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成利息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延遲消費會帶來潛在的風險，

窮人往往不是富人的犧牲品，而富人也往往沒有虧欠窮人。

改造“世界”，非經濟學所長；但改造“世界觀”，卻是經濟學的強項。閱讀本書的后果，就是“世界觀”的轉變。

不論提供者是否向使用者收費，私用品的“一個人用了別人就不能用”的屬性

路是私人物品

公共物品（publicgoods）和私人物品（privategoods），也有人譯作“公用品”和“私用品”，是不可望文生義的一對概念。它描述物品“是否會引起爭用”的自然屬性。具體而言，公共物品（公用品）指一個人用不影響其他人用的物品；而私人物品（私用品）則是指一個人用了別人就不能用的物品。

稀缺

價格能夠改變需求剛性

世界上不存在絕對剛性的需求，人們不可能不惜任何代價地追求某個目標。

人際需求不可比

數量管制

價格管制

在眾多的競爭標準中，只有一種最有效、最不浪費，那就是“價高者得”。

回家過年是商品

公共政策缺乏問責

重要的問題是：政府向地產商征稅，或者向購房者征稅，兩者有區別嗎？經濟學明白無誤地告訴我們：兩者沒有任何區別。

但事實上，人們需要的不是抽象的商品，而是非常具體的、能以最低代價為他們當前的工作、學習和生活提供便利的住房服務。

要緩解房價的上漲壓力，最好的辦法還是政府首先放開土地使用和交易的限制，撤銷對土地統購統銷的角色，解除無濟于事的限價和限量政策，從賣地收入中撥出?？钜宰》垦a貼的形式發放給被認定為應該得到補貼的人群，然后讓市場充分發揮作用，讓地產商人、房屋中介和私人業主，向需求者們——包括領取補貼者們——爭相提供不同檔次的綜合住房服務。

政府開價過高，或市場預期不佳，就自然會流拍。

價格的變化是不可能預測的。這是因為，盡管事物的變化是有規律可循的，但新信息的內容和披露時間，顧名思義是不可預知的，如果可預知，那就不叫新的信息。也就是說，只要有些信息是明天才披露而今天還沒有披露，而這些信息對價格的變化是有影響的，那么價格的變化是不可預測的。

只有當歧視者愿意放棄一定的利益，例如收入、利潤、工資或者享受，以便滿足他個人的偏好時，才是歧視。

租金上升，并非最終消費品價上升的原因，而是結果。

供求決定售價，售價決定成本”。

“買家只與買家競爭”的道理。

賣家并不和買家競爭”的道理。

抱怨的永遠不是歐美的顧客。而是歐美的廠商和工會，因為他們被擊垮了。被擊垮了就說游戲不公平，如此而已。

興趣主導的時代也已經過去，現在是市場和資本主導的時代。

積木式創新

美國發明+中國制造+全球市場”

我曾經一再強調，唯一應該反對的壟斷，就是政府設置的準入障礙和經營特許。

其次，由于反壟斷法擺在那里，法定和政府執法部門的要求擺在那里，原告和被告的巨大經濟利益擺在那里，于是在一些明明不可能有答案的地方，人們也不得不假裝存在答案，并熱衷于提供答案。

經濟學政客，即那些明明在沒有答案的情況下還要提供答案的人。

要拆除國內的壟斷，最有效的辦法只要一招，易如反掌，就是什么也不管那就夠了。

“壟斷”（“覓價”）的成因有多種，包括天賦、產品差異、知識產權保護、交易場所分散、人為準入障礙等等。在眾多的成因中，我們只反對一種成因，那就是“人為準入障礙”，換言之，我們只反對通過行政手段設置的行業壁壘。

人說，判斷一家廠商是否壟斷，要看它占市場的份額，看這一份額是否超過某個百分比。這種觀點錯在兩個地方。第一，市場的范圍總是無法清楚界定的，既然如此，你怎么算份額呢？第二，就算市場上只有一家“可見”的廠商,但暗中仍然可能有無數潛在的廠商伺機進入,那仍然是競爭的市場。競爭與否，是不能光看“可見”的商個數的。

