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資本、霧霾風險感知與公眾應對行為SocialCapital,HazeRiskPerceptionandResponseBehavior王曉楠作者簡介：王曉楠，社會學博士，上海開放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nancy_wangxn@163.com。上海200433原發信息：《中國地質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武漢）2020年第20206期第75-87頁內容提要：社會資本是否對公眾的風險感知和應對行為產生影響，不同維度的社會資本是否可以通過風險感知的“放大”或“縮小”進而影響應對行為？為回答這些問題，針對霧霾問題，基于已有文獻提出社會資本的四個核心要素（系統信任、人際信任、社會網絡、互惠規范）及霧霾風險感知維度，構建社會資本對霧霾風險感知與應對行為的影響機制假設模型。基于“2017年中國城市化與新移民調查”隨機調查數據，運用結構方程模型，驗證差異化系統信任、差序化人際信任、社會網絡和互惠規范對風險感知和應對行為的影響。研究發現：（1）公眾對政府信任程度提升、社會網絡規模和互惠規范增強不僅對應對行為產生直接正向作用，而且通過風險感知對應對行為產生間接效應；（2）組織信任程度提升不僅對應對行為產生直接負向作用，而且通過風險感知對應對行為產生間接效應；（3）專家信任完全通過霧霾風險感知對應對行為產生間接負向效應；（4）親近人信任程度增強對霧霾風險感知產生顯著正向效應。由此，應通過完善政府信任機制、信息機制、監督機制和風險溝通機制，構筑風險應對的非正式制度“平安閥”，引導公眾理性的風險感知和應對行為。惠規范對公眾應對氣候變化有顯著正向影響［7］。互惠規范通過主效應模型、緩沖器模型以及動態效應模型三種機制作用于身心健康［41］。緩沖器模型說明互惠規范通過緩沖壓力事件對個人應對行為產生積極影響。個體獲得互惠規范會提高主觀感知和自我應對能力，減少壓力事件帶來的影響。壓力理論和結構緊張理論也為互惠規范對應對行為的影響機制提供了理論基礎。當個體風險逐漸積累，互惠規范會為個體提供社會支持，使個體應對風險并采取自我保護的行為。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設H4:互惠規范增強不僅對應對行為產生直接正向影響，而且通過霧霾風險感知間接影響應對行為。綜上，本文構建社會資本對霧霾風險感知與應對行為的影響路徑假設（如圖1所示）。圖1社會資本對霧霾風險感知、應對行為的影響路徑假設三、數據、分析策略與變量測量（一）數據來源本研究數據來自上海社會科學調查中心"2017年城市化與新移民調查"。該調查包括哈爾濱、長春、延吉、沈陽、鞍山、鄭州、天津、廈門、廣州、長沙10個城市，數據采用中心城區、居委會、公眾戶、公眾四個階段混合抽樣方法，其中，公眾戶抽樣框采用實地繪圖抽樣方法繪制村委會或居委會抽樣框，抽取相應的家庭戶、集體戶，最終共抽取10個城市中心城區下屬的198個居委會。每個居/村委會需完成25份調杳問卷，共計完成4700份調查問卷，剔除無效樣本后，最終有效樣本為4230個。（二）分析策略本研究首先通過SPSS23.0對于量表的信度采用Cronbach'sa值檢驗；量表效度采用驗證性因子分析驗證，然后通過AMOS17.0分析觀測變量和潛變量之間的關系，驗證研究假設。結構方程模型一般包括測量模型和結構模型，測量模型是潛變量對觀測變量的解釋（如公式1）,結構方程是潛變量之間的關系（如公式2）。公式2中是潛變量之間的關系，0為內生潛變量之間的效應；Y為外生潛變量對內生潛變量的效應；（為結構方程的殘差項。在本研究中，應對行為、風險感知為內生的潛變量，系統信任（政府信任、組織信任、專家信任、媒體信任）、人際信任（親近人信任、周圍人信任）、社會網絡、互惠規范為外生的潛變量。