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印發《全國法院審理經濟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的通知（2003年11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文件法〔2003）167號發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高級人民法院，解放軍軍事法院，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生產建設兵團分院：現將《全國法院審理經濟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印發，供參照執行。執行中有什么問題，請及時報告我院。2003年11月13日附：全國法院審理經濟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為了進一步加強人民法院審判經濟犯罪案件工作，最高人民法院于2002年6月4日至6日在重慶市召開了全國法院審理經濟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高級人民法院和解放軍軍事法院主管刑事審判工作的副院長和刑庭庭長參加了座談會，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也應邀派員參加了座談會。座談會總結了刑法和刑事訴訟法修訂實施以來人民法院審理經濟犯罪案件工作的情況和經驗，分析了審理經濟犯罪案件工作面臨的形勢和任務，對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進一步加強人民法院審判經濟犯罪案件的工作做了部署。座談會重點討論了人民法院在審理貪污賄賂和瀆職犯罪案件中遇到的有關適用法律的若干問題，并就其中一些帶有普遍性的問題形成了共識。經整理并征求有關部門的意見，紀要如下：一、關于貪污賄賂犯罪和瀆職犯罪的主體（一） 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認定刑法中所稱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是指在國家機關中從事公務的人員，包括在各級國家權力機關、行政機關、司法機關和軍事機關中從事公務的人員。根據有關立法解釋的規定，在依照法律、法規規定行使國家行政管理職權的組織中從事公務的人員，或者在受國家機關委托代表國家行使職權的組織中從事公務的人員，或者雖未列入國家機關人員編制但在國家機關中從事公務的人員，視為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在鄉（鎮）以上中國共產黨機關、人民政協機關中從事公務的人員，司法實踐中也應當視為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二） 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委派到非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從事公務的人員的認定所謂委派，即委任、派遣，其形式多種多樣，如任命、指派、提名、批準等。不論被委派的人身份如何，只要是接受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委派，代表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在非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中從事組織、領導、監督、管理等工作，都可以認定為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委派到非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從事公務的人員。如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委派在國有控股或者參股的股份有限公司從事組織、領導、監督、管理等工作的人員，應當以國家工作人員論。國有公司、企業改制為股份有限公司后，原國有公司、企業的工作人員和股份有限公司新任命的人員中，除代表國有投資主體行使監督、管理職權的人外，不以國家工作人員論。（三） “其他依照法律從事公務的人員”的認定刑法第九十三條第二款規定的“其他依照法律從事公務的人員”應當具有兩個特征：一是在特定條件下行使國家管理職能；二是依照法律規定從事公務。具體包括：（1）依法履行職責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2）依法履行審判職責的人民陪審員；（3）協助鄉鎮人民政府、街道辦事處從事行政管理工作的村民委員會、居民委員會等農村和城市基層組織人員；（4）其他由法律授權從事公務的人員。（四） 關于“從事公務”的理解從事公務，是指代表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等履行組織、領導、監督、管理等職責。公務主要表現為與職權相聯系的公共事務以及監督、管理國有財產的職務活動。如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依法履行職責，國有公司的董事、經理、監事、會計、出納人員等管理、監督國有財產等活動，屬于從事公務。那些不具備職權內容的勞務活動、技術服務工作，如售貨員、售票員等所從事的工作，一般不認為是公務。二、 關于貪污罪（一） 貪污罪既遂與未遂的認定貪污罪是一種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的財產性職務犯罪，與盜竊、詐騙、搶奪等侵犯財產罪一樣，應當以行為人是否實際控制財物作為區分貪污罪既遂與未遂的標準。對于行為人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實施了虛假平帳等貪污行為，但公共財物尚未實際轉移，或者尚未被行為人控制就被查獲的，應當認定為貪污未遂。行為人控制公共財物后，是否將財物據為己有，不影響貪污既遂的認定。（二） “受委托管理、經營國有財產”的認定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條第二款規定的“受委托管理、經營國有財產”，是指因承包、租賃、臨時聘用等管理、經營國有財產。（三） 國家工作人員與非國家工作人員勾結共同非法占有單位財物行為的認定對于國家工作人員與他人勾結，共同非法占有單位財物的行為，應當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貪污、職務侵占案件如何認定共同犯罪幾個問題的解釋》的規定定罪處罰。對于在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中，非國家工作人員與國家工作人員勾結，分別利用各自的職務便利，共同將本單位財物非法占有的，應當盡量區分主從犯，按照主犯的犯罪性質定罪。司法實踐中，如果根據案件的實際情況，各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相當，難以區分主從犯的，可以貪污罪定罪處罰。（四） 共同貪污犯罪中“個人貪污數額”的認定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條第一款規定的“個人貪污數額”，在共同貪污犯罪案件中應理解為個人所參與或者組織、指揮共同貪污的數額，不能只按個人實際分得的贓款數額來認定。對共同貪污犯罪中的從犯，應當按照其所參與的共同貪污的數額確定量刑幅度，并依照刑法第二十七條第二款的規定，從輕、減輕處罰或者免除處罰。三、 關于受賄罪（一） 關于“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的認定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條第一款規定的“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既包括利用本人職務上主管、負責、承辦某項公共事務的職權，也包括利用職務上有隸屬、制約關系的其他國家工作人員的職權。擔任單位領導職務的國家工作人員通過不屬自己主管的下級部門的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為他人謀取利益的，應當認定為“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二） "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認定為他人謀取利益包括承諾、實施和實現三個階段的行為。只要具有其中一個階段的行為，如國家工作人員收受他人財物時，根據他人提出的具體請托事項，承諾為他人謀取利益的，就具備了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要件。明知他人有具體請托事項而收受其財物的，視為承諾為他人謀取利益。