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可能難以想象，上世紀90年代中國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發韌之初，國人對市場充滿想象的向往之情。金錢，這個中國傳統文化中一向為高尚人士恥于談及的對象，忽然成了世間最美好的事物之一。知識分子亦紛紛下海經商。風潮影響之下的1993年7月，包括茅于軾、盛洪和樊綱等在內的幾位因倡導市場經濟而聲名正著的經濟學家，決定成立一家民營經濟研究所。天則，語出《詩經》“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取意為“合乎天道自然之制度規則”。從這個雄心勃勃的名字看出，這些來自中國權威學術機構國家社會科學院的學者們，自我期許之深。英文名“unirule（普適規律）”，則更為直白地表達出其研究志趣。此后20年，作為一個民營研究機構，天則經濟研究所（以下簡稱“天則所”）的發展沉浮與中國市場經濟和政治社會變化相起伏。學術NGO之路上世紀90年代的中國，市場化思想近乎代表新的真理。而與天則所聯系在一起的名字，則幾乎囊括了當時中國最著名的市場經濟思想家。除了幾位發起人，天則所以理事、學術委員和特約研究員等方式集聚了張維迎、周其仁和汪丁丁等大量著名學者。天則所成立之初，以有限責任公司的方式在工商注冊，且有股東分紅。天則所前任理事長、現名譽理事長茅于軾回憶，當時的想法很模糊，只是覺得社會需要經濟學知識，經濟學家也能夠憑借自己的知識掙錢，商業化和學術研究兩者可以兼容。在2000年左右，天則所人員眾多，光咨詢公司就有30多人。如今，天則所網站上的自我介紹為“中國最有影響力的民間智庫”。天則所所長盛洪向《南風窗》記者表示，在天則所成立10年之后，內部幾經爭論，逐漸形成共識，作為知識分子，能做得更好的不是憑知識掙錢，而是公益性地為社會提供“沒有私人愿意付費購買的公共知識產品”。于是，咨詢公司被剝離，天則所成為非贏利的學術機構，股東不再分紅。“我們的產品是國家政策，但我們的聲音有一點剌耳，他們又不愛聽。”茅于軾在接受《南風窗》記者的電話采訪中，總結了天則的研究理想與贏利之間的兩難。以自己的智力資本給政府做政策咨詢，影響決策的同時，還能收取生存和發展所需的資金，這是天則所核心人士一直的想法。他們認為，自己掌握了社會發展的知識規律，覺得有影響政府政策的必要性，也有這個能力。一一雖然，政府很多時候并不這么認為。盛洪認為，經過那次剝離，天則所剩下的是一些“特殊的人”，不是“經濟人”，而是一些互相有認同感、以有益社會的學術研究為主要志向的“士”。以制度經濟學這一理論作為工具，獨立深入地研究并發布關于國有企業改革、土地改革等基礎性問題的研究報告；舉辦天則雙周論壇、制度經濟學年會和培訓班；提供中國宏觀經濟分析和預測報告；創立專業學術網站“中評網”等，是天則的主要工作。對社會影響最大的，當屬雙周論壇和一些有影響的研究報告。20年來，天則雙周論壇已經舉行過470多次，幾乎沒有過間斷，以驚人地持續性堅持著對重大社會問題的公共討論。最初，講座信息都在網上提前公布。“當時非常紅火，來的人滿屋子都是，站都沒地方站。”天則所副所長馮興元回憶起其時盛況。他當時與天則尚無太多關系，亦不時去參加天則的雙周論壇。這些講座的影響潛移默化，不僅是重要的民間公共問題討論場所，也是知識傳播的重要途徑。天則所現任理事長秋風表示，自己對于經濟學的了解，就是從天則所開始，受到包括茅于軾、張曙光和汪丁丁等的影響，其后開始做雙周論壇的評議人。如今，他在天則的主要工作之一是主持雙周論壇。一些報告似乎有著更為直接的政策和社會影響。多年來，天則所的主要學者在自己所關注領域內從事社會重大問題研究，提出政策解決方案，并向社會公開研究報告。