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勢與政策”研究與展望靖遠黨校講師劉眾赟新常態下中國經濟發展展望一.什么是中國經濟新常態？二.中國經濟轉向新常態的原因新常態下中國經濟發展展望三.新常態、新機遇、新動力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新常態”重大戰略判斷，深刻揭示了中國經濟發展階段的新變化，充分展現了中央高瞻遠矚的戰略眼光和處變不驚的決策定力。

全面認識中國經濟新常態，把握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創新宏觀調控思路和方式，以改革創新重塑發展新動力，對在新常態下保持經濟平穩健康發展，實現由高速增長向更高效率、更高效益的高效增長躍升具有重要意義。2014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河南考察時強調，我國發展仍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我們要增強信心，從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出發，適應新常態，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新常態”這一詞匯開始進入中國百姓的視野。一.什么是中國經濟新常態？（一）中國經濟新常態的提出7月末，習近平總書記在與黨外人士座談會上再次強調，要正確認識中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進一步增強信心，適應新常態。

8月4日人民日報發表《新常態，新在哪？》的特別報道，8月5日、6日、7日發表《經濟形勢閃耀新亮點》、《經濟運行呈現新特征》、《經濟發展邁入新階段》的評論員文章。就新常態的涵義、特征等進行了系統論述。2014年11月習近平在亞太經合組織(APEC)工商領導人峰會上，作了題為《謀求持久發展共筑亞太夢想》的主旨演講，向包括130多家跨國公司領導人在內的世界工商領袖們，闡述了什么是經濟新常態、新常態的新機遇、怎么適應新常態等關鍵點。

（二）中國經濟新常態的涵義新常態是相對于“常態”或“舊常態”而言的。

要弄清經濟“新常態”，當然首先對“常態”有一個清晰的界定。所謂經濟“常態”，并不是指經濟活動在一個長時期內穩定不變完全可預期的狀態，而是在經濟發展的某個特定階段，由經濟規律所主導的經濟活動相對穩定特征的動態過程。

就經濟運行的宏觀面而論，經濟常態應當最終取決于某一段時期由技術、制度、人口與勞動供給和資本所決定的“潛在增長率”

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同一個國家在不同發展時期、不同歷史階段的“常態”表現具有明顯差異。這樣，可以對經濟“常態”進行不同的劃分，如“新常態”與“舊常態”。雖說可以對經濟作“新”、“舊”常態的劃分，但“新常態”與“舊常態”不是割裂的，新常態是對“舊常態”的承繼和揚棄。

實際上，作為近年來重要的術語，“新常態”一詞最早由美國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總裁埃里安（MohamedEl-Erian）提出。盡管在不同領域有不同含義，但“新常態”在宏觀經濟領域被西方輿論普遍形容為危機之后經濟恢復的緩慢而痛苦的過程。

中國經濟“新常態”的出現，同西方國家的“新常態”有很大的不同。

首先，中國經濟“新常態”，是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階段的標志，而不全是由國際金融危機所造成的。

其次，這種“新常態”的出現，始終處于國家宏觀經濟政策許可的正常運行區間，從根本上有利于全面深化改革，有利于中國經濟發展轉型升級。（三）中國經濟新常態的特征

有專家提出，現在不少人將中國經濟新常態僅僅理解為增長速度下降幾個百分點，這顯然太過簡單了。2014年8月7日的人民日報發表的《經濟發展邁入新階段》一文歸納了中國經濟新常態的四個主要特征——“中高速”、“優結構”、“新動力”、“多挑戰”。

11月9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工商領導人峰會開幕式上發表演講時指出：中國經濟呈現出新常態，有幾個主要特點。

一是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

二是經濟結構不斷優化升級，第三產業、消費需求逐步成為主體，城鄉區域差距逐步縮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發展成果惠及更廣大民眾。

三是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1.中高速“從速度層面看，經濟增速換擋回落、從過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長轉為7%—8%的中高速增長是新常態的最基本特征。”-----國家發改委副秘書長王一鳴說。

“任何經濟體不可能總是維持兩位數的經濟增速，中國轉向新常態下的中高速增長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中也是名列前茅的。增長除了速度以外，質量更加重要，一個國家也像一個企業那樣，需要不斷推進改革來驅動增長。”

-----美國卡特彼勒公司CEO道格·奧伯黑爾曼2014年11月9日在參加工商領導人峰會間隙對新華社記者說。

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初步核算，今年前三季度國內生產總值41.99萬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同比增長7.4%。分季度看，一季度同比增長7.4%，二季度增長7.5%，三季度增長7.3%。分產業看，第一產業增加值3.8萬億元，同比增長4.2%；第二產業增加值18.58萬億元，增長7.4%；第三產業增加值19.61萬億元，增長7.9%。李克強總理談增速：比7.5%高一點或低一點都是可以接受的7月14日，李克強主持召開經濟形勢座談會。他在會上再次指出，只要我們的發展有就業、增收入，有質量、提效益，節能環保，沒有水分、實實在在，增速比7.5%高一點或低一點，都是可以接受的。