Y=A[,Y]n+E（l）X=A[,X]W+bn邛n+YW+＜（2）（三）變量的測量依據蘆慧等[21]對霧霾風險感知的維度劃分，本文通過公眾對客觀霧霾的感知及霧霾對身體健康、心理健康和工作生活的影響程度四個題項測量霧霾風險感知，根據嚴重程度由重到輕，分別賦值5—lo霧霾風險感知量表的KMO值為0.818,Bartlett's球形檢驗小于0.001,Cronbach'sa值為0.819,說明霧霾風險感知量表信度和效度符合基本要求。應對行為的測量題項為"最近一年，您是否因為所在地區環境污染或空氣污染從事過以下活動或者行為？"，題項如表1所示。根據頻次"經常"、"偶爾"、"從不"分別賦值3—lo應對行為的KMO值為0.763,Bartlett's球開鄉檢驗小于0.001,Cronbach'sa值為0.793,說明應對行為量表具有較好的信度和效度。系統信任(政府信任、組織信任、專家信任、媒體信任)和人際信任(親近人信任和周圍人信任)分別通過探索性因子分析結果進行命名，并根據信任水平由低到高，分別賦值1—50本文認為社會網絡規模越大，其社會網絡所擁有的資源就越多，根據與被訪者有交往的鄰居、朋友、同事等人是否為本地人及所占的比重測量社會網絡規模。具體問題是："與您有交往的鄰居、朋友、同事和居住小區的一些情況"將"全是外地人"為參照組，賦值為1，”大局部是外地人"、"各占一半"、"大局部是本地人"、"全是本地人"分別賦值為2—5O互惠規范通過"您遇到煩惱時的求助方式是怎樣的？""您遇到煩惱時的傾述方式是怎樣的？"測量，包括四個選項："只靠自己，不接受別人幫助""很少請求別人幫助""有時請求別人幫助""經常向家人、親友、組織求援"，分別賦值為1-4分。具體題項和潛變量描述統計如表1所不。表1測量題項和潛變量的描述統計分析

潛變量測量題項均值SD潛變量測量題項均值SD政府信任(G0)G01中央政府4.110.92社會網絡(SW)SW1有交往的鄰居3.710.96G02地方政府3.850.99SW2朋友3.650.99G03軍1隊4.1410.86SW3同事3.620.99G04環保部門3.430.94SW4居住小區3.580.86組織信任(OR)0R1慈善機構3.130.94互惠規范(SS)SS1遇到煩惱傾述方式2.080.90|0R2宗教團體2.741.00SS2遇到煩惱求助方式2.291.03專家信任(ST)ST1醫生3.620.82風險感知(RP)RP1您所在地區以下霧霾問題的嚴重程度3.361.28ST2學者3.720.84RP2霧霾問題對您身體健康所造成的影響3.131.36媒體信任(ME)ME1電視媒體2.980.90RP3霧霾問題對您心理健康所造成的影響3.261.33ME2網絡媒體2.710.88RP4霧霾問題對您日常工作和生活所造成的影響2.921.31親近人信任(RE)RE1親人4.560.64應對行為(BE)BE1放棄戶外運動，盡量不外出2.000.81RE2朋0.70BE2外出佩戴口罩2.070.86周圍人信任(GE)GE1同學3.590.69BE3減少開窗通風2.130.82GE2同事3.540.68BE4購買具有防霧霾功能的空氣凈化器1.410.70GE3同鄉3.350.70四、模型檢驗與結果分析(一)收斂效度檢驗本研究中的10個潛變量及28個觀測變量的測量模型如表2所示①。刪除應對行為中的題項BE4"購買具有防霧霾功能的空氣凈化器"后,觀測變量標準化因素負荷量介于0.581?0.942之間，均符合范圍，每個觀測變量均具有題項信度；潛變量合成信度介于0.657?0.906之間，均超過0.65,說明每個潛變量都具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而且平均方差抽取量范圍為0.509-0.712,均高于0.5,說明每個潛變量都具有良好的收斂效度。表2測量模型結果分析