（三） “利用職權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的認定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條規定的“利用本人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是指行為人與被其利用的國家工作人員之間在職務上雖然沒有隸屬、制約關系，但是行為人利用了本人職權或者地位產生的影響和一定的工作聯系，如單位內不同部門的國家工作人員之間、上下級單位沒有職務上隸屬、制約關系的國家工作人員之間、有工作聯系的不同單位的國家工作人員之間等。（四） 離職國家工作人員收受財物行為的處理參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離退休后收受財物行為如何處理問題的批復》規定的精神，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并與請托人事先約定，在其離職后收受請托人財物，構成犯罪的，以受賄罪定罪處罰。（五） 共同受賄犯罪的認定根據刑法關于共同犯罪的規定，非國家工作人員與國家工作人員勾結，伙同受賄的，應當以受賄罪的共犯追究刑事責任。非國家工作人員是否構成受賄罪共犯，取決于雙方有無共同受賄的故意和行為。國家工作人員的近親屬向國家工作人員代為轉達請托事項，收受請托人財物并告知該國家工作人員，或者國家工作人員明知其近親屬收受了他人財物，仍按照近親屬的要求利用職權為他人謀取利益的，對該國家工作人員應認定為受賄罪，其近親屬以受賄罪共犯論處。近親屬以外的其他人與國家工作人員通謀，由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收受請托人財物后雙方共同占有的，構成受賄罪共犯。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并指定他人將財物送給其他人，構成犯罪的，應以受賄罪定罪處罰。（六） 以借款為名索取或者非法收受財物行為的認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以借為名向他人索取財物，或者非法收受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的，應當認定為受賄。具體認定時，不能僅僅看是否有書面借款手續，應當根據以下因素綜合判定:（1）有無正當、合理的借款事由；（2）款項的去向；（3）雙方平時關系如何、有無經濟往來；（4）出借方是否要求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其謀取利益；（5）借款后是否有歸還的意思表示及行為；（6）是否有歸還的能力；（7）未歸還的原因；等等。（七） 涉及股票受賄案件的認定在辦理涉及股票的受賄案件時，應當注意：（1）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或非法收受股票，沒有支付股本金，為他人謀取利益，構成受賄罪的，其受賄數額按照收受股票時的實際價格計算。（2）行為人支付股本金而購買較有可能升值的股票，由于不是無償收受請托人財物，不以受賄罪論處。（3）股票已上市且已升值，行為人僅支付股本金，其“購買”股票時的實際價格與股本金的差價部分應認定為受賄。四、關于挪用公款罪（一） 單位決定將公款給個人使用行為的認定經單位領導集體研究決定將公款給個人使用，或者單位負責人為了單位的利益，決定將公款給個人使用的，不以挪用公款罪定罪處罰。上述行為致使單位遭受重大損失，構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刑法的有關規定對責任人員定罪處罰。（二） 挪用公款供其他單位使用行為的認定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條第一款的解釋》的規定，“以個人名義將公款供其他單位使用的”、“個人決定以單位名義將公款供其他單位使用，謀取個人利益的”，屬于挪用公款“歸個人使用”。在司法實踐中，對于將公款供其他單位使用的，認定是否屬于“以個人名義”，不能只看形式，要從實質上把握。對于行為人逃避財務監管，或者與使用人約定以個人名義進行，或者借款、還款都以個人名義進行，將公款給其他單位使用的，應認定為“以個人名義”。“個人決定”既包括行為人在職權范圍內決定，也包括超越職權范圍決定?！爸\取個人利益”，既包括行為人與使用人事先約定謀取個人利益實際尚未獲取的情況，也包括雖未事先約定但實際已獲取了個人利益的情況。其中的“個人利益”，既包括不正當利益，也包括正當利益；既包括財產性利益，也包括非財產性利益，但這種非財產性利益應當是具體的實際利益，如升學、就業等。（三） 國有單位領導向其主管的具有法人資格的下級單位借公款歸個人使用的認定國有單位領導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指令具有法人資格的下級單位將公款供個人使用的，屬于挪用公款行為，構成犯罪的，應以挪用公款罪定罪處罰。（四） 挪用有價證券、金融憑證用于質押行為性質的認定挪用金融憑證、有價證券用于質押，使公款處于風險之中，與挪用公款為他人提供擔保沒有實質的區別，符合刑法關于挪用公款罪規定的，以挪用公款罪定罪處罰，挪用公款數額以實際或者可能承擔的風險數額認定。（五） 挪用公款歸還個人欠款行為性質的認定挪用公款歸還個人欠款的，應當根據產生欠款的原因，分別認定屬于挪用公款的何種情形。歸還個人進行非法活動或者進行營利活動產生的欠款，應當認定為挪用公款進行非法活動或者進行營利活動。（六） 挪用公款用于注冊公司、企業行為性質的認定申報注冊資本是為進行生產經營活動作準備，屬于成立公司、企業進行營利活動的組成部分。因此，挪用公款歸個人用于公司、企業注冊資本驗資證明的，應當認定為挪用公款進行營利活動。（七） 挪用公款后尚未投入實際使用的行為性質的認定挪用公款后尚未投人實際使用的，只要同時具備“數額較大”和“超過三個月未還”的構成要件，應當認定為挪用公款罪，但可以酌情從輕處罰。（八）挪用公款轉化為貪污的認定挪用公款罪與貪污罪的主要區別在于行為人主觀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公款的目的。挪用公款是否轉化為貪污，應當按照主客觀相一致的原則，具體判斷和認定行為人主觀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公款的目的。在司法實踐中，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可以認定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公款的目的：1.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挪用公款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六條的規定，行為人“攜帶挪用的公款潛逃的”，對其攜帶挪用的公款部分，以貪污罪定罪處罰。行為人挪用公款后采取虛假發票平帳、銷毀有關帳目等手段，使所挪用的公款已難以在單位財務帳目上反映出來，且沒有歸還行為的，應當以貪污罪定罪處罰。行為人截取單位收入不入帳，非法占有，使所占有的公款難以在單位財務帳目上反映出來，且沒有歸還行為的，應當以貪污罪定罪處罰。有證據證明行為人有能力歸還所挪用的公款而拒不歸還，并隱瞞挪用的公款去向的，應當以貪污罪定罪處罰。五、 關于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一） 行為人不能說明巨額財產來源合法的認定刑法第三百九十五條第一款規定的“不能說明”，包括以下情況：（1）行為人拒不說明財產來源；（2）行為人無法說明財產的具體來源；（3）行為人所說的財產來源經司法機關查證并不屬實；（4）行為人所說的財產來源因線索不具體等原因，司法機關無法查實，但能排除存在來源合法的可能性和合理性的。（二） “非法所得”的數額計算刑法第三百九十五條規定的“非法所得”，一般是指行為人的全部財產與能夠認定的所有支出的總和減去能夠證實的有真實來源的所得。在具體計算時，應注意以下問題：（1）應把國家工作人員個人財產和與其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員的財產、支出等一并計算，而且一并減去他們所有的合法收入以及確屬與其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員個人的非法收入。（2）行為人所有的財產包括房產、家具、生活用品、學習用品及股票、債券、存款等動產和不動產；行為人的支出包括合法支出和不合法的支出，包括日常生活、工作、學習費用、罰款及向他人行賄的財物等；行為人的合法收入包括工資、獎金、稿酬、繼承等法律和政策允許的各種收入。（3）為了便于計算犯罪數額，對于行為人的財產和合法收入，一般可以從行為人有比較確定的收入和財產時開始計算。六、 關于瀆職罪（一） 瀆職犯罪行為造成的公共財產重大損失的認定根據刑法規定，玩忽職守、濫用職權等瀆職犯罪是以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為構成要件的。其中，公共財產的重大損失，通常是指瀆職行為已經造成的重大經濟損失。在司法實踐中，有以下情形之一的，雖然公共財產作為債權存在，但已無法實現債權的，可以認定為行為人的瀆職行為造成了經濟損失：（1）債務人已經法定程序被宣告破產；（2）債務人潛逃，去向不明；（3）因行為人責任，致使超過訴訟時效；（4）有證據證明債權無法實現的其他情況。