10月8日，李克強出席國務院部門主要負責人會議。他表示：“外界總有種誤解，覺得7.5%是個‘底線’。但我早就說過，所謂‘7.5%左右’，就是高一點、低一點都可以，關鍵在于就業有沒有增加，收入有沒有增長。”2003年至2007年，我國經濟年均增長11.6%，2008年至2011年年均增長9.6%，2012年至2013年都是7.7%，今年前三季是7.4%，從中可以清楚看到經濟由高增長轉入中高速增長。從經濟發展客觀規律來看，比較好的情況是增長速度大體反映了潛在增長率，而近幾年我國人口結構發生變化，工資成本上升，儲蓄率、投資率下降，潛在增長率下降是個不爭的事實。從歷史上看，潛在增長率自然回落，經濟從高速增長期向中高速平穩增長期過渡，是現代國家經濟發展的普遍走向，具有規律性和必然性。

當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歷了一段時間的高速增長后，都會出現增速“換擋”現象：1950年-1972年，日本GDP年均增速為9.7%，1973年-1990年期間回落至4.26%，1991年-2012年期間更是降至0.86%；1961年-1996年期間，韓國GDP年均增速為8.02%，1997年-2012年期間僅為4.07%；1952年-1994年期間，我國臺灣地區GDP年均增長8.62%，1995年-2013年期間下調至4.15%。“不少國家的經濟增速都是從8%以上的‘高速擋’直接切換到4%左右的‘中速擋’，而中國經濟有望在7%—8%的‘中高速擋’運行一段時間”（國家信息中心首席經濟師范劍平）產業結構方面，第三產業逐步成為產業主體。2013年，我國第三產業（服務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達46.1%，首次超過第二產業；今年上半年，這一比例攀升至46.6%。美國等發達國家服務業已占GDP的80%以上。2.優結構從結構層面看，新常態下，經濟結構正在發生全面變化。需求結構方面，消費需求逐步成為需求主體。2012年，消費對經濟增長貢獻率自2006年以來首次超過投資。從今年上半年數據看，最終消費對GDP增長貢獻率達54.4%，投資為48.5%，出口則是負2.9%。城鄉區域結構方面，城鄉區域差距將逐步縮小。

2011年末，我國城鎮人口比重達51.27%，數量首次超過農村人口。隨著國家新型城鎮化戰略的實施，城鎮化速度將不斷加快，城鄉二元結構逐漸打破。區域差距也將逐漸拉近。收入分配結構方面，居民收入占比上升。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GDP年均增長9.8%，國家財政收入年均增長14.6%，而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增長分別僅為7.4%和7.5%。在新常態下，這種情況將發生改變。瑞士信貸2011年發布的報告預測，未來5年內，中國的工資收入年均增速將達19%，超過GDP增速。

動力層面看，新常態下，中國經濟將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

1998年至2008年，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總額年均增速高達35.6%，而到2013年降至12.2%，今年1至5月僅為5.8%。

“制造業的持續艱難表明，隨著勞動力、資源、土地等價格上揚，過去依靠低要素成本驅動的經濟發展方式已難以為繼，必須把發展動力轉換到科技創新上來”3.新動力

“經濟新常態，需要創新宏觀調控思路和方式，培育經濟發展的持久動力。從根本上說，就是向改革要動力，向結構調整要助力，向民生改善要潛力；就是要激活力，把該放的權放到位，讓市場主體真正放開手腳；就是要補短板，把該做的事做好，增加公共產品有效供給；就是要強實體，把該給的政策給足，夯實發展的微觀基礎。”

---8月6日的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經濟運行呈現新特征》

從風險層面看，新常態下面臨新的挑戰，一些不確定性風險顯性化。目前，我國經濟運行繼續保持在合理區間，但樓市風險、地方債風險、金融風險等潛在風險漸漸浮出水面。這些風險因素相互關聯，有時一個點的爆發也可能引起連鎖反應。綜合這些特征不難看出，我國當前的經濟新常態，實質上就是經濟發展告別過去傳統粗放的高速增長階段，進入高效率、低成本、可持續的中高速增長階段。4.多挑戰

樓市風險成為關注的焦點。今年上半年，全國商品房銷售面積同比（比上年同期）下降6%，銷售額下降6.7%，截至7月底，46個限購城市中已有超過半數城市放松限購，對比過去房價“越調越漲”的情形，當下樓市確實有點冷。二.中國經濟轉向新常態的原因

新一代領導層以“新常態”定義當下的中國經濟，并通過“新常態”透視中國宏觀政策未來的選擇，絕非“一時興起”，而是深思熟慮之舉。事實上，自2010年中國GDP規模取代日本成為全球第二之后，中國經濟出現了明顯不同于前30年的特征，經濟增速持續下滑，自2010年至2012年經濟增速連續11個季度下滑，2012年至2013年，GDP年增速連續兩年低于8%。對于經濟增速的持續下滑，既有中國經濟在經歷30多年的快速增長之后，舊的增長模式已經難以為繼的內在因素，也有全球金融危機等外部因素的影響。（一）舊常態增長模式難以為繼

