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學碩士畢業論文南京城市貧困階層的社會空間分析PAGEPAGE81國內外城市貧困階層研究進展1.1國外對城市貧困階層的研究1.1.1城市貧困的含義與界定城市貧困作為長期困擾西方國家的社會問題，吸引了西方社會學者近百年的關注。關于貧困有絕對貧困與相對貧困兩層含義。絕對貧困（AbsolutePoverty）是指人們獲得的物質生活資料和服務滿足不了基本生存的需要。在早期的城市貧困研究中（見Booth，1889，Rowntree，1901），采用的均為絕對貧困的概念，即根據人們實際收入水平，擁有的消費資料和得到的服務，折算成貨幣單位進行測量。這類綜合指標體系被廣泛用于制定社會福利與發展政策。當社會制度不斷變更，尤其社會更加富裕后，人們對基本生存的需求也在不斷變化。相對貧困（RelativePoverty）的概念應運而生，它反映了一定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下，收入雖能達到或超過維持基本生存的需要，但相比較仍處于較低生活水準的人群。當代西方社會的城市貧困現象，更大程度上是“富裕中的貧困”，即相對貧困。國外對于一定區域范圍的城市貧困人口，一般采取貧困線或社會福利工作對象的方法（Mingione,1996）。貧困線（PovertyLine）是以個人與家庭的經濟來源與收入狀況為標準，對貧困人群做出劃分。根據絕對貧困與相對貧困的含義，貧困線也分為兩種，一種是從絕對的物質指標去衡量的絕對貧困線，另一種是從社會其他成員生活水平中測量的相對貧困線，例如社會成員平均收入的50%。由于貧困線的標準過于絕對，可能忽視部分人群的隱性收入來源，以及城市內部與邊緣的生活水平差異等影響要素，在實際研究中，該方法往往不能反映真正的貧困者。根據社會福利項目（SocialAssistanceProgram）的救助范圍，也可以掌握城市貧困人群的數量，并從相關的歷史記錄資料中，了解個人致貧的原因。由于各國家的社會福利政策存在很大差異，西方國家的社會福利項目也具高度多樣性與選擇性，該方法在實際應用中，尤其區域比較中有很大局限性。1.1.2城市貧困階層的界定城市貧困階層是位于社會最底層的一部分人群。美國社會學家沃納采用五等份法，將社會分成五個階層（Warner,1949），其中下層階級（

LowerClass）由社會中離財富、權力和聲望最遠的人構成，具體分為兩個社會階層——“上下層”與“下下層”。“上下層”即所謂的“藍領階層”，主要是從事體力勞動的操作工人和裝配工人等。“下下層”主要指那些無技術特長、文化水平低、從事非熟練工作的人，和無固定收入、領取救濟金的人（見表1-1）。在英國社會學家采取的階級階層劃分方法中，貧困階層是位于非熟練工人階級之下，甚至游離于階層結構以外的部分人群，他們缺少社會參與和其他必要的生活機遇，在勞動力市場處于不利或邊緣地位（Bilton，1987）。表1-1沃納的社會分層結構中的貧困階層階層一般收入財產職業聲望職業聲望消費群體生活權力政治參與政治態度上下層（工人階級）低收入無固定資產技術工人無技術工人失業率最高低職業聲望消費水平低較少參與除少數民族外，大多反對民權下下層貧困無積蓄失業率最高剩余勞動力無勞動力價值物質匱乏，強烈的經濟上的焦慮社會隔離者傾向于不參與投票等政治行為支持更民族主義的對外政策，及政府的經濟援助與安全計劃20世紀60年代，西方學者又提出了“底層階級”（Underclass）和“社會排斥”（SocialExclusion）的概念，表明城市中存在一個特殊的貧困者階層，他們被排斥在傳統的社會分層結構以外。最早提出這一概念的是瑞典學者米達爾（GunnarMyrdal，1963），他認為在美國大城市中，由于社會經濟結構變遷，產生了一個有別于工人階級的特殊階層，他們大多是無業者、無勞動能力者，或在經濟發展中越來越處于劣勢的就業者。70年代末期，底層階級成為描述黑人貧困者，及其犯罪行為和其它越軌行為的專門術語。理查德.內森（Nathan,1987）在調查了百座大城市后，提出了底層階級的兩種界定方法。廣義的定義包括城市中所有生活貧窮的居民，他們缺乏技術資格或教育，與勞動力市場只有有限的聯系，狹義的定義僅僅包括貧困的非洲裔和伊斯帕尼亞裔人，他們生活在集中的貧民區內，占城市人口的5%至10%。社會學家威廉.威爾遜（WilliamJ.Wilson，1978；1987）曾對底層階級做了大量研究，他認為民權運動和郊區化的趨勢，很多中高收入的少數民族離開了城市的城區，留下的人則處于“社會孤立”的狀況，從而集中居住在“貧民窟”內，成為一個與社會脫節的底層階級。1.1.3城市貧困階層的產生原因及貧富分化的趨勢（一）、城市貧困階層的產生原因歸根究底，資本主義城市貧困問題的產生源于不合理的社會經濟制度。但在西方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同階段，對于城市貧困的解釋也有所不同。1、貧困的社會經濟根源馬克思（K.Marx）在《資本論》中寫道，在資本積累過程中，資本家為獲取更多剩余價值，不斷提高勞動生產力，改進技術水平，使資本有機構成提高，造成勞動力相對過剩。這部分相對過剩的人口包括流動過剩人口，潛在過剩人口，和停滯性過剩人口三種存在形式。其中停滯性過剩人口包含了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失業者和貧民，如流浪者，喪失勞動力者等。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說明，資本主義社會與經濟制度的不合理性，是城市貧困階層產生的根源。馬克思通過對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研究，提出無產階級貧困化的普遍發展規律。他認為無論資本主義經濟處于何種狀況，工人的命運都無法改變。“在社會的衰落狀態中，工人遭受的痛苦最深”，而“在社會的增長狀態中，工人的毀滅和貧困化是他的勞動的產物和他生產的財富的產物。就是說，貧困從現代勞動本身的本質中產生出來。”（馬克思，1844）2、社會學的解釋（1）個人與家庭的原因英國的社會調查專家布思(Booth，1889)曾采用個案研究方法對19世紀倫敦居民中貧困問題進行了詳細、系統的調查。布思的后繼者朗特里（B.Rowntree）于1901年發表了《貧困：有關城市生活之研究》一書，成為社會學界研究城市貧困的先驅者。他通過生理學與營養學的研究，提出貧窮的直接原因在于人們的收入不能維持一定的“體力效力”，并將城市貧困的原因歸結為個人工作收入的不足，失業，衰老，以及家庭主要經濟來源的喪失。著名的社會學家韋伯夫婦（S.Webb，B.Webb）在著作《貧困防止論》中進一步提出，物質生活的極度貧乏往往發生在以下人群中：（1）疾病、早衰者；（2）喪夫并要撫養孩子的寡婦；（3）失去雙親和撫養者的孤兒；（4）年老或因精神不正常、弱智等原因不具備勞動能力者；（5）長期失業者。英國醫生哈里（J.Harry）則提出了“貧困的惡性循環學說”，如圖1-1所示，他認為貧困是一種往復的惡性循環，貧困使個人、家庭及社會處于某種特殊狀態，而這些狀況將導致個人或家庭陷入更深的困境，即“貧困產生貧困”(沈潔等，1998)。