（二） 玩忽職守罪的追訴時效玩忽職守行為造成的重大損失當時沒有發生，而是玩忽職守行為之后一定時間發生的，應從危害結果發生之日起計算玩忽職守罪的追訴期限。（三） 國有公司、企業人員瀆職犯罪的法律適用對于1999年12月24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實施以前發生的國有公司、企業人員瀆職行為（不包括徇私舞弊行為），尚未處理或者正在處理的，不能按照刑法修正案追究刑事責任。（四） 關于“徇私”的理解徇私舞弊型瀆職犯罪的“徇私”應理解為徇個人私情、私利。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為了本單位的利益，實施濫用職權、玩忽職守行為，構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條第一款的規定定罪處罰。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搶劫、搶奪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法發[2005]8號搶劫、搶奪是多發性的侵犯財產犯罪。1997年刑法修訂后，為了更好地指導審判工作，最高人民法院先后發布了《關于審理搶劫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搶劫解釋》)和《關于審理搶奪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搶奪解釋》)。但是，搶劫、搶奪犯罪案件的情況比較復雜，各地法院在審判過程中仍然遇到了不少新情況、新問題。為準確、統一適用法律，現對審理搶劫、搶奪犯罪案件中較為突出的幾個法律適用問題，提出意見如下：一、 關于“入戶搶劫”的認定根據《搶劫解釋》第一條規定，認定“入戶搶劫”時，應當注意以下三個問題：一是“戶”的范圍。“戶”在這里是指住所，其特征表現為供他人家庭生活和與外界相對隔離兩個方面，前者為功能特征，后者為場所特征。一般情況下，集體宿舍、旅店賓館、臨時搭建工棚等不應認定為“戶”，但在特定情況下，如果確實具有上述兩個特征的，也可以認定為“戶”。二是“入戶”目的的非法性。進入他人住所須以實施搶劫等犯罪為目的。搶劫行為雖然發生在戶內，但行為人不以實施搶劫等犯罪為目的進入他人住所，而是在戶內臨時起意實施搶劫的，不屬于“入戶搶劫”。三是暴力或者暴力脅迫行為必須發生在戶內。入戶實施盜竊被發現，行為人為窩藏贓物、抗拒抓捕或者毀滅罪證而當場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的，如果暴力或者暴力脅迫行為發生在戶內，可以認定為“入戶搶劫”；如果發生在戶外，不能認定為“入戶搶劫”。二、 關于“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搶劫”的認定公共交通工具承載的旅客具有不特定多數人的特點。根據《搶劫解釋》第二條規定，“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搶劫”主要是指在從事旅客運輸的各種公共汽車、大、中型出租車、火車、船只、飛機等正在運營中的機動公共交通工具上對旅客、司售、乘務人員實施的搶劫。在未運營中的大、中型公共交通工具上針對司售、乘務人員搶劫的，或者在小型出租車上搶劫的，不屬于“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搶劫”。三、 關于“多次搶劫”的認定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條第(四)項中的“多次搶劫”是指搶劫三次以上。對于“多次”的認定，應以行為人實施的每一次搶劫行為均已構成犯罪為前提，綜合考慮犯罪故意的產生、犯罪行為實施的時間、地點等因素，客觀分析、認定。對于行為人基于一個犯意實施犯罪的，如在同一地點同時對在場的多人實施搶劫的；或基于同一犯意在同一地點實施連續搶劫犯罪的，如在同一地點連續地對途經此地的多人進行搶劫的；或在一次犯罪中對一棟居民樓房中的幾戶居民連續實施入戶搶劫的，一般應認定為一次犯罪。四、 關于“攜帶兇器搶奪”的認定《搶劫解釋》第六條規定，“攜帶兇器搶奪”，是指行為人隨身攜帶槍支、爆炸物、管制刀具等國家禁止個人攜帶的器械進行搶奪或者為了實施犯罪而攜帶其他器械進行搶奪的行為。行為人隨身攜帶國家禁止個人攜帶的器械以外的其他器械搶奪，但有證據證明該器械確實不是為了實施犯罪準備的，不以搶劫罪定罪；行為人將隨身攜帶兇器有意加以顯示、能為被害人察覺到的，直接適用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條的規定定罪處罰；行為人攜帶兇器搶奪后，在逃跑過程中為窩藏贓物、抗拒抓捕或者毀滅罪證而當場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的，適用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條第二款的規定定罪處罰。五、 關于轉化搶劫的認定行為人實施盜竊、詐騙、搶奪行為，未達到“數額較大”，為窩藏贓物、抗拒抓捕或者毀滅罪證當場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情節較輕、危害不大的，一般不以犯罪論處；但具有下列情節之一的，可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條的規定，以搶劫罪定罪處罰。盜竊、詐騙、搶奪接近“數額較大”，標準的；入戶或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盜竊、詐騙、搶奪后在戶外或交通工具外實施上述行為的；使用暴力致人輕微傷以上后果的；使用兇器或以兇器相威脅的；(5)具有其他嚴重情節的。六、 關于搶劫犯罪數額的計算搶劫信用卡后使用、消費的，其實際使用、消費的數額為搶劫數額；搶劫信用卡后未實際使用、消費的，不計數額，根據情節輕重量刑。所搶信用卡數額巨大，但未實際使用、消費或者實際使用、消費的數額未達到巨大標準的，不適用“搶劫數額巨大”的法定刑。為搶劫其他財物，劫取機動車輛當作犯罪工具或者逃跑工具使用的，被劫取機動車輛的價值計入搶劫數額；為實施搶劫以外的其他犯罪劫取機動車輛的，以搶劫罪和實施的其他犯罪實行數罪并罰。搶劫存折、機動車輛的數額計算，參照執行《關于審理盜竊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的相關規定。七、 關于搶劫特定財物行為的定性以毒品、假幣、淫穢物品等違禁品為對象，實施搶劫的，以搶劫罪定罪；搶劫的違禁品數量作為量刑情節予以考慮。搶劫違禁品后又以違禁品實施其他犯罪的，應以搶劫罪與具體實施的其他犯罪實行數罪并罰。搶劫賭資、犯罪所得的贓款贓物的，以搶劫罪定罪，但行為人僅以其所輸賭資或所贏賭債為搶劫對象，一般不以搶劫罪定罪處罰。構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刑法的相關規定處罰。為個人使用，以暴力、脅迫等手段取得家庭成員或近親屬財產的，一般不以搶劫罪定罪處罰，構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刑法的相關規定處理；教唆或者伙同他人采取暴力、脅迫等手段劫取家庭成員或近親屬財產的，可以搶劫罪定罪處罰。八、 關于搶劫罪數的認定行為人實施傷害、強奸等犯罪行為，在被害人未失去知覺，利用被害人不能反抗、不敢反抗的處境，臨時起意劫取他人財物的，應以此前所實施的具體犯罪與搶劫罪實行數罪并罰；在被害人失去知覺或者沒有發覺的情形下，以及實施故意殺人犯罪行為之后，臨時起意拿走他人財物的，應以此前所實施的具體犯罪與盜竊罪實行數罪并罰。九、 關于搶劫罪與相似犯罪的界限冒充正在執行公務的人民警察、聯防人員，以抓賣淫嫖娼、賭博等違法行為為名非法占有財物的行為定性行為人冒充正在執行公務的人民警察“抓賭”、“抓嫖”，沒收賭資或者罰款的行為，構成犯罪的，以招搖撞騙罪從重處罰；在實施上述行為中使用暴力或者暴力威脅的，以搶劫罪定罪處罰。行為人冒充治安聯防隊員“抓賭”、“抓嫖”、沒收賭資或者罰款的行為，構成犯罪的，以敲詐勒索罪定罪處罰；在實施上述行為中使用暴力或者暴力威脅的，以搶劫罪定罪處罰。以暴力、脅迫手段索取超出正常交易價錢、費用的錢財的行為定性從事正常商品買賣、交易或者勞動服務的人，以暴力、脅迫手段迫使他人交出與合理價錢、費用相差不大錢物，情節嚴重的，以強迫交易罪定罪處罰；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以買賣、交易、服務為幌子采用暴力、脅迫手段迫使他人交出與合理價錢、費用相差懸殊的錢物的，以搶劫罪定罪處刑。在具體認定時，既要考慮超出合理價錢、費用的絕對數額，還要考慮超出合理價錢、費用的比例，加以綜合判斷。搶劫罪與綁架罪的界限綁架罪是侵害他人人身自由權利的犯罪，其與搶劫罪的區別在于：第一，主觀方面不盡相同。搶劫罪中，行為人一般出于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故意實施搶劫行為，綁架罪中，行為人既可能為勒索他人財物而實施綁架行為，也可能出于其它非經濟目的實施綁架行為；第二，行為手段不盡相同。搶劫罪表現為行為人劫取財物一般應在同一時間、同一地點，具有“當場性”；綁架罪表現為行為人以殺害、傷害等方式向被綁架人的親屬或其他人或單位發出威脅，索取贖金或提出其他非法要求，劫取財物一般不具有“當場性”。綁架過程中又當場劫取被害人隨身攜帶財物的，同時觸犯綁架罪和搶劫罪兩罪名，應擇一重罪定罪處罰。