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是30多年經濟高速發展的必然結果，是客觀經濟規律作用的充分體現。舊常態下的中國經濟，雖然經濟總量取得了持續增長的矚目成就，但反映了儲蓄-投資、國民收入分配中的結構性失衡卻日益加劇、對房地產業的過度依賴抑制了創新型的增長，貨幣供給機制的美元化和高信貸與貨幣投放的通脹之路，本身對經濟的系統性穩定造成了傷害。可以說，經濟舊常態自身就有著向新常態過渡的內在要求。中國經濟“舊常態”具有以下幾個鮮明的特征：●經濟增長率的持續性上升；●高儲蓄―高投資；●人口紅利貢獻巨大；●房地產依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的不合理；

………………。1.中國經濟“舊常態”的特征及成就①經濟增長率的持續性上升

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GDP增速大部時間都是高速增長，只有3次連續2—3年低于8%：第一次是1979—1981年，第二次是1989—1990年，第三次是1998—1999年，這3次回落主要是受到外部短期因素的干擾，每次過后又回到了高速增長的軌道上。這次，也就是第四次正在出現：2012年、2013年，我國GDP均增長7.7%，2014年預期目標是7.5%，上半年為7.4%。②高儲蓄―高投資

就儲蓄而言，目前中國成為全球絕無僅有的“三高”國家：儲蓄金額最多；人均儲蓄最多，超過3萬元；同時，也是目前全球儲蓄率最高的國家，居民儲蓄率已超過50%，遠遠超過世界平均水平。而歐美等國的儲蓄率平均在20%左右，美國的儲蓄率更是低至5%左右。國家統計局發布數據，2013年我國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為436528億元，比上年增長19.6％，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19.2。我國民間投資為274794億元，比上年增長23.1。③人口紅利貢獻巨大

一國人口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在造成少兒撫養比例迅速下降，勞動年齡人口比例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達到較高水平之前，將形成一個勞動力資源相對豐富、撫養負擔輕、于經濟發展十分有利的“黃金時期”，人口經濟學家稱之為“人口紅利”。改革開放30多年，中國的人口年齡結構就處在人口紅利的階段，每年供給的勞動力總量約為1000萬，勞動人口比例較高。由于人口老齡化高峰尚未到來，社會保障支出負擔輕，財富積累速度比較快。勞動力資源豐富和成本優勢已經使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和世界經濟增長的引擎。④房地產依賴1998年廢除福利分房、實行住房商品化改革以來，房地產業進入持續穩定發展期，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不斷增大。從1998年到2007年，房地產行業增加值從3454.5億元上升為11854.3億元，年均增長14.7％，高于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1998年到2007年，扣除土地購置費后的房地產開發投資對GDP增長的直接貢獻率從6.32％上升到11.56％，年均9.15％。由房地產開發投資到引致的相關產業經濟增加值，可視為對經濟增長的間接貢獻率，1998年到2007年房地產開發投資對GDP增長的間接貢獻率從8.71％上升到15.93％，年均12.61％，房地產開發投資對GDP增長直接貢獻率加間接貢獻率由1998年的15.03％上升為2007年的27.49％，成為對經濟增長貢獻最大的產業。

中國房地產業的“過度非理性發展”產生一系列負面作用，最突出的就是經濟發展的“房地產依賴癥”，該依賴癥將導致一些地方政府不惜違法用地，還將加劇人口、土地、資源環境之間的矛盾。特別是有的地方“房地產依賴癥”將對其他產業產生資本和土地的擠出效應，不利于經濟結構調整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經濟危害：①高房價形成對消費的遏制，扼殺了經濟發展動力；②房地產的“虹吸效應”，導致農業、工業、服務業等實體產業失去發展方向；③由于房地產泡沫誘發的銀行體系大規模不良資產風險。社會危害：

①影響民生，人民幸福感喪失；②大規模財富轉移導致收入分配和社會階層的急劇分化，社會矛盾被空前激化；③全民炒房和拜金主義盛行，社會價值觀被扭曲。⑤國民收入分配結構的不合理

伴隨著經濟的高速發展，難以回避的一個重要事實是，我國的收入分配狀況也在持續惡化。尤其是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和由收入差距累積所形成的財富差距在持續擴大。從城鄉收入差距看，農村居民相對于城鎮居民的收入（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上世紀80年代前期的農村收入為城鎮收入的50%以上逐步下降。25年間下降了25個百分點，年均下降1個百分點。

