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互聯網+”地方政府治理

認識“互聯網+”與地方政府治理關系的兩個維度探索分析“互聯網+”與地方政府治理之間的關系，就是要回答和說明地方政府與信息化融合之間的關系。這里主要包含兩個層面的問題：一是地方政府自身的“互聯網+”，二是地方政府推動下的經濟、社會領域的“互聯網+”。對于第一個層面而言，“互聯網+”是條件和環境，地方政府是被改造或變革的對象，其要說明的是移動互聯網、大數據等新一代信息技術如何升級和改造地方政府自身的治理能力和水平，推動地方政府治理的現代化。而對后一個層面而言，地方政府在前，是主體，突出強調的是地方政府在推動經濟社會領域的“互聯網+”信息化融合浪潮中的定位和作用。后一層面的關系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化約為政府與市場、社會關系的問題，即在推動“互聯網+”與產業融合和社會發展中，政府應當如何定位自身角色，進而發揮好市場和社會的作用問題。“互聯網+”下地方政府自身的治理變革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互聯網技術發展與政府自身治理過程碰撞、融合并不是一個新的現象。20世紀90年代早期，美國副總統戈爾提出信息高速公路發展計劃推動網絡技術設施的發展。幾乎同時，美國國會也通過《政府績效產出和結果法案》，提出用信息技術再造政府業務流程，提高政府績效。有所不同的是，當前以移動互聯、云計算和大數據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術對地方政府治理的影響幅度更大、范圍更廣、程度更深，這突出表現在以下三點。更新地方政府治理的價值理念。互聯網具有平等、開放、協作和分享等基本特點，“互聯網+”下的思維方式更是一整套強調“客戶至上”和“服務極致化”的理念體系。在這一思維方式推動下，“互動、開放、協同和共享”等基本價值日益受到重視，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各國政府都普遍提出了基于“開放、透明和協作”的服務型政府和責任型政府的治理理念和方式，其基本目的就在于通過互聯網再造政府決策、管理和服務的模式，進而提供讓居民和企業滿意的公共服務質量、效率及供給模式的創新。重塑地方政府治理的運行過程。一是促進政府決策過程的民主化、科學化和公平化。“互聯網+”通過在線化和數據化，產生大量實時、可供分析的數據。與大數據技術相結合，在地方政府治理中一方面可以通過對跨部門、跨領域數據進行分析，使政府決策更具超前性、準確性和科學性。另一方面，可以動態地收集民眾需求，問政于民，問需于民，提高社會公眾對政府決策的參與度，使政府決策更加滿足社會關切。不僅如此，政府還可以充分匯聚和利用企業、社會等各方面的實時數據資源，對決策執行效果及時作出評估、調整，使政府決策更加公平、公正。二是促進政策執行和業務流程的再造。長期以來，政府部門管理一直存在著管理者思維定式，互聯網和信息化建設也往往以管理者為出發點而忽視民眾的需求。技術應用不僅沒有有效推動制度變革，反而固化了政府部門的信息權力，給政府部門間的信息融合和協作帶來困難，其直接后果往往就是便民、利民的目標無法有效實現。因此，利用“互聯網+”創新地方政府治理，就要推動政府業務流程再造，優化審批流程，降低審批門檻；就要實現數據和信息的跨部門共享，減少辦理環節、壓縮辦理時限，讓數據多跑路，群眾少跑路。三是促進政府執行監督的外部化。在“互聯網+”時代，信息技術的發展使信息公開的成本大幅降低，公眾參與和監督地方政府運作的積極性也大幅提高。微博、微信等社交媒體的發展加速了各類信息在公眾之間的傳播，來自外部的輿論監督力量會日益壯大。北京市某政府網站政民互動平臺變革地方政府治理的方式手段。新一代信息技術的發展使政府治理方式和手段也獲得極大的拓展和更新。一方面，政府可以自覺利用“互聯網+”浪潮和云計算、物聯網等技術提升政府市場監管水平，實行“互聯網+監管”模式。加快部門間的信息共享，打破信息孤島，探索建設企業和個人的征信體制建設，建立信息披露和誠信檔案制度、失信聯合懲戒機制和黑名單制度等系列管理機制。以數據流動層面的變革帶動市場監管和環境保護領域的變革，改變傳統的“以批代管”“重審批輕監管”的管理方式，強化事中、事后監管，有效推動簡政放權。