潛變量卜項標準化因素負荷量合成信度平均方差抽取量潛變量題項標準化因素負荷量合成信度平均方差抽取量1政府信任(G0)G010.8700.8720.634社會網絡(SW)SW10.8390.9020.698G020.872SW20.866G030.796SW30.853G040.622SW40.782組織信任(0R)0R10.8080.6570.509互惠規范(SS)SS10.6450.7220.5700R20.581SS20.851專家信任(ST)ST10.7400.7880.651風險感知(RP)PR10.6190.9060.710ST20.869PR20.921媒體信任(ME)ME10.8820.8320.712PR30.942ME20.804PR40.850親近人信任(RE)RE10.6580.7160.561應對行為(BE)BE10.8220.854RE20.830BE20.764周圍人信任(GE)GE10.8270.8250.615BE30.850GE20.866GE30.642(二)區分效度檢驗通過AVE法對測量模型的區分效度進行檢驗。對角線上每個潛變量AVE均方根大于對角線外的相關系數，說明潛變量都具有良好的區分效度，可進入結構方程模型分析(如表3所示)。表3潛變量的區分效度

港平均潛十至變方差曾抽取里旦風險感知政府信任組織信任專家信任媒體信任親近人信任圍信周人任社會網絡互惠規范對為一應行風險:0.71感知0.843&0.6340.0290.7960.4950.0880.5150.704J0.651豕0.0440.4520.3190.807信任20.7120.0720.3210.6540.2130.844人0.5610.0880.320.1770.3630.1130.749人0.6150.0190.2630.2910.3810.2330.560.78410?6980.2330.1780.0110.0120.0190.0590.0010.835瑞。?570.10.0240.0480.1610.0480.1640.141-0.030.755>0.6610.6570.1130.0850.0060.0220.0850.0220.2920.1060.813（三）結構方程模型擬合度檢驗表4列出了結構方程模型擬合指標。除了x[2]越低越好以外，模型擬合指標均符合建議指標。由于X[2]對大樣本非常敏感，因此輔以卡方值/自由度來評估。雖然Chi-sqr/D=8.982>3,但其他指標基本屬于可接受范圍,說明模型具有良好擬合度。表4結構方程模型擬合度檢驗

㈣結構方程模型穩健性檢驗擬合指標MLx⑵卡方值DF自由度Chi-sqr/DF卡方值/自由度RMSEA近似誤差均方根SRMRTLI(NNFI)塔克-劉易斯指標CFI比擬擬合指標GFI擬合優度指標AGFII調整后的擬合優度指標|實際值3758.088385.0008.9820.0520.0400.9310.9440.940.925推薦值越小越好越大越好1<X[2]DF<3<0.08<0.08>0.9>0.9>0.9>0.9為檢驗結構方程模型的穩健性，本研究隨機將樣本拆成兩群組，占比接近50%,分別為2106和2124,然后進行模型參數比擬。模型穩健性分析結果如表5所示。通過恒等性比擬的溫合檢驗，因子載荷量、結構系數及結構協方差三項的卡方差異值均未達顯著差異，說明具有跨群組的穩定性。通過結構殘差與測量殘差恒等性比擬，發現ATLI<|0.05|及ACFI<|0.01|[42],測量模型通過殘差檢驗，說明模型具有良好的穩健性。表5結構方程模型穩健性檢驗綜上，根據結構方程模型擬合度檢驗、穩定性檢驗、模型路徑系數分模型X[2]DF穩健性檢驗(交叉分析)ADFAx[2]APATLI△CFIUnconstrained4092.745610Measurementweights測量模型4117.3836281824.6380.1350.0020.002Structuralweights結構模型4135.3276451717.9440.3920.0020.000Structuralcovariance結構協方差4161.0016813625.6740.8990.0040.002IStructuralresiduals結構殘差4161.09868320.0970.9520.0000.004Measurementresiduals測量殘差4262.51871128101.4190.0000.0010.001析，構建社會資本對霧霾風險感知與應對行為影響路徑圖(如圖2所示)。