無論是官方數據還是海外和國內一些研究機構的數據，中國基尼系數都已經達到了世界上貧富分化最嚴重的水平。國家統計局2013年1月18日“一次性”發布了10年基尼系數，十年均超0.47。其他機構估計中國基尼系數超過0.5甚至0.6。貧富嚴重分化，收入差距急劇擴大，這是事實。貧富分化和收入差距擴大，不僅會嚴重遏制低收入老百姓的消費，而且會導致大量社會問題，也不符合社會主義公平正義的基本價值觀。富人們也不在國內消費，全都轉移海外了。貧富分化和收入差距如此嚴重是如何形成的？應該深刻反思。國民收入分配結構的不合理①成為推動世界經濟的引擎。中國改革開放之前，美國GDP總量占全球GDP總量一直在三分之一左右，日本占6%左右；1980年，改革開放初期中國GDP才占全球GDP總量1.8%。到2013年，我國的GDP總量已經占到世界總量的12%左右，也就是56萬多億。5年前我們的GDP總量是美國的三分之一，2012年GDP總量是美國的二分之一多一點，現在我們是美國的60%。中國經濟10%的增長率，令全世界羨慕。舊常態下中國經濟的矚目成就②成為世界第一大貿易體。中國在改革開放初期，我們的貿易總額是206億美元，占在全球的位次是第32位。2013年貿易總額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貿易體。現在的貿易總額，進出口貿易總額4.16萬億，占世界的比重達到了11.7%。③成為第一大外匯儲備國。我們的外匯儲備在2006年超過了日本成為第一大外匯儲備國。2013年底我們是3.8萬億，在改革開放初期，我們的外匯只有8億美元。

中國經濟正從中等人均收入水平國家向中高收入國家邁進、同時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歷史轉折時期，舊常態增長模式難以為繼。舊常態的高增長，是不平衡式的增長，是以GDP為中心、以投資為主導、對技術進步重視不足的粗放式增長。舊常態的增長模式難以為繼，必然促使經濟轉向新的增長模式并且實現與之對應的新常態。2.舊常態增長模式難以為繼

所謂以投資為主導，實則是通過人為政策刺激而實現的增長，因而，在舊常態中，自覺或不自覺地走上違背經濟規律和資源環境約束的、不可持續的增長，也就不足為怪了。與此同時，技術進步又是非常緩慢的過程；在投資率本已處于畸高水平、且資本存量已大幅增長的背景下，資本增長率趨于下降是必然結果。這就意味著，中國經濟增速換擋新常態是經濟發展變化所必然導致的供給面變化的結果。①高投資難以為繼②中國的潛在增長率開始出現下降

潛在經濟增長率是指一國（或地區）經濟所生產的最大產品和勞務總量的增長率，或者說一國（或地區）在各種資源得到最優和充分配置條件下，所能達到的最大經濟增長率。這里講的資源包括自然資源，也包括人力資源、技術和管理，還包括制度安排和經濟政策。

一般而言，決定潛在增長率的因素主要有技術與生產率、資本增長率和人口結構與勞動供給。

中國潛在增長率下降，首先是因為中國人口結構發生了明顯變化，勞動年齡人口的增長速度逐年減慢，并于2010年達到峰值，此后開始絕對減少。相反，人口撫養比則由下降轉為提高。而人口結構的變化，也不可避免地導致中國國民儲蓄率將趨于下降，使得依靠投資主導的增長模式難以獲得有效的資本供給。

譬如中國勞動力平均小時工資與歐洲和美國的差距分別從20年前的86倍和77倍下降到目前的11倍；與臺灣和香港地區的差距分別從20年前的21倍和17倍下降到目前的2.9倍和1.9倍。依靠低勞力成本、低環境成本、低能源成本實現高速增長的數量型擴張模式無法繼續下去了。

從出口增速和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來看，中國出口行業的整體比較優勢有相當明顯的下降。然而，從數量型擴張轉型到質量型增長；從依靠低要素成本轉型到依靠科技創新；從依靠傳統比較優勢轉型到創造新的比較優勢，卻需要相當漫長艱辛的努力，所以，中國經濟增速必然長期放緩，單純依靠貨幣信貸和財政債務刺激根本無法實現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只會適得其反。③資源環境壓力加大，難以承受過高的速度

過去我們的高速增長已經對資源、環境造成巨大破壞，這個代價難以估量。我們的空氣污染、水污染、土地污染、重金屬污染、食品藥品質量等等，都達到令人難以入眠的嚴峻程度，中國人的生存環境已經達到了難以忍受的地步。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最缺水的國家之一。許多環境污染是不可逆的，需要經過數十年乃至數百年才能復原，有些甚至永遠不可能恢復了。我們治理污染、保護水資源、保護土地資源的措施仍然力度不夠，懲罰措施仍然不夠嚴厲。這些問題必須解決，而解決這些問題必然要放緩經濟增速。“三期”疊加是當前中國經濟的階段性特征。④三期疊加的必然結果增長速度進入換擋期，是由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所決定的結構調整面臨陣痛期，是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主動選擇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是化解多年來積累的深層次矛盾的必經階段