搶劫罪與尋釁滋事罪的界限尋釁滋事罪是嚴重擾亂社會秩序的犯罪，行為人實施尋釁滋事的行為時，客觀上也可能表現為強拿硬要公私財物的特征。這種強拿硬要的行為與搶劫罪的區別在于：前者行為人主觀上還具有逞強好勝和通過強拿硬要來填補其精神空虛等目的，后者行為人一般只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前者行為人客觀上一般不以嚴重侵犯他人人身權利的方法強拿硬要財物，而后者行為人則以暴力、脅迫等方式作為劫取他人財物的手段。司法實踐中，對于未成年人使用或威脅使用輕微暴力強搶少量財物的行為，一般不宜以搶劫罪定罪處罰。其行為符合尋釁滋事罪特征的，可以尋釁滋事罪定罪處罰。搶劫罪與故意傷害罪的界限行為人為索取債務，使用暴力、暴力威脅等手段的，一般不以搶劫罪定罪處罰。構成故意傷害等其他犯罪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條等規定處罰。十、搶劫罪的既遂、未遂的認定搶劫罪侵犯的是復雜客體，既侵犯財產權利又侵犯人身權利，具備劫取財物或者造成他人輕傷以上后果兩者之一的，均屬搶劫既遂；既未劫取財物，又未造成他人人身傷害后果的，屬搶劫未遂。據此，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條規定的八種處罰情節中除“搶劫致人重傷、死亡的”這一結果加重情節之外，其余七種處罰情節同樣存在既遂、未遂問題，其中屬搶劫未遂的，應當根據刑法關于加重情節的法定刑規定，結合未遂犯的處理原則量刑。十一、駕駛機動車、非機動車奪取他人財物行為的定性對于駕駛機動車、非機動車（以下簡稱“駕駛車輛”）奪取他人財物的，一般以搶奪罪從重處罰。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應當以搶劫罪定罪處罰：（1）駕駛車輛，逼擠、撞擊或強行逼倒他人以排除他人反抗，乘機奪取財物的；（2） 駕駛車輛強搶財物時，因被害人不放手而采取強拉硬拽方法劫取財物的；（3） 行為人明知其駕駛車輛強行奪取他人財物的手段會造成他人傷亡的后果，仍然強行奪取并放任造成財物持有人輕傷以上后果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對在綁架過程中以暴力、脅迫等手段當場劫取被害人財物的行為如何適用法律問題的答復（2001年11月8日法函[2001]68號）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你院閩高法〔2001）128號《關于在綁架過程中實施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脅當場劫取被害人財物的行為如何適用法律問題的請示》收悉。經研究，答復如下：行為人在綁架過程中，又以暴力、脅迫等手段當場劫取被害人財物，構成犯罪的，擇一重罪處罰最高人民法院《全國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的通知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高級人民法院，解放軍軍事法院，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生產建設兵團分院；全國地方各中級人民法院，各大單位軍事法院，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各中級法院：現將《全國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印發，供參照執行。執行中有什么問題，請及時報告我院。附：全國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為進一步加強人民法院對金融犯罪案件的審判工作，正確理解和適用刑法對金融犯罪的有關規定，更加準確有力地依法打擊各種金融犯罪，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9月20日至22日在湖南省長沙市召開了全國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高級人民法院和解放軍軍事法院主管刑事審判工作的副院長、刑事審判庭庭長以及中國人民銀行的代表參加了座談會。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劉家琛在座談會上做了重要講話。座談會總結交流了全國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的情況和經驗，研究討論了刑法修訂以來審理金融犯罪案件中遇到的有關具體適用法律的若干問題，對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人民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提出了明確的要求和意見。紀要如下:座談會認為，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完善，我國金融體制也發生了重大變革，金融業務大大擴展且日益多元化、國際化，各種現代化的金融手段和信用工具被普遍應用，金融已經廣泛深刻地介入我國經濟并在其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成為國民經濟的“血液循環系統”，是市場資源配置關系的主要形式和國家宏觀調近代經濟的重要手段。金融的安全、有序、高效、穩建運行，對于經濟發展、國家安全以及社會穩定至關重要。如果金融不穩定，勢必會危及經濟和社會的穩定，影響改革和發展的進程。保持金融的穩定和安全，必須加強金融法制建設，依法強化金融監管，規范金融秩序，依法打擊金融領域內的各種違法犯罪活動。近年來，人民法院充分發揮刑事審判職能，依法嚴懲了一大批嚴重破壞金融管理秩序和金融詐騙的犯罪分子，為保障金融安全，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金融犯罪的情況仍然是嚴重的。從法院受理案件的情況看，金融犯罪的數量在逐年增加；涉案金額越來越大；金融機構工作人員作案和內外勾結共同作案的現象突出；單位犯罪和跨國（境）、跨區域作案增多；犯罪手段趨向專業化、智能化，新類型犯罪不斷出現；犯罪分子作案后大肆揮霍、轉移贓款或攜款外逃的情況時有發生，危害后果越來越嚴重。金融犯罪嚴重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擾亂金融管理秩序，危害國家信用制度，侵害公私財產權益，造成國家金融資產大量流失，有的地方還由此引發了局部性的金融風波和群體性事件，直接影響了社會穩定。必須清醒地看到，目前，我國經濟體制中長期存在的一些矜持和困難已經或正在向金融領域轉移并積累，從即將到來的新世紀開始，我國將進入加快推進現代化的新的發展階段，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改革的不斷深化以及對外開放的進一步擴大，我國金融業在獲得更大發展機遇的同時，也面臨著維護金融穩定更加嚴峻的形勢。依法打擊各種金融犯罪是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工作一項長期的重要任務。座談會認為，人民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過去雖已取得了很大成績，但由于修訂后的刑法增加了不少金融犯罪的新罪名，審判實踐中遇到了大量新情況和新問題，如何進一步提高適用法律的水平，依法審理好不斷增多的金融犯罪案件，仍然是各級法院面臨的新的課題。各級法院特別是法院的領導，一定要進一步提高打擊金融犯罪對于維護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風險、確保國家金融安全，對于保障改革、促進發展和維護穩定重要意義的認識，把審理金融犯罪案件作為當前和今后很長時期內刑事審判工作的重點，切實加強領導和指導，提高審判業務水平，加大審判工作力度，以更好地適應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新形勢對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工作的要求。為此，必須做好以下幾方面的工作：首先，金融犯罪是嚴重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的犯罪，審理金融犯罪案件要繼續貫徹依法從嚴懲處嚴重經濟犯罪分子的方針。修訂后的刑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有關決定，對危害嚴重的金融犯罪規定了更加嚴厲的刑罰，體現了對金融犯罪從嚴懲處的精神，為人民法院審判各種金融犯罪案件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依據。各級法院要堅決貫徹立法精神，嚴格依法懲處破壞金融管理秩序和金融詐騙的犯罪單位和犯罪個人。第二，進一步加強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促進金融制度的健全與完善。各級法院要切實加強對金融犯罪案件審判工作的組織領導，調整充實審判力量，確保起訴到法院的破壞金融管理秩序和金融詐騙犯罪案件依法及時審結。