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轉專業成為常態一、專業不對口成常態？隨著2020年應屆畢業生再一次面臨史上“最難就業季”，大學生的就業問題再一次受到公眾的關注。其中的某些特征在某種程度上正在指向所謂的“讀書無用論”：即越來越多的大學生面臨“畢業即失業”的現象，同時另一方面不少地區出現“民工荒”；同時大學生的薪資水平增速也不及農民工，花四年時間帶來的薪資增長比不上直接就業帶來的收入增幅。根據教育部和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15年應屆本科畢業生數量首次超過當年新增農民工數量，2018年之后該趨勢已經成為必然。與此同時還存在一大批大學生畢業之后就業方向與專業不對口的問題，以江蘇省對高校畢業生的就業調查為例，31.24%的畢業生就業方向與所選專業不匹配。在本科生群體當中以經管類專業的專業匹配度最低僅為69.9%，除了法學與農學醫學之外，理工類、文史類專業的就業對口率也在70%左右。同時對口就業的薪資水平相對于專業不匹配的薪資水平而言要更高，換句話說也就是部分非對口專業應屆畢業生愿意為了獲取工作機會而犧牲一部分工資水平。那么部分畢業生無法對口就業乃至就業困難是否是由于外界所說對自身未來薪資水平期望過高造成的呢，數據顯示并非如此。幾乎所有專業大類的非對口就業畢業生都表示，自己生從事專業不匹配工作的主要原因都是“與專業相關的工作很難找”，此外這類學生的期望薪資水平比對口就業的期望薪資水平更低，因此從事非對口專業工作的主要原因還是找到專業匹配的工作有難度，另外即使選擇專業匹配的工作，工資收入也可能不盡人意（比非專業對口還要低）。二、大學生真的過剩嗎？上述數據已經表明教育依然能夠給未來的工作收入提高提供正向作用，大學四年畢業后如果能夠從事與本專業相關的工作能夠帶來工資溢價。但是現實卻恰好相反，一方面是大學生數量已經被認為是嚴重過剩，另一方面是大學生“就業難”已經成為共識，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甚至成為目前政府與高等院校工作的重點問題之一，那么問題出在哪里呢？首先是我國大學生數量真的過剩了嗎？盡管公眾質疑大學年年擴招降低的畢業生質量，但是很明顯的是相比于絕對人口而言我國大學生數量依然還是在合理范圍內，首先是從每年畢業生的規模來看，從2012-2019年本科畢業生數量平均增長率為4.1%，8年內應屆畢業生數量增長100萬人。從1977年恢復高考以來的大學生累計約為1.2億人，如果按照本科率50%來計算本科生累計規模應在6000-7000萬人左右，即擁有本科學歷的人群占全國人口的比例約為5%左右。但是，這只是計算大學生數量占總人口額比例，但是如果算同齡人口中大學生的比重則完全不同。以北京市為例，根據北京市教委的數據，138963名小學生當中能夠進入大學的人數約為4.5萬人，那么也就意味著在北京的同齡人當中三分之一的人上了大學，即使其他省份錄取率稍低同齡人的大學入學率也遠比大學生人口比重要高。在這個比例情況下所謂大學生數量過剩也就不足為奇了，畢竟三個人中就有一個大學生，考慮到大學生就業多選擇在發達城市，農村地區的分布數量較少，在實際生活中該比例可能會更大。三、大學生成廉價勞動力？而造成大學生薪資水平被認為“不及農民工”的主要原因還是在于行業供給的相對過剩。以近年來分數水漲船高的財經類專業為例，實際上大部分本科應屆畢業生的求職意向主要還是集中在具體財經實務與技術崗位，銷售崗位對應屆畢業生的吸引力非常有限。中國人民大學的一項調查顯示財務、文秘、技術、運營是畢業生求職選擇人數最多的四個崗位，而這四個崗位與財經類專業的專業對口性較強。而由于大學生畢業后傾向于優先向城市集中導致城市大學生相對數量過剩，特別是各地產業結構與經濟發展階段存在差距，因此導致了大學生集中在部分大城市競爭過度的情況，用人單位在求職者數量大大超過行業容量的情況下選擇提高門檻降低人力成本，隨后通過傳導導致小城市薪資水平同樣有所下降，最終導致了大學生薪資增長速度較慢的局面。四、就業困境短期難改變盡管從數據上看對口專業的工作的確能夠給未來的薪資水平帶來正反饋，但是在經濟發展不平衡、未來不確定性增加以及擁有大學學歷的絕對人數不斷增加的情況下，部分專業正面臨專業“負反饋”的風險，例如近年來“生化環材”四大專業的就業狀況不容樂觀，部分院校相關專業分數線呈現下降趨勢。另外還存在一些畢業生通過公務員、研究生考試“二次擇業”的現象。從不同工作類別的專業錯配率來看，行政辦事人員的專業錯配率超過四分之一，而專業技術人員的專業錯配率低于10%。未來計算機、法律、財務會計師范類專業由于存在一定的進入成本，對于其他專業的學生而言轉專業的成本更高，因此會越來越受到考生的青睞。但是只要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