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人口轉移形態差異及農民工問題解決措施,人口學論文〔一〕闖關東19世紀上半葉至20世紀中期，黃河下游水患連年，清朝柳編禁關。破產農民為了謀生，不顧禁令，成千上萬人冒著生命危險，背井離鄉，闖禁入關進入東北，史上稱之為闖關東。再加上沙俄入侵，致使1897年清朝的柳編禁關全部開禁。1840年東北人口300萬人，1910年增至1800萬人。民國〔1912-1949年〕時期，闖關東洪流澎湃，新中國成立前夕東北人口猛增至4000萬人〔(中國人口地理〕，張善余〕。僅從山東省出發，闖入黑龍江、吉林、遼寧三省及內蒙古的人數平均每年就已經到達48萬人之多，總數超過1830萬，長期寓居的山東人高達792萬之多，能夠算得上是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人口大遷移之一。這也恰恰講明，為什么如今東北居民的祖籍大多出于山東省。〔二〕走西口漢民走西口到口外種地，始于康熙三十一年(公元1692年)。蒙漢交界劃出20～30華里，給漢人耕種，即所謂的開邊。這是走西口最早的記載，但這并不是自由的，而是官辦的。走西口真正始于清嘉慶年間，晉西北、雁北、陜北等縣的窮苦勞動人民走西口掀起過兩次高潮。第一次高潮時期是清嘉慶年間到咸豐年間。乾隆盛世以后通過開邊政策允許漢人租種河套地區的土地，允許漢人入蒙采挖和經銷甘草。第二次漢民入蒙高潮為清光緒二十八年至民國二十三年。清光緒二十八年的貽谷放墾和民國二十三年的移民實邊政策，使得大量的漢民入蒙，拓荒種地和挖掘甘草。到了民國二十三年，河曲、保德、偏關三地走西口的人數，年平均分別到達4000人、3500人、2500人左右，若遇災荒，每個縣的出口人數都逾萬人。光緒元年(公元1875年)至民國二十九年(1940年)，僅定居在內蒙古的河曲人有10萬人之多。學者安介生以為，光緒末年走口外人數有數百萬，清代山西外出移民數有1300萬之眾。〔三〕盲流指盲目流入城市的農民和其別人口。由于貧困，20世紀中期，每年都有大量的農民盲目流入城市。1953年4月，發出了(勸止農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初次使用了盲流的概念。鑒于農村人口流進大城市和工業建設重點區域較為嚴重的現象，1956年底，再次發出(防止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并于1957年初對該指示作了補充。1959年3月，、聯合發出(關于制止農村勞動力盲目外流的緊急通知〕。對未經許可離開鄉土、流入城市的盲流，應當制止、收留、遣返。盲流產生的原因在于農、輕、重、商比例嚴重不合理，突出的工農產品剪刀差和過分的城鄉差異不同造成的。客觀上構成了工業剝削農業、城市剝削鄉村的現實，進而影響和挫傷農民從事農業勞動的積極性。在中國的戶籍制度中，具有城市戶口與農村戶口之分，盲流無城鎮戶口，持有的是農村戶口。戶籍政策擴大了城鄉差距，給盲流帶來了身份歧視。而盲流的定義也違背了公民的人身自由權。盲流進城后，一般為非企事業單位的雇工，無長期工作，無戶口，分不到糧票，領不到糧食，生活無可靠來源，華而不實不乏餓死之人。1958年，由于道路極左，出現了大規模餓死人的情況。1989年農村盲目流入城市的人口〔盲流〕到達了頂峰。〔四〕農民工以1989年為界，1989年以前持有農村戶口的農民進入本地鄉鎮企業或者進入城鎮務工的產業工人叫盲流，1989年以后持有農村戶口的農民進入本地鄉鎮企業或者進入城鎮務工的產業工人，則被稱為農民工。應該講這是中國社會對農民務工，從拒絕到認識再到接納的本質性飛躍。伴隨著1979年農業經濟體制改革、1982年工業經濟體制改革開放的進行，農業效益的提高，工業規模的擴大，農業出現的大量的勞動剩余補充了工業勞動需求性缺口，這也就是講，農業出現的大量的勞動剩余正是工業發展所需要的。改革開放以后，農村人口流入城市逐年增加，廣東沿海深圳、珠海、廈門、蛇口、汕頭等先期開放的城市，農民進城務工已經成為特別普遍的現象。農民進城務工人數年平均增加1500萬人，截至2020年農民工人數已經突破2億2000萬，并且正在以每年1600多萬人的速度增加著。二、農村人口轉移形態差異分析從1989年以后，中國出現了逐年增加的農民工潮。然而此時的民工潮已經與之前的闖關東、走西口、盲流的性質完全不同，其詳細的差異不同如下。一是社會背景不同。闖關東、走西口、盲流三次農民流動，都是在自然災禍頻發、貧困饑餓、外敵入侵的社會背景下進行的，唯獨農民工是在中國頂層設計的改革開放、引進外資、開放民營資本、發展工業、搞活社會市場經濟、完成工業化進程、走向富有的大背景下完成的。二是目的不同。闖關東是為了化解災禍、撫慰災民的被迫對策，走西口則是官府恐于外敵犯關、強化邊關的維護統治的措施，盲流更是逃荒逃難，國家禁止和遣返的對象。唯有當代的農民工不同，農民工現象的出現，是在國家意志的指引下，通過改革開放、發展經濟，帶領大家去更好地工作和生活。三是當事人的目的不同。闖關東、走西口、盲流都是被動的，為生活所迫，吃不上喝不上，被逼出來的對象，而農民工則是為了尋求更好的工作與生活自動走出農村的群體，目的是賺錢過好日子。1989農村經濟體制改革至1997年間，中國農村連續十年大豐收，已經解決了十多億中國人的吃飯問題，所以講1989年的民工潮，不能夠定義在農民工為生活所迫、吃不上、喝不上的內涵里，因而，盡管定義在為發家致富而出走有些過頭，但定義在為了尋求更好的生活而南下打工、工作應該是恰當的。四是奔波的方向不同。闖關東、走西口、盲流，去的都是人煙荒蕪、外敵入侵的邊貧地區〔目的是開墾和戍邊〕。而改革開放后，農民工流向的工作地點〔大都是廣東沿海深圳、珠海、廈門、蛇口、汕頭等發達城市和地區〕、工作區域〔當代化工廠里〕、工作內容〔產業工人工作〕的大致方向都是確定的，然而闖關東、走西口、盲流的前途命運有著很大的非確定性。五是社會保障不同。