對于針對金融機構的搶劫、盜竊和發生在金融領域的貪污、侵占、挪用、受賄等其他刑事犯罪案件，也要抓緊依法審理，及時宣判。對于各種專項斗爭中破獲的金融犯罪案件，要集中力量抓緊審理，依法從嚴懲處。可選擇典型案件到案發當地和案發單位公開宣判，并通過各種新聞媒體廣泛宣傳形成對金融違法犯罪的強大威懾力，教育廣大干部群眾增強金融法制觀念，維護金融安全，促進金融制度的不斷健全與完善。第三，要加強學習培訓，不斷提高審判水平。審理金融犯罪案件，是一項政策性很強的工作，面且涉及很多金融方面的專業知識。各級法院要重視對刑事法官的業務學習和培訓，采取請進來、走出云浮等靈活多樣的形式，組織刑事審判人員認真學習銀行法、證券法、票據法、保險法等金融法律和公司法、擔保法、會計法、審計法等相關法律，學習有關金融政策法規以及一些基本業務知識，以確保正確理解和適用刑法，處理好金融犯罪案件。第四，要結合審判工作加強調查研究。金融犯罪案件比較復雜，新情況、新問題多，審理難度大，加強調查研究工作尤為必要。各級法院都要結合審理金融犯罪，有針對性地開展調查研究。對辦案中發現的管理制度方面存在的漏洞和隱患，要及時提出司法建議。最高法院和高級法院要進一步加強對下級法院的工作指導，及時研究解決實踐中遇到的適用法律上的新問題，需要通過制定司法解釋加以明確的，要及時逐級報請最高法院研究。座談會重點研究討論了人民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中遇到的一些有關適用法律問題。與會同志認為，對于修訂后的刑法實施過程中遇到的具體適用法律問題，在最高法院相應的新的司法解釋出臺前，原有司法解釋與現行刑法不相沖突的仍然可以參照執行。對于法律和司法解釋沒有具體規定或規定不夠明確，司法實踐中又亟需解決的一些問題，與會同志結合審判實踐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并形成了一致意見：（一） 關于單位犯罪問題根據刑法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單位犯罪案件具體應用法律有關問題的解釋》的規定，以單位名義實施犯罪，違法所得歸單位所有的，是單位犯罪。單位的分支機構或者內設機構、部分實施犯罪行為的處理。以單位的分支機構或者內設機構、部門的名義實施犯罪，違法所得亦歸分支機構或者內設機構、部門所有的，應認定為單位犯罪。不能因為單位的分支機構或者內設機構、部門沒有可供執行罰金的財產，就不將其認定為單位犯罪，而按照個人犯罪處理。單位犯罪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的認定。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是在單位實施的犯罪中起決定、批準、授意、縱容、指揮等作用的人員，一般是單位的主管負責人，包括法定代表人。其他直接責任人員，是在單位犯罪中具體實施犯罪并起較大作用的人員，既可以是單位的經營管理人員，也可以是單位的職工，包括聘任、雇傭的人員。應當注意的是，在單位犯罪中，對于受單位領導指派或奉命而參與實施了一定犯罪行為的人員，一般不宜作為直接責任人員追究刑事責任。對單位犯罪中的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應根據其在單位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和犯罪情節，分別處以相應的刑罰，主管人員與直接責任人員，在個案中，不是當然的主、從犯關系，有的案件，主管人員與直接責任人員在實施犯罪行為的主從關系不明顯的，可不分主、從犯。但具體案件可以分清主、從犯，且不分清主、從犯，在同一法定刑檔次、幅度內量刑無法做到罪刑相適應的，應當分清主、從犯，依法處罰。對未作為單位犯罪起訴的單位犯罪案件的處理。對于應當認定為單位犯罪的案件，檢察機關只作為自然人犯罪案件起訴的，人民法院應及時與檢察機關協商，建議檢察機關對犯罪單位補充起訴。如檢察機關不補充起訴的，人民法院仍應依法審理，對被起訴的自然人根據指近代的犯罪事實、證據及庭審查明的事實，依法按單位犯罪中的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或者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追究刑事責任，并應引用刑罰分則關于單位犯罪追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刑事責任的有關條款。單位共同犯罪的處理。兩個以上單位以共同故意實施的犯罪，應根據各單位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大小，確定犯罪單位的主、從犯。（二） 關于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罪1.非金融機構非法從事金融活動案件的處理1998年7月13日，國務院發布了《非法金融機構和非法金融業務活動取締辦法》。1998年8月11日，國務院辦公廳轉發了中國人民銀行整頓知己集資、知己批設金融機構和知己辦金融業務實施方案，對整頓金融“三亂”工作的政策措施等問題做出了規定。各地根據整頓金融“三亂”工作實施方案的規定，對于未經中國人民銀行批準，但是根據地方政府或有關部門文件設立并從事或變相從事金融業務的各類基金會、互助會、儲金會等機構和組織，由各地人民政府和各有關部門限期進行清理整頓。超過實施方案規定期限繼續從事非法金融業務活動的，依法予以取締；情節嚴重、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因此，上述非法從事金融活動的機構和組織只要在實施方案規定期限之前停止非法金融業務活動的，對有關單位和責任人員，不應以擅自設立金融機構罪處理；對其以前從事的非法金融活動，一般也不作犯罪處理；這些機構和組織的人員利用職務實施的個人犯罪，如貪污罪、職務侵占罪、挪用公款罪、挪用資金罪等，應當根據具體案情分別依法定罪處罰。關于假幣犯罪假幣犯罪的認定。假幣犯罪是一種嚴重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的犯罪。只要有證據證明行為人實施了出售、購買、運輸、使用假幣行為，且數額較大，就構成犯罪。偽造貨幣的，只要實施了偽造行為，不論是否完成全部印制工序，即構成偽造貨幣罪；對于尚水制造出成品，無法計算偽造、銷售假幣面額的，或者制造、銷售用于偽造貨幣的版樣的，不認定犯罪數額，依據犯罪情節決定刑罰。明知是偽造貨幣而持有，數額較大，根據現有證據不能認定行為人是為了進行其他假幣犯罪的，以持有假幣罪定罪處罰；如果有證據證明其持有的假幣已構成其他假幣犯罪的，應當以其他假幣犯罪定罪處罰。假幣犯罪罪名的確定。假幣犯罪案件中犯罪分子實施數個相關行為的，在確定罪名時應把握以下原則：（1）對同一宗假幣實施了法律規定為選擇性罪名的行為，應根據行為人所實施的數個行為，按相關罪名刑法規定的排列順序并列確定罪名，數額不累計計算，不實行數罪并罰。（2）對不同宗假幣實施法律規定為選擇性罪名的行為，并列確定罪名，數額按全部假幣面額累計計算，不實行數罪并罰。（3）對同一宗假幣實施了刑法沒有規定為選擇性罪名的數個犯罪行為，擇一重罪從重處罰。如偽造貨幣或者購買假幣后使用的，以偽造貨幣罪或購買假幣罪定罪，從重處罰。（4）對不同宗假幣實施了刑法沒有規定為選擇性罪名的數個犯罪行為，分別定罪，數罪并罰。出售假幣被查獲部分的處理。在出售假幣時被抓獲的，除場查獲的假幣應認定為出售假幣的犯罪數額外，現場之外在行為人住所或者其他藏匿地查獲的假幣，亦應認定為出售假幣的犯罪數額。但有證據證實后者是行為人有實施其他假幣犯罪的除外。制造或者出售偽造的臺幣行為的處理。對于偽造臺幣的，應當以偽造貨幣罪定罪處罰；出售偽造的臺幣的，應當以出售假幣罪定罪處罰。用賬外客戶資金非法拆借、發放貸款行為的認定和處罰。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及其工作人員以牟利為目的，采購吸收客戶資金不入賬的方式，將客戶資金用于非法拆借、發放貸款，造成重大損失的，構成用賬外客戶資金非法拆借、發放貸款罪。以牟利為目的，是指金融機構及其工作人員為本單位或者個人牟利，不具有這種目的，不構成該罪。這里的“牟利”，一般是指謀取用賬外客戶資金非法拆借、發放貸款所產生的非法收益，如利息、差價等。對于用款人為取得貸款而支付的回扣、手續費等，應根據具體情況分別處理：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用賬外客戶資金非法拆借、發放貸款，收取的回扣、手續費等，應認定為'牟利”；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的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用賬外客戶資金非法拆借、發放貸款，收取回扣、手續費等，數額較小的，以“牟利”論處；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的工作人員將用款人支付給單位的回扣、手續費秘密占為己有，數額較大的，以貪污罪定罪處罰；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的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便利，用賬外客戶資金非法拆借、發放貸款，索取用款人的財物，或者非法收受其他財物，或者收取回扣、手續費等，數額較大的，以受賄罪定罪處罰。