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成本的測量：一項不完全的調查NingWang,芝加哥大學摘要本調查簡述了交易成本測量領域的廣泛視角。本文調查了交易成本的主要研究領域并進行了分類：貨幣和財政經濟學，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經濟學，交易部門，非市場交易成本，環境和生態經濟學，制度和經濟增長和標識經濟學。關鍵詞交易成本交易成本經濟學交易部門自從亞當斯密以來，經濟學家們一直受鼓舞于并專注于這樣有力的思想，即價格機制或“看不見的手”能夠協調社會中的勞動部門和貿易部門，正是勞動的分工和交換驅動了財富之輪。只是最近(大約兩個世紀之后)，經濟學家開始意識到價格機制的運行需要成本，交易成本能夠阻礙財富的增長。經濟學家花了很長一段時間才開始了解羅納德科斯的精辟論述，要了解這個基礎洞察力的本質將需要更長的時間。在需要解決的問題中，“什么是交易成本？”和“怎樣測度交易成本？”這兩個問題自然是兩個首要的挑戰。盡管新制度經濟學有大量的文獻，但是關于什么是交易成本的理論一致性還沒有達成(e.g.,Allen1991,2000;HobbsandKerr1999;Klaes2000a).甚至對交易成本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樣的都未能達成一致(e.g.,Hsiung1999).例如，根據張五常(1992),交易成本只存在于魯賓遜的一人經濟中。科斯(1992),一個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里交易成本為零。大多數經濟學家認為，瓦爾拉斯世界里的交易成本為零。考慮到對交易成本的理論了解存在分歧，交易成本的實證研究，特別是交易成本的測量，也有著很大的分歧。對這方面的文獻做一個全面的論述既不實際也不合意。因此，本文不打算就交易成本對眾多的實證研究文獻做出判斷。下述內容是對那些有助于我們對交易成本的了解的文獻的粗略歸類。交易成本，在科斯的原著中(1937,1961)，指“價格機制運行的成本”或“公開市場上交換的交易成本”。正如科斯(1961,p.15)指出的，“為了進行市場交易，有必要尋找誰愿意做交易，通知那些想要交易的人并說明條款，對討價還價做出談判，擬定合同，對合同條款進行監察，等等”。在經驗研究中，交易成本的直接測度是資源的經濟價值，這些資源用于找出貿易伙伴和執行交易。另一個交易成本的一般測度是買者和賣者的差價。一些研究更關注與后者。例如，威廉姆森交易成本經濟學主要對談判和實施的第二種成本感興趣，比如，參與成本和談判和實施的成本的減少。一些人關注強加于市場進入和交易的政府規制，這樣的規制要不減少市場的大小，要不把市場一起消滅了。一些研究發現交易成本可以是代理專門化，那是說，商人的身份對交易成本有很大影響。I.貨幣/財政經濟學貨幣是首要的問題，經濟學家在沒考慮交換成本的條件下不能理解貨幣的存在。在這章重要的章節中，“勞動的分工受限制與市場的大小”亞當斯密很快轉而談論貨幣的起源和使用：“當勞動分工首先開始發生，交換的力量必須頻繁地被阻礙并受困于它的實施中”貨幣的出現是彼此間的商品交換更加便利，減緩了后來被杰文斯稱之為“雙重一致”的不便。如果貨幣的使用促使古典經濟學家意識到交換的不便或成本，那么貨幣(相對于資本品)的持有就是現代經濟學家意識到投資的成本(Hicks1935).在財政經濟學中，交易成本一般被理解為資本市場中投資成本，包括傭金和買方出價與賣方要價之間的差價((e.g.,Demsetz1968;StollandWhaley1983;BhardwajandBrooks1992)這個領域里的經驗研究多少有人注意。事實上，有一個成熟的專門行業為投資的專業人士提供國際交易成本測量。除需求因素外，還有兩個供給方面的因素在這里也是相關的，在資本市場上交易成本的概念達成了廣泛的共識，獲得資本數據也是容易的，這個研究的主題不自覺得與新制度經濟學文獻聯系起來了，只有幾個例外(e.g.,Demsetz1968).用大范圍的傭金測度交易成本，Stoll和Whaley(1983)的報告說交易成本在最大的十所紐約證券交易所里占市場價值的2%，在最小的十所里占9%。在InBhardwaj和Brooks(1992)的論文里，交易成本在有價證券的價格超過20美元的證券交易中占2%，在有價證券的價格低于5美元的證券交易中占12.5%。還有更復雜的測度，例如，CollinsandFabozzi(1991)andLesmand,Ogden,andTrzcinka(1999).CollinsandFabozzi(1991)提出了一種更復雜的方法。在他們的體系中，交易成本=固定成本+可變成本；固定成本=傭金+轉移成本+稅收；可變成本=執行成本+機會成本；執行成本=價格影響+市場時間成本；機會成本=期望的結果-實際回報-執行成本-固定成本。