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代表人物述評(權威)桐城派代表人物述評(權威)桐城派代表人物述評(權威)資料僅供參考文件編號：2022年4月桐城派代表人物述評(權威)版本號：A修改號：1頁次：1.0審核：批準:發布日期：安徽是古文化大省，在中華傳統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學術界有人以區域劃分，把安徽省分為三個文化圈，即淮河文化、黃山文化和桐城文化。從文化內涵上說，淮河文化和黃山文化內容繁富，門類諸多，淮河文化有以老子為代表的先秦哲學，以三曹（曹操、曹丕、曹植）為代表的建安文學，以華佗為代表的中華醫藥文化，以劉伶為代表的魏晉酒文化，還有淮北梆子戲、鳳陽花鼓等；黃山文化有以戴震為代表的樸學（皖學），有黃賓虹為代表的新安畫派，有底蘊深厚的徽商文化，還有徽派建筑、雕刻、園林藝術、徽劇等，更有人文與自然景觀相結合的山水文化。我們把這兩個文化圈稱為泛文化。桐城文化與之相比，內容比較單一，主要表現為文學藝術，其代表者為桐城派。桐城派是統稱，它包含有桐城文派、桐城學派、桐城詩派和桐城書畫派，還有豐厚的桐城民間文學。我們把桐城文化稱之為精致文化或精品文化。今天我就桐城文派談一點個人淺見。一.與桐城學派、詩派相比，從時間上來說，桐城文派興起稍晚，但聲譽最高，影響最大。桐城文派起于清康熙，衰微于清末民初，延續二百三十余年。其流行地域之廣，幾乎包括了當時中國經濟文化比較發達的大部分地區，北至京畿，南達嶺外，東抵江左，西至云貴，都有桐城派作家的身影，其作家人數多達1200余人，著述二千余種，隨著中華文化的傳播，桐城文派在海外也有很高的聲譽，因此，不論從綿延的久遠，還是從影響的深廣來看，在中國文學史上，沒有一個文學流派能與之比肩的。曾國藩譽桐城派為清代文壇盟主不無道理。桐城文派對中國古典散文作了一個很好的總結。它的成就和貢獻是多方面的，我想從桐城派文論思想和創作實踐兩方面來談。首先，桐城派作家在總結前人創作經驗的基礎上，根據自己的創作實踐，創立了一套系統的、完整的散文創作理論。著名學者郭紹虞先生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中說：“清代文論以古文家為中堅，而古文家之文論又以‘桐城派’為中堅。有清一代的古文，前前后后殆無不與桐城派發生關系。在桐城派未立以前的古文家，大都可視為‘桐城派’的前驅；在‘桐城派’方立或既立的時候，一般不入宗派或別立宗派的古文家，又都是桐城派之羽翼與支流。由清代的文學史言，由清代的文學批評言，都不能不以桐城派為中心。”指出桐城派古文論的強大影響力，它確實成為桐城派賴以產生、發展、壯大的支柱，使眾多作家在不同時期紛紛歸附桐城派而形成一個陣容強大的作家集團，出現“家家桐城”、“人人方姚”的局面。桐城派文論最大的特點是“與時俱進”，“因時而變”，不斷地創新求變，充實提高，使文論體系的嚴密性、系統性、完整性和科學性達到前人未曾達到的高度，扭轉了古典散文的道本藝末的文學觀點，實現了散文藝術的審美藝術價值。桐城派的文論發端于不在桐城派三祖之列的戴名世，但他的文論主張對方苞乃至后人啟迪很大。他主張為文要“率其自然，行其所無事”，把“率其自然”當作文章的最高境界，強調“修辭立其誠”，作文要道、法、辭三者完美合一，對文章審美要素，提出了“精、氣、神并重”的要求。方苞則明確提出以“義法”為中心的散文理論，為桐城派的文論奠定了基礎。“義法”說也因此成為整個桐城派文論的發端和綱領?！傲x”指文章的思想內容?！胺ā敝杆囆g形式，強調“言有物”、“言有序”，要求內容與形式和諧統一。值得一提的，方苞雖然把文章思想內容放在首位，強調為文要先為人，但最為專注的還是“言有序”，提出為文“所貴澄清無滓，澄清之極，自然而發其精光”，要求古文用辭力求典雅、古樸、簡約，即桐城派所矢志追求的“雅潔”。