吸收客戶資金不入賬，是指不記入金融機構的法定存款賬目，以逃避國家金融監管，至于是否記入法定賬目以外設立的賬目，不影響該罪成立。審理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及其工作人員用賬外客戶資金非法拆借、發放貸款案件，要注意將用賬外客戶資金非法拆借、發放貸款的行為與挪用公款罪和挪用資金罪區別開來。對于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挪用已經記入金融機構法定存款賬戶的客戶資金歸個人使用的，或者吸收客戶資金不入賬，卻給客戶開具銀行存單，客戶也認為將款已存入銀行，該款卻被行為人以個人名義借貸給他人的，均應認定為挪用公款罪或者挪用資金罪。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相關犯罪數額和情節的認定最高人民法院先后頒布行了《關于審理偽造貨幣等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關于審理走私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對偽造貨幣，走私、出售、購買、運輸假幣等犯罪的定罪處刑標準以及相關適用法律問題作出了明確規定。為正確執行刑法，在其他有關的司法解釋出臺之前，對假幣犯罪以外的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犯罪的數額和情節，可參照以下標準掌握：關于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非法吸收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的，要從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的數額、范圍以及給存款人造成的損失等方面來判定擾知己金融秩序造成危害的程序。根據司法實踐，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按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定罪處罰：（1）個人非法吸收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20萬元以上的，單位非法吸收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100萬元以上的；（2）個人非法吸收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30戶以上的，單位非法吸收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150戶以上的；（3）個人非法吸收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給存款人造成損失10萬元以上的，單位非法吸收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給存款人造成損失50萬元以上的，或者造成其他嚴重后果的。個人非法吸收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100萬元以上，單位非法吸收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500萬元以上的，可以認定為“數額巨大”。關于違法向關系人發放貸款罪。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工作人員違反法律、行政法規規定，向關系人發放信用貸款或者發放擔保貸款的條件優于其他借款人同類貸款條件，造成10-30萬元以上損失的，可以認定為“造成較大損失”；造成50-100萬元以上損失的，可以認定為“造成重大損失”。關于違法發放貸款罪。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工作人員違反法律、行政法規規定，向關系人以外的其他人發放貸款，造成50-100萬元以上損失的，可以認定為“造成重大損失”；造成300-500萬元以上損失的，可以認定為“造成特別重大損失”。關于用賬外客戶資金非法拆借、發放貸款罪。對于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工作人員以牟利為目的，采取吸收客戶資金不入賬的方式，將資金用于非法拆借、發放貸款，造成50-100萬元以上損失的，可以認定為“造成重大損失”；造成300-500萬元以上損失的，可以認定為“造成特別重大損失”。對于單位實施違法發放貸款和用賬外客戶資金非法拆借、發放貸款造成損失構成犯罪的數額標準，可按個人實施上述犯罪的數額標準二至四倍掌握。由于各地經濟發展不平衡，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高級人民法院可參照上述數額標準或幅度，根據本地的具體情況，確定在本地區掌握的具體標準。（三）關于金融詐騙罪金融詐騙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認定。金融詐騙犯罪都是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的犯罪。在司法實踐中，認定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為目的，應當堅持主客觀相一致的原則，既要避免單純根據損失結果客觀歸罪，也不能僅憑被告人自己的供述，而應當根據案件具體情況具體分析。根據司法實踐，對于行為人通過詐騙的方法非法獲取資金，造成數額較大資金不能歸還，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認定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1）明知沒有歸還能力而大量騙取資金的；（2）非法獲取資金后逃跑的；（3）肆意揮霍騙取資金的；（4）使用騙取的資金進行違法犯罪活動的；（5）抽逃、轉移資金、隱匿財產，以逃避返還資金的；（6）隱匿、銷毀賬目，或者搞假破產、假倒閉，以逃避返還資金的；（7）其他非法占有資金、拒不返還的行為。但是，在處理具體案件的時候，對于有證據證明行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不能單純以財產不能歸還就按金融詐騙罪處罰。貸款詐騙罪的認定和處理。貸款詐騙犯罪是目前案發較多的金融詐騙犯罪之一。審理貸款詐騙犯罪案件，應當注意以下兩個問題：一是單位不能構成貸款詐騙罪。根據刑法第三十條和第一百九十三條的規定，單位不構成貸款詐騙罪。對于單位實施的貸款詐騙行為，不能以貸款詐騙罪定罪處罰，也不能以貸款詐騙罪追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的刑事責任。但是，在司法實踐中，對于單位十分明顯地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利用簽訂、履行借款合同詐騙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貸款符合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規定的合同詐騙罪構成要件的，應當以合同詐騙罪定罪處罰。二是要嚴格區分貸款詐騙與貸款糾紛的界限。對于合法取得貸款后，沒有按規定的用途使用貸款，到期沒有歸還貸款的，不能以貸款詐騙罪定罪處罰；對于確有證據證明行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因不具備貸款的條件而采取了欺騙手段獲取貸款，案發時有能力履行還貸義務，或者案發時不能旭還貸款是因為意志以外的原因，如因經營不善、被騙、市場風險等，不應以貸款詐騙罪定罪處罰。集資詐騙罪的認定和處理。集資詐騙罪和欺詐發行股票、債券罪、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在客觀上均表現為向社會公眾非法募集資金。區別的關鍵在于行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對于以非法占有為目的而非法集資，或者在非法集資過程中產生了非法占有他人資金的故意，均構成集資詐騙罪。但是，在處理具體案件時要注意以下兩點：一是不能僅憑較大數額的非法集資款不能返還的結果，推定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二是行為人將大部分資金用于投資或生產經營活動，而將少量資金用于個人消費或揮霍的，不應僅以此便認定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金融詐騙犯罪定罪量刑的數額標準和犯罪數額的計算。金融詐騙的數額不僅是定罪的重要標準，也是量刑的主要依據。在沒有新的司法解釋之前，可參照1996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詐騙案件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釋》的規定執行。在具體認定金融詐騙犯罪的數額時，應當以行為人實際騙取的數額計算。