政府信任對霧霾風險感知有負向效應(a[,1]=-0.053,p=0.026);組織信任對霧霾風險感知有顯著的負向效應(a[,2]=-0.092,p=0.006);專家信任對霧霾風險感知有顯著的負向效應(a[,3]=-0.086,p<0.001);媒體信任對霧霾風險感知有負向效應(a[,4]=-0.032,p=0.232);親近人信任對霧霾風險感知有顯著的正向效應(a[,5]=0.086,p=0.001);社會網絡對霧霾風險感知有顯著的正向效應(a[,7]=0.225,p<0.001);互惠規范對霧霾風險感知有顯著的正向效應(a[,8]=0.110,p<0.001)o霧霾風險感知對應對行為有顯著的正向效應(b=0.611,p<0.001)o政府信任對應對行為有顯著的正向效應(c'[,1]=0.126,p<0.001);組織信任對應對行為有顯著的負向效應(c'[,2]=-0.148,p<0.001);社會網絡對應對行為有顯著的正向效應(c17]=0.129,p<0.001);互惠規范對應對行為有顯著的正向效應(c'[,8]=0.050,p=0.001)e圖2路徑系數結果說明，政府信任、組織信任、專家信任水平提升將降低公眾霧霾風險感知，但是社會網絡規模越大，互惠規范增強將提升風險感知。親近人信任程度的增強可以放大霧霾風險感知，周圍人信任程度增強并不能對風險感知產生效應。政府信任程度提升、社會網絡規模擴大、互惠規范程度增強有利于公眾風險應對行為產生。組織信任程度提升會抑制應對行為的產生。根據結構方程模型分析結果，進一步分析總效應、直接效應和間接效應，結果如表6所示。"政府信任一應對行為"的總效應中，置信區間［0.091至0.176］并未包含0,表示總效應成立，總效應為正向；"政府信任一應對行為"的間接效應和直接效應中，置信區間并未包含0,表示間接效應、直接效應成立。"組織信任一應對行為"的總效應中，置信區間［-0.248至-0.115］并未包含0,表示總效應成立;"組織信任一應對行為"的間接效應和直接效應中，置信區間并未包含0,表示間接效應、直接效應成立。"專家信任一應對行為"的總效應中，置信區間［-0.108至-0.009］并未包含0,表示總效應成立；"專家信任一應對行為”的間接效應的置信區間并未包含0，但直接效應的置信區間包含0,表示間接效應成立、直接效應不成立。"媒體信任一應對行為"的總效應中，置信區間［-0.001至0.094］包含0,表示總效應不成立，沒有探討直接效應和間接效應的必要。"親近人信任一應對行為"和"周圍人信任一應對行為"的總效應中，置信區間包含0,說明總效應不成立，沒有探討中介效果的必要。"社會網絡一應對行為"的總效應中，置信區間。084至0.135］并未包含0,說明總效應成立；"社會網絡一應對行為"的間接效應和直接效應中，置信區間并未包含0,說明間接效應、直接效應成立。"互惠規范一應對行為"的總效應中，置信區間［0.090至0.178］并未包含0,說明總效SocialCapital,HazeRiskPerceptionandResponseBehavior關鍵詞：風險感知/社會資本/系統信任/社會網絡/應對行為riskperception/socialcapital/systemtrust/socialnetwork/responsebehavior期刊名稱：《生態環境與保護》復印期號：2021年04期中圖分類號：F124.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1-0169(2020)06-0075-13近年來，霧霾作為一種環境風險迅速進入群眾視線，研究者大多致力于霧霾成因、治霾技術、產業結構調整等宏觀層面影響因素研究。自"社會資本”概念產生以來，其強大的解釋力逐漸被不同學科所關注，并運用于多學科的研究中。