從舊常態進入新常態，雖表現為經濟減速換擋，但本質上是發展方式轉變的過程。進入新常態，產能出現相對過剩，勞動力成本上升，資源環境承載能力接近極限，依靠高強度投入鋪攤子的空間越來越小，支撐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已經由生產能力大規模擴張轉向提高生產效率。因此，提高效率和效益成為未來中國經濟的主旋律。從這個意義上講，新常態就是從高速增長向高效增長階段躍升的過程，是中國經濟由大變強的必經歷程。（二）國際金融危機持續釋放負面影響

外部環境的劇變往往是經濟增長階段性變化的“導火索”。2008年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引發了二戰以來世界經濟最嚴重的衰退，外部需求急劇收縮造成我國出口下滑，工業生產大幅回落。為應對危機沖擊，我國出臺了一攬子計劃和政策措施，避免了經濟出現斷崖式下滑，但在外部沖擊和內在條件變化的交互作用下，經濟增速仍從2007年的14.2%放緩至2008年的9.6%和2009年的9.2%。之后，我國經濟增速進一步回落，2012年和2013年增速都為7.7%，比2007年回落6.5個百分點。若按季度增長率計算，從2007年2季度14.8%回落到今年前三季度的7.4%，增速大致下降一半。

就在中國人口結構變動導致中國人口紅利逐漸消失的時候，第三次工業革命正在悄悄地興起。技術進步始終是影響經濟發展的根本因素之一。當下正在興起的技術革命便是所謂“第三次工業革命”。杰里米·里夫金(JeremyRifkin)

在《第三次工業革命》中認為，互聯網技術和可再生能源結合起來，為第三次工業革命創造強大的基礎。（三）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悄悄地興起《經濟學人》2012年4月21日的“第三次工業革命”封面文章則聚焦于3D打印技術和數字化制造，將“第三次工業革命”界定為以數字化制造與新型材料的應用為標志的工業革命。主要標志之一是3D打印技術和工藝。3D打印機是按設計好的數字模型，用各種材料，以疊加工藝“打印”出各種最終產品，整個“打印”過程無需人工參與，所需原材料只有傳統生產方式的1/10，能源消耗也遠低于傳統的工廠式生產。這使得企業只提供數字化模型，用戶和代理商可用3D打印機將產品“打印”出來，工廠、制造業工人將越來越少。《福布斯》則預言，當工業機器人性能趨于成熟、穩定和易用時，制造業會出現工業機器人替代工人的浪潮。機器人發展已進入多方面應用的階段，包括運用在醫療手術和制造業。例如，美國佐治亞州的一家服裝技術公司推出“機器人裁縫”，生產線上將看不到工人。據稱，這項技術革新，能徹底讓“美國制造”打敗“中國制造”。美國可望扭轉每年用1000億美元逆差從中國、越南等地進口服裝的局面。有人說，“自動化機器能讓手機、電腦和電視的生產重返美國”。人工智能、機器人和數字化制造促成的新型產業革命，華盛頓郵報甚至據此說：“美國的機器人不久就可以直接和中國勞工競爭”。

因而，第三次工業革命將重新詮釋產品競爭力的內涵，并從根本上改變競爭力所依賴的資源基礎和要素結構，最終影響各國在全球工業體系中的分工地位和現實利益。世界經濟格局和全球產業版圖將因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深入而發生巨變。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很有可能在制造業中再度領先，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制造業會失去優勢。無疑，第三次工業革命是中國經濟轉向新常態的第三個重要因素。

經過金融危機后的反思，發達經濟體認識到長期“外包”政策和國內產業空心化，造成諸多社會弊病。因而危機之后，發達國家都呼吁要“重新回歸制造業”，并宣稱通過發展高端制造業，重構全球制造業競爭格局。以美國為例。為提高美國制造業吸引資本和投資的能力，美國政府正在通過調整稅收政策來降低美國制造業的稅收負擔，并使暫時性減稅措施永久化。（四）制造業回歸與全球經濟再平衡2010年8月11日，奧巴馬簽署了《美國制造業促進法案》，降低非美國制造、但美國制造商必需的大量產品的各類關稅。奧巴馬表示，類似法案有助于提高美國產品的競爭力，滿足5年內出口翻倍的目標，“在公平競爭的前提下，美國工人可以和任何人競爭。”

2010年9月美國又頒布了《創造美國就業及結束外移法案》，為從海外回遷就業職位的企業提供24個月的工資稅減免，并終止向海外轉移工廠和生產企業提供補貼、免稅和減稅。諸如此類的措施，都是為了推動制造業回歸。

除了稅收政策調整外，美國制造業勞動力相對成本正在下降。盡管中國制造業小時工資還遠不及美國的水平，但中美間成本差距正在逐步縮小。2010年，美國制造業生產率提升了6.1%，單位勞動力成本降低了4.2%，從2002年至2010年，美國制造業單位勞動力成本累計降低了10.8%。相比之下，中國的勞動力報酬增速比生產率增速要快得多，從2005年至2010年，工人的工資水平以每年19%的速度遞增，而同期美國制造業工人的全負荷成本只增加了4%。