圖1-1貧困的惡性循環（2）貧困的功能解釋以社會學家帕森斯（T.Parsons）為代表的結構功能主義認為，發達的工業社會系統，由各種社會角色構成，這些角色必須有人扮演，而且還要彼此協調一致（Alexander,1987）。因此，社會為了維持有效的均衡，對較為重要的社會角色，往往賦予較豐厚的報酬，以鼓勵人們競爭參與，相反，對重要性較低的角色，則提供較少的報酬。一些人由于先天才能或受教育程度低下，只能從事重要性較低的職位，獲取較少的社會報酬，以致成為貧困者或“窮人”。按照這種理論，貧困階層的產生與存在，與富裕階層的存在一樣，是社會均衡發展的功能需要。借用了社會功能主義的思想，美國社會學家甘斯（HerbertJ.Gans，1972）在1972年發表了具有諷刺意味的文章——《貧困的正功能》，認為貧困不僅具有反向功能，也能在政治經濟和文化領域發揮正向作用。例如窮人可以從事社會里各種“骯臟的工作”；窮人為中產階級和上層階級提供各種職業，如警察、典獄人員、高利貸債主和煙毒販子等等；窮人的存在使居于較高社會階層的人們通過種種慈善事業獲得精神滿足；在政治斗爭中，窮人更是各政治團體意圖籠絡或排斥的對象。甘斯認為貧窮最終是可以消除的，但事實上貧困階層仍將繼續存在，原因在于：（1）對許多社會組織，貧窮可為他們提供工作對象，從而帶來經濟利益。（2）窮人承擔了部分無法替代的社會功能。（3）即便存在可替代的項目，對于富人而言，窮人永遠是代價最低廉的選擇。（3）產生貧困的社會制度結構原因與功能學派相對立的社會沖突學派認為，社會貧困階層的產生原因，在于資本主義社會沖突的本質。首先，他們認為所謂“均衡的社會體系”是不存在的，西方社會在本質上是廣泛沖突的社會。其次，社會是由代表不同利益的社會群體組成，各群體對物質資源與信息的控制權利不同，決定了各社會階層的地位差別。在沖突學派看來，社會群體的利益爭奪中，必然產生一些處于相對弱勢的群體，資本主義社會權力結構的不合理，使他們無法脫離社會經濟與政治生活的邊緣，而長期陷入物質與精神生活的窘迫狀態，成為相對穩定的貧困階層。在著名的沖突主義社會學家達倫多夫（R.Dahrendorf）和柯林斯（R.Collins）的理論中，貧困階層均處于權力等級的最低級，他們處于有限的社交網絡，能夠控制或獲得的財富也有限，從事的工作大多是體力勞動性質的。3、當代社會地理學的解釋當代對城市貧困階層的產生還有諸多解釋，其中包括一些頗為新穎的觀點。1996年美國后現代地理學家L.Yapa撰寫了一篇很有影響力的文章——《貧困的解釋：一種后現代的觀點》。他認為早先對貧困的人口、社會、經濟學解釋是如此龐雜，以至貧困已經成為一個學術名詞，或者是多重社會生產關系下的產物（見圖1-2）,這一廣義的生產關系網絡涵蓋了技術，社會，文化，政治，生態以及學術思想等領域。他倡導后現代主義地理學的地方化研究傳統，認為當代貧困研究的意義在于與“地方性”結合，即探討“特定地區的特定人群的貧困原因”。此后在對美國費城貧困社區的實證研究中，他具體討論了費城非均衡的交通體系，地方消費結構的差異，以及獨特的社區文化對費城貧困階層和貧困社區的影響，為解決城市貧困問題提出了具體對策(Yapa,1996)。教育程度住房分、、、能源醫療食物教育程度住房分、、、能源醫療食物圖1-2貧困的生產關系網絡TheNexusofProductionRelationsofPoverty（二）、城市貧富分化的趨勢戰后西方國家進入發展的“黃金時期”，貧富差距一度呈縮小趨勢。20世紀50年代以來，西方農業人口的減少，和農業保護政策的推行，更是抑制了農村貧困人口的增長。然而70年代后期，歐美國家的城市貧困人群開始逐年擴大。其中以美國城市貧困的比重最大，貧富分化的程度最為嚴重。根據70年代社會財富的分布狀況，美國分成五個財富階層，其中最富有的1/5的人口，他們的工資收入和固定資產收入分別占國民收入的42.7%和76%，而最貧困的1/5人口的工資收入和固定資產僅占4.7%和0.2%。（奚從清等，1994）進入九十年代后，美國的貧富差異繼續擴大。諾曼.費恩斯坦（Fainstein,1996）對美國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家庭收入差異進行比較，得出美國近十多年貧富分化的趨勢。如表1-2所示，大部分中等收入家庭實際上是更窮了，而貧富兩端的差距卻在不斷擴大。L.S.Bourne對加拿大的研究發現，城市收入差異的擴大原因在于，（1）全球經濟重建、貿易自由化背景下，全球競爭加劇，西方國家對低技術人員的需求普遍降低。（2）新的人口狀況出現，尤其是人口老齡化趨勢下，勞動力的市場參與率提高，對年輕從業者的就業造成壓力。（3）生活方式與家庭結構的轉變，單親家庭比例增長，出現一些以婦女就業為主的低薪崗位。（4）社會福利模式的轉變，尤其稅收和福利水平的降低，造成收入不平等的加劇。表1-21979-1993年美國家庭收入差異變化年份1979/19801992/1993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數0.4030.447各組占總收入的百分比（%）最高的5%家庭16.920.0最高的20%家庭44.148.2中等的60%家庭51.748.2最低的20%家庭4.23.6排列居中的家庭收入（美元）3214331241資料來源：NormanFainstein,etc.,ANoteonInterpretingAmericanPoverty，UrbanPovertyandtheUnderclass,19961.1.4城市貧困階層的特征在歐美與發展中國家，導致城市貧困的原因不同，城市貧困階層的特點也不盡相同。（一）、貧困階層的構成城市貧困階層的構成復雜，各類人群都有可能成為貧困者（Spencer,1985）。按比例結構，兒童、殘疾者、老人、在業的低收入者，和暫時性的失業者，以及少部分有勞動能力的個人，是主要的貧困者（Steward,1983）。從就業特征角度，失業與在業低收入是導致歐美城市貧困的主要原因。歐洲國家由于勞動力普遍供大于求，就業保護程度較高，以及高福利政策等因素，城市貧困階層中大多是主動失業者。而在美國，失業率已降到較低水平，但在勞動者充分就業的同時，勞動者的報酬幾乎沒有增加，當前城市貧困階層中大部分是在就業的低收入者。從年齡與性別特征，老人，婦女，兒童等弱勢群體（VulnerableGroups）通常是貧困階層的重要組成。老年人由于無法繼續就業而收入減少，醫療支出增加，容易陷入貧困。婦女則因雇傭過程中的性別歧視，無法進入勞動力市場，很難以就業來擺脫貧困。以貧困婦女為家長的單親家庭和其他低收入家庭，往往影響到其未成年子女，甚至成年子女的生活狀況。近來對米蘭、那不勒斯等意大利城市的研究表明，年輕人正成為該地區貧困階層的主力軍，約45%的社會救濟對象為18-44歲的中青年，其中以25-34歲的比例最高，他們大多來自低收入家庭，受教育程度較低，就業面狹窄（Zajczyk,1996）。另一個引人注目的貧困群體是外來移民。發達國家由于限制移民從事較好工作，大部分移民被迫就業于低技術、低收入的工種。同時，外來移民大多無法享有與本地人同等的福利待遇，一旦生活發生變故，往往很容易陷入貧困狀況。而在發展中國家，由于城鄉二元差別嚴重，大量涌入城市的農村移民往往是城市貧困階層的重要組成。由于種族歧視等原因，有色人種構成了一個特殊的貧困群體。美國社會學家戴維.波普諾（1999）根據美國統計摘要，列舉了各類人群的貧困發生率，其中非洲裔美國人是32.7%，拉美裔美國人是28.7%，兒童是21.1%，均遠遠高于總的14.2%的貧困率（見圖1-3）。可見在當今美國社會，貧困更易發生在有色人種、外來移民和未成年人等特定群體中。圖1-31991年美國一些群體的貧困率（二）、貧困階層的生活際遇從個人與家庭生活、工作、閑暇消遣等方面看，貧困階層都享有較少的機會。以美國為例，貧困階層成員的壽命較低，患病的比例較高。窮人通常缺乏適當的健康保險，問題最為嚴重的不是最窮的人，而是那些工作著的窮人和下層工人階級，他們既沒有資格享受社會福利的醫療補助，也買不起私人保險，卻大多從事無健康保險的工作（波譜諾，1999）。下層階級的受教育機會也明顯低于上層階級，休厄爾（1971）對9000名學生的研究發現，家庭經濟社會地位較高的人，獲得高等教育的機會是社會經濟地位較低家庭出身者的2.5倍。艾斯克洛德的研究表明（1956），下層階級的人與階級地位較高的人相比，社會參與的機會以及從中獲得的好處較少。他們朋友較少，認識的鄰居和同事較少，參加的團體較少，即很少有任何形式的社會交往。（三）、貧困階層與貧困的代際傳遞美國學者奧斯卡.劉易斯（OscarLewis，1966）通過對墨西哥、波多黎哥貧民區的調查，在50至60年代提出了關于貧困文化（PovertyCulture）的著名理論。他認為貧困者由于脫離社會主流文化，往往表現出獨特的價值觀念與生活方式，這種文化由于貧困階層的內部交往，而得以強化并世代傳遞。查爾斯.