劉大kui（從木魁）對方苞的“義法”說有所突破，在強調“義理、書卷、經濟”同時，十分重視神氣、音節，他說：“積字成句，積句成章，積章成篇，合而讀之，音節見矣，歌而詠之，神氣出矣。”先立神氣以為文法的最高妙處，然后求神氣于音節，再求音節于字句，給人們指出了為文之法和學文之徑。他還認為文章貴在品藻，將“品藻”作為由“神氣”、“字句”等表現出來的文章風格。他特別指出“文貴奇”、“文貴大”、“文貴簡”、“文貴疏”、“文貴瘦”、“文貴華”、“文貴參差”、“文貴去陳言”等審美要求。這種對文章風格的重視與辨析，表明劉大已突破了方苞單純以“義法”論文而僅提倡“雅潔”文風的傾向，擺脫了以文學為經學和道學附庸的束縛，肯定了文章自身的審美藝術取向，是對桐城派文論的一大發展。姚鼐的文論思想具有集大成的特色。他不僅繼承了戴、方、劉的文論思想，更從自己所處時代的新學風氣中汲取了完善散文創作的合理因素，進行了全面地總結。他堅持“義法”說的基本觀點，但指出方苞“只以義法論文，則得其一端而已”，提出“義理、考據、文章”三者“相濟”的治學為文主張。他在漢學盛行之時，獨排眾議，不廢考據，力主漢宋兼容，克服宋學空疏，足見其包容之心，尤為難得。他繼承劉大kui（從木魁）“神氣”說，進而提出“神理氣味，格律聲色”的八字主張，就古典散文的藝術特征來說，“神理氣味”為“文之精”，是抽象的內在東西；“格律聲色”為“文之粗”，是具體的表象的東西。姚鼐的“理、格、律”亦即方苞的“義”和“法”，姚鼐的“神、氣、聲”亦即劉大kui（從木魁）的“神氣”、“音節”、“字句”，而“味”和“色”是姚鼐的新發展，它是指文章的風味、韻味、興味和文章的辭藻、文采，增強文章的品位和藝術魅力。姚鼐在文論上另一大貢獻是他的“陽剛”、“陰柔”風格說。他在《復魯絜非書》中，將千姿百態的文風歸結為“陽剛”、“陰柔”二端，指出了文章的風格與作者個性之間的關系，同時又強調了“陽剛”、“陰柔”的相輔相成，雖各有“偏勝”，但不可“一有一絕無”，也就是說，陽剛與陰柔作為兩種不同的美學風格，剛中有柔，柔中有剛。剛柔相濟，才算完美。姚鼐的文章風格論不僅在當時文壇別樹一幟，而且在中國整個古典散文理論發展史上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同時對今天的散文創作仍有指導意義。姚鼐以及其門人方東樹、梅曾亮、姚瑩、管同、劉開相繼去世，桐城派面臨著與清朝國運一樣的衰落的局面。曾國藩接桐城傳緒，出而振之，成為“桐城中興”之主，提出“義理、詞章、經濟、考據”的文論主張，在曾國藩看來，義理為體，經濟為用，再加上考據多聞，文章內容不但充實，而且顯豁曉暢，從而改變桐城古文在繼承者手中已顯露“有物之言則少”的“空疏”現狀，達到救弊振衰的效果，將桐城派的文論擴而大之到了一個新的階段。這里還要特別提及的，后期桐城派作家姚永樸的《文學研究法》。戴、方、姚諸家文論尚屬零篇散論，多為即興之談，劉大的《論文偶記》雖有精義，也非全面的系統的科學著作，而姚永樸的《文學研究法》是一部系統的全面的科學的文學理論著作，與方東樹的《昭昧詹言》合璧，前者為桐城文派的文章學，后者為桐城詩派的詩歌學。桐城派傳人、著名學者吳孟復先生說：“永樸的《文學研究法》，在文學上尤為巨大貢獻”，可“與《文心雕龍》比美”，“是我國的‘文章學’專書，迄今還沒有另一部可以代替它?！币ω菊f：“有所法而后能，有所變而后大?！蓖ㄓ^桐城派文論，可以看出，不論戴、方、劉、姚，還是曾國藩及其門人都能適應時代的要求，從不同的角度和側面，提出自己的文學主張，使桐城派的文論思想不斷地得到發展與提高，豐富與完善，為中國古典散文理論作出巨大的貢獻，乃至今日為繁榮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產生重大的影響。