第三次工業革命又為制造業的回歸做了技術上的準備。美國制造業回歸的重點在產業升級，高端制造是其戰略核心，積極在納米技術、高端電池、新能源與新材料、生物制造、新一代微電子研發、高端機器人等領域加強攻關。這將推動美國高端人才、高端要素和高端創新集群發展，并保持在高端制造領域的研發領先、技術領先和制造領先。最新的發達經濟體金融危機，在相當程度上是全球經濟失衡的結果。為了實現健全的經濟增長，就需要矯正全球經濟失衡，再平衡是重建穩定國內經濟的重要環節。

事實上，全球經濟也正在尋求新的平衡過程。貿易順差國家的經常賬戶順差與GDP之比在下降，逆差國家的經常賬戶逆差也在逐漸改善。制造業回歸將促進新一輪全球供應鏈重組和國際分工體系，促進全球經濟再平衡。全球經濟再平衡，不僅意味著外需對中國經濟增長貢獻將減弱，而且也意味著，即便沒有改革中國現行的外匯管理體制，國際收支對中國貨幣政策的影響也將弱化，從而極大地增強中國貨幣政策的自主性。三.新常態、新機遇、新動力

適應新常態，面對新問題，黨中央、國務院運籌帷幄，全國人民迎難而上。前三季度，經濟運行總體平穩，保持穩中有進勢頭，經濟形勢閃耀新亮點。種種信號和變化，表明我國經濟發展正邁入新的階段，出現了趨勢性、不可逆的新常態。深刻認識新常態，積極適應新常態，才能站上新的歷史方位、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國發展仍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我們要增強信心，從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出發，適應新常態，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一）積極適應新常態1.沉著冷靜，不急不躁

經濟發展有其自身的邏輯和內在的規律，我們只能遵守，不能違背。我國已經保持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長，其間，也從低收入水平國家進入到中等收入水平國家，客觀上講，經濟發展也確實到了階段性調整時期。

《人民日報》評論指出：“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實現全面小康目標，國內生產總值比2010年翻一番，按這個目標算每年7.5%左右的速度就夠了。”“經濟增速換擋回落、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這就要求我們在宏觀調控上既堅持底線思維，保持‘憂患心’，又堅持戰略思維，徹底擺脫‘速度情結’‘換擋焦慮’，保持‘平常心’。”2013年，中國GDP達568845億元，人均6700美元左右，很多城市都遠超過了這個平均線。根據世界銀行的標準，人均GDP達到12616美元的國家，就屬于高收入國家。我國目前已經有42個地級及地級以上城市符合這一標準。據測算，如果今年我國經濟增長率是7.4%，明年只要5.1%，就可以完成“十二五”規劃；從2016年起，只要每年增長6.6%，則可以實現2020年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標。2.增強信心，發揮優勢

雖然我國正在經歷“三期疊加”的嚴峻考驗，經濟增速有所下降，但總體來說，仍然處于重要的戰略機遇期，發展空間、增長潛力依然巨大。我們有13億多人口，內需充分迸發所形成的消費潛能無可限量；我們的城市化率剛剛超過50%，新型城鎮化的動力依然強勁、空間依然廣闊；我們的創新能力不斷提升，技術進步對未來發展的支撐作用日益增強。這些都是我們的優勢，也是我們的信心所在，我們沒有理由妄自菲薄，只會對未來更有信心。

所以，習近平總書記才會堅定地、充滿自信地說：我對中國經濟發展前景充滿信心。

信心來自于中國經濟增速處在合理區間和預期目標內；信心來自于中國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穩步提升；信心來自于中國經濟的強勁內生動力；信心來自于亞太發展的良好前景。（二）辯證看待新常態

在把“新常態”作為執政新理念關鍵詞提出6個月后，國家主席習近平2014年11月9日在亞太經合組織(APEC)工商領導人峰會上指出：“新常態將給中國帶來新的發展機遇。”

習近平說，即使是7%左右的增長，無論是速度還是體量，在全球也是名列前茅的。1.經濟增速雖然放緩，實際增量依然可觀“在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背景下，上半年經濟總量增長7.4%，實屬不易。經過30多年高速發展，中國經濟已是一個巨人，總量基數很大，每增長一個百分點所代表的增量不可小看。按今年的經濟增速目標計算，全年經濟增量就約達5萬多億元，約相當于1994年全年的經濟總量。”

盡管前三季度中國經濟增速回落至7.4%，但據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的測算，今年中國經濟增長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27.8%，超過美國。對亞洲而言，中國經濟增長1個百分點，將帶動亞洲增長0.3個百分點。進入新常態后，由于總量規模大，中國經濟對世界經濟的拉動作用不會降低，對世界市場的需求不會減弱。同時，中國經濟走向新常態，意味著經濟結構不斷優化，這對全球經濟的再平衡和健康發展都有重大的正面效應。