默里（CharlesMurray）在對美國黑人貧民區的研究中，發現貧困者的行為與社會核心價值觀念有很大沖突，他們大多不愿自我奉獻、努力工作、遵守法律規范和維護家庭的完整，在這種獨特的亞文化氛圍下，“生活在社會底層的人們不能建立積極的價值觀念和人生信仰，導致物質生活的匱乏，和失敗的人生經歷”（Greenstone,1991）。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很多學者對貧困文化，及其對代際傳遞的解釋提出了質疑。首先，貧困者并不具有某種顯著的行為特征，一項對4000人的抽樣調查顯示，貧困者與其它社會成員同樣愿意積極參與工作并接受職業培訓（Goodwin,1972）。其次，貧困者的行為特征與價值觀不一定影響子女的生活方式。羅伯特.霍爾曼（Holman,1978）在英國的研究發現，大約1/3的貧困家庭的子女，婚后仍然是處于貧困狀況，其余2/3并不貧困。對貧困家庭戶主的兄弟姐妹的調查顯示，149人中有66人并不存在嚴重的經濟困境，也從未依賴過社會福利。美國的案例調查也發現（TreadwellandShaw,1981），貧困家庭的孩子大約10個中有5個從事收入穩定的工作。針對貧困文化的解釋，一些社會學家提出了貧困的結構性解釋（StructuralExplanationofPoverty）。他們認為社會制度結構等客觀因素，例如權力、財富及其它資源分配的不平等，造成了貧困在家庭中的世代傳遞。貧困家庭的后代由于身處社會底層，無法享有足夠的教育與就業機會，因而在爭取社會認同感與向上層社會流動時受挫，形成貧困的代際傳遞（Gans,1971;Miliband,1974）。社會學家布勞和鄧肯（P.Blau&O.D.Duncan，1967）更為研究貧困的代際傳遞，建立了量化的分析框架，該模型可計算父母的教育與職業地位對子女的社會經濟地位的影響程度，反映貧困的代際傳遞的可能性。1.1.5城市貧困階層的分布城市貧困階層的空間特征始終是社會學與地理學的研究興趣所在，從早期的社會學研究，到近期的社會地理學研究，均可見到與之有關的內容。芝加哥社會學派最早以社會生態學方法對城市貧困階層的分布做出研究。20世紀20-30年代，學派的代表人物羅伯特.帕克（R.Clark）對城市中的社會問題，如城市犯罪，貧民窟，移民區等就十分關注。他首先觀察到城市居住區的社會同質性，并提出社會經濟分層，文化、宗教、種族差異，與各社會群體的地理分布之間存在作用關系。帕克的同事厄內斯特.伯吉斯（E.Burgess,1923）提出了最早的城市地域結構理論——同心圓理論（ConcentricZoneModel）。他通過對芝加哥城市的調查，提出由中心向外緣五個層次的圈層地域結構。其中過渡地帶（ZoneofTransition）也稱曙光地帶，是緊鄰中心商業區的混合地帶，以下層階級居民為主，集中了小型工廠，商店，低級破舊的住宅和一些貧民窟。（見圖1-5a）伯吉斯首次把城市按貧富區域劃分開來，以便分別深入加以研究。他認為貧民區之所以集中在過渡地帶在于，19世紀80年代至20世紀20年代，美國工業化勢頭吸引了大批貧窮的歐洲移民，他們大多選擇住宅低廉而且緊鄰工廠區的地帶落腳，由此產生“漣漪效應”，推動了早期移民，以及城市中產階級和其它富裕階層向城市外圍的居住遷移。霍伊特（H.Hoyt,1939）通過對住宅租金的研究，發現美國城市居住區有向外延伸的趨勢，高級住宅會受到事務區、高級飯店和社會名流的吸引，沿公路或河流延伸到市中心，而低級住宅區也可向外擴展到市郊。按霍伊特的解釋，低級住宅區不完全呈同心圓狀分布，隨著高收入階層的外遷，低收入階層也可能搬入被棄置的原高級住宅區，并在其地域基礎上形成扇形模式（SectoralModel）。（見圖1-5b）而在美國地理學家哈里斯和烏爾曼（C.D.Harris&E.L.Ullman，1945）的多核心模式（MultipleNucleiModel）中，城市具有兩個以上的市中心，城市低級住宅區可能圍繞中心商業區，重工業區等多個核心分布。（見圖1-5c）圖1-5a伯吉斯的同心圓模式圖1-5b霍伊特的扇形模式1中心商業區，2過渡地帶，3工人居住帶1中心商業區，2批發商業、輕工業區，4良好居住地帶，5通勤帶3低級住宅區，4中等住宅區，5高級住宅區圖1-5c哈里斯-烏爾曼的多核心理論1中心商業區2批發商業區、輕工業區3低級住宅區4中等住宅區5高級住宅區6重工業區7外用商業區8近郊住宅區9近郊工業區33198765432圖1-5c哈里斯-烏爾曼的多核心理論1中心商業區2批發商業區、輕工業區3低級住宅區4中等住宅區5高級住宅區6重工業區7外用商業區8近郊住宅區9近郊工業區33198765432以上理論雖有差異，但基本上反映了英美城市按社會階層分化形成的地域結構。大致而言，較富裕者一般居住于環境清凈的市郊，而貧困者不能支付昂貴的交通費與房價，只能留在市中心附近的貧民窟。然而這些模式并不適用所有西方國家，例如在澳大利亞的一些主要城市，由于現代交通工具的相對普及和郊區化的過度蔓延，出現貧困階層由市中心向郊區分散的趨勢（Badcock,1984）。近年，在美國與歐洲，城市經濟與社會空間的重組，或“士紳化”(Gentrification)趨勢，也已影響到居住在市中心的貧困人群的生活空間。造成這一趨勢的主要原因是郊區房價的昂貴，以及小規模家庭數目增多。其結果是在紐約、費城、波士頓、華盛頓、舊金山、芝加哥等城市，“街區中窮人的位置被專業人士取代了”見[美]戴維.波普諾著，李強等譯，社會學，第576頁，1999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士紳化”帶來了城市中心的復興，城市貧民卻無法擔負改造后的房租，而失去原有居所，甚至成為無家可歸者（TheHomeless見[美]戴維.波普諾著，李強等譯，社會學，第576頁，1999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1.6國家與地方政府反貧困的政策與措施當前世界貧困問題主要是不合理的政治、經濟秩序帶來的惡果，其中貧富差別的日漸擴大是貧困問題日益嚴重的突出表現（鐘鳴等，1999）。各國家和地方政府在縮小貧富差別尤其反城市貧困上，主要采取的是擴大就業與社會福利的政策措施。（一）、擴大就業政策失業問題是導致城市貧困的主要原因之一，因而促進就業成為各國反對城市貧困的政策體系中重要一環。70年代末對荷蘭、美國、英國等發達國家，以及玻利維亞、緬甸等發展中國家的研究表明，無論在任何經濟發展階段，政府鼓勵部分產業發展，主動創造就業機會的政策，都具有“平衡效應”，能促進收入的均衡分配（Stack,1978）。經濟學家進一步提出，在城市中開展大規模的公共設施建設、環境改造工程，能為社會提供大量公共就業機會，從而緩解城市貧困（Keyserling,1967）。由于政治經濟制度不同，各國采取的具體對策差異很大。歐洲國家的經濟社會政策，強調以政府干預經濟，刺激“有效需求”，提高就業率和解決失業問題。此外，歐盟曾采取社會行動為特地地區、行業、群體創造就業機會，以補償因產業結構轉化而造成的結構性失業。美國自30年代的大蕭條時期以來，從未采取過大規模的社會經濟發展政策，主動為窮人創造就業機會。90年代一些左翼學者曾提出“工作共享”（Worksharing）的概念，即減少工人平均工作時間，以保證工人的就業率。但大部分的美國學者認為，工資不是個人唯一的收入來源，并且，一定時期內，工作共享必然帶來工資水平的降低，只有將“工作共享制”與稅收、政府轉移支付等再分配手段，和最低工資保障制度相結合，才能有效地解決失業引發的貧困問題（Gans,1996）。對于發展中國家，以高速經濟增長，保證國民充分就業，仍然是減少貧困的基本戰略。例如一些亞洲國家采取勞動密集型加出口導向的工業化模式，既為普通勞動者提供了大量的就業機會，也防止了因盲目引進高技術而導致的收入分配兩極分化。（二）、社會福利政策EspingAnderson在著作ThreeWorldofWelfareCapitalism（1990）中提出，資本主義的福利政策主要體現在三個領域，家庭與志愿機構的援助，政府的直接干預和市場經濟的作用。在意大利、西班牙等國家，家庭紐帶與社會志愿團體在社會福利中發揮很大作用，政府鼓勵私有企業的發展，和私有化的就業方式。