其次，桐城派作家創作了豐富的散文作品，且不乏傳世名篇佳作。有“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天下高文歸一縣”之美譽。公正地說，從整體上看，桐城派的作品雖然沒有超越唐、宋古文運動所取得的藝術成就，如若將元、明散文作為參照對比，無論在審美趣味的廣泛，還是藝術感覺的新穎，亦在表現手法運用的多樣性，都超越前者而躍上一個新高峰。由于桐城派作家們大抵奉行“兼善天下”積極入世的精神，所以從文章的題材上看，內容廣泛，禮、樂、兵、農以及事關國計民生的，無不涉及，包羅萬象。他們大多以教書為職業，接觸民眾，關心民間疾苦，且持之以恒，行之有素，對那些“先己而后民，枉下以逢上”的貪官污吏和清廷的嚴刑峻法予以斥責和揭露，反映了人民的愿望，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到了鴉片戰爭以后即桐城派末期，面對民族危機深重的嚴峻現實，桐城派作家沒有一個人鼓吹投降媚敵，都能堅持愛國反帝立場，寫了一大批洋溢著愛國主義熱情的文章，抒發了愛國情懷，反映了中國人民對帝國主義的敵愾。如方東樹的《勸戒食鴉片文》、《匡民正俗對》、《病榻罪言》，言辭痛切，“忠憤之氣見于顏色，或流涕如雨”，讀之令人感憤不已。特別是“視天下國家之事，皆如己事”的姚瑩，鴉片戰爭中在臺灣道任上堅持抗英戰爭，屢戰屢勝，他的有關臺灣戰爭的散文，反帝愛國之情溢于言表，可謂一代文章，千秋風義。在新形勢下，從愛國心出發，許多桐城派作家都主張變法圖強，反對媚外投降，反對抱殘守缺，閉關自守，主張學習西方先進科學技術，反映了新興的民族資產階級的利益和要求，如薛福成振興工商的經濟思想，吳汝綸開辦新學的教育思想，林紓大量翻譯西方文學名著，嚴復大量翻譯西方人文科學著作，傳播西方資產階級政治經濟思想等，都具有積極進步意義。從散文藝術來看，郭紹虞先生說：“惟雅故能通于古，惟潔故能適于今，這是桐城文所以能為清代古文中堅的理由?！蓖┏桥勺骷议L于古文的各種體裁，筆鋒所至，無不得心應手，或放論時政，針砭陋俗；或評點人生，吟味世態；或禮贊山川風物；或閑敘兒女情常；或以學識見長，或以抒情取勝，為清代散文樹立了典范，雅潔清新、韻味雋永。桐城派論說之文，雖乏宏博，但辭句精練，“擅長于用層次繁復的語句來表達含意深刻、難于表達的思想，即把科學語體用入文藝散文，而又保持語言的通俗性、生動性”（吳孟復先生語），不乏真知灼見，足見學識宏富，眼高識遠；針砭時弊，鞭辟入里，弦外有音，正氣凜然，富有戰斗力。桐城派傳狀之文，情見于辭，品味極高。在寫人物時，十分注意評價的恰如其分，不虛美，不掩惡，“不妄加毀譽于人”。刻畫人物以白描生色，窮形盡相，或以細節取勝，畫龍點睛，生動傳神，呼之欲出，栩栩如生，再現人物精神風貌。桐城派紀游之文，善于借景抒懷，再現山水，色彩斑斕，境界獨出，狀物達意不乏情趣，章法嚴謹不傷靈性，筆墨淡雅不掩風采，自有一種清新明朗的意態美，讀之使人如坐春風，身臨其境。桐城派記事之文，敘事扼要，言辭簡約，條貫清晰，層次井然。內容繁富而無堆砌瑣碎之嫌，情節單一而無單薄之感，均富有藝術感染力。當然桐城派作家眾多，各人際遇不同，學識不侔，氣質有異，手法有別，文章自然會同中有異，各呈異彩?？傊?，誠如方宗誠所說：桐城派“雖造就面目各自不同，而皆足繼唐宋八家之正軌，與明歸熙甫相仲伯。”無疑，桐城派留給我們的遺產已成為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一部分，我們應堅持古為今用、去粗取精的原則，在批判中繼承，推陳出新，必能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先進文化中發揮作用。二.人們不禁要問：桐城派為什么出現在桐城，而不會在別的地方近時學者對這一“人才聚集”現象進行研討。