一些研究者嘗試從社會資本視角分析環境問題，如環境行為［1］、環境治理參與［2］、農戶環境行為［3］、居民生活垃圾分類［4］。Pretty認為社會資本可以改變居民環境態度，進而促進環境保護集體行為［5］oAdger基于應對氣候變化風險的集體行動案例，提出基于信任、聲譽和互惠規范的社會資本可促進環境資源管理，增進公眾應對氣候變化風險感知，并提高抵御能力［6］。Petzold等通過實證研究發現，社會資本中的信任、互惠規范與集體行動對公眾應對氣候變化有顯著影響口0Leonard等發現社會資本可以影響人們對氣候變化的態度［8］。何可等研究發現，社會資本中人際信任和制度信任促進了農民環境治理的參與意愿[9]o應成立；"互惠規范-應對行為"的間接效應和直接效應中，置信區間并未包含0,表示間接效應、直接效應成立。由此驗證了研究假設H1b、H3、H4,局部驗證了Hla、Hlco表6中介效應分析結果說明，政府信任、組織信任、專家信任、社會網絡、互惠規范通過霧霾風險感知對應對行為產生間接正向和負向效應，但中介效應存在顯著不同。專家信任完全通過霧霾風險感知對應對行為產生效應。親近人信任、周圍人信任、媒體信任對應對行為并沒有產生效應。風險感知在政府信任、組織信任、社會網絡、互惠規范對應對行為的影響路徑中，中介效應比率分別為-20.30%（為遮蔽效應）、27.37%、51.35%、57.03%,其中，風險感知在互惠規范對應對行為的影響路徑中的中介效應最高。圖2社會資本對霧霾風險感知與應對行為影響路徑表6總效應、直接效應和間接效應分析

類型路徑名稱類型點估計系數乘積Bias-corrected95%CI中介效應rzLowerUpper間政府信任f應對行為黑0.1330.0216.2600.0910.17620.30%-0.0270.012-2.1580.0010.051直接效應0.1600.0176.1090.0710.139織任應行組信一對為總效應0.1790.0345.254-0.2480.11527.37%間接效應-0.0490.019-2.6630.082-0.013直接效應-0.1300.029-4.4600.192-0.076家任應行專信f對為總效應0.0580.0252.288-0.1080.009完全中介間接效應-0.0580.015-3.8660.088-0.028直接效應0.0000.021-0.0010.0400.044媒體信任一應對行為總效應0.0460.0251.862-0.0010.094阿接效應-0.0160.015-1.1000.0460.012直接效應0.0630.0213.0070.0240.106人際信任親近人信任一應對行為總效應0.0740.0411.7980.0100.147間接效應0.0050.0290.1670.0540.060直接效應-0.0010.025-0.0480.0470.046圍信f對為周人任應行總效應0.0050.0290.167-0.0540.060

五、結論與討論間葭效應0.0060.0170.3540.02：0.040直接效應-0.0010.025-0.0480.0470.046會絡應行社網一對為總效應0.1080.0138.2580.0840.13551.35%間接效應0.1140.01011.9030.0960.133效應0.1080.0138.2580.0840.135互惠規范f應對行為總效應0.1350.0235.9290.0900.17857.03%間接效應0.0770.0145.7160.052：0.103直接效應0.0580.0193.0330.022^0.095本文通過"2017年城市化與新移民調查"數據分析，基于社會資本視角，探究差異性系統信任、差序化人際信任、社會網絡和互惠規范對風險感知和應對行為的影響路徑。研究發現了政府信任、組織信任、專家信任、社會網絡和互惠規范對風險感知和應對行為的不同影響路徑。基于社會資本對風險感知和應對行為的不同路徑，嘗試分析其背后的邏輯。