在英美等崇尚“自由主義”的國家，個人貧困被視為市場經濟下勞動力競爭的結果，政府提供的社會福利水平較低，往往家庭和市場機制無法滿足其生活需要時，社會福利項目才給予直接幫助。而瑞典等斯堪得那維亞半島的國家，則采取完全的“福利主義”模式，政府直接提供多樣的福利保障形式，避免社會成員因各種原因陷入貧困（見圖1-6）。然而歐洲國家多年的“高福利”政策，給政府帶來巨大的財政壓力，并造成低收入者對福利的依賴性（WelfareDependency）。70年代后期以來,各國紛紛改革其福利制度，提出一些創新的社會福利項目。歐洲學者提出了“契約參與式”（ContractualInvolvement）的福利計劃，即參與者在享受福利待遇的同時，必須履行該計劃所規定的責任義務（Donzelot，1991）。50年代以來，美國的社會福利水平有所提高，社會福利概念也發生飛躍。社會福利的對象由“單純的被動的接受服務的人”（Client-recipient），轉變為“積極地去利用社會服務的市民”（Citizen-recipient）。美國許多州設置了工作福利制（Workfare）計劃，試圖要求人們在領取福利的時候參加培訓或教育計劃，以促進他們經濟上的獨立。1988年通過的《家庭援助法案》設立了一項重要條款，即開創“工作機會與基本技能”(JobOpportunitiesandBasicSkills,JOBS)的計劃，目的在于為窮人提供教育、職業培訓和就業安置，以增加窮人就業機會，結束貧窮的惡性循環。圖1-6西方國家的福利模式（Anderson,1996）1.2國內對城市貧困階層的研究1.2.1城市貧困階層的特征與界定90年代以來，中國的社會學研究者開始普遍關注中國的社會分層現象。伴隨著城市中富裕階層的出現，另一個城市貧困階層也在悄然形成。學術界關于城市貧困階層尚未有明確的定義，但從“城鎮貧困人口”、“低收入群體”、“弱勢群體”等各種相關概念，我們可以了解我國城市貧困階層的主要特征。有學者提出城鎮貧困人口主要由這樣幾類家庭構成：（1）無依、無靠、無收入來源的社會救濟與優撫對象；（2）停產半停產或嚴重虧損的國有、集體企業的困難職工家庭；（3）部分離退休人員家庭；（4）部分無業人員和失業人員家庭；（5）有病或殘疾人的家庭。城市貧困者的共同特征是入不敷出，收入低到僅能維持或難以維持基本需求，承受通貨膨脹的能力極為脆弱等等（唐忠新，1998）。樊平認為，低收入群體是具有勞動能力、但在投資與就業競爭中居于劣勢、只能獲取較低報酬的社會成員。而貧困群體不僅包括一部分低收入者，還包括沒有勞動能力、沒有固定收入來源的無業和失業社會成員，他們的生活狀況往往難以維持生存和體面的社會尊嚴（李培林等，1995）。另有學者從社會脆弱性的角度，定義了當前社會貧困階層，認為“凡是具有貧困性的社會群體都是社會弱者”，“各貧困群體不僅在社會分層結構的客觀狀態上具有貧困性和低層次性，而且在主觀狀態上也具有脆弱性。”（陳成文，2000）在對城市貧困階層的具體研究中，社會學者通常采取絕對與相對的兩種標準。（一）、絕對的標準社會救助的標準傳統的城市社會救濟對象是陷入生存困境，最為迫切地需要外界援助的城市居民。接受城市社會救濟的成員主要有（1）無生活來源、無勞動能力、無法定贍養人或撫養人的居民；（2）部分失業且家庭人均收入很低的居民；（3）部分家庭人均收入很低的在職、下崗和退休人員。一些早年的退休人員每月僅300多元退休金，若用來維持家庭全部開支，生活必然十分拮據。最低生活保障的標準為完善城市貧困人口社會救助制度，國務院于1999年9月頒發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條例》。當前城市救助制度可以理解為：國家實行的，以最低生活保障線為標準，向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線的公民，提供滿足最低生活權利的一項制度，又稱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各個城市的“最低生活保障線”的標準，實際代表了各政府所制定的“貧困線”標準。據此，汪雁等采取以下界定標準（2000），認為城市貧困人口是指根據該條例，縣政府所在地建制鎮以上各級城市中，收入在當地政府規定的最低生活標準線以下的非農業人口。3、恩格爾系數的標準李培林等認為隱性收入的大量存在，會造成以收入和職業地位為標準的分層指標失真。他采用衡量消費水平的恩格爾系數，將中國城市家庭分為七個消費階層，以恩格爾系數0.7-0.79為貧困階層，0.80以上為最貧困階層，前者占家庭總數的12.9%，后者占總數的9.9.%，總共比重達22.8%。（李培林，張翼，2000）（二）、相對的標準根據有關學者統計，若將家庭人均收入相當或低于城鎮人均收入1/2左右的城鎮人口視為城鎮貧困人口，我國的城鎮貧困人口大約3500萬人，約占全國城鎮人口總數的10%（唐忠新，1998）。國家統計局每年都公布城鎮住戶調查的結果，其中將收入最低的10%定義為“困難戶”，將收入最低的5%看成是“貧困戶”。1995年“貧困戶”人均生活費收入為1723.24元，人均年消費性支出為2060.96元。很多學者在研究中，認同“5%低收入組等于貧困者”的概念（李培林等，1997；關信平，1999）。1.2.2城市貧富分異的差距八十年代以來，我國城市貧富差距有所拉大。1994年，我國城鎮居民家庭中，最富有的1/5家庭（即收入最高的20%家庭）占全部收入的44.46%，而最貧窮的1/5家庭（即收入最低的20%家庭）僅占全部收入的6.04%見李培林主編，《新時期中國階級階層報告》，第337頁，遼寧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城鎮居民在財富占有方面的差距也相當突出，以城鎮居民在金融資產方面的差距為例見唐忠新，《貧富分化的社會學研究》，第37頁，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貧困型家庭戶均金融資產僅相當于平均水平的11.3%。最近，據國家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專家分析，“九五”期間，我國收入差異表現為體制內的“平均主義分配”和體制外的“收入差距過大見李培林主編，《新時期中國階級階層報告》，第337頁，遼寧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見唐忠新，《貧富分化的社會學研究》，第37頁，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對于目前貧富分化的程度，存在不同的看法，李強認為，我國的貧富分化程度高于美國，主要原因在于中等收入階層的比重過小，而低收入階層規模龐大（見表1-3）。值得注意的是，城市的貧富分化正在改變一些社會成員的階層地位，原先由“干部”和“工人”組成的身份群體，逐漸分化或解體，以貧富差異為主要標準的社會分層體系正在形成。表1-3中國城鎮居民家庭各層占有收入的比例1994年和1996年按家庭年收入從低到高分為五組各組占有全部收入的比例（%）1994年1996年最低的20%6.045.78次低的20%11.1610.71中間的20%15.7715.07次高的20%22.5720.81最高的20%44.4647.62資料來源：李強，《社會分層與貧富差別》，鷺江出版社，2000年。1.2.3現階段中國城市貧困階層由于我國社會轉型期的特殊性，由下崗、失業人員構成的貧困群體日益受到關注，成為學者們研究的對象。據肖文濤研究（1997），在我國社會轉型時期，我國城市貧困人口來源較廣，成分比較復雜，主要包括：（1）原國有、集體企業職工因企業陷入困境而失業或下崗的人員；（2）因個人素質低而無法找到工作的待業者；（3）難以承受物價持續上漲的低收入者；（4）商海競爭中的失敗者，天災人禍造成的貧困者，單親家庭中的成員，從事不法行為乃至判刑的人員及家屬，以及無穩定工作的進城農民工等等。其中，部分“雙停”企業職工由于多年停發、減發工資，基本生活來源面臨斷絕的危險，成為城市貧困階層的主體。