這里我想談談自己的看法。首先，桐城派誕生的地理因素。姚鼐曾說：“舒黃之間，天下奇山水也?！彼^“龍眠鐘氣，代起人豪”，即桐城派誕生由“地靈人杰”所致。桐城北枕龍眠，南瀕大江，中間丘陵地帶，河流縱橫交錯，湖泊星羅棋布，山青水秀，確實很美。她不象淮北一馬平川，也不像皖南崇山峻嶺。所謂一方水土養育一方人才，桐城鐘秀，養育出一大批散文家，也許因為如此，桐城派不寫歌功頌德的“廟堂文學”，不寫“山林文學”、“清客文學”，也不寫“市井文學”，而擅長于簡潔而傳神的“小文章”。必須指出，桐城雖是山水奧區，但其東鄉卻瀕臨大江，與南京一水相通，舟楫來往，數日可達，十分便利。從明末起，桐城與南京之關系非常密切。象方苞家庭就早遷居南京或其附近之六合。戴名世、姚鼐亦久居南京。尤其是左光斗被推為東林黨領袖后，方以智、方文、錢澄之等又都是復社首領，當時亦以南京為中心，開展活動，聯系十分廣泛。這就是說，桐城雖僻處群山之中，但桐城文人并不處于封閉狀態。相反，他們接觸較廣，視野較為開闊，增長文學才干，擴大現實影響。同樣，由于地理環境相對封閉，外來影響較小，造成了“家崇禮讓，人習詩書，風俗醇厚，號為禮義之邦”的淳樸風氣，養成了桐城派作家們所獨有的性格---為專心致志于古人的道德、文章而不懈追求的精神。他們或潛心與世無爭的經學，或醉心載道立言的古文，所以桐城境內擅經學兼治古文的文人尤多。其次，發達的教育造就大批人才。從明中葉起，桐城的教育就遠勝他縣。到了清代崇文重教之風尤盛。馬其昶詩云：“城里通衢曲巷，夜半誦聲不絕；鄉間竹林茅舍，清晨弦歌瑯瑯?！泵裰V曰：“窮不丟書，富不丟豬。”可見尊師重教的氛圍何等濃厚。時至今日，此風不減。1985年11月第一屆桐城派學術研討會在桐城召開，我的老師安徽師范大學教授祖保泉先生參加會議，臨走我送他，他對我說：“我終于明白了桐城高考升學率為什么高，桐城派為什么出現在桐城”我問祖先生何以言之祖先生說：“開會的三天早晨，我都四點起床，桐城南大街、北大街、東門大街我都逛了一趟，所有臨街的窗戶都亮了，母親在廚房里為兒女做早飯，父親為兒女整理書包，難得，難得！這是最靚麗的風景線！”正因為如此，明清兩朝，桐城讀書人希圖通過“讀書---科舉”而達到“仕宦”的目的。有不少人實現了自己的愿望，如明代何如寵官至宰相，清代張英父子雙宰相，左光斗身為名臣，官至尚書、侍郎或督撫的就更多。方、姚、馬諸家或科第聯翩，或文名四海，這在鄉里之間自然產生較大的影響，但“學而優則仕”畢竟是少數，應試不中，就不能做官，便去教書。他們在家鄉教書，到外地教書，這成為文人謀生的一條路。還有那些由科舉而仕官的京官，官閑俸薄，得差又不容易，于是在服官的同時，也常常抽時間去教書，不但在京城教，還請假出京謀館，用今天的話說，算是兼職。有的干脆辭官，或作書院山長，或在學幕閱文，姚范、葉酉、姚鼐、吳汝綸等人即是。這些由科舉出身的與希望子弟由科舉而仕官的人，自然都不能不尊重教師。因此教師在桐城人心目中地位特別高，文人也就樂于以教書為職業，一面育人，一面治文，終身樂此不疲，形成了良性循環。出現如著名學者羅哲文先生所譽桐城“冠蓋滿京華，文章甲天下”的局面。第三，家學淵源與師友的提挈和鼓勵。“望子成龍，望女成鳳”，這是一般作父母的常情，而擇師教子在桐城尤為看重。選擇不到良師，就親自教授子女，被稱為桐城五大家族張、姚、馬、左、方尤為如此。如姚鼐從叔父姚范學習古文法，而姚瑩又從叔父姚鼐學古文。著名同光體詩人范當世曾寫詩云：“順康元老（指姚文然）家，乾嘉大儒（指姚范、姚鼐）系，道咸名公（指姚瑩）孫，同光詩人（指姚浚昌）子?！卑岩τ罉?、姚永概家的五代書香門第亮出來。自幼便接受家庭的教育熏陶，當然有利于成長。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師友的提挈和鼓勵，在桐城派的發展和壯大之中起著很大的作用。