令。班固則在公元32年出生在一個豪富、外戚身份，并有正宗家學傳統的人家里。不同的社會背景、不同的家庭教育、不同的生活閱歷、不同的著史宗旨，注定使司馬遷的史記》與班固的《漢書》從內容、形式再到思想上都有著不一樣的特點。雖然《漢書》前半部分（即漢高祖至漢武帝元狩元年）基本是襲用《史記》，包括部分司馬遷所發表的議論（“太史公曰”）。但是，不管《史記》的“太史公曰”抑或是《漢書》里的“贊曰”，都分別充分體現了司馬遷和班固的思想觀點。一、透過論贊序看司馬遷兼尊儒道與班固獨尊儒術的學術觀八、、西漢武帝時期，漢代的統治思想由黃老道家思想向董仲舒的新儒學轉變。因此，在這個時期的司馬遷，既繼承了一些道家思想觀點，又接受了一些儒家觀點。班固所處的東漢時期，新儒學已經確立了在思想界的統治地位，班固也就順應地全盤接受了儒家思想。司馬遷非常尊崇孔子，史記》的寫作動機之一就是繼承并效法孔的統治地位，班固也就順應地全盤接受了儒家思想。司馬遷非常尊崇孔子，史記》的寫作動機之一就是繼承并效法孔子。《史記?孔子世家》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在《史記》中，“司馬遷提到孔子的地方有158處，引用孔子的言論達到88

處”，①這是除了《孔子世家》之外專門的論述。六藝和孔子之言，成為司馬遷考訂史料的第一標準。《史記?伯夷列傳》說道：“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于六藝。”司馬遷雖非常尊崇孔子，“考信于六藝”，但不專取六經。《史記?太史公序》：“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已表明其態度。在《史記》中司馬遷還稱頌了黃老道家的政治主張。黃老之學在西漢初年，適應時勢，確實促進了西漢發展。《史記 ?呂太后本紀》太史公曰：“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稿，衣食滋殖。”并且在《史記?曹相國世家》、《史記?陳壓相世家》等篇論贊中對漢初踐行黃老道家的政治家進行了熱情的贊頌。此外，司馬遷在《老壯申韓列傳》中稱贊“老子深遠矣”，這些都是對黃老之學的好評。司馬遷亦對諸子百家采取兼容并包的精神，對他們的學術淵源給予相對中肯的評價。由于沉浸在儒學盛行的時代里，并自幼接受儒家正統的教育，由于沉浸在儒學盛行的時代里，并自幼接受儒家正統的教育，因此，漢書》所體現的儒學精神也就更濃厚。基本上班所推崇的亦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思想觀點。在《漢書因此，漢書》所體現的儒學精神也就更濃厚。基本上班所推崇的亦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思想觀點。在《漢書?司馬遷傳》贊中，批評司馬遷：“是非頗繆于圣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后六經。”《漢書?儒林傳》序言：“六藝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至致治之成法也。”可見其推重六藝頗高。班不但以董仲舒為倫，至致治之成法也。”可見其推重六藝頗高。班不但以董仲舒為“世之純儒”②“為群儒之首”，而且以為“推明孔氏，抑黝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者廉，皆自仲舒發之”。③他在《漢書？藝文志》序中也表述了對儒家的推崇之意：“儒家者流，蓋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經之中，留意于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為高。”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為高。”司馬遷著史重在兼收并蓄，“成一家之言”；班固則“旁貫五經”，獨尊儒術。論贊序很好體現了他們各自的學術思想。經”，獨尊儒術。論贊序很好體現了他們各自的學術思想。二、透過論贊序看司馬遷的通變史觀與班固的尊漢正統觀在歷史觀上，觀。司馬遷主張的是一種通變的歷史觀。而班固則更強調尊漢的正統上，觀。史記》是通史，其記事是上起軒轅黃帝，下至漢武帝太初年間；漢書》則為斷代史，其記事是上起漢高祖元年，下至王莽地黃四年。因此，單從這兩部史書的撰寫范圍和形式來看，就可以明顯地看出司馬遷通變的歷史觀，班固尊漢的正統觀。史記？太史公自序》說：“網羅天下放佚舊聞，王跡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禮樂損益，律例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始察終，見盛觀衰禮樂損益，律例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明確提出“通古今之變”的通變歷史觀，他認為歷史的發展是一個漸變的過程。但變又要“原始察終”，在《史記？六國年表》中，序言說道：“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傳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學者遷于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始終，因舉而笑之，不敢道。此與以耳食無異。悲夫！”這正體現的是要用“原始察終”的方法歷史地分析問題。“見盛觀衰”則又說明“變”不僅僅是一種終始之變，亦有盛衰之變。《史記?律書序》說：“文帝時，會天下新去湯火，人民樂業，因其欲然，能不擾亂，故百姓遂安。”說的即是盛衰之變的原因。司馬遷告誡世人要透過盛世的表象，發現潛在的危機，以便防患于未然。司馬遷的“通古今之變”貫穿于他的政治、經濟思想當中，成為他敘述歷史、解釋歷史的客觀原則。班固著《漢書》，他的歷史觀是循環論和正統觀的結合，將尊漢精神貫穿于全書當中。他批判司馬遷將西漢皇朝的歷史“編于百王之末，廁于秦、項之列”，④同樣是從書中的論贊序來分析的。《漢書？高祖紀》贊曰：“漢承堯運，德詐以盛，斷蛇著符，旗幟上赤，協于火德，自然之應，得天統矣。”表達了其五德終始說的尊漢之意。《漢書？敘傳》說道：“起元高祖，終于孝平王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旁貫五經，上下洽通。”一方面表現了班固反映了漢代的歷史及其變易，另一方面則表現了班固在對整個歷史考察時堅持和墨守“三統說”與“五德終始說”。此外，《漢書》非常重視以恢弘的角度去把握西漢社會的整體面貌，在《異姓諸侯王表》就有很好的體現。縱觀全書論贊序，雖發現班固有提究“變”之問題，如《漢書？諸侯王表序》云：“是以究其終始強弱之變，明監戒焉。”但是由于班固當時所處的社會環境、位置，《漢書》斷代的特點，使得這些通變之意變得很弱。因此，班固更多體現尊漢正統觀。總而言之，司馬遷在《史記》中體現了一種“通古今之變”的通變歷史觀，而班固在《漢書》中則更多顯示的是一種尊漢正統觀。三、 透過論贊序看司馬遷與班固對待歷史人物定位之異同由于歷史演變觀念、學術思想的不同，司馬遷與班固兩人在評價歷史人物和人事時有不同的論斷。在處理陳涉、項羽等人的問題上，司馬遷重在將他們放到整個歷