伴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育、成型，誘發貧困的因素增多。董淑芬（2000）認為當前我國城市貧困階層呈現新的社會特征。主要表現為（1）貧困人口規模增加，貧困程度加深，且有不斷擴大的趨勢；（2）企業職工成為貧困階層的主體；（3）城市貧困人口的地區、行業、所有制差異不斷擴大；（4）城市貧困人口的群體意識顯露，對經濟和社會生活的影響日趨嚴重。目前，城市貧困階層的空間分布特征，也引起國內社會學者的關注。隨城市社會的變遷，“不同階層的人口，開始有規律地居住在城市的不同區位，其中包括，城市貧困人口逐漸聚集在城市的某些特定區域”，產生了新的“城市貧民區”（陳涌，2000；李強，2000）。國內地理學界的部分學者，較早就注意到城市貧困階層的空間分布現象，其中對于北京等大城市的流動人口聚落分布，以及社會空間極化的機制研究已經相當成熟（顧朝林，1997）。1.2.4關于現階段我國是否存在底層群體李強（2000）等認為，改革以來利益結構的調整，使得部分群體獲得利益，也造成另一部分利益受損。他采用經濟的標準，將中國人分為四個利益群體，包括特殊獲益者群體、普通獲益者群體、利益相對受損群體和底層群體。其中的底層群體類似于英文Underclass一詞，從經濟分層標準看，“底層群體”屬于絕對的利益受損者，包括所有收入低于貧困線以下的群體，從構成來看，城市中的“底層群體”主要包括下崗工人中的生活極端貧困者，貧困農民和大批流入城市、居無定所、無正當職業的農民工。他們缺乏經濟上的來源和保障，也不一定能夠享受社會保障或社會救濟，尤其是流入城市的民工，并不在城市最低生活保障范圍之列，因此會產生一系列社會問題。二、城市貧困階層研究的理論框架和研究方法對城市貧困階層的研究，是基于社會分層的理論、社會空間分異的理論，和社會資源分配的理論等認識基礎上，而對城市貧困階層的具體空間分析，需要引入一般的社會空間統計方法和社會調查的方法。2.1社會分層的理論2.1.1關于社會分層的解釋所謂社會分層（SocialStratification）是一種根據獲得有價值物的方式來決定人們在社會位置中的群體等級或類屬的一種持久模式見[美]戴維.波普諾著，李強等譯，社會學，第239頁，1999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見[美]戴維.波普諾著，李強等譯，社會學，第239頁，1999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功能主義的解釋美國社會學家戴維斯和摩爾（K.Davis&W.Moore,1945）的研究最能夠充分表達功能主義的觀點。他們認為，社會不平等現象不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對于社會的正常運轉也是必要的。社會分層具有各種積極的功能，它能夠通過各種社會報酬（如財富、權力和名望等）激勵社會成員努力工作，并推動社會的不斷發展。戴維斯-摩爾分層理論的基本要點可概括為見奚從清等主編，社會學原理，第186-187頁，1994年，浙江大學出版社。見奚從清等主編，社會學原理，第186-187頁，1994年，浙江大學出版社。沖突主義的解釋對于沖突理論家，社會分層并不是社會運行的必要條件，而是強大群體對弱小群體剝削的結果。美國社會學家圖明（M.M.Tumin）認為，社會分層是權利群體的價值體現，必將阻礙社會與個人的充分發展。他指出社會分層的功能弊端在于見奚從清等主編，社會學原理，第187頁，1994年，浙江大學出版社。：（1）社會分層使上層社會的人們有發揮才能的機會，而大多數社會下層的人們沒有同等機會，嚴重限制了社會智力的大規模開發與利用。（2）社會分層往往具有維持社會現狀的功能，即社會特權階層可以利用他們的社會地位，用規范的形式使社會不平等現象合理化。（3）社會分層可能觸發社會下層對社會上層的對立與不滿情緒，最終導致社會動蕩或根本性變革。見奚從清等主編，社會學原理，第187頁，1994年，浙江大學出版社。大多數沖突理論都是建立在馬克思的經典理論之上，強調資本主義的階級沖突特點。德國社會學家達倫多夫（R.Dahrendorf）以權力為區分階級的標準，將社會階級劃分為掌權階級和服從階級，前者在維護權力結構的過程中獲利，而后者只有在推翻這種權力結構時才能獲得利益。2.1.2關于社會分層的標準韋伯的分層標準最早的社會分層理論是由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提出，在西方社會學界有著廣泛的影響。他在1922年的《經濟與社會》中提出了著名的“三位一體”的分層模式，即在經濟領域存在著階級（Class），在社會領域存在著身份地位（Status）或聲望差別，在政治領域存在著政治派別。該社會分層體系包括了經濟、社會與政治等多個分層標準。其中，經濟標準指收入與財富的多少；社會標準即社會地位，是對個人榮譽、聲望的評價；所謂政治標準也就是權力，指個人或群體控制或影響他人的能力。韋伯的理論為西方社會學家提供了一個較為系統的、明確的分層標準。美國社會學家沃納（LloydWarner,1949）在此基礎上，按財富、聲望和權力等標準，將美國社會分為六個社會階層。該方法也稱“韋伯—沃納分層法”，已成為西方社會一種較固定的分層模式。另有學者采取單個標準進行社會分層，例如根據收入或財富的差異，對職業聲望的排序等，來確定社會分層結構。馬克思的分層標準馬克思在階級劃分的同時，也進行了社會階層的分析。他認為階級與階層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從馬克思的著作中，我們可以領會他對階級的定義，是基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基礎上的。人們對于生產資料的占有關系不同，在勞動組織、生產過程中所起的作用不同，領取社會財富多少的不同，決定了剝削與被剝削階級的地位差別。同時馬克思指出，在過去的各個歷史時代，社會被完全劃分為不同的等級，而在每個階級內部又存在著各種獨特的等第。3、毛澤東的分層標準毛澤東在1926年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等文中，根據政治、經濟的雙重標準，描述了當時中國社會階級結構體系，包括（1）地主階級、買辦階級，（2）中產階級或民族資產階級，（3）小資產階級，（4）半無產階級，（5）無產階級，（6）游民無產者。新中國成立后，該標準被繼續沿用來劃分社會階級階層結構。2.2社會空間分異與城市空間結構理論2.2.1城市生態結構理論美國社會生態學派運用人類生態學的生物比擬法則，研究了城市社會空間分異的過程。伯吉斯認為，低階層家庭向高階層居住區的不斷“侵入”（Invasion）,導致不同社會階層的人在各層帶取得優勢地位，逐步形成同心圓狀地域結構。霍伊特認為，對外交通干道和高收入階層提供的財富是城市空間延伸的基礎，居住區通過“過濾”（Filtering）演替，形成扇型結構模式。50年代開始的社會區分析發現，集同心圓、扇型和多核心為一體的模式更具有普遍性。北美城市的社會空間分異表現為：不同類型的家庭呈同心圓狀分布，不同社會經濟階層的居住呈扇型分布，而少數民族傾向于集中在城市某個特定區域，三者疊加而成城市社會空間的復合結構。然而“伯吉斯-霍伊特”模式并不完全適用英國、澳大利亞等國家，在拉美等發展中國家，出現“反向同心圓”（Anti-Zonal）的模式，低收入階層大多居住在城市外圍。戴維斯（W.Davies）認為歷史上，城市的社會空間分異往往取決于家庭、社會地位、民族和移民狀況等四個主要因素，當前西方社會日趨復雜，造成社會空間分異的因素更多，新移民，職業分化，社會福利的依賴人群，和社會底層階級的產生，以及城市邊緣區的形成，使得城市社會空間結構趨于“零碎化”。2.2.2新古典經濟學與區位論由于60-70年代的社會區分析，僅以居住為影響因子加以分析，忽視了城市基礎設施，社會服務設施的區位差異，對社會空間結構的影響。一些學者在新古典經濟學的基礎上，引入空間變量，探討在理想競爭狀態下的區位均衡，解釋城市空間結構的內在機制。