如方苞經常欣喜地對朋友說：“如苞何足算邪邑子劉生，乃國士爾！”其時方苞已負海內重望，后生以文求見者不輕面許，卻獨賞識、器重劉大，這對劉大當然是莫大的鼓舞。劉大對姚鼐也是如此，寫詩稱譽姚鼐：“我昔在故鄉，初與君相識。君時甫冠帶，已具垂天翼。”姚鼐會試失利南歸，劉大作序送之，勉其學習圣賢，“宜以第一流自待”，劉姚雖名為師生，誼同良友。姚鼐對自己的學生劉開、管同也是贊賞有加。方宗誠在曾國藩幕府中，曾推薦吳汝綸的父親吳育泉入幕，為曾國藩家庭教師，又把吳汝綸的文章送給曾國藩看，曾氏“奇其文”，招吳汝綸入幕，而吳汝綸又邀蕭穆同去。正因為這種師承關系，桐城派代有傳人。第四，桐城派作家都具有積極入世的思想，他們不怕挫折，前仆后繼，孜孜以求，積極進取。清朝統治者治國采取恩威并施的策略，所以文字獄不斷?？涤簝沙┏前l生三次文字獄。人們提及最多的是戴名世的《南山集》案，其實還有另外兩宗：即與《南山集》案并發的《滇黔紀聞》案和孫學顏麻山先生的所謂“文題”案。這里先簡單介紹一下孫麻山先生的“文題”案。麻山先生一介寒儒，身份低微，世人對他的文學成就知之甚少。借此機會作一介紹：孫學顏，字用克，一字爾堯，亦字舫山，號周冕，曾筑華農精舍于桐城大關麻山，故人稱曰華農子，學者又稱麻山先生，生平未嘗應科舉，淡名薄利，潛心宋學。游歷四方，以講學會友為事。先生不溺詩文，偶有所作皆性情學養之所流露，雅潔純清，文學成就高出其同輩。方宗誠在《桐城文錄序》這樣評價孫先生文章：“康熙間，桐城文學大興，望溪長于經，潛虛（名世）長于史，而其時，潛德隱行確宗朱子之學，以期至于立言者，則有孫麻山先生，其文理正氣醇，韻長詞雅，才不及潛虛而高潔過之，博不及望溪而超逸過之，洵由窮理而有心得也。”蕭敬孚先生在《日記》中說：“麻山先生生平學術之正，衛道之切，于今日始稍顯，至今文詞雅正，氣象雍容，粹然儒者，于鄉先輩中，亦不多見也。抑余又有未解者，鄉先輩才氣浩瀚，仙姿絕世，所遭文字之禍，最為酷烈，莫如戴南山先生，特其憤世嫉俗，矜心燥氣，時流露于行墨之間，當時見其人，后世誦其為文，亦預知其不免于難。而先生之文，詞氣汪洋，酣恣颯爽，似不得與南山爭衡，而簡倔嚴重，析理精深，心平氣和，皆南山所不逮，顧所遭之境，亦與南山先后一轍，此又理之所不能窮，而大造之不可知也。”方宗誠在《三隱君子傳》中言及先生以文字牽連死時，只說“晚年以楚、浙之獄波累，系西臺八九年，猶以存心養性為功，無尤怨之意，后竟論死?！本唧w事由，未及詳明。亦有人言麻山先生序刊呂留良書，即“楚浙之獄波累”，牽連棄市，但無實據。多年來，我翻閱清代桐城文人書籍，亦未發現。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我參與吳孟復先生主編《古文辭類》一書點校評注的撰稿，他曾向我談起麻山先生死事，頗為詳細，吳老亦說聞之于桐城前輩，未必可信，今天在這里說出來，僅供參考。麻山先生晚年游歷楚浙，以授徒為生，廣交文朋詩友，聲譽極佳，名著于時。當地一位劣紳病逝，其子請麻山先生為其父寫墓志銘，許以豐厚的潤筆費。麻山先生了解這個劣紳，其人品德惡劣，魚肉鄉里，所以斷然拒絕。劣紳之子懷恨在心，尋機報復。麻山先生因此離開此地，到浙江，仍然靠授徒為生。一日，麻山先生突然被縣衙以“犯上”罪名逮捕入獄。原來麻山先生離開后，劣紳之子一直耿耿于懷，百般找茬，一天他終于發現麻山先生曾以“維民仰止”為文題，讓學生作文，他認為找到了麻山先生的“罪證”。說“雍”字去掉“亠”便是維，“正”字去掉“一”便是“止”，“一”即一刀之意，“丶”即雍正的頭，把“雍正”變成“維止”，豈不就是要砍雍正皇帝的頭嗎這還了得！于是他便寫訟狀，送到縣衙，告發了麻山先生?；栌沟目h令也竟然認為“維民仰止”文題暗藏殺機，是反皇帝的“鐵證”?！