史的演變中去考量，為了突出他們在歷史上角色的作用，將項羽歸于《本紀》當中，陳涉則列于《世家》。《史記 ?太史公自序》說道：“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跡，諸侯作難，風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發難。作《陳涉世家》。”反映了司馬遷重視歷史之實的精神。而班因此，對陳涉、項羽等人的歷因此，對陳涉、項羽等人的歷史作用淡化，將其合為一傳，從而加強漢的正統。另外，司馬遷為無官無職或位卑職賤，但有一定意義的醫者、游俠、商賈、日者、卜者、刺客等小人物立傳，傾向民間精神。以游俠為例，《史記?太史公自序》說，游俠能“救人于厄，振人不贍，仁者有采;不既信，不倍言，義者有取焉。作《游俠列傳》第六十四”。但班卻不贊同司馬遷的觀點批評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⑤在《漢書？敘傳》中，班說：開國承家，卻不贊同司馬遷的觀點批評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⑤在《漢書？敘傳》中，班說：開國承家，有法有別，家不藏甲，國不專殺。洲乃齊民，作威作福，如臺不匡，禮法是謂!述《游俠對待某些特定歷史人物，從這些論贊序中，同樣可以看出司馬傳》第六十二。”這是班和司馬遷在對待游俠的態度上的不同之處。遷與班固的不同態度。四、透過論贊序看司馬遷與班固天道觀之異同不管是司馬遷所處的西漢時期還是班固所處的東漢時期，社會上都彌漫著各種迷信色彩，西漢時期還是班固所處的東漢時期，社會上都彌漫著各種迷信色彩，天人感應的神學目的論不可避免影響到兩位史學家。但兩人由于歷史觀、著史宗旨等的不同，對待天道觀的態度也呈現出不同的觀點。司馬遷在《史記?六國年表》中說道：“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暴

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強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險便形勢利也，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強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險便形勢利也，蓋若天所助焉。”他認為秦國統一天下和高祖得天下，都是天的意志。從這可以看出，司馬遷的確有著承認天人感應、天命支配人事的一面。《史記?項羽本紀》中，太史公曰：“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扳己，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悟，而不自責，過失。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豈不謬哉！”從這句話不難看出，司馬遷所重更多的是人事，在論贊中強調項羽失敗是政治上、軍事上一系列重大失策造成的，并非什么天意。在談及魏被秦所滅時，《史記?魏世家》太史公曰：“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于亡，余以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內，其業未能，魏雖得阿衡之佐，曷益乎？”在司馬遷看來，即使信陵君有再大的才能，單憑他個人的力量，也無力扭轉中國統一這一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因此，從這些論贊中，我們可以發現，司馬遷并沒有對天命深信不疑，更多強調了人的主觀能動性，以及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比起司馬遷，班固可謂對天人感應這種神學思想更加深信不疑。天比起司馬遷，班固可謂對天人感應這種神學思想更加深信不疑。天人感應的神秘觀點充斥于全書，用這種思想服務漢王朝。《漢書?五行志》序說道：“則《乾坤》之陰陽，效《洪范》之咎征，天人之道燦然著矣。”《漢書?竇田灌韓傳》贊曰：“偶合有命，悲夫!”從這些論贊可以看出，班認為歷史上的盛衰興亡、吉兇禍福，都是天命所定。漢書？贊可以看出，班認為歷史上的盛衰興亡、吉兇禍福，都是天命所定。漢書？王莽傳》贊曰：“俱用滅亡。皆亢龍絕氣，非命之運。紫色澠聲，余分潤位，圣王之軀除云爾。”這強調天命與五行為主，班用天命解釋歷史演變與成敗。雖然班固信天命的思想占了主要地位用天命解釋歷史演變與成敗。雖然班固信天命的思想占了主要地位但在某些觀點中，對司馬遷的天道觀也有所繼承，有其重人事的一面。如“究觀方士祠官之變，谷永直言，不亦正乎!不亦正乎!”⑥這句話就體現了他反對淫祀、神仙、厚葬等迷信的一面。總之，從《史記》、《漢書》的論贊序可以看出，在天道觀上，司馬遷“究天人之際”，重人事，但又不可避免地流露出一定的天命王權思想。相比司馬遷，班固則更多宣揚君權神授、天人感應，封建正統思思想。相比司馬遷，班固則更多宣揚君權神授、天人感應，封建正統思想更加濃厚。從《史記》、于不同的社會背景、漢書》論贊序中看司馬遷與班固思想的異同，不同的家庭出身、不同的個人經歷、不同的家學淵源，論贊序很好體現了司馬遷與班在天道觀上、歷史觀上、學術等從《史記》、于不同的社會背景、漢書》論贊序中看司馬遷與班固思想的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