(價格影響描述了一項資產價格的變動，這項資產是貿易和市場決策者范圍的結果。市場時間成本是交易的時候一項資產的價格變動，這個交易可以有其他的市場參與者來完成。執行成本反映了對流動性的需求和貿易活動。機會成本是一項具體投資的的結果和一項期望投資的結果之間的差別，它隨固定成本和執行成本變動而變動。)威廉姆森交易成本經濟學交易成本的第二個主體是威廉姆森交易成本經濟學(Williamson1975,1985,1996,1998,2000).新制度經濟學里的大量經驗研究來自于這項研究。這篇文獻太熟悉以至于不能進行深入的討論。而且，這個傳統的研究在其他地方評價也很好(e.g.,Joskow1991;ShelanskiandKlein1995;CrockerandMasten1996;MastenandSaussier2000;BoernerandMacher2001;Vannoni2002).因此，我的論述是簡潔的。在這個研究傳統中，交易成本為理解經濟組織的其他形式和合約條款提供了答案。重要的是與其他形式相關的組織或合約形式的交易成本。因此，重要的不是交易成本的總額，而是與不同的組織或合約選擇有關的交易成本的相對排列順序。而且，在經驗研究中，交易成本不能直接測度。某些假說，比如不確定性，交易頻率，資產專用性，機會主義，等等，常常被使用，這些因素將大大影響交易成本。被選擇的假說和組織性管理之間的的重大統計學關系足以表明交易成本的節約是不同的產品合約安排背后的統一邏輯。基于分析單位的交易，在相對制度分析的框架內，這類研究能夠游刃于交易成本定量分析的具有爭議的問題。交易部門沃利斯和諾斯1986年的文章，“測量美國經濟的交易部門，1870—1970”首先發起測量經濟范圍的交易成本。正如他們的文章所指出的，沃利斯和諾斯(1986)測量的是他們稱之為“交易部門”的大小。在他們的框架內，總體經濟被分為兩個部分，轉換或產品和交易。通過測量交易部門里資源的總價值，他們提出經濟體中交易成本的總大小。沃利斯和諾斯(1986)表明交易部門里美國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從1870年的25%上升到1970年的45%。經濟體越發達，交易部門的大小越大。一項澳大利亞的研究表明了類似的模式。交易部門的大小從1911年的32%增長到1991年的60%(DolleryandLeong1998).在他們對阿根廷的研究中，DagninoandFarina(1999)表明交易部門在GDP中的份額在1930年(25%)和1970年(28%)變化很小，然后跳到1980年的35%，這個比例保持到1990年。作為首次嘗試來定量一個像交易成本這么難以捉摸又似乎不能定量化的概念，沃利斯和諾斯(1986)的文章沒有引來很多的評論。然而，經濟體大小和它的的交易部門之間的正向關系提出了一個相關的深層次問題。一方面，這個正向關系一點也不令人吃驚。因為勞動分工是經濟發展的驅動力，經濟發展的時候，勞動分工更深化，這導致更多的交換并需要更多的資源來交易。然而，在微觀層面上，交易成本像通常被理解的那樣從經濟中消散。這樣，交易成本趨于最小化。交易部門的興起就是服務此目的的。總交易部門和微觀層面上的交易成本之間的明顯差異迫使我們反思交易部門作為交易成本的一個度量的有效性。在WallisandNorth(1986)之后，Polski(2000)試圖在產業層面上對交易成本定量化。她的題目一商業銀行產業是WallisandNorth(1986)定義的交易部門中最顯著的領域之一。Polski(2000)能夠對美國商業銀行業在1934-1998年間的交易成本進行指定并定量化。在她的測量中，交易成本有兩個組成部分。第一部分是利息花費，即全部附息負債的總應付和應計利息。它反映了銀行業的資金成本。第二個組成部分是非利息花費，它的組成部分有1)員工的工資和津貼，2)占用費用，3)其他雜項費用，即付給董事、委托和咨詢委員會成員的費用，律師費，廣告費，公共關系和宣傳費，慈善捐款，辦公用品，信息處理費，電話費，審查及審計費用，等等。她的研究表明總交易成本從占1934年總收入的69%增加到1989年的85%，然后減少到1998年的77%。這項研究的有趣之處在于它試圖把利息費用隨時間的變化和美國銀行業制度變化(由于市場競爭和政府規制的原因)的非利息費用聯系起來。W.非市場交易成本正如沃利斯和諾斯(1986,p.99)所說的，如果交易部門只描述了流向市場的那部分交易成本，那么deSoto(1989)的先驅研究著重于沃利斯和諾斯(1986)所遺漏的部分，即，“非市場交易成本”(North1987)，比如等候、做生意所需要的許可、減少繁文縟節、賄賂官員等所消耗的資源。這些非市場交易成本在發展中經濟體和轉型中的經濟體很猖獗，盡管官方交易部門的規模不大(seeforexampleDagninoandFarina’s(1999)ArgehtinO).