（一）系統信任對風險感知和應對行為的差異性影響四類系統信任對風險感知和應對行為的影響效應出現了不同結果。政府信任對風險應對行為有著顯著的正向作用，并通過霧霾風險感知對應對行為產生間接效應。組織信任通過霧霾風險感知對應對行為產生直接和間接的負向效應。專家信任完全通過霧霾風險感知對應對行為產生負向效應。媒體信任并沒有對風險感知和應對行為產生效應。信息發布者通過傳遞風險信息影響個體的風險感知，進而采取風險應對行為。公眾對政府信任水平的提升，增加了對周圍環境的滿意度，進而降低了霧霾風險感知，同時也會在政府的引導下采取理性的應對行為。政府信任取決于政府信息的公開透明。政府與公眾進行風險溝通，增強了公眾霧霾風險感知的客觀判斷，提升了公眾理性、科學的風險判斷和應對行為。但是，組織信任增強，卻降低了風險感知和應對行為。由于本文僅選取慈善和宗教組織作為參照，因此并不能說明其他社會組織對風險感知和應對行為的影響。公眾對慈善宗教類組織信任程度越高，越會依賴于組織所提供的非正式支持和資源。因此，公眾對組織（慈善和宗教團體）信任程度的增強會降低霧霾的風險感知，進而較少采取自我保護行為。專家信任完全通過霧霾風險感知對應對行為產生間接負向效應。當災害發生，專家作為公眾依賴的對象，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公眾對風險的判斷。公眾對專家信任程度越高，越有可能依賴專家的專業知識和學科背景，并根據其建議形成個體風險認知，并采取相應的風險應對行為，由此說明專家信任對公眾應對行為的影響完全依賴于對風險感知的重要引導效應。媒體信任對霧霾風險感知和應對行為沒有產生效應，但多數研究發現媒體使用、媒體信任對風險感知有著顯著的正向效應。究其原因可能在于，本研究媒體信任的測量包括電視媒體和網絡媒體。電視媒體為官方媒體，通過政府的正面宣傳往往會降低風險感知，而網絡媒體往往會提升風險感知，二者的消減可能對風險感知和應對行為不產生效應。互聯網時代，新媒體對人們生活秩序產生強烈沖擊，打破了風險信息傳播的單向性和來源唯一性，風險信息來源呈現多元化趨勢。多數公眾無法通過官方渠道獲取風險信息，僅通過非官方或者自媒體的方式尋求答案，并依據自身偏好選擇、過濾、加工甚至傳播，而這些風險信息有可能"增進"或"縮小"風險感知。（二）社會網絡、互惠規范對風險感知與應對行為影響社會網絡可以增進人際溝通，促進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形成共同體和社會團體，也有利于提升風險感知，進而采取正面的、自我保護的應對行為。社會網絡規模越大，在霧霾情景下，公眾往往獲取更多的風險信息，進而放大了霧霾風險感知，并采取一定的應對行為。互惠規范在災難情景下為公眾提供獲得支持的保障，增強其抗壓能力和應對策略。在霧霾情景下，個體間互助更為頻繁，彼此情感關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加速社會團結，增進風險信息獲取，"放大"周圍環境的風險感知，為解決和直面風險提供行動策略，產生緩解個體面對危機事件的行為。因此，社會網絡和互惠規范不僅增進風險感知，而且通過感知促進應對行為的產生。（三）人際信任對風險感知的情感啟發效應在人際信任中，親近人信任和周圍人信任程度增強對應對行為沒有產生效應，親近人信任程度增強對霧霾風險感知有顯著正向效應，周圍人信任對霧霾風險感知沒有影響。究其原因，親近人之間往往有著共同的價值觀和相似情感，依據"情感啟發式"，親近人之間能夠通過信息交流，有效提升霧霾風險感知，但是并不能影響風險應對行為。在轉型期的中國，社會變遷導致人際關系、家庭結構發生變化，由血緣社會到地緣社會，再轉化為"陌生人社會"。研究結論說明了僅建立在血緣關系基礎上的信任能增進風險感知，而普通信任水平不會對風險感知產生效應。綜上所述，提出以下政策啟示：（1）應培育基于互惠規范的社會支持網絡和"鄰里守望”的氣氛，增進人際交往和風險溝通，構筑風險應對的非正式制度"平安閥"，營造良好的非制度性環境。（2）完善正式制度，及時準確發布信息，加強信息的公開透明。