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確看待共同富裕道路上的貧富差距正如我們所見到的，中國的社會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特別是城鄉差距，東西部差距，簡直是天壤之別。在這樣的事實面前，有的人迷惑了，不是說社會主義是共同富裕嗎，甚至還在過去搞過“大鍋飯”而如今卻是與這個原則逐漸背離了。我也有過這樣的疑惑，但通過認真學習，我逐漸地明白了。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和終極目標，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一個根本區別。但是，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現階段，又出現了貧富差距并逐步拉大的現象。這就引起了人們的普遍關注和頗多議論。有人認為，目前我國已出現兩極分化，偏離了走共同富裕道路的目標；也有人認為，共同富裕只是一種理想和道義上的要求，兩極分化是必然趨勢，是進步現象，等等。這兩種看法都是錯誤和有害的。一、如何認識現階段我國的貧富差距現象對我國現階段的貧富差距，人們議論紛紛，有的認為已經出現了兩極分化，偏離了共同富裕的道路。而我認為，在我國現階段，兩極分化并不存在，貧富差距并不可怕。要弄清我國是否出現了兩極分化，首先必須搞清楚兩極分化的內涵。根據馬克思的論述和人類社會歷史上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商品經濟條件下所出現的兩極分化現象，兩極分化有其特定的內涵。它是指這樣一種經濟和社會現象：社會出現一個階級，他們人數不多，但占有大量生產資料，能夠作為“統治生產者和剝削生產者的手段”無償占有別人創造的剩余勞動；同時，廣大勞動者失去生產資料，除了出賣勞動力外一無所有。從而形成財富向少數人集中和積累、絕對貧困和相對貧困向多數人集中和積累的兩極。兩極分化是收入差距過大進一步發展的結果。它既有量的規定性，又有質的規定性。從量的規定性來看，是指貧困階層和富有階層的財產和收入差距達到相當高的程度，在整個社會中形成了界限分明而又對立的兩極；從質的規定性來看，是指貧困階層與富有階層在財產和收入差距越來越大的同時，兩大階層之間形成深刻的矛盾和沖突，嚴重影響了社會的穩定和發展。關于確定“極”的人數比重，國際上比較流行的是五等分法，即用20%的最高收入家庭與20%最低收入家庭對比。關于一個國家或地區居民貧富差距程度的度量問題，國際上比較流行的是用基尼系數來衡量。基尼系數介于0T之間，越趨向于0,說明收入分配越平均；越趨向于1,說明貧富差距越大。一般認為，基尼系數在之間，說明收入差距比較合理，數值以上說明收入差距懸殊過大，被定為兩極分化的警戒線，表明已經出現了兩極分化。國家統計局的統計數據表明:改革開放之初的1978年,我國農村居民的基尼系數大致為，城市居民的基尼系數大致為，說明當時我國居民收入的分配基本上處于平均主義分配方式。到去年，我國農村居民的基尼系數上升為，平均每年上升到個百分點；城市居民的基尼系數為，平均每年上升到個百分點。按照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課題組的調查，包括各種集體福利和非正常收入的差距在內，我國目前的基尼系數為。而據世界銀行測算，認為我國基尼系數已達到。無論是國家統計部門的基尼系數的測算數值，還是其他調研機構的調查估計，都告訴我們，我國現階段的貧富差距，總體上處于合理差距向過大差距過渡的過程之中，并沒有出現兩極分化。同時，我們還要看到，我國的社會發展指標如教育、文化、科技、環境等方面的差距，無論從區域還是從城鄉來看，都小于人均收入差距；我國城鎮居民的生活質量水平也大大高于經濟收入水平，居民消費的“恩格爾系數”（食品支出占消費總支出的比重）1999年為％，“人類發展指數”亦位于世界前列。這是我們首先要認識的。其次，現階段我國的貧富差距是在居民總體收入水平提高基礎上產生的收入差距，是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伴生現象，是在共同富裕目標下先富后富的差別，而不是以犧牲一部分人的利益、降低一部分人的收入為代價的。