美國城市經濟學家阿朗索等（W.Alonso,1964）從土地價值角度研究了城市地域空間的分化。隨市中心向外距離的增加，區位地租逐漸降低，用于交換、生產和居住這三種功能的土地價值隨距離的變化率是不同的。另有學者提出了居住空間分異的模式（‘Trade-off’Models），該理論假設城市所有經濟活動均以CBD為中心，每個家庭至少擁有一位勞動者，資本具足夠的流動性，使各家庭能夠最大限度的滿足空間的需求。依照該模式，距市中心的距離越遠，區位成本（通勤費用）越高，而住宅成本（地租等）越低，人們根據“收益—費用”曲線與各自的經濟承受力，選擇最佳居住區位（見圖2-1）。低收入家庭由于對居住空間的收入需求彈性很低，只能選擇臨近市中心的地區。2.2.3馬爾克斯的城市空間結構理論后福特經濟轉變下，城市呈現新的空間特征，表現在居住空間（ResidentialCity）與經濟空間（EconomicCity）兩方面。從居住特征看，城市空間逐漸分化出高級居住區（LuxuryHousingSpots）,士紳化街區（GentrifiedCity）,郊區（SuburbanCity）,廉租區（TenementCity）,被遺棄的街區（AbandonedCity）。城市居住的分異現象，與城市經濟結構的分化是并行的。為適應不同的經濟功能要求，城市的空間也分化為不同的經濟活動空間，即決策管理區、高級服務區、生產區、非技術性和非正規行業區、其它地區。馬爾克斯(PeterMarcuse,1996)認為目前歐美城市的居住空間分異，并非不同階層生活方式與物質需求的簡單反映，城市的經濟空間結構也不是單純效率分配的結果，總體看來，城市的空間結構不僅客觀上反映，而且無形中強化了既有的財富與權力分配的方式。在此基礎上，他提出了城市貧困階層的產生與多元分化的城市空間結構之間的作用關系（見圖2-2）。圖2-2城市貧困階層與城市空間結構演化（Marcus,1996）2.3城市空間資源分配與管理的理論六、七十年代之后，資本主義矛盾日益加深，不少國家都面對勞工運動、學生運動等政治沖擊，人們不再滿足社會不平等是自然發展的解釋。針對城市資源分配的不均衡現象，西方城市理論界的社會福利學派、馬克思學派和韋伯學派，分別對傳統的城市結構理論提出了挑戰。2.3.1社會福利學派福利經濟學家認為，公平的收入分配和經濟效率一樣，是經濟運行的目標之一。由于市場經濟會導致收入分配的差異，政府應通過收入轉移或再分配，提高窮人的收入水平，實現“社會福利的最大化”。地理學家戴維.史密斯（DavidSmith）在此基礎上，提出社會福利的地域研究方法，試解決資源分配中，“誰、在何處、以什么方式、得到什么”的問題。他在社會區分析所采用的人口與住房指標外，率先建立了一系列社會指標，開展了對人們生活質量的空間分析。福利學派僅僅建立了衡量社會公平，及其空間差異的標準，它沒有提出具體的資源分配模式，也沒有對分配的不公正做出解釋。但其社會指標體系的建立，對歐美等國的反貧困政策的制定，及生活質量的研究均有重要影響。2.3.2馬克思主義學派馬克思主義學派認為社會沖突是城市研究的重點，將城市的不公平歸咎為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及其社會結構的不平等。哈維（DavidHarvey）認為，現有的城市空間結構，包括城市的交通體系、工業區劃、公共設施和住宅的分布，會阻礙社會再分配的目標實現，使資源分配的不均衡更加嚴重。政府和其他社會組織，作為規劃與決策制定者，具有不可推卸的“社會責任”。例如，城市現有的用地結構，會造成資源分配不均衡的多重效應。當經濟增長時，人們對于區位較好的土地的需求也會增加，由于地價增長的速率遠高于工資的增長，這部分土地所有者的資產價值將不斷擴大，使收入與財富的分配在空間上進一步極化。2.3.3韋伯學派城市管理學說韋伯學派也很關注城市資源分配的不平等，社會沖突與權力分布等問題，但它反對馬克思學派將資源的不公平完全歸結為社會結構，相比之下，它更強調社會結構內個人的理性行為。借用了韋伯的理論，帕爾（R.E.Pahl）提出了城市管理學說。他在研究中發現，城市空間是重要的社會資源，居于高尚住宅區的中上層人士享有較好的居住環境，完善的基礎設施，他們得到的社區資源遠比居于貧民窟的低下層市民為多。這樣使社會不平等或貧富懸殊問題進一步惡化。帕爾認為，城市資源的分配并非完全取決于市場，部分資源是通過政府的科層體系去分配的。在這個分配的過程中，有很多城市管理者（UrbanManager）,例如房屋事務管理者，城市設計師，建筑師，地產商，社區工作者，教育工作者等。這些管理者對城市資源有一定控制權力，并有自我的價值取向與目標，他們會對資源分配產生影響，強化或減弱現存的社會不平等。2.4社會空間統計分析的方法2.4.1社會空間統計分析的方法社會區分析（SocialAreaAnalysis）與因子生態學（FactorialEcology）方法Shevky,Bell和Williams提出的社會區分析，是利用城市人口分區調查資料，考察各區居民社會階層（SocialRank）或經濟地位（EconomicStatus）、城市化或家庭地位（FamilyStatus）、和社會隔離（Segregation）或種族地位（EthnicStatus）的差異，并用一系列指標對各社會區分類，建立社會空間結構模式。具體的方法包括：（1）嚴格的普查區意義上的社會區分析，以Shevky-Bell的七個指標為基礎，通過二維分類方法建立社會空間結構。（2）嚴格定義指標的因子分析，用多元因子分析方法解決。（3）因子生態學方法，運用了更多范圍的社會經濟、人口和住房指標，包含三個以上的變量維，有時包括遷移狀態。因子生態學的實質是采用因子分析模型來分析n個基本空間單元的p個社會經濟、人口和住房等變量，將其組成一個（n,p）矩陣，轉換為r維（r<p）的矩陣（n,r），通過消去線性相關的冗余信息，使這r個因子包含了原始數據的所有統計信息。社會福利函數（Social-WelfareFunction）因子生態學分析的方法，忽視了一些重要的影響要素，例如環境質量、醫療設施、商業中心等公共設施的可達性等。社會福利函數的方法，在選取社會指標體系時，包含了以上因素，除社會、經濟、人口等，還考慮到影響外部經濟的要素。2.4.2貧困階層的社會空間分析在社會學研究中，通常采用（1）居民的收入、住房等社會經濟指標，或（2）接受社會福利的貧困者等統計資料，利用均值、方差、標準差、變異系數、峰值、偏離度等統計量，描繪貧困階層的空間特征及分布類型。此外，在社會地理學研究中，有兩種與城市貧困密切相關的研究方法。（1）生活質量（QualityofLife）的綜合衡量方法生活質量的研究為研究城市社會空間差異，提供了數量分析的可能性。關于生活質量的指標建立，有不同的方法。史密斯（D.Smith,1973）選取了以下指標：（1）社會福利依賴性，（2）空氣污染程度，（3）娛樂設施水平，（3）吸毒案例，（4）家庭穩定程度，（5）地方的參政意識。通過對各個統計區域內的指標值標準化，進行加權綜合，得出各社區的生活質量分異。諾克斯（P.L.Knox,etc,1978）在研究中選取了11類共50個變量進行綜合分析。這些變量反映了生活水平的各個方面，包括健康狀況、住房水平、就業機會、教育程度、個人信譽、收入與消費水準、娛樂、社會與政治參與、生活適宜程度、環境質量、和社會穩定等。（2）社會剝奪（SocialDeprivation）的評價方法社會剝奪程度是對貧困的一種相對性的理解，可以反映貧困者及其他弱勢群體的空間分布。對社會剝奪程度的空間分析，一般采取多指標的綜合評分法。例如在各統計單元內，選取住房適宜度、居住面積、空置住房、子女數、低收入者、失業人員、殘疾人、重病患者、單親家庭、家庭人口數等統計指標，進行因子分析，或主成份分析，計算各單元的綜合得分，劃分其社會剝奪的等級。2.5社會調查的方法社會調查是社會學研究的重要方法。對于城市貧困階層的調查，主要采取以下方法。調查對象的選擇確定調查對象的方法有兩大類，一種是全面調查，即對調查對象總體的所有單位進行調查，另一種是非全面調查，是對對象的部分單位進行調查，包括抽樣調查、典型調查和個案調查。