習近平說，以目前確定的戰略和所擁有的政策儲備，我們有信心、有能力應對各種可能出現的風險。我們正在協同推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這有利于化解各種“成長的煩惱”。中國經濟更多依賴國內消費需求拉動，避免依賴出口的外部風險。2.經濟增長更趨平穩，增長動力更為多元3.經濟結構優化升級，發展前景更加穩定

習近平以前三季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投資、服務業增加值占比超過第二產業、高新技術產業和裝備制造業增速高于工業平均增速、單位GDP能耗下降等數據指出，中國經濟結構“質量更好，結構更優”。4.政府大力簡政放權，市場活力進一步釋放

習近平舉例說，由于改革了企業登記制度，前3個季度新增企業數量較去年增長60%以上。（三）努力迎接新挑戰

習近平在演講中闡述新常態時也提醒，新常態也伴隨著新矛盾新問題，一些潛在風險漸漸浮出水面。他強調，能不能適應新常態，關鍵在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雖然習近平沒有具體解釋什么是“新矛盾”“新問題”和“潛在風險”，但專家們對他的上述判斷普遍有共鳴。1.新常態新挑戰

新常態也伴隨著新矛盾新問題，一些潛在風險漸漸浮出水面，需求下滑、產能過剩、地方債務、影子銀行困擾著我們；產能“擠水分”、房地產“去泡沫”、金融“去杠桿”，是對早先累積的失衡的調整和化解。如果將新常態放在更長的時間軸里觀察，可以發現，中國經濟正面臨諸多歷史性挑戰。

一是產能過剩的風險產能過剩是老問題，體現在制造業方面，還是在低端的，來料加工占主導地位，當然在過去幾年里應對金融危機的時候，4萬億出臺的時候，刺激政策也積累了一些過剩的產能，現在進行消化。①五大風險威脅中國經濟的平穩發展

二是影子銀行的風險最近幾年，尤其是以信托業發展比較快，銀行的表外融資發展很快，突破了十幾萬億，有特殊的歷史原因，是因為我們過去的多年長期形成的利益管制，資金價格的管制，價格的扭曲，金融結構的扭曲，導致了我們這種場外資金由于供求關系起作用，很多理財產品，這種儲蓄替代性的產品蓬勃發展，是規避過去金融管制的產物，應該說影子銀行體系現在大家提到議事日程，還是要通過疏導的辦法，加強監管的辦法來解決這個問題。三是房地產泡沫的風險房地產最近大家注意到，最大的問題是泡沫破滅的風險，過去的幾個月，二三線、三四線城市價格的下跌，庫存的增加現在向一二線城市蔓延，這是過去十幾年積累下來的，過度透支積累的結果。下一步專家們認為如何阻止這種房地產投資增速的急劇下滑，對經濟下行增減的負面影響這是很大的問題。四是地方政府債務的風險過去是硬性的負債的約束機制，財政預算機制，監督機制，執行機制，都不是很規范，今年已經嘗試了地方政府可以公開透明的發行地方市政債券，來解決地方政府債務的期限結構的錯配問題。總體上看，現在政府債務總體不高，中央政府偏低，地方政府偏高，但是要通過期限結構的調整解決流動性的壓力，目前處理得好不會出先大的問題。五是外部金融風險的沖擊總體來看我們是有實力的，有底氣的，有4萬億的外匯儲備。但是也不能掉以輕心。中國經濟目前面臨的嚴峻挑戰實體經濟舉步維艱產能過剩矛盾突出要素成本急劇上升創新能力嚴重不足財政金融風險加大中國傳統的增長方式難以為繼政府主體投資拉動出口導向資源消耗人口紅利土地財政中國經濟的周期性衰退與結構性衰退

傳統制造業產能過剩問題突出

鋼鐵、水泥、玻璃、建筑材料、電解鋁、煤化工、發電量、發電設備、多晶硅、風電設備、造紙、印刷、造船、航運、化肥、電視、冰箱、手機等等

產能嚴重過剩的背后是消費不旺、出口不振中國經濟30多年高速增長靠什么？兩個紅利：人口紅利、改革紅利

一個推力：高度集權的行政推力

許小年：中國經濟的調整才開始，下行的趨勢會保持一段時間劉易斯拐點勞動力過剩向短缺的轉折點劉易斯拐點的出現與中國老齡化老齡化的定義一個國家65歲以上的人口比率超過總人口的7%稱為老齡化社會，超過14%稱為老齡社會。2010年我國第六次人口普查結果表明，65歲及以上人口為1.2億人，占8.87%。從老齡化到老齡社會，中國僅需20多年就將完成，速度與日本相同，而法國用了115年，英國用了47年，德國用了40年。2014年16-59歲的勞動年齡人口比2013年減少了371萬人，這是自2012年首次減少后連續第三年減少。勞動力供給總量的減少，也有利于就業矛盾的緩解。中國經濟問題將首先在哪里爆發？1.就業？2.影子銀行？3.房地產？4.地方債務危機？5.糧食安全？6.證券市場？7.財政斷崖？②這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期2013年，中國人均GDP達到6700多美元，成為典型的中等收入經濟體。能否成功跨越這一關口，是極具挑戰的難題。