因此，這種差距是相對差距而不是絕對差距，在本質上它與中國人民的致富實踐活動是同向的而不是逆向的。再次，現階段貧富差距拉大的問題，絕不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造成的什么惡果。我們允許和鼓勵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是在堅持以社會主義公有制和按勞分配為主體的根本原則下進行的。我們提倡的是勤勞致富、守法致富，任何損公肥私、損人利己，用歪門邪道坑害國家、坑害別人，都是政策和法律所不允許的。另外，我們黨和政府一直提倡先富帶動和支持后富。并采取適當的政策引導和促進先富幫助和支持后富，所以，我們要堅持“致富光榮”而不能因為收入差距拉大而有所動搖。因為只有允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才能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當然，我們說現階段中國社會沒有出現兩極分化，絕不意味著可以忽視貧富差距拉大。特別是從動態角度看，改革開放20多年來，我國基尼系數上升較快，幅度也比較大，分化的因素和危險確實存在。對此，應當引起我們的咼度重視。盡管我國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不存在產生一個剝削階級的條件，也不存在兩極分化的生產關系基礎，但收入差距過分懸殊與兩極分化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界限。江澤民同志曾在《正確處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若干重大關系》一文中指出：“如果差距懸殊，而且任其擴大，就會造成各方面的嚴重后果。”所以，我們必須采取切實措施，加強宏觀調控，調節收入分配，防止貧富差距的無限擴大而偏離、危害共同富裕的目標。二、切實采取措施逐步調節貧富差距從西方發達國家的情況來看，一般在基尼系數左右時，就會采取縮小差距的調控措施。而我國是社會主義社會，目標是大多數勞動者的共同富裕，因此我們不能以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貧富標準為是否合理的參照系，而必須從現在起逐步加大宏觀調控力度，不斷調節和控制貧富差距，切實防止兩極分化。第一，加快經濟發展，集中力量把“蛋糕”做大。控制和縮小收入差距，既不能回到平均主義“大鍋飯”、那一套，也不能搞“一平二調”，抑制先富起來的一部分地區和一部分人的積極性，根本出路只有加快發展。因為現階段我國居民收入差距是經濟發展中的差距，必須通過生產力的發展來逐步解決。改革開放近三十年來,盡管我國貧富差距有明顯的擴大，但貧困人口有了大幅度下降，從1978年的億下降到3000多萬。這就告訴我們，只有生產力發展了，“蛋糕”做大了，才能為減輕和消除貧困、縮小貧富差距，最終實現共同富裕奠定牢固的物質基礎。第二，加強宏觀調控，實現區域經濟協調發展。鄧小平同志明確指出：“可以設想，在本世紀（指20世紀一一引者注）末達到小康水平的時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到那個時候，發達地區要繼續發展，并通過多交利稅和技術轉讓等方式大力支持不發達地區。”根據鄧小平同志的構想，黨中央、國務院在新千年伊始，適時提出了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通過加大財政轉移支付力度，對西部地區實行更加優惠的開放開發政策，引導東西部地區的產業轉移和互補性經濟技術合作，來加快中西部地區發展步伐。這樣，經過幾代人的艱苦奮斗，到21世紀中葉，就可以從根本上改變西部地區相對落后的面貌，建成一個經濟繁榮，社會進步，生活安定，民族團結，山川秀美，人民富裕的新西部，從而真正使東西部地區經濟實力和人民群眾生活水平逐步接近，實現人們夢寐以求的共同富裕目標。第三，規范收入分配關系，調節收入差距。一是保護合法收入。實際上就是保護先富起來一部分人的積極性。二是取締非法收入。對侵吞公有財產或用偷稅漏稅、權錢交易以及其他非法手段牟取利益的，要通過嚴格執法予以堅決打擊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