盛洪印象深刻的是，2009年國土資源部發布《土地管理法》修訂草案，天則所專門就此召開了研討會，對修訂案以加強國家對土地的控制權、而非重視農民的土地權利為目的，以及存在的“嚴重的系統性錯誤”，進行了全面批判。他認為，天則的努力對草案的一度擱淺起了作用。土地問題是近幾年天則所研究的主要課題之一。茅于軾對“18億畝土地紅線”政策的質疑，張曙光對土地產權的研究，都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和爭論。盛洪表示，由于對政府正在修訂的土地管理法完全不認同，天則所正在做一個關于土地法的獨立框架，提出自己關于“土地基本法”的意見，相關內容將在網上公開發布，以供各方參考。據他介紹，天則所關于石油體制改革的報告也將于下月面世，將對中國石油管理體制作出全面批評，主旨是要求放開原油和成本油市場。“市場”與“自由”的限度記者在天則所采訪之日，一位青年工作人員正被分派為“保鏢”，保護茅于軾去參加次日一個讀書活動。據說，這在所里尚屬首次，“以前沒有過”。茅正經受著社會輿論的兩極評價。在一些人眼里，他仍然是集智識和道德為一體的當代中國知名學者之一，而在另一些人眼里，他已然成了當代“漢奸”代表、“反動階級”代言人，是網絡乃至現實抗議的對象。此前幾天，茅在沈陽和長沙受到一些人士的現場抗議，還有人不停地打電話到家里騷擾。他去派出所報了警，令他氣憤的是，“政府不管”。“這在90年代時是不可想象的。”秋風對《南風窗》記者感慨。那時，像茅這樣提倡市場經濟的學者，是毫無爭議的輿論精神領袖。秋風表示，天則所的發展完全跟中國社會發展同步，前10年，中國市場化高歌猛進，作為市場化推動力量之一的天則所發展空間很大，后10年中，由于中國社會發生的階層分化等外部原因，天則所的發展受到一定制約。作為一個關注社會重大敏感問題的民營研究機構，在2003年前，天則所與政府的關系看起來不錯。它曾掛靠在北京豐臺區政府科技辦之下，一位副所長還當上了豐臺區的政協委員。2003年前后是一個分水嶺，天則的內外部環境都發生了大的轉變。當時，外部環境惡劣幾乎威脅至天則的生存，且以一種令人難堪的方式發生。隔不多久，天則所租賃房屋的房東就會接到相關部門的通告，要求不許將房屋租給天則所。有一段時間，天則所只能處于不斷搬家中，“有時租下一套房子，必須備下兩套房源”。盛洪不停地給包括海淀區、北京市乃至最高領導層在內的各級政府機構寫信寄書，試圖解釋天則所作為一個獨立學術機構的自身訴求和社會價值。在2006年搬到目前所在的海淀區萬柳東街一處居民樓內后，漂泊和被騷擾告一段落，終于安定下來。但經與地方政府達成的協議，天則所將不再在網上提前發布雙周論壇的信息。“人來多了，難免會有出格的話，其中有一個人喊一句，就麻煩了。”現在，雙周論壇雖然來的人也不少，卻不復當年盛況。秋風更愿意強調整個社會思潮發生的變化。伴隨10多年市場化改革和經濟高速發展，中國社會富貧分化日益嚴重，2003年左右，中國的思想輿論界進行了一場以國有企業產權改革為主要內容的大討論，反市場化的觀點開始流行，市場的有限性受到更多關注。秋風認為，正是在此形勢下，以推動市場化為主要目標之一的天則所，與社會輿論有了一定隔膜，天則的外部生存環境，發生了巨大改變。好在，市場化改革仍是社會主流。“追求自由，但不會被新自由主義的范式所桎梏”，是秋風的選擇。他表示，新自由主義“既是一種政策解決方案，也是一種意識形態”。天則所自身則允許有不同觀點。典型的是，對于“市場限度”的不同理解。在接受記者的電話采訪中，茅于軾對于市場的社會正向效應堅信不疑，“市場的確有些不足之處，但你無法找到一個更好的制度。”盡管已經離任為榮譽理事長，茅顯然仍是天則所的精神代表人物。打開天則所的網站，首頁非常醒目處，即是“茅于軾學術思想傳授班”的信息。