熬S民仰止”出自《詩經--小雅--車輦》，即“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意為“高山景行，私所慕仰”，讓學生以“維民仰止”為題作文，無非讓學子表達對有崇高德行的人的仰慕，即鄭玄謂：“古人有高德者則慕仰之，有明行者則而行之?！辈粚W無術的昏官竟依照劣紳之子荒唐的拆字法判麻山先生死罪，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康、雍、乾三朝是清代文字獄最多的，所謂康乾盛世的另一面則是殘酷血腥的。其時“文字獄頻興，學者漸惴惴不自保，凡學之觸時諱者，不敢講習?！保簡⒊Z）“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保徸哉洹对伿贰罚?。但桐城文人則不然，盡管方孝標開棺銼骨，名世、麻山被殺，并株連眾多無辜，但他們沒有嚇倒，沒有消沉，而是前仆后繼，不屈不撓，不斷追求，以致出現方苞、劉大、姚鼐、方東樹、姚瑩、劉開、方宗誠、戴鈞衡、吳汝綸、馬其昶、姚永樸、姚永概等清一代文壇巨匠，形成強大的桐城派！煊赫達二百余年，飲譽海內外。當我們讀方、劉、姚三祖的精美文章時，當我們為“桐城文章甲天下”的美譽而自豪時，我們要深思一個問題：桐城文家為什么能做到初衷不改，百折不撓，孜孜以求呢我想這是由于他們具有儒家那種積極入世的精神，對清廷“欲效涓埃之報，”就不計較個人得失，哪怕付出生命的代價！這也許是桐城派出現在桐城的一個重要原因吧。三文章千古事，品德最為高。文如其人。談文品，還必須談人品。因此，我想就桐城派的代表人物作一些述評。戴名世不在桐城派三祖之列，但談桐城派不能不談戴名世，因為戴名世是桐城派的先驅者。名世，字田有，一字褐夫，號藥身，別號憂庵。死后世稱宋潛虛先生，又因曾一度隱居故鄉桐城南山，世人又稱之為“南山先生”。清順治十年（公元1653年）三月十八日，出生于桐城紅廟硯莊一個下層知識分子家庭。其父戴霜崖以教書為業。名世幼承家教，刻苦好學，一心攻讀，博覽群書，學識過人，自負才華，睥睨一世，人稱“狂士”。其少年生活極其清貧，但發奮用功，“一日不讀書，輒忽忽如有之失；但得一書，往復觀玩，可以忘寢食?！奔又Y質過人，11歲就熟背《四書》、《五經》，被鄉里長輩公認為才子。18歲時，他用曾祖父的《響雪銘》中“不陰常雨，盛暑猶雪”的題意，撰寫成《響雪亭記》，道盡故里風光，極言人情世態，成為傳誦于遠近的名文。迫于生計，名世20歲就開始授徒養親。名世青少年時代，深受其祖父輩，以及博學隱士和前朝英烈的影響，具有強烈的民族意識和憂患意識。父親臨終時語重心長地對他說：“吾其死于憂乎！吾死，禍必及才，汝勿效吾憂也。”他深知自己憂患的種子已播入兒子的心中，擔心日后必釀大患禍，后來名世屈死正被其父言中。名世少時即憂世嫉俗，好作不平之鳴。同里博學隱士給名世影響最大的是潘江。潘江，號木崖，尤工于詩、古文、與海內名流以詩文相交，明亡后，潛歸桐城毛溪，吟詩著文，娛情山水，清廷曾兩次征招，皆托故不就，隱居鄉里，獎掖后學，培育人才。名世對潘江學識情操深為欽佩。27歲時師事潘江，潘江對名世尤為器重，非常賞識，傾出家中所有珍藏書籍，供名世閱讀，并加以細心引導，名世如久旱逢甘露，晝夜苦讀，學業大進，成為時文高手，“文稿脫手，賈人隨即為之刊布以售，于是天下皆誦其時文”，因而名望日高。潘江譽其文深得“司馬遷、韓愈之風”，名世亦視潘江為終生之師。名世13年的開館執教生涯對他影響很大，其館地一在舒城，二在桐城陳家洲，活動范圍，除了館舍，只有“數家之林，牛欄之角，菜畦之囿”，極感不得志，在沉思和苦悶中郁積起對現實的不滿。由于生活在下層，對社會生活有了更深的認識，對勞動人民的疾苦產生了同情。因此，名世青少年時代，基本上是在與清廷不合作的態度中度過的，并日漸樹立起以拯救社會為目標的“當世之志”，視治理天下為己任，放言高論，批評朝政，臧否人物，“于當世之故，不無感慨忿懟”，為權貴所深嫉。