對于行為人為實施金融詐騙活動而支付的中介費、手續費、回扣等，或者用于行賄、贈與等費用，均應計入金融詐騙的犯罪數額。但應當將案發前已歸還的數額扣除。（四） 死刑的適用刑法對危害特別嚴重的金融詐騙犯罪規定了死刑。人民法院應當運用這一法律武器，有力地打擊金融詐騙犯罪。對于罪行極其嚴重、依法該判死刑的犯罪分子，一定要堅決判處死刑。但需要強調的是，金融詐騙犯罪的數額特別巨大不是判處死刑的惟一標準，只有詐騙“數額特別巨大并且給國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別重大損失”的犯罪分子，才能依法選擇適用死刑。對于犯罪數額特別巨大，但追繳、退賠后，挽回了損失或者損失不大的，一般不應當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對具有法定從輕、減輕處罰情節的，一般不應當判處死刑。（五） 財產刑的適用金融犯罪是圖利型犯罪，懲罰和預防此類犯罪，應當注重同時從經濟上制裁犯罪分子。刑法對金融犯罪都規定了財產刑，人民法院應當嚴格依法判處。罰金的數額，應當根據被告人的犯罪情節，在法律規定的數額幅度內確定。對于具有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情節的被告人，對于本應并處的罰金刑原則上也應當從輕、減輕或者免除。單位金融犯罪中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是否適用罰金刑，應當根據刑法的具體規定。刑法分則條文規定有罰金刑，并規定對單位犯罪中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自然人犯罪條款處罰的，應當判處罰金刑，但是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判處罰金的數額，應當低于對單位判處罰金的數額；刑法分則條文明確規定對單位犯罪中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只判處自由刑的，不能附加判處罰金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海關總署關于印發《辦理走私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的通知法[2002]139號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高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解放軍軍事法院、軍事檢察院，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生產建設兵團分院、生產建設兵團人民檢察院，廣東分署，天津、上海特派辦，各直屬海關：現將《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海關總署關于辦理走私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印發給你們，請認真組織學習、參照執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海關總署關于辦理走私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為研究解決近年來公安、司法機關在辦理走私刑事案件中遇到的新情況、新問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海關總署共同開展了調查研究，根據修訂后的刑法及有關司法解釋的規定，在總結偵查、批捕、起訴、審判工作經驗的基礎上，就辦理走私刑事案件的程序、證據以及法律適用等問題提出如下意見：一、關于走私犯罪案件的管轄問題根據刑事訴訟法的規定，走私犯罪案件由犯罪地的走私犯罪偵查機關立案偵查。走私犯罪案件復雜，環節多，其犯罪地可能涉及多個犯罪行為發生地，包括貨物、物品的進口（境）地、出口（境）地、報關地、核銷地等。如果發生刑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百五十五條規定的走私犯罪行為的，走私貨物、物品的銷售地、運輸地、收購地和販賣地均屬于犯罪行為的發生地。對有多個走私犯罪行為發生地的，由最初受理的走私犯罪偵查機關或者由主要犯罪地的走私犯罪偵查機關管轄。對管轄有爭議的，由共同的上級走私犯罪偵查機關指定管轄。對發生在海(水)上的走私犯罪案件由該轄區的走私犯罪偵查機關管轄，但對走私船舶有跨轄區連續追緝情形的，由緝獲走私船舶的走私犯罪偵查機關管轄。人民檢察院受理走私犯罪偵查機關提請批準逮捕、移送審查起訴的走私犯罪案件，人民法院審理人民檢察院提起公訴的走私犯罪案件，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海關總署關于走私犯罪偵查機關辦理走私犯罪案件適用刑事訴訟程序若干問題的通知》(署偵〔1998)742號)的有關規定執行。二、 關于電子數據證據的收集、保全問題走私犯罪偵查機關對于能夠證明走私犯罪案件真實情況的電子郵件、電子合同、電子帳冊、單位內部的電子信息資料等電子數據應當作為刑事證據予以收集、保全。偵查人員應當對提取、復制電子數據的過程制作有關文字說明，記明案由、對象、內容，提取、復制的時間、地點，電子數據的規格、類別、文件格式等，并由提取、復制電子數據的制作人、電子數據的持有人和能夠證明提取、復制過程的見證人簽名或者蓋章，附所提取、復制的電子數據一并隨案移送。電子數據的持有人不在案或者拒絕簽字的，偵查人員應當記明情況；有條件的可將提取、復制有關電子數據的過程拍照或者錄像。三、 關于辦理走私普通貨物、物品刑事案件偷逃應繳稅額的核定問題在辦理走私普通貨物、物品刑事案件中，對走私行為人涉嫌偷逃應繳稅額的核定，應當由走私犯罪案件管轄地的海關出具《涉嫌走私的貨物、物品偷逃稅款海關核定證明書》(以下簡稱《核定證明書》)。海關出具的《核定證明書》，經走私犯罪偵查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審查確認，可以作為辦案的依據和定罪量刑的證據。走私犯罪偵查機關、人民檢察院和人民法院對《核定證明書》提出異議或者因核定偷逃稅額的事實發生變化，認為需要補充核定或者重新核定的，可以要求原出具《核定證明書》的海關補充核定或者重新核定。走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辯護人對《核定證明書》有異議，向走私犯罪偵查機關、人民檢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提出重新核定申請的，經走私犯罪偵查機關、人民檢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同意，可以重新核定。重新核定應當另行指派專人進行。四、 關于走私犯罪嫌疑人的逮捕條件對走私犯罪嫌疑人提請逮捕和審查批準逮捕，應當依照刑事訴訟法第六十條規定的逮捕條件來辦理。一般按照下列標準掌握：有證據證明有走私犯罪事實1、 有證據證明發生了走私犯罪事實有證據證明發生了走私犯罪事實，須同時滿足下列兩項條件：有證據證明發生了違反國家法律、法規，逃避海關監管的行為；查扣的或者有證據證明的走私貨物、物品的數量、價值或者偷逃稅額達到刑法及相關司法解釋規定的起刑點。2、 有證據證明走私犯罪事實系犯罪嫌疑人實施的有下列情形之一，可認為走私犯罪事實系犯罪嫌疑人實施的：現場查獲犯罪嫌疑人實施走私犯罪的；視聽資料顯示犯罪嫌疑人實施走私犯罪的；犯罪嫌疑人供認的；有證人證言指證的；有同案的犯罪嫌疑人供述的；其他證據能夠證明犯罪嫌疑人實施走私犯罪的。3、 證明犯罪嫌疑人實施走私犯罪行為的證據已經查證屬實的符合下列證據規格要求之一，屬于證明犯罪嫌疑人實施走私犯罪行為的證據已經查證屬實的：（1） 現場查獲犯罪嫌疑人實施犯罪，有現場勘查筆錄、留置盤問記錄、海關扣留查問筆錄或者海關查驗（檢查）記錄等證據證實的；（2） 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有其他證據能夠印證的；（3） 證人證言能夠相互印證的；（4） 證人證言或者同案犯供述能夠與其他證據相互印證的；（5） 證明犯罪嫌疑人實施走私犯罪的其他證據已經查證屬實的。（二） 可能判處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罰是指根據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條、第一百五十二條、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三百四十七條、第三百五十條等規定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走私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等有關司法解釋的規定，結合已查明的走私犯罪事實，對走私犯罪嫌疑人可能判處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罰。（三） 采取取保候審、監視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發生社會危險性而有逮捕必要的主要是指：走私犯罪嫌疑人可能逃跑、自殺、串供、干擾證人作證以及偽造、毀滅證據等妨礙刑事訴訟活動的正常進行的，或者存在行兇報復、繼續作案可能的。