另一方面，要充分發揮“互聯網+”所帶來的在線化、數據化優勢，綜合利用大數據等各種技術手段，加強“互聯網+”在服務民生、社會安全、災害預測、抗災減災、應急管理等領域的應用，實現公共服務的高效化和社會安全保證的精準化。地方政府推動經濟和社會“互聯網+”的角色定位“互聯網+”所帶動的經濟和社會的升級改造，使整個產業的生態發生根本性的變化。馬云曾說：“人類正在從IT走向DT，只有讓別人成功，你才會成功！”不論其觀點是否正確，其至少說明“互聯網+”的產業生態環境已經與傳統產業生態有著很大的不同，對創新和市場力量的憧憬會更加強烈。這種不同，既表現在商業模式上，也表現在產業組織和方式上，市場的決定作用會更加凸顯，社會的力量會得到更大激發。與此相應政府的角色與定位要作出調整，特別是在戰略定位、制度安排和推動措施等方面必須與之相適應。戰略定位方面，地方政府應當將“互聯網+”視為現代化政府治理客觀環境和現實的基礎。在地方治理實踐中，受制于認識、利益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不同政府和部門對“互聯網+”也存在著幾種可能不同的態度和治理定位。一是將“互聯網+”視為一種挑戰和威脅。持這種觀點的地方政府對“互聯網+”往往采取消極的態度和方式，其治理過程往往包含著既希望“互聯網+”帶動經濟發展，又害怕“互聯網+”帶來“麻煩”的復雜心態，對“互聯網+”的態度也表現出極強的選擇性和投機性，無法從根本上推動良好的互聯網生態的形成。另外一種態度就是將“互聯網+”定位成一種工具和手段，忽視“互聯網+”對政府自身的升級和改造作用。這種定位僅僅是將“互聯網+”作為產業發展的推動工具，政府自身的治理和服務理念并沒有發生真正的轉變和更新。在具體做法上往往是用新技術來做一些“舊的事情”。“服務導向”“顧客至上”等“互聯網+”所突出強調的價值和方式并沒有真正體現在政府的治理過程中，也不利于產業發展的升級轉換。最后一種觀點是將“互聯網+”視為現代化政府治理客觀環境和現實的基礎。這種觀點充分認識到“互聯網+”下政府治理與傳統治理方式的差異，自覺分析和利用互聯網生態的作用機理，以積極的心態推動“互聯網+”在政府管理、產業發展、生活等各個領域的融合和擴散。在這種治理模式和定位下，政府、市場和社會的關系得到較為恰當的處理，治理主體更加多元，治理責任更加分散，治理機制更加協作化，多元主體間形成合作共贏的可持續發展的良性循環和生態，科技創新和新興產業不斷涌現，社會生活更加智能、和諧。制度安排方面，要以寬容的心態面對和處理“互聯網+”浪潮下出現的新事物和新產品，營造相對寬松的制度環境。“互聯網+”作為一個對傳統模式升級改造的過程，其深化發展勢必涉及一些利益格局和管理模式的深度調整。一方面，它可能打破既有的利益分配格局，產生“總體有利，局部陣痛”的再分配效應。另一方面，又因為其生產方式的創新性，也往往會產生新的管理問題，從而給地方政府的治理帶來許多新的“不適應”和挑戰。但是應該看到，“互聯網+”所具有的扁平化、數據化、在線化等低成本運作特點，極大地激發了社會個體創造和創新的熱情，帶動了經濟和社會發展。因此，對于這種新的變化政府應該以寬容的態度積極引導其發展。如“滴滴打車”“專車服務”“互聯網金融”等新興業態，應在不違反現行法律的前提條件下，充分發揮和利用法律所賦予的自由裁量的權力，為“互聯網+”提供一個積極寬松的社會環境。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積極探索有利于“互聯網+”的試點和試驗，探索“互聯網+”產業運作規律，并適時推動制度和政策調整。推動措施方面，要樹立數據觀和平臺觀，以數據開放為契機，營造良好產業生態和業態。“互聯網+”的時代，數據作為一種生產要素將廣泛存在并滲透到社會生活和政府各項業務職能的各個領域，對數據的挖掘和運用不僅意味著政府決策和服務水平的提高，同時也意味著一種新的生產力的開發利用。“數據治國”的理念將成為一種新的治理理念。它一方面要求各級地方政府要善于收集、整理和分析數據，以數據分析的結果作為決策和社會管理的重要依據。另一方面，政府還必須樹立數據開放和共享的基本理念。數據的開放和共享并不是要求政府將掌握的一切數據資源無償、無條件地向社會公開。對于政府而言，至少包括三個層次的開放概念，即政府的信息公開、政府數據的內部開放共享和政府數據的對社會開放。其中，信息公開是對靜態的、加工過的數據的公開；數據的內部開放則強調的是基于公共利益的數據，政府內部的共享和利用；數據的社會開放則強調在維護公民隱私的基礎上，以機器可讀、源文件開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