“反壟斷法”會極大地強化政府干預市場的能力。

要死死咬緊一點，就是“人為準入障礙”，那才是“壟斷問題”的唯一癥結。

耐用品的現值，取決于人們對其未來效用的預期。

不是“事物的發展變化”影響了價格的變動，而是“人們對事物發展變化的認識的變化”決定了價格的變動；不是說事物發展是沒有規律的，而是說認識的變化是沒有規律的。

利率也是價格中的一種，它是由無數人“不耐”（impatience)共同決定的。由于不耐，也就是急躁，人們總想早點享受，于是出現了“現貨”與“期貨”的交換；也正是由于不耐，離今天越遠的“期貨”，其價值就越低。因此，若要達成“現貨”與“期貨”的交易，“期貨”的數量就必須比“現貨”的數量大，其中的差額便決定了利率的高低。

只有“不耐”增加，才會提高利率?！安荒汀痹黾?，意味著社會上更多人需要“現貨”，更少人愿意接受“期貨”。

有人說利率升高會打擊買房子的熱情，那是對的。但這不是因為按揭提供樓得多交一點貨幣利息的緣故。要是貨幣利率上升是因為“通脹預期”而不是“不耐加劇”引起的，那就更應該買房才是。利率升高之所以會打擊買房的熱情，是因為房子這種耐用品，其價格大部分分布在未來，其現值會因利率升高而跌得厲害。

價格理論

利息理論

恰當的問題不是“是否應該停止污染”，而是“如何在保護環境和改善生活之間取得平衡”。

因為國內的純利率還是居高不下，所以只有急功近利才是合理的選擇。不論是讀者還是設計師，在文化的鑒賞力上都缺乏充分投資，對文藝產品的長遠價值也缺乏信心，所以整個文化市場充斥的，仍然是稍縱即逝的討巧，而不是久經考驗的推敲。文化品位的轉變，取決于純利率的下降，而那需要幾代人對耐心的積累。

所謂保險機制．就是三個環環相扣的功能：準確評估風險的或然率，對投保者提出合理的行為約束，并分攤個別投保者遭遇的損失。任何同時具有上述三項功能的社會機制，都是有形或無形的保險機制。

一言以蔽之，這種醫療保險改革的四大特點是：獨家、強制性、提前付款、指定消費。

行醫資格的行政管制，才是問題的根本癥結。可惜，人們往往想也不敢往這個方向想。

要遏止醫生在出售診斷的同時搭售不必要的檢驗、藥物和治療，關鍵是要解除對診金的價格管制，讓診斷的質量與其報酬相適應。

人們有許多美好愿望，但經濟學分析有時很殘酷，總不忘提醒大家“現實有約束，愿望得取舍”。這是經濟學者理解世事的出發點。

“供求”先決定最終產品的“價格”，而最終產品的“價格”再決定原材料的“成本”。

市場的“供需”是勞動力價格的唯一決定因素。最低工資法的惡果既然工資是由勞動力的供需決定的，那么用命令或法律來規定工資和福利的高低，就是枉費心機。

關于爭取福利的問題，我有兩個基本觀點。一，工人的福利高低，最終取決于生產力水平和勞動力供求狀況，單靠良好愿望和高喊口號無濟于事；二，工人向雇主爭取福利，應該由工人自己量力而為，不宜由外人越俎代庖。

歸根到底，“支付低薪”與“進行剝削”是兩回事。

類似地，女性為了防止男性的剝削，也會選擇結婚來保護自己。

竟爭從來是在需求者和需求者之間展開的，或在供應者和供應者之間展開的。需求者和供應者之間不存在競爭?！?/p>

經濟學者經常給人以冷酷的錯覺，其實不是他們沒有良心，而只是他們看清了后果。

這種現象的原因是工人能把工資抬高到自由市場決定的水平之上,僅僅通過限制供給,即阻礙部分勞動力的進入。

從我所學看，收入的“分布”（distribution）由經濟規律決定，若作硬性“分配”（allocation），則會違背經濟規律，經濟效率會打折扣，結果往往是窮者更窮，不該得益者更富。合理做法并非“調節”收入再分配，而是直接改變不符合市場經濟規律的制度和政策安排。

具體而言，工人的工資水平總是由其邊際貢獻率來決定的。大陸勞工的要價如果超過這個水平，工作就會隨時被同類的競爭者（如來自越南、印度、東南亞的工人）奪取。

恐怕有人會說，蘋果公司賺取的超額利潤，不妨多分一點給窮苦的工人。但這么說的人并沒有意識到，那些超額利潤并非無源之物，而是股東們籌集的資金的回報。如果不把這些利潤用于酬謝金融市場上的集資者，那蘋果公司就不可能進行研發，或者研發就不可能成功。畢竟，資金本身就是生產蘋果手機的原材料之一。換言之，利潤也是有主的，它屬于承擔風險的企業家和投資者。