提升風險溝通效能對增進政府公信力、有效引導公眾科學的應對行為具有重要意義。（3）媒體、專家及相關組織有責任對風險信息進行甄別和科學研判，為公眾提供科學的風險信息及專業、精準的服務，進而降低公眾對風險的恐慌和焦慮，引導理性、科學的風險感知和應對行為。本研究聚焦社會資本的四個核心'要素，探討社會資本對霧霾風險感知和應對行為的影響路徑，驗證了社會資本理論在環境風險研究中的適用性，拓展了環境風險研究中的社會資本視角，但也存在缺乏，如僅是針對霧霾情景設計調查問卷，因此研究結論不一定適用于其他環境問題和其他類型的災害風險。此外，由于問卷題項設計沒有涉及微觀視角"社會資本”的測量題項，因此無法從社會關系網絡視角對風險感知及應對行為展開深入分析。①多數學者認為每個觀測變量的標準化因素負荷量（StandardizedFactorLoading)至少大于0.50,而合成信度(CompositeReliability)應大于0.60,平均方差抽取量(AverageVarianceExtracted)要高于0.50。雖然社會資本在環境行為、環境風險研究方面的文章數量逐年增加，但存在以下問題：首先，已有研究集中于單一維度的社會資本，缺少從多維度視角整體考察社會資本對環境風險感知及應對行為的影響；其次，雖有研究關注系統信任、人際信任對風險感知及應對行為的影響，但鮮有研究探究異質性的系統信任（政府信任、組織信任、專家信任和媒體信任）和差序化人際信任（親近人信任、周圍人信任）對風險感知和應對行為的影響；最后，已有研究雖關注霧霾風險感知與應對行為，但對于霧霾風險感知往往采用單一的測量方法，缺乏較為全面的測量。由此，本文的可能貢獻在于：（1）基于已有文獻，構建了社會資本（系統信任、人際信任、社會網絡和互惠規范）對霧霾風險感知與應對行為的理論假設模型，拓展了社會資本理論在風險和環境行為等研究中的運用；（2）運用結構方程模型，探究差異性系統信任、差序化人際信任、社會網絡和互惠規范對霧霾風險感知和應對行為的影響路徑，并嘗試分析不同路徑背后的邏輯。二、理論視角與研究假設（一）社會資本的理論視角社會學家布爾迪厄最早提出社會資本概念，其解釋力得到經濟學、管理學、政治學等學科的推崇，并在交叉學科的運用中得以開展。社會資本的概念、維度和測量并沒有達成共識，包括以下視角：布爾迪厄（關系網絡視角）、科爾曼（社會結構視角）、帕特南（社會組織視角）以及林南（網絡資源視角）等。關于社會資本的概念雖然存在較大爭議，但是大局部學者較為認同社會資本是指個體行動者從自身的社會網絡中可以發動和利用的嵌入性社會資源，這些資源有助于行動者實現自身工具性行動或表達性行動的目標［10］［11］。帕特南認為，社會資本是指社會組織的某種特征，如信任、規范以及網絡，能夠通過促進合作行為提高社會效益，并將信任作為衡量社會資本的重要指標［12］。關于社會資本的維度，多數學者認同兩個維度"微觀個體層面"和"宏觀集體層面"。個體社會資本是個體及這些關系中所蘊含資源及個人占有網絡結構位置的資源，屬于"外部社會資本"。集體社會資本是包括宏觀群體內部的社會聯結、互信及促成集體行動并創造資源的群體結構方式，屬于"內部社會資本"口3］。由于概念和維度的分異，社會資本的測量方法分歧更大，很難統一。大多數研究或者討論微觀，或者聚焦宏觀層面。在微觀層面測量方面，如邊燕杰運用社會網絡規模、網頂、網差和網絡構成四個指標測量［14］;趙延東等運用提名法和定位法測量個體層面社會資本，通過信任、公共參與、社會聯結和社會規范等測量集體社會資本［13］。在宏觀層面測量方面，如Coleman認為社會資本是一種社會"結構性資源"，由社會結構、社會關系和由二者生成的行動和資源構成口0］；社會資本可以通過結構性社會資本和認知性社會資本進行測量，前者可以通過規那么、個體社會網絡來促進集體行動，后者可以通過共同的價值觀、態度和信仰等引導集體行動口5］。帕特南認為社會資本主要由網絡、信任和互惠規范構成［12］。布爾迪厄也指出社會資本是嵌入社會關系中，以信任為基礎，以互惠規范為內容，以社會網絡為載體的一種特殊資源［16］。