寫了如《畫網巾先生傳》、《楊維岳傳》等古文，對清初漢人反清表示肯定，歌頌漢人反清的民族氣節，更言“以殺人得天下者，終亦為人所殺”，筆鋒所向，直指清廷，語同詛咒，毫無顧忌。顯然他這種氣節，與鄉賢方法、左光斗、方以智、錢澄之是一脈相承的。然而，其時清朝康熙統治已經鞏固，名世所為已不合時宜，招殺身之禍勢在必然。名世34歲時，被督學使者李振玉薦入當時最高學府國子監。其時，國內政局安定，清廷開始實行獎掖文學的政策，招攬知識分子，一方面京師人才會集，成為名副其實的文化中心；另一方面，由于當局所謂“好士”，只不過是為其頌功歌德，這就誘使了一些利祿心熏的知識分子“習剽竊之文，工側媚之貌，奔走形勢之途，周旋仆隸之際，以低首柔聲乞哀于公卿之門”，形成極壞的風氣。而名世既不愿“曳侯門之裾”，因而只能“獨徘徊燕市，無所遇”，過的仍然是冷落、孤寂的生活，時有“自傷”之嘆。但是，他在京師卻結識了徐貽孫、劉薺、王源、汪份等人，并與同里方苞、朱書等人重聚，由于不得志，常常豪飲大醉，嘲謔譏罵，使紳士們甚為忌諱；與宰輔大臣相逢，一揖之外無他語，令達官們極為難堪。而“布衣”之士卻紛紛慕名相投，甚至連名動京師的顏李學派首領之一的李也慕名相訪，與名世相互切磋經世致用之學，與此相反，當權派則對名世恨之入骨。王源說：“田有古文，同人中予所最推服。”方苞說：“當世之士，學成而并于古人者無有也，其才之可扳以進于古者僅得數人，而莫先于褐夫?！倍鞎⑺j等人更對其推崇備至，名世便成為他們的首領，名聲大震。因此名世一時成為文友愛戴、當局驚懼的人物。戴名世壯年時代，交游廣泛，多是有為之舉。此間他曾遷居南京十年，南京是名世母親的老家，其弟平世又久居于此。名世長方苞15歲，兩人實為表親，名世的母親為方苞姑母，“苞素事之如母，”因方苞身在江寧而名世偏居桐城，故遲至名世初至京師時才首次謀面。名世來南京則可以朝夕相處。方苞欽佩名世的才學，更喜愛名世的古文，時時循環諷誦，揣摩體會。自己每成一篇，都要請名世圈閱點評，名世稍不如意，即自毀其稿，如此相互切磋長達十年，說名世為方苞老師亦不為過。名世寓居南京，固然是為了手足團聚，更重要的則在于實現其“成一家之言”而寫《明史》的大志。長江中下游原是南明政權主要活動地區，東南各省所保留的朱明遺跡仍歷歷在目，不愿就任博學鴻詞的隱逸之士亦大有人在，為搜集寫明史資料，南京就是他最好的寓居之地。名世的大部分紀略和明人傳紀，乃至一些明人遺詩的序文，多成稿于此，可見名世為私修《明史》所作的準備和良苦用心。寓居南京期間，還與汪份共同擔任蘇州書房選政，通過編輯、評論時文，大力矯正當時的文壇上普遍存在的雷同抄襲、生吞活剝的弊病，細心地引導士子從古文中吸收純真、樸實的營養。其后名世在山東、浙江為學使幕僚，漫游齊魯、吳越，對兩地士子的學風要求極其嚴謹，確實也以自己的艱苦實踐，使士子“文風稍變”，他的改造時文的主張，最終目的是振興古文。作為一個以經世致用為目標，而又正視現實的知識分子，名世的思想自然會隨著社會的變化而改變。從內因來看，其前期思想固然有反清一面，但更多的是對封建社會弊端的不滿，一旦清廷稍許改革其統治措施，表現出有志于治理國家的誠意時，名世的態度也會隨之改變。實際上，名世后期作品，已少有陜隘的民族情緒，其矛頭更多指向腐敗無能的吏治。名世晚年確實有過歸隱的打算和安排?？滴跞拍?，名世均膺浙江學使姜侍郎之聘，姜欽羨名世才學，助名世買山之資，他又將逐年的積蓄共計6000兩銀子存于友人趙良冶處，并委托趙為之購地五十畝，筑屋一區，但新居落成，并未真正隱居，便匆匆地離開硯莊。名世“隱而復出”，客觀上有一個重要因素，即在他返回故里的當年，康熙皇帝為鞏固自己的統治，特刻《訓飭士子文》一道，督促持有異見的士子“痛加改省，爭自濯磨，積行勤學，以圖上進”，聲稱如“冥頑無知，……王章俱在，朕亦不能為爾等寬矣！”并由禮部頒發全國，且勒石于太學。