五、 關于走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主觀故意的認定問題行為人明知自己的行為違反國家法律法規，逃避海關監管，偷逃進出境貨物、物品的應繳稅額，或者逃避國家有關進出境的禁止性管理，并且希望或者放任危害結果發生的，應認定為具有走私的主觀故意。走私主觀故意中的“明知”是指行為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所從事的行為是走私行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認定為“明知”，但有證據證明確屬被蒙騙的除外：（一） 逃避海關監管，運輸、攜帶、郵寄國家禁止進出境的貨物、物品的；（二） 用特制的設備或者運輸工具走私貨物、物品的；（三） 未經海關同意，在非設關的碼頭、海（河）岸、陸路邊境等地點，運輸（駁載1收購或者販賣非法進出境貨物、物品的；（四） 提供虛假的合同、發票、證明等商業單證委托他人辦理通關手續的；（五） 以明顯低于貨物正常進（出）口的應繳稅額委托他人代理進（出）口業務的；（六） 曾因同一種走私行為受過刑事處罰或者行政處罰的；（七） 其他有證據證明的情形。六、 關于行為人對其走私的具體對象不明確的案件的處理問題走私犯罪嫌疑人主觀上具有走私犯罪故意，但對其走私的具體對象不明確的，不影響走私犯罪構成，應當根據實際的走私對象定罪處罰。但是，確有證據證明行為人因受蒙騙而對走私對象發生認識錯誤的，可以從輕處罰。七、 關于走私珍貴動物制品行為的處罰問題走私珍貴動物制品的，應當根據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條第二、四、五款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走私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第四條的有關規定予以處罰，但同時具有下列情形，情節較輕的，一般不以犯罪論處：（一） 珍貴動物制品購買地允許交易；（二） 入境人員為留作紀念或者作為禮品而攜帶珍貴動物制品進境，不具有牟利目的的。同時具有上述兩種情形，達到《解釋》第四條第三款規定的量刑標準的，一般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達到《解釋》第四條第四款規定的量刑標準的，一般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處罰金。八、 關于走私舊汽車、切割車等貨物、物品的行為的定罪問題走私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條、第一百五十二條、第三百四十七條、第三百五十條規定的貨物、物品以外的，已被國家明令禁止進出口的貨物、物品，例如舊汽車、切割車、侵犯知識產權的貨物、來自疫區的動植物及其產品等，應當依照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的規定，以走私普通貨物、物品罪追究刑事責任。九、 關于利用購買的加工貿易登記手冊、特定減免稅批文等涉稅單證進口貨物行為的定性處理問題加工貿易登記手冊、特定減免稅批文等涉稅單證是海關根據國家法律法規以及有關政策性規定，給予特定企業用于保稅貨物經營管理和減免稅優惠待遇的憑證。利用購買的加工貿易登記手冊、特定減免稅批文等涉稅單證進口貨物，實質是將一般貿易貨物偽報為加工貿易保稅貨物或者特定減免稅貨物進口，以達到偷逃應繳稅款的目的，應當適用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條以走私普通貨物、物品罪定罪處罰。如果行為人與走私分子通謀出售上述涉稅單證，或者在出賣批文后又以提供印章、向海關偽報保稅貨物、特定減免稅貨物等方式幫助買方辦理進口通關手續的，對賣方依照刑法第一百五十六條以走私罪共犯定罪處罰。買賣上述涉稅單證情節嚴重尚未進口貨物的，依照刑法第二百八十條的規定定罪處罰。十、關于在加工貿易活動中騙取海關核銷行為的認定問題在加工貿易經營活動中，以假出口、假結轉或者利用虛假單證等方式騙取海關核銷，致使保稅貨物、物品脫離海關監管，造成國家稅款流失，情節嚴重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的規定，以走私普通貨物、物品罪追究刑事責任。但有證據證明因不可抗力原因導致保稅貨物脫離海關監管，經營人無法辦理正常手續而騙取海關核銷的，不認定為走私犯罪。十一、關于偽報價格走私犯罪案件中實際成交價格的認定問題走私犯罪案件中的偽報價格行為，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進出口貨物、物品時，向海關申報進口或者出口的貨物、物品的價格低于或者高于進出口貨物的實際成交價格。對實際成交價格的認定，在無法提取真、偽兩套合同、發票等單證的情況下，可以根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付匯渠道、資金流向、會計賬冊、境內外收發貨人的真實交易方式，以及其他能夠證明進出口貨物實際成交價格的證據材料綜合認定。十二、關于出售走私貨物已繳納的增值稅應否從走私偷逃應繳稅額中扣除的問題走私犯罪嫌疑人為出售走私貨物而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并繳納增值稅，是其走私行為既遂后在流通領域獲違法所得的一種手段，屬于非法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對走私犯罪嫌疑人因出售走私貨物而實際繳納走私貨物增值稅的，在核定走私貨物偷逃應繳稅額時，不應當將其已繳納的增值稅額從其走私偷逃應繳稅額中扣除。十三、關于刑法第一百五十四條規定的“銷售牟利”的理解問題刑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二）項規定的“銷售牟利”，是指行為人主觀上為了牟取非法利益而擅自銷售海關監管的保稅貨物、特定減免稅貨物。該種行為是否構成犯罪，應當根據偷逃的應繳稅額是否達到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條及相關司法解釋規定的數額標準予以認定。實際獲利與否或者獲利多少并不影響其定罪。十四、關于海上走私犯罪案件如何追究運輸人的刑事責任問題對刑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二）項規定的實施海上走私犯罪行為的運輸人、收購人或者販賣人應當追究刑事責任。對運輸人，一般追究運輸工具的負責人或者主要責任人的刑事責任，但對于事先通謀的、集資走私的、或者使用特殊的走私運輸工具從事走私犯罪活動的，可以追究其他參與人員的刑事責任。十五、關于刑法第一百五十六條規定的“與走私罪犯通謀”的理解問題通謀是指犯罪行為人之間事先或者事中形成的共同的走私故意。下列情形可以認定為通謀：（一） 對明知他人從事走私活動而同意為其提供貸款、資金、賬號、發票、證明、海關單證，提供運輸、保管、郵寄或者其他方便的；（二） 多次為同一走私犯罪分子的走私行為提供前項幫助的。十六、關于放縱走私罪的認定問題依照刑法第四百一十一條的規定，負有特定監管義務的海關工作人員徇私舞弊，利用職權，放任、縱容走私犯罪行為，情節嚴重的，構成放縱走私罪。放縱走私行為，一般是消極的不作為。如果海關工作人員與走私分子通謀，在放縱走私過程中以積極的行為配合走私分子逃避海關監管或者在放縱走私之后分得贓款的，應以共同走私犯罪追究刑事責任。海關工作人員收受賄賂又放縱走私的，應以受賄罪和放縱走私罪數罪并罰。十七、關于單位走私犯罪案件訴訟代表人的確定及其相關問題單位走私犯罪案件的訴訟代表人，應當是單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負責人。單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負責人被依法追究刑事責任或者因其他原因無法參與刑事訴訟的，人民檢察院應當另行確定被告單位的其他負責人作為訴訟代表人參加訴訟。接到出庭通知的被告單位的訴訟代表人應當出庭應訴。拒不出庭的，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時候，可以拘傳到庭。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均無法歸案的單位走私犯罪案件，只要單位走私犯罪的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且能夠確定訴訟代表人代表單位參與刑事訴訟活動的，可以先行追究該單位的刑事責任。被告單位沒有合適人選作為訴訟代表人出庭的，因不具備追究該單位刑事責任的訴訟條件，可按照單位犯罪的條款先行追究單位犯罪中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或者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的刑事責任。人民法院在對單位犯罪中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或者直接責任人員進行判決時，對于扣押、凍結的走私貨物、物品、違法所得以及屬于犯罪單位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