1960年代，法律經濟學創始人戴瑞德（AaronDirector，1901—2004)曾經發現一個規律，即任何政府針對窮人的補貼措施，最終都會讓中產階級得益，而由極窮者和極富者付賬。

以社會保障（socialsecurity）為例，要知道，它并不是什么個人退休金投資計劃，而是政府主導的從正在工作的人向已經退休的人進行的收入轉移，是一種“征稅并補貼”的項目，所以一個人工作的時候交了多少，與退休后得多少，沒有必然關系。由于所有有工作收入的人都要按其收入的固定比例繳納社保，而退休后極富者由于社保福利上限而不能成比例地多得，所以以下各種人群就相對吃虧：（1）較早開始工作的（而非有機會待在學校深造的）；（2）較早去世的（而非長壽的）；（3）妻子也得工作的（而非丈夫的收入能夠養活全家的）；（4）年輕的（而非在政策實施時就已經有資格領取養老金的）。在這種收入再分配下，最大的受益人群并非最窮者或最富者。

從經濟分析的角度看，“贏者通吃”現象的根源，在于競爭者們提供的服務是“共用品”。所謂“共用品”，就是可以讓許多人共同享受，而不會互相排斥的“物品”（包括服務）。凡是提供“共用品”的行業，其內部的收入分配，就往往會出現嚴重不均。

既然音樂表演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成為“公用品”，那么“贏者通吃“現象就自然越來越嚴重，而這個行業內的收入差距急劇加大，也在所難免了，我們認識到，這種收人差距是自由競爭的自然結果。正是行業本身的特點，決定了它會產生這樣的結果。

我的答案：匯率是由甲國人民對乙國資源的需求,以及乙國人民對甲國資源的需求共同決定的。

過去美元強．對其他貨幣有升值趨勢,簡而言之,就是因為其他國家對“美國制造”的商品需求大。今天人民幣強,對美元升值,其根本原因也是世界人民對“中國制造”的商品需求增大的緣故。

當1美元只值6塊人民幣的時候，你非要給人家8塊不可，那么你就是在送價值2塊的禮了；既然多買多送，那么美元就會源源不斷流入中國。這些美元可能是以前存的，也可能是新印的。中國的外匯儲備直線上升，部分原因是這樣造成的。來者不拒，結果是穩住了匯率，也引入了通脹。

只有三種貨幣制度我們要明白，可供選擇的外匯策略并不多，原則上只有三種，即“聯系匯率”、“自主匯率”和“管制匯率”。

人民幣在過去很長時間里，就是實行這種“聯系匯率“。實行這種匯率策略，實際上讓人民銀行放棄了人民幣發鈔量的酌情權。美元大量注入，人民幣流通量就隨之上升，帶來通貨膨脹。國內近年來出現的物價上漲勢頭，尤其是各地所謂投資過熱的情況，其實是這種鉤緊美元的”聯系匯率“造成的。

對中國一個泱泱大國來說，“自主匯率”比“聯系匯率”更合適。但總的來說，兩個都算是方案，選擇一種堅持還可以。加息只能說明通脹，但絕不能抑制通脹。要壓制通脹，只有一條路，就是少印鈔票和收緊銀根。那是痛苦的過程，但其他手段無濟于事。

單從利率看，加息會使按揭價格上漲，從而抑制房地產交易，使房地產的庫存變成所謂的“泡沫”；但如果通脹真的來臨，那么房地產就只會顯著看漲，而不會因為毫厘的利率增長而萎縮。單從利率看，每個人的存款都有更高的利息收益；但如果通脹真的來臨，那毫厘的利率就彌補不了貨幣貶值造成的損失。單從利率看，加息可以有助冷卻貸款投資；但如果面臨通脹，加上借款人可以憑其他行政或人際關系借款，到期還可以賴賬，那么加息就控制不了所謂的“過熱”。

中國房價的節節攀升，部分是由于人民幣鉤緊美元造成的。

使用權”“收入支配權”和“轉讓權”

養老金是典型的例子。迷信的人說，將工作期間的部分收入交給政府，政府能使得這筆財富盡量保值增值，等退休后本息奉還讓人們頤養天年。實際沒有這回事。政府之所以暫時能夠對目前已經退休的人士提供養老金，并不是因為它善于保值增值，而只是它目前還能從年輕的繳款人那里取得資金，用新錢還舊債。一旦人口結構逐漸改變，繳款的年輕人逐漸減少，取款的老人逐漸增加，養老金就難以為繼。這是古今中外所有政府操辦的養老保險的“總路線”。