典型調查是在對調查對象總體有所了解的基礎上，選擇少量有代表性的單位進行深入系統的調查研究，并以此大體估計總體情況的方法。調查單位的代表性，取決于調查者對總體內部的差異性的了解。調查資料的搜集（1）問卷法問卷法是運用統一的問答資料向被調查者了解情況的方法。針對社會階層的調查，問卷法可以反映某個階層的一般趨勢與狀況，也可以對不同階層的情況，進行比較和分析。問卷法的主要特點是可以運用標準化工具，進行定量分析。（2）訪談法訪談法是調查者直接向被調查者口頭提問，當場記錄答案的一種方法。訪談是一種互動的形式，具有相當的靈活性，可以針對不同對象，和具體的情境進行深入的了解。三、南京城市貧困階層的調查為了研究南京市城市貧困階層，筆者曾于2001年2月至4月期間，走訪了南京市民政局、統計局等有關部門，并在同學協助下，對城市貧困階層的典型居住地區，進行了問卷調查與個別訪談。3.1城市貧困階層的規模調查國內對于城市貧困階層的實際測量，主要采取貧困線的確定方法，綜合考慮居民的收入水平與住房狀況。在本次調查之前，并沒有有關部門或學術研究單位，對南京市城市貧困階層的規模、貧困程度及其分布，進行專門的研究。因此，本次調查參照了國內外學術界對貧困階層的界定標準，結合了南京市民政部門的統計資料，以及國家統計局每年在各城市中進行的“城鎮居民家庭收支調查”，對南京市貧困階層的規模做初步估測與分析。根據南京市民政局的統計資料，2000年南京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對象約為1.8萬，占全市非農人口比例的0.57%。據有關部門估計，這部分人口僅僅是“金字塔”的塔尖部分，與實際生活水平相對貧困的人口相比，僅占其5-10%左右。由此推算，南京的城市貧困層約占城鎮總人口的5%-10%。3.2城市貧困階層的典型調查3.2.1調查地點接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的居民，代表了城市生活中最為窘迫、無助的一部分人群，他們在空間的主要分布地區，大多是貧困階層較為集中的地帶。根據南京市接受社會保障人員的分布差異詳見本文第四章：南京城市貧困階層的社會空間分析。，從鼓樓、玄武、白下、秦淮、建鄴和下關等六城區范圍內，按適當比例選擇了11個典型社區，對社區內的貧困家庭進行調查。具體包括：（1）建鄴區的安品街--評事街，問卷10份；（2）玄武區的梅園--梅園、漢府街，問卷10份；鎖金村--鎖金六村，問卷7份；（3）秦淮區的中華門--西街、下碼頭，問卷14份；釣魚臺--荷花塘、高崗里，問卷8份；（4）下關區的中山橋—寶善街、南通路，問卷22份；建寧路--詳見本文第四章：南京城市貧困階層的社會空間分析。3.2.2調查方法在對各社區的調查中，采用類似“滾雪球”““滾雪球抽樣”（SnowballSampling）是一種非概率抽樣技術，常用于定性的實地調查中。在無法進行大規模社會調查，或難以找到對象總體的成員時，可以先搜集少數群體的資料，再根據他們的建議，找到其他的成員。這種方法尤其適用于對無家可歸者、流動勞工、移民的樣本調查。問卷具體分三個部分，一是對家庭成員基本狀況的調查，二是對家庭社會和經濟狀況的調查，三是針對貧困階層的具體問題，如是否失業、下崗或退休、無業人員，是否領取社會保障等。此外，為了解問卷以外的更多有關情況，對部分被調查的貧困家庭，調查地點所在的社委會和居民委員會的負責人，以及長期生活在當地的居民，進行了深入的無結構式訪談。釣魚臺安品街建寧路鎖金村中華門中山橋梅園釣魚臺安品街建寧路鎖金村中華門中山橋梅園圖3-1南京城市貧困階層調查地點示意圖四、南京城市貧困階層的社會空間分析4.1城市貧困階層的空間分布根據目前對南京城市貧困階層的唯一統計數據，即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對象的統計資料，可以基本判斷城市貧困階層在6個城區，47個街道基本統計單元內的主要分布特征。4.1.1從各城區來看，在城南與城西的秦淮區與建鄴區，以及城北的大廠區，接受社會保障的人口比例最高，城中的玄武區與城東的白下區比例適中，鼓樓區的比例最低。表4-1南京城市貧困階層的分區差異城區名稱社會保障戶數（戶）占總戶數的比例（‰）社會保障人數（人）占城市人口比例（‰）玄武區6245.0712313.18白下區6696.4013274.27秦淮區7088.0113976.24建鄴區6717.5613355.69鼓樓區6524.4313462.60下關區7097.3114075.094.1.2具體從各個街道的比例來看，城市貧困階層的分布在各區內還存在顯著差異。根據47個街道的統計數值P，計算得出均值p與偏差σ，在此基礎上，將這些街道劃分為五類，分別是Ⅰ類，低于均值即P<p-σ；Ⅱ類，略低于均值，P∈(p-σ,σ)；Ⅲ類，略高于均值，P∈(p,p+σ)；Ⅳ類，較高，P∈(p+σ,p+2σ)；Ⅴ類，很高，P>p+2σ。由表可見，貧困人口比例相對較高的街道包括，玄武區的梅園、紅山，建鄴區的安品街，秦淮區的中華門，下關區的中山橋。（見圖4-1、圖4-2）表4-2南京城市貧困階層的空間分布類別街道名稱Ⅰ類江東、水佐崗、蘭園、后宰門、孝陵衛、淮海路、瑞金路Ⅱ類五臺山、寧海路、湖南路、三牌樓、中央門、鼓樓、挹江門、新街口、丹風、玄武門、玄武湖、鎖金村、苜蓿園、洪武路、朝天宮、車站、建寧路Ⅲ類華僑路、健康路、石門坎、五老村、大光路、夫子廟、釣魚臺，雙塘、秦虹、紅花鎮、飲虹園、止馬營、莫愁湖、南湖、興隆、熱河南路、寶塔橋、小市Ⅳ類梅園、安品街、中山橋Ⅴ類紅山、中華門圖4-1南京城區街道轄區示意圖

圖4-2南京城市貧困階層分布示意圖（a）

1Dot=8圖4-3南京城市貧困階層分布示意圖（b）

4.1.3從空間分布密度來看，城市貧困階層的居住，集中在城南和城中地區，和城西的下關區。（見圖4-3）這一分布狀況，與南京城市的歷史發展演變，有密切的關系。城南地區早在明代，城南就是貧民住宅區，其時城南為手工業區，范圍東起大中橋，西至三山門（今水西門），南達聚寶門（今中華門），北抵北門橋（今珠江路北）。不僅有織錦坊、弓匠坊、鐵管坊等各式作坊18個，而且居住著10余萬手工業者。解放前，這一地帶既有最繁華的商業街——三山街，也有居住條件最差的地區，據統計當時棚戶區309處，位于城南的就有近6000戶。城中地區城中的白下區也是南京歷史上的老城區之一，自唐代就是交通發達、商業繁榮之地。解放前，內秦淮河以東，為飛機場和大片菜地，內秦淮河以西，除新街口、太平路較為繁華，大多地區房屋破舊，區內有中山南路、五老村、公園路等17片棚戶區，鐵路沿線與秦淮河兩岸，也零散聚居著不少人力車、搬運、鐵路工人和流入城市的農民。80年代，先后建立了瑞金新村、藍旗街、標營等多片居住小區。城西地區歷史上，建鄴與下關區均為棚戶集中的地區。建鄴為東吳都城舊址所在，解放前，僅6.9平方公里內分布著宮后山、石城村等13個棚戶區。80年代以來，興建了南湖新村、莫愁新寓等居住區，吸納了大量由農村返城的下放人員及其家庭。下關是歷史上的商埠區，曾有相當的店鋪市街，解放前大多衰敗不堪。舊時的下關，也是船民、搬運工和逃荒而來的難民集中地，他們常年居住在蘆席、泥土圍起來的“滾地龍”中。1949年該區內有七八千個“滾地龍”，現金陵新村、五所村、姜家園、熱河南路等以往貧民居住地區，已建成多片居住小區。城市貧困階層的基本特征城市貧困階層究竟是由那些人構成，通過本次調查，我們可以對當前南京城市貧困階層作如下描述。為了便于分析，將本次調查家庭按收入、居住狀況分為以下三類，進行比較分析。表4-3南京城市貧困階層的研究分類A組（收入貧困者）B組（住房困難者）C組（收入貧困且住房困難者）家庭人均月收入<343元根據南京市2000年人均可支配收入8233元，相當于月均686元，取1/2為343元。家庭人均住房面積<10m2家庭人均月收入<343元，人均住房面積<10m2調查戶數（戶）533730人數（人）167131109人均收入（元）203.81239.74190.42人均居住面積（m2）10.196.796.864.2.1年齡構成和性別構成在年齡方面，貧困階層中，36-45歲的中年人和46-60歲的中老年人比例最高。