盡管很大程度上可以從商業角度來理解，但在一個提倡自由啟蒙的組織中，以個人名字命名，進行“思想”的傳承，初見確有些刺目。某種程度上，也反映了茅的精神象征性之強。“有人可能覺得天則所過于激進，事實上我們不是市場原教旨主義，我們也會看到市場的不足之處。”盛洪向《南風窗》記者強調。他承認，“茅老有時確實有點市場原教旨主義，這與他理工科的出身有一定關系，”并表示自己與他“有一些差異”。他并提醒記者注意，茅的思想也在不斷變化之中，比如，茅最近提倡的“人文經濟學”，與早期的數理經濟學相比，已有很大變化。事實上，記者接觸的包括盛洪、秋風和馮興元在內的天則所核心人員，都喜歡強調天則堅持的乃是“中道”。改變與堅持至2010年左右，天則所的第一代核心人物茅于軾已經80多歲，張曙光也已70多歲，接班人的問題提上日程。天則所的決策機構中引進了兩位相對年輕的成員，由原來的3位常務理事，變為包括秋風和馮興元在內的5位。秋風以研究哈耶克起家，但近年來以“儒家憲政”為主要研究方向，其作為新的天則所理事長，讓不少人覺得意外。秋風向記者解釋，由于天則所特殊的民營身份，一些體制內的大學教授或研究人員并不一定愿意擔任其主要領導人。一一當理事和學術委員會成員是一回事，只需有時間參與一下就行，當理事長則必須投入大量精力籌集資源，承擔其生存和發展的責任。上任兩年多的他坦承，對于擔任天則所主要負責人這一角色，自己仍在“學生”階段。“天則是獨立學術的象征，只能成功不能失敗，所以比較焦慮。”他表示，自己的學術觀點在國內屬少數派，但坦率誠實，不會懷疑別人的動機，跟各個思想派別的人相處都還不錯。馮興元的身份是中國社科院研究員，因為其國際化的背景，主要幫助天則所開拓一些國際合作領域，比如與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所合作出版所里幾位學者的英文版著作，跟哥本哈根商學院合作出版一個關于中國經濟的快訊等。馮興元印證了秋風關于體制內人員對于擔任天則所主要領導的擔心。他表示，自己加入天則所主要是因為天則所本身的名望和茅老的感召力，符合個人興趣，且并無大的風險。所謂風險，在他看來，如果擔任理事長或所長這樣的主要職位，要直接面對很多東西，可能會面臨單位整治，但擔任并不那么重要的副所長一職，單位則“可以忍一忍”，所以“風險不大”。作為一個民營研究所，天則要盡可能地保持獨立，又要處理好與政府和社會各個階層之間的關系，獲取更多支持，顯然并非易事。秋風向記者表達了自己關于天則所未來發展的一些思路。他表示，天則會做出新的調整，包括加大政策性研究、加強與新興企業家階層和中產階層溝通等，以適應社會的變化。天則所過去20年關注的主要是宏觀問題，以后會加重關于中觀的課題比例。比如，在政府方面，發揮自己的學術優勢和調查力量，對政府的決策作出響應，力圖對決策有更現實的影響力，并通過這種研究與政府建立更為理性建設性的關系。更現實地，天則會考慮在中國的企業家和中產階層中獲取資源。秋風認為，經過10多年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國的企業家群體政治意識逐漸成熟，一大批企業家功成名就后，愿意更多關注社會事務。“他們需要一個財富生產和保護的空間，這個國家如何變得更好，跟他們如何保有財富有很大關系。天則所要研究成長起來的企業家和中產階層的訴求，將之理性化，在公共平臺表達出來。”而要做這樣的工作，天則所自身需要調整，包括研究方向和開放做事的方式等。開辦“茅于軾學術思想傳授班”算是第一個嘗試。一一最初擔心招生問題，但原本打算招收二三十人的班級，最后超出所想，達到了37個學員。每人6.6萬元的學費，有一大筆可以成為天則所的研究經費。茅于軾則坦言，天則所加大“中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