問題不在政府賣地，而在政府獲取土地的方式！過去政府通過“征地”或“轉地”，免費或低價從農民手上獲得大片土地，然后又以高價出讓，作非公共用途的建設，與民爭利，很不可取。

杭州市“土地財政”面臨的困境，讓我們重新思考政府的生財之道。我的看法是，各級政府應該棄“實物稅”而選“貨幣稅”，從依靠“土地征轉”轉向依靠“貨幣稅收”來支撐財政開銷。至于稅率，當然是越低越好，而真要做到低稅率，就還得看我們在緊縮政府支出的問題上，取得多大的成功。

因為根據現行法律，土地使用者缺乏轉讓權！政府往往是土地使用權的唯一買家和賣家。要轉讓土地使用權，往往得通過政府。換言之，大量源于征地的糾紛和沖突，是有其法律癥結的。

民間金融的癥狀，就是“兩多兩難”，也就是“民間資金多投資難”和“中小企業多融資難”的問題。

根本原因，在于信息不對稱所造成的天然障礙。

造成損失的是當初的決策，而不是現在的調整，現在的調整只是在為將來的收益做鋪墊。記住，雖然調節是好的，但經濟發展將會放緩。

人的思想五花八門，而人的行動卻大同小異;因為前者不承受代價，后者承受代價。

自由和民主，不僅有區別，而且往往有沖突。簡單地說，“自由”就是個人的人身、言論、勞動和產業得到法治保護，他們有權與他人締結契約和進行貿易；而“民主”則是按多數原則，集體商議如何行使國家暴力，來干預人與人之間本來可以締結的契約、本來可以進行的貿易以及本來可以保有的產業。

在公共決策過程中，人們不僅經常言行不一，而且他們的言論和觀點，也會對社會產生外部作用；當一套公共決策機制，是在鼓勵而非抑制人們各自發布不負責的言論時，基于這些言論而形成的政策，就會反過來傷害每個人的福祉。

科斯曾經說過，經濟學家一見到自己不理解的商業行為，就會往反壟斷上去想。在反壟斷立法者和執法者看來，能夠理解的競爭就叫“良性競爭”，否則就叫“惡性競爭”，能夠理解的結盟就叫“合作”，否則就叫“勾結”。這些武斷的標簽和干預，對于市場造成的危害，往往比帶來的好處更大。

司法獨立有兩重含義。一是指司法不應受行政權力的干預，這一點是知易行難；二是指司法不應受公眾輿論的牽制，這一點則是知難行更難。

“經濟學免責聲明”：經濟學往往會令你與友儕產生不可逆的觀念隔閡，你事前要有思想準備，事后要有敷衍對策，由此產生的代價，經濟學概不負責。

斯密首先在《道德情操論》中指出，人是自私自利的。他寫道：“我們并不輕易懷疑某人缺乏私心。缺乏私心并不屬于我們通常對人產生猜疑的原因之一。然而，如果某個人不是為了家庭和朋友的緣故，卻不愛護自己的健康、生命或財產，不去做本來只是自我保護的本能就足以促使他去做的事，那么這無疑是一個缺點，雖然說這是某種可愛的缺點。

斯密指出，有些人會為了崇高的目標，作出巨大的個人犧牲，但他們并不是在愛那些素不相識的人，而是因為他們在愛自己的優點。

而我老師威廉斯更指出:成功人士可以不再回報社會。成功人士開工廠，辦商店，雇工人，搞發明，投機套利，承擔風險，傳遞信息……他們并沒有虧欠社會；相反，他們已經對社會做出了很大貢獻。當然，商學院的同學不妨依然打著“回報社會”的旗號去做生意。經濟學只是說，當你向別人宣傳時，自己別當真。只要存在選擇，就存在成本。我們無法擺脫成本，而只能努力讓收益大于成本。

越貴的東西，通常就越不環保。

例如,一條好端端的路,挖了又補,補了又挖。在計算GDP的時候,人們會誤把所有挖挖補補的成本,都算作它的“價值”，仿佛投入得越多，它就越值錢似的。但實際上,無論怎樣計算GDP，路也還是這么一條路。人們對這條路的“個人估值”,是不會因為鋪路時浪費了巨額投資而有絲毫增加的。同樣,某些沙漠開發工程,要投資數以億計的資金,鋪設蜿蜒的水道，延伸到干涸的沙地，目的是在那里種幾棵菜。那幾棵菜固然凝聚了千萬資金，它的“價值”或許有幾千萬，但它的“個人估值”，卻只是顧客愿意支付的那幾塊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