在收入貧困層中，高齡老人（71歲及以上）和沒有經濟來源的未成年人（15歲以下）比重明顯偏高，而26-35歲的中青年人和61-70歲的老年人，突出表現為住房困難。在收入貧困而且居住面積狹小的“雙重貧困者”中，15-25歲的青年和36-60歲的中年和老年人比例偏高。從性別構成來看，B組、C組中女性比例明顯低于男性，然而A組中，即收入貧困組中，女性比例相對其它兩組略高一些，幾乎與男性比例持平。圖4-4南京城市貧困階層的年齡結構女性男性A組49.1%50.9%B組46.6%53.4%C組47.7%52.3%4.2.2受教育程度貧困階層普遍受教育程度偏低。從調查中了解到，A組收入貧困者中有15%是文盲，約4/5左右的人文化程度為初中及以下，只有1/5的人接受過高中及以上教育。在C組收入住房雙重貧困者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者比例更高，達83%以上。表4-4城市貧困階層的文化程度（%）未受過教育小學初中高中中專/技校/職高大專大學本科研究生A組15.228.535.812.06.11.80.60B組13.430.733.99.49.42.40.80C組15.030.837.48.45.61.90.904.2.3職業構成從職業分布來看，工人是收入貧困的最大群體，其次是無正式職業的人員，共占90%以上。B組住房困難戶的職業分布面較廣，除“教師/科研人員”與“商業工作者”，其它各類職業都有代表。在C組雙重貧困階層中，職業的分化更為明顯，可以說，工人與無業人員是當前城市貧困階層的主要構成。但是這些工人僅有少部分和原單位保持勞動關系。表4-5城市貧困階層的職業分布（%）工人領導干部教師/科研人員企業技術人員企業管理人員商業工作者服務業工作者無正式職業A組52.80.80.00.00.01.63.341.5B組54.02.00.02.02.00.02.038.0C組51.91.20.00.00.00.01.245.74.2.4個人與家庭的致貧原因導致個人與家庭陷入貧困的直接原因是什么。在調查中發現，家庭人口較多、而就業人口較少，家庭中有非農業、或“農轉非”的戶口類型，和一些身患重病或殘疾，而又缺少固定收入來源的個人和家庭，占城市貧困層的比例最高。由此我們首先選取了家庭人口與家庭就業面等指標，進行相關系數的分析。根據表4-6，在調查的總體中，家庭人口與家庭就業面（即家庭中就業人口占家庭人口的比例），與家庭人均收入水平均呈現強相關性，其中家庭就業面與家庭人均收入的相關系數達0.56。同時，家庭人口與家庭人均居住面積的相關系數達到-0.58，說明居住的狀況與家庭人口也有密切的關系。但在B組、C組中，人口與居住面積的相關性很弱，說明居住極度困難的家庭，往往不是由于人口過多造成的，而是另有原因。從個人的因素來看，非農業戶口、個人的殘疾、重病，明顯對個人和家庭收入有強烈的影響（見表4-7）。其中“半邊戶”家庭的收入水平最低，收入的差異也不大。這與當前的戶籍制度和勞動力市場的限制，以及非農人口自身文化程度不高有很大關系。殘疾人家庭和重病患者家庭略好些，這往往是因為家庭與社會對他們有更多優先的救助形式，能保障他們不落入極度的貧困狀況。除卻以上因素，個人的失業、在業低收入也會造成家庭收入水平的低下。其中以長期失業人員、雙下崗家庭生活最為艱難。然而，下崗和內退者的家庭收入差異較大，部分具有一定文化素質或勞動技能的下崗人員仍可以獲得就業機會，維持家庭的生活水平。表4-6家庭的致貧因素分析（Pearson相關系數）家庭人均收入人均居住面積全部家庭就業面0.56-0.04家庭人口-0.27-0.58A組家庭就業面0.43-0.26家庭人口-0.29-0.62B組家庭就業面0.720.02家庭人口-0.33-0.02C組家庭就業面0.63-0.10家庭人口-0.29-0.02表4-7個人的致貧因素分析家庭人均收入（元）人均居住面積（米2）個案數均值標準差均值標準差家庭中有“農轉非”188.780.27.53.713殘疾者213.7110.410.96.713重病患者224.163.813.15.812下崗者261.3228.310.46.237雙下崗237.166.513.27.114提前退休者686.7494.215.57.85長期無業者218.391.613.09.0374.3城市貧困階層的生活水平與生活方式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存在不同程度的差異，城市的貧困者和家庭，收入與消費水平也會存在差異。從總體上看，貧困階層的消費以食物消費為主，重點滿足物質生活需求，對精神生活雖然也很重視，但是經濟條件的制約決定了這是一種相對匱乏、未得到滿足的生活方式。4.3.1城市貧困階層的消費水平與消費結構調查中了解到，A組收入貧困階層的家庭收入為642元/月，食物支出占家庭月收入的比例達到了71.8%（見圖4-6）。除了日常開支，家庭的收入主要用于醫療、子女教育和儲蓄等方面。A組中，43.6%的家庭表示沒有節余、或除日常開支，沒有其他用途，34.5%的家庭表示用于子女教育，12.7%的家庭主要用于醫療，僅5.5%的家庭主要考慮儲蓄。圖4-6南京城市貧困階層的消費支出狀況4.3.2城市貧困階層的購物與娛樂在購物地點的選擇上，貧困階層大部分只在社區內的零售店和農貿市場購物，部分首選去社區外的超級市場或批發市場購物（見圖4-7），一些生活極度貧困個人或家庭，甚至表示多年未去過新街口、山西路等城市商業中心。在城市中心及周邊一些社區建設比較齊全、服務設施完善的大型居住區內，如筆者調查的玄武區的鎖金六村、下關區的五所村，貧困者和家庭往往可以有更多的消費選擇，也更加傾向于在合理的步行范圍內，選擇價格實惠的超市進行購物。但是在傳統零售商業發達的老城區，如城南的秦淮、建鄴區，貧困者和家庭一般在社區內的零售網點消費。在城市邊緣地區，由于區位和交通的影響，僅有部分有條件的家庭，會選擇社區外的大型超市、或批發市場購物。在僅能維持溫飽的經濟條件下，貧困家庭的娛樂方式與活動空間十分有限，絕大部分局限在家庭內部、和社區綠地、公園內。針對是否外出游玩的問題，A組，即收入貧困組中，僅有5.1%的個人表示過去一年內曾攜全家、或獨自去城市主要公園、旅游景點游玩，其余94.9%表示多年未外出游玩，原因在于無法擔負公園、景點的有關費用。此外部分貧困家庭社交聯系不廣，缺乏出行的動機，也是重要原因。圖4-7南京城市貧困階層的購物場所選擇4.4城市貧困階層的居住狀況在實地調查中發現，除了部分居住在城市中心的貧困者，以及一些因下放回寧集體安置住房的貧困者，大部分貧困階層的居住條件比較差，在城南和下關的舊城區，和城市的邊緣地區，貧困階層的居住大多是成片的，具有“棚戶區”的特點。4.4.1居住水平從住房的類型和質量看，貧困階層的住房50%以上為平房，40%以上為質量較差或很差的平房，其余大部分居住在一般或較差的中低層樓房，調查對象中未發現居住在別墅或高層樓房的。另有5%以上貧困者居住在“其它”類的住房，即等級以外的自搭建的棚屋、坯房或過渡房。從居住面積看，B、C組的居住水平均低于全市平均水平的10.4平方米/人，而且住房內的設施條件十分落后。在C組收入住房雙重貧困家庭，人均居住面積僅有6.86平方米，只有16.7%的家庭有管道煤氣，20%的家庭有衛生間。從住房來源看，貧困階層的住房絕大多數是房管部門的公房，以及家傳的私房，。貧困階層中單位分房、自購商品房和自購福利房的比例很低，可見大部分貧困者不具備單位分房的能力，也不具備購房的一般經濟條件。表4-8南京城市貧困階層的住房類型（%）別墅住宅高層樓房很好的中低層樓房一般的中低層樓房較差的中低層樓房較好的平房一般的平房較差的平房很差的平房其它A組001.920.817.0011.328.315.15.6B組00010.813.5010.927.029.78.1C組00013.316.7010.030.023.36.7表4-9南京城市貧困階層的住房面積和設施平均面積（平方米）有衛生間（%）有管道煤氣（%）A組10.1932.115.1B組6.7916.216.2C組6.8620.016.74.4.2居住需求貧困階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