本文依據帕特南和布爾迪厄對社會資本要素的闡釋，關注社會資本中信任、互惠規范和社會網絡這三個核心要素。"互惠"為高度生產型的社會資本，是網絡成員社會交往的過程中發生交換行為時必須遵守的約定成俗的準那么口刀。盧曼提出信任是社會復雜性的簡化機制，并將信任分為系統信任和人際信任［18］。Paxton認為社會資本包括個人的實際聯結和人際的聯結，并通過實證研究驗證同事信任、宗教組織信任、制度信任可以測量社會資本口9］。本研究結合盧曼、Paxton關于信任的闡釋，將信任區分為系統信任和人際信任，將系統信任界定為個體對政府、組織或對專家和媒體的信任。（二）風險感知與應對行為的相關理論Slovic最早提出風險感知的概念，是指個體和群體在有限和不確定的信息環境下對風險的直覺判斷［20］。在具體特定風險情境下，風險感知是個體對所感知到的風險源的解釋或印象。本研究依據Slovic［20］和蘆慧等［21］對風險感知的研究，認為霧霾風險感知是個體在霧霾客觀風險下，對客觀霧霾的直覺判斷以及由霧霾問題直接和間接對個人身體健康、心理、工作和生活所造成的影響和感受。風險應對行為指的是有意識或者無意識降低自然環境中的威脅性事件的風險行為［22］0霧霾應對行為屬于利己行為，是霧霾情景下個人所采取的自我保護型行為。公眾在應對霧霾污染時，往往采取一定保護措施或改變自身活動來降低霧霾風險對自身的危害，如佩戴防霧霾口罩、在霧霾天氣嚴重時減少戶外活動、在室內使用空氣凈化器以及保持個人衛生等［23］。龔文娟提出了環境風險感知對公域和私域環境行為有正向作用，非正式網絡溝通可提升感知和私域行為［24］。蘆慧等發現，風險感知對應對行為有不同程度的正向效應，也就是風險感知高，公眾越容易采取應對行為［21］o為了探究個體應對風險行為的復雜影響機制，Lindell等提出的防護性行為決策模型（PADM）,成為風險應對行為的重要理論框架［25］。防護性行為決策模型闡釋個體通過接收外部風險信息，結合人口統計學特征、相關經歷或自身信念構建個體的風險感知，并進而生成風險應對行為。防護性模型強化風險溝通的信息流，通過信息發布源（政府發布、媒體報道、組織參與）及個人的信息網絡（非正式溝通、社會網絡、互惠規范）增進公眾風險感知，并對應對行為產生直接和間接作用。（三）社會資本、風險感知與應對行為基于上述文獻，本文主要探索社會資本四個核心要素：系統信任、人際信任、互惠規范和社會網絡。帕特南驗證了社會資本可通過促進合作來提高社會的效率，也有助于集體行動的產生［12］。唐林等對3個省的農戶進行調查，發現大病風險感知在社會資本對非正式預防行為影響中發揮了中介作用［26］。.系統信任、風險感知與應對行為。龔文娟將系統信任分為市場信任、政府信任、媒體信任和專家信任，并發現政府信任和市場信任對風險應對有顯著的影響，激發公眾過度的風險應對行為［2刀。Slovic提出了風險感知研究中的信任"不對稱性原那么"，即公眾容易相信消極和負面信息，進而對政府失去信任；不對稱性是由于公眾心理傾向上的負面效應所導致的，政府信任、組織信任對風險感知和應對行為產生負向影響［20］。Bord等認為公眾組織信任水平越高，風險感知越低，進而降低風險應對行為［28］。但是，也有學者發現由于組織類型不同，組織信任與風險感知和應對行為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29］。王思琦發現專家信任對非傳統政治參與有顯著正向影響，但是親人和熟人信任對非傳統的參與沒有任何影響［30］。相異的結論說明，政府信任、組織信任和專家信任對風險感知和應對行為之間存在復雜的邏輯，其背后的解釋機制存在差異。媒體對風險感知影響主要集中在媒體接觸程度、媒體類型、信息呈現方式、信息類型對風險感知的影響。已有文獻發現官方、非官方媒體影響力對霧霾風險感知產生差異性影響［31］。受新聞傳播等其他因素的制約，媒體往往傾向于夸大風險或者掩蓋風險的真實性。當新聞媒體對環境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