闖關東、走西口、盲流不具備人身、生命、財產安全保障，被偷、被搶、被殺無處伸冤、無處講理的可能性都有，缺少了最為低級的人身、生命、財產安全保障的可能性，而改革開放后的農民工，人身、生命、財產安全是有一定保障的，不存在被偷、被搶、被殺無處伸冤、無處講理的可能性。六是政策態度不同。闖關東、走西口、盲流是名不正言不順，是官方命令禁止、阻攔、收留的對象，而農民工則是國家成認和許可的對象，是由于國家工業化進程和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國家積極引導、鼓勵與積極進行妥善安置的社會進步行為。七是最終結果不同。改革開放、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帶動下的農村人口城市化轉移，是一項利國、利民、利企業的多贏戰略的施行，是國家整體實力、素質、能力、水平、保障的整體提升，這與以往以犧牲民眾利益為基礎，建立在民生痛苦之上的，逃荒、避難、維護國家統治與安全的闖關東、走西口、盲流已經截然不同。三、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辦法措施建國以后，為減少和控制城市中流動人口〔盲流〕的增加，最大化地減少社會秩序中的不安寧因素，中國先后通過了一系列的分割城鄉、歧視農民的制度布置，通過城鄉不同、內外有別的戶籍制度，人為地構建了城鄉隔離的二元社會構造。在同一個國家內部，人為地實行農村戶口、城鎮戶口；人為地把人們劃分為農村人、城里人；人為地將全體國民規定為農民待遇、工人待遇；人為地將全體民眾界定為農民身份、工人身份；人為地將全體公民定義為農民、市民。這種起始于建國初期的城鄉不同、內外有別的戶籍制度，適應了當時的社會管理、社會維穩、減少流動的需要，對于簡化社會管理、減少不安寧的因素、減少流動人口發揮了宏大作用。但隨著改革開放的進行，中國城市化進程發展，這種以城鄉分割為特點的戶籍制度，與中國改革開放、工業化發展所必須的對人才的大產出、大引進、大流動需求，已經格格不入，并且正在成為中國改革開放、工業化進程、當代化進程中的障礙，同時也已經成為中國農民工融入中國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中的宏大絆腳石。同時，也正是由于這種城鄉不同、內外有別的二元戶籍制度的存在，嚴重地影響著至少2億農民工、農民工子女群體的個人工作、學習、生活質量。城市化進程是一個不可逆的經過，中國農民工問題是中國城市化階段的固有問題，是中國城市化進程中必須解決的問題。這一城市化進程中出現的問題，必須在城市化進程中加以解決，脫離了城市化進程，2億2000萬農民工可持續性發展問題將會變得無法解決。城市化進程，是工業化、信息化、當代化進程，同時也是農村人口〔十分是包括農民工在內的農村人口〕放棄土地、進入城市、服務城市、融入城市的進程。2020年12月12日，在城鎮化工作會議上，推進城鎮化的六大任務中，再三明確指出，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主要任務是解決已經轉移到城鎮就業的農業轉移人口落戶問題，努力提高農民工融入城鎮的素質和能力。要發展各具特色的城市產業體系，強化城市間專業化分工協作，加強中小城市產業承接能力。全面放開建制鎮和小城市落戶限制，有序開放中等城市落戶限制，合理確定大城市落戶條件，嚴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規模。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要堅持自愿、分類、有序。上述的城鎮化工作會議，推進城鎮化的六大任務中，關于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基本內涵是：一是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為總的指導思想。二是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主要任務是解決已經轉移到城鎮就業的農業轉移人口落戶問題，指出了各級地方機關，應積極接納農村人口城鎮化轉移，積極幫助農民工解決戶籍問題，積極采取措施幫助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三是全面放開建制鎮和小城市落戶限制，有序開放中等城市落戶限制，合理確定大城市落戶條件，嚴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規模，是指介于城鄉之間、地區之間、城市之間的差異不同較大，需要合理引導，要因地制宜、科學施行。四是要發展各具特色的城市產業體系，強化城市間專業化分工協作，加強中小城市產業承接能力，是指開拓就業渠道，吸納農村轉移人口實現就業。五是努力提高農民工融入城鎮的素質和能力，是指幫助農民工提高就業本領，增加農民工工作待遇。六是要堅持自愿、分類、有序的施行要求，是指各類群體的訴求不同，需要統籌兼顧。城鎮化工作會議明確提出，要推進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把促進有能力在城鎮穩定就業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實現市民化作為首要任務。到2020年，要基本構成以合法穩定住所和合法穩定職業為戶口遷移基本條件、以經常寓居地登記戶口為基本形式，城鄉統一、以人為本、科學高效、規范有序的新型戶籍制度。讓農民工成為一位堂堂正正、名正言順的產業工人，讓廣大農民平等介入當代化進程、共同共享當代化成果，這是中國農民工、中國農業、中國工業、中國產業最好出路，更是中國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