非市場交易成本對于我們理解經濟體來說相當重要。正如科斯一直以來強調的，交易成本不但影響生產的合約安排，還影響市場上生產和可獲得的商品和服務的種類和數量。如果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經濟學對第一個問題有貢獻，那么這些研究著重與第二個問題。在HernandodeSoto(1989)的原文中，他記錄了正式做生意的巨大成本，即滿足開始并經營一個生意的合法要求的成本，在秘魯做非正式生意的成本。收集HernandodeSoto和他的合作者的數據是很費時的。所幸的是，世界銀行現在正致力于數據庫(DoingBusiness)的建立，它試圖收集世界范圍內做生意的成本信息。(foranearlyWorldBankproject,seeStone,LevyandParedes1996).AlexandraandLeeBenham(1998)和他們的研究團隊已經開始比較國家研究來測量交換的成本。他們研究中的一個中心信息是一價定律通常并不使用。例如，在兩周里安裝一部電話的實際價格從馬來西亞的130美元到阿根廷的6000美元(BenhamandBenham1998,p.7).在Gabre-Madhin(2001)的埃塞俄比亞谷物市場的研究中，她測量了商人面對的交易成本。對于每個交易，作者測量了尋找合作伙伴所用的勞動時間成本和在搜尋過程中營運資金的機會成本。后者測度的是一個商人在等待執行交易的時候完全使用營運資本時的成本。在她1996年的調查中，交易成本占總成本的19%。這篇文獻中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建立一個生意的成本，即進入成本。這不同于文獻中傳統上強調的進入壁壘，如壟斷，大量的初始資本投入，等等。相反，它強調由政府所強加的繁雜的規則和規制，如注冊和特許條件、房地產的銷售或出售的規則、出口和進口規制、還有稅收。這些壁壘迫使企業家把他們部分或全部的生意轉到不正當經濟中，更糟糕的是，迫使他們全部不進入市場。(e.g.,Johnson,Kaufmann,andShleifer1997;Hoshi,Balcerowicz,andBalcerowicz2002).在他們的世界范圍(85個國家)的進入成本的比較研究中，Djankov,laPorta,Lopez-de-Silanes,andShleifer(2002)測度了過程的步驟數目，辦公時間，和一個生意在合法經營前必須承擔的辦公成本。ZylbersztajnandGraga(2002)測度了巴西制衣業的開張成本。平均來說，財政成本大約是人均GDP的11.3%，每個人需要經過9個行政程序，還有64天的時間成本。V.環境/生態經濟學這類研究非常分散(forarecentsurveyseeSoloman1999;Tietenberg2002).它主要關注的是排放權貿易和環境保護中激勵機制的使用的交易成本。在Colby(1990)對把水從農業轉到其他用途的研究中，她強調了政策引導的交易成本(PITC)，它包括律師費，工程和水文研究，訴訟費用，付給國家機關的費用。不包括水的價格和完成一次轉換的成本(如果存在的話)。根據Colby(1990),州與州之間引一英畝水的平均PITC是91美元：科羅拉多州一英畝187美元，新墨西哥州54美元，猶他州66美元。還有一種測度PITC的方法是等待政府批文所花的時間。科羅拉多州需要29個月，新墨西哥州要4.3個月，猶他州要5個月。在McCannandEaster(1999)的對Minnesota河的非點源(NPS)污染控制程序研究中，他們測度了與四項旨在減少NPS污染的政策相關的交易成本的等級，交易成本包括：信息收集和分析，包括游說成本的賦權法例的實施，政策的設計和執行，現行程序的支持和執行，監督，誘導成本。他們通過采訪工作人員直接測量的是勞動的投入量，然后把它轉化為貨幣成本。他們的結果顯示對化肥征稅的交易成本最低(94萬美元)，第二低的是最佳管理實踐的教育項目(311萬美元)，所有耕地的水土保持需要(785萬美元)，永久保護地役權的擴張(937萬美元)。不同的排放權貿易體系在環境規制方面越來越多地取代傳統的命令和控制方法(e.g.,Hahn1989;StavinsandWhitehead1997.更好的參考數目在TomTietenberg的網站中可以找到：/personal/t/thtieten/).然而，正如一項研究最近指出的那樣，“一些方案銷售許可證的交易成本高得離譜”(Montero1997,p.4.seealsoStavins1995;Gangadharan2000).結果交易的潛在利益遠遠沒有實現。例如，HahnandHester(1989)對福克斯河的水污染物交易程序建議的失敗是因為高昂行政交易成本極大削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