理論和經驗都表明，一個國家或地區由低收入階段進入到中等收入階段，相對來講比較容易，經濟發展也較快；而由中等收入階段再進一步，躍升到高收入水平國家或地區，則要困難得多，經濟增速也會隨之而下降，其間所遇到的挑戰，在經濟學上稱為“中等收入陷阱”。如果政策對路，措施得當，就會順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從而進入高收入發達經濟體行列，比如日本和韓國；否則的話，就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長期停滯不前，比如拉美的一些國家。③這是解決民生問題的關鍵期

改革開放30多年后，老百姓對分享發展成果的期盼越來越高，對社會公平正義、收入合理分配的呼聲也越來越高，解決新時期民生難點、熱點問題迫在眉睫。2.新常態新機遇

挑戰的另一面是機遇，新常態下，機遇大于挑戰。短期而言，當下經濟轉型升級有著不少有利條件。長期來看，新常態下，中國經濟仍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①城鎮化釋放持久動力

城鎮化發展相對滯后是我國過去的不足，卻是新常態下的新機遇。“拉美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城鎮化率過高，像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等國城鎮化率都超過了80%，而我國城鎮化至少還有20多年歷程，這是一個難得的機遇。②大國優勢提供發展支撐

作為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大國，內需的支撐力不可小視。目前，老百姓的消費水平正在由“千元級”向“萬元乃至十幾萬元級”轉變，汽車、信息產品和文化產品已成為消費重點，不僅會極大地推動傳統產業發展，也將形成汽車制造、信息產業、文化產業等新型支柱產業，使產業體系更為協調。另外，我國人才資源豐富，又具備技術后發優勢，有條件通過自主技術創新或技術引進不斷縮小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提高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③結構調整帶來巨大空間

產業結構方面，目前過剩是相對的，主要是一般加工業的過剩，如重化工、鋼鐵、裝備制造、煤炭、初級產品等，這些市場已經趨于飽和。但是高端制造業、新能源、環保產品，以及金融、物流、信息、教育、健康養老等現代服務業仍然短缺，潛力很大。空間結構方面，東部沿海地區特別是大城市跨入高收入行列，但同時也遇到土地和環境瓶頸，而中西部地區特別是農村地區，經濟發展水平仍相對落后，產業梯度轉移有寬闊余地。中國經濟轉型的機會

七大新興產業2010年10月國務院出臺關于加快培育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決定，提出重點發展七大新興產業。節能環保產業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生物產業高端裝備制造產業新能源產業新材料產業新能源汽車產業未來中國經濟新的增長點在哪里傳統產業轉型用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新型城鎮化土地制度變遷城鄉人口遷移民生經濟社區經濟創造消費熱點發展養老經濟走出去戰略一帶一路高鐵技術軍工國防航天航海生物技術、環保產業信息技術大數據智能化云計算新能源技術光電技術新型蓄能前三十年吃住行，后三十年游養娛“開弓沒有回頭箭，我們將堅定不移把改革事業推向深入。”習近平在演講中堅定地表態。他強調，中國全面深化改革，就要激發市場蘊藏的活力，就要為創新拓寬道路，就要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就要增進人民福祉、促進社會公平正義。④全面改革形成最大利好

進入新常態，經濟增速有所放緩，要進行結構優化升級等調整和改革，這其實也是風險釋放的過程。如果不主動積極作為，“等、靠、要”，改革不成功，就會出現經濟增速放緩，社會發展停滯不前，甚至掉進中等收入陷阱。這些需要靠改革來化解風險。

十八大以來，尤其是今年以來，經濟改革的動作頻頻，簡政放權改革大刀闊斧，財稅改革、價格改革、國企改革等重點領域改革好戲連連，改革紅利持續釋放，經濟發展后勁增強，成為中國經濟行穩致遠的最大利好。

習近平8月18日下午主持召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七次會議，研究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習近平在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強調，創新始終是推動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向前發展的重要力量。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大國，正在大力推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經濟結構調整，必須把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實施好。

李克強10月29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部署推進消費擴大和升級，促進經濟提質增效；決定進一步放開和規范銀行卡清算市場，提高金融對內對外開放水平；確定發展慈善事業措施，匯聚更多愛心扶貧濟困。⑤對外開放促進中國經濟全面發展

中國是一個有著十幾億人口的大國，如果我們的很多產業不是一開始就面向全球市場來建立，那么我們的經濟潛能就不能得到激發，巨大的產能也得不到充分的利用。如中國的玩具占到全世界7成，紡織服裝2013年占全球市場的36%，在高新技術產品領域，2013年中國手機產量占全世界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