名世雖身在故里，卻不能不有所聞，名世經一番“改省”之后，即抱著“果有真才實學，何患困不逢年”的信心，以老邁之軀，投向“掄才大典”之門，開始了其科舉道路的跋涉，此舉表明他愿意與朝廷合作，為康熙服務。他于1705年應順天鄉試，得中第五十七名舉人。第二年參加會試未中，復于康熙四十八年再試，終于成為大學士李光地主考的己丑榜第一名進士，并獲殿試一甲二名（俗稱榜眼），授翰林院編修，參與明史館的編纂工作，其時，名世已57歲了。但好景不長，時過兩年《南山集》案發，名世逮捕入獄。關于《南山集》案，不少學者撰文敘其始末，大同小異，我就所知，談一點自己看法?？滴跷迨甓蠖加汾w申喬據《南山集》奏參名世。原奏文云：“題為特參狂妄不謹之詞臣，以肅官方，以昭法紀事。欽為我皇上崇儒古文，敦尚正學，訓飭士子，天語周詳，培養人才，隆恩典至，普天下沾濡德化者，無不恪循坊檢，懷畏章程矣。乃有翰林院編修戴名世，妄竊文名，恃才放蕩。前為諸生時，私刻文集，翻刻貿鬻，射利養生。識者嗤為妄人，士稱責為乖謬，圣明無微不察，諒俱在洞鑒之中。今名世身膺異數，叨列巍科，猶不追悔前非，焚削書板。似此狂誕之徒，豈容濫廁清華臣與名世，素無嫌怨，但法紀所關，何敢徇隱不言為此特疏糾參，仰祈敕部嚴加議處，以為狂妄不謹之戒，而人心咸知悚惕矣，伏候皇上睿鑒施行。”康熙皇帝得趙申喬疏，大為震怒，即下旨：“這所參事情，該部嚴察，審時具奏?！辈痪镁徘渥h：“戴名世一案，我朝定鼎燕京，剿除流寇，順天應人，得天下之正，千古之所未有也。七十載萬國朝宗，車書一統，薄海內外，咸奉正朝。皇上御極以來，軼古越今，天下人民，感戴生全義育之恩，淪肌浹髓。方孝標喪心狂逆，倡作《滇黔紀聞》，以致戴名世摭飾其間，刊書流布，多屬悖亂之語，罔識君親之大義，國法之所不宥，天理之所不容也。”據此，判為“查戴名世書內，欲將本朝年號削除，寫入永，大逆”，名世照律凌遲處死，其弟平世斬決，其祖父父子兄弟，異姓伯叔兄弟之子，俱解部立斬，其母女妻妾姊妹，子之妻妾，伯叔父兄之子，給功臣為奴。《南山集》案牽連的人多，方正玉、尤云鶚為《南山集》出資刻板，汪灝、方苞、朱書、王源作序，還有劉巖、余石民等人，刑部議處“照律斬決”，妻子及子女流放寧古塔。其時，王源、朱書、劉巖已死。株連入獄達三百多人，是清代最大的一次文字獄。后因大學士李光地憐才，多次出面為方苞說情，多番營救，直至康熙五十二年二月才結案?？滴蹰_恩，將名世從寬免凌遲，處以腰斬。名世伏法，老友楊千木收斂，其堂弟輔世即從京師扶櫬回里，葬于故居南山崗硯莊之南。左都御史趙申喬為什么在《南山集》出版十年后才告發呢難道真像他自己所說與名世“素無嫌怨”嗎清人周貞亮先生道出其中原委：“戴氏《南山集》一案，見于后世記載者，言人人殊，此記不著撰人，所載獨較諸家為詳，而語亦特異，當得其實?！邻w恭毅（即趙申喬）參戴一疏，趙集不載，亦見此記。而《南山集》中有《與趙少宰書》一首，即與恭毅之書，此書為田有先生為諸生時作。據老輩相傳，戴為諸生，以古文負當世重名，趙極推崇之，刻集請為作序，戴諾之。未及為而出京，趙不及待，乃自作一文，用戴名刊出，戴知其事大詬，致書請削去其文。以一諸生，恃才而干冒公卿如此，其狂可想，其以此開罪趙氏亦可知矣。其后戴會試名列榜首，既負重名，士林咸以狀頭屬之，及殿試揭曉，乃為趙子熊詔所得，而戴抑居第二。熊詔才名，遠不及戴，當時頗有謂趙以賄得之者，其事甚秘，趙恐人發其事，乃特參奏戴，藉以報私怨而箝制人口。疏中聲明‘臣與名世素無嫌怨’等語，其實嫌怨甚深，特飾此語，以掩其跡耳。”清人姚永樸在《舊聞隨筆》中寫到“聞吾鄉老輩言，編修之禍，發于武進趙恭毅申喬，蓋集中《與余生書》論明亡在諸藩滅后，以為悖逆，且謂平日恃才放蕩，肆口游談。蓋編修于四十八年，與趙子熊詔，同榜進士，熊詔殿試一甲一名，編修第二，或道屈，答曰：‘但恨門第不如人耳！’趙聞不悅，更以事積忤，獄遂興。”周貞亮言名世致書趙少宰“請削去其文”，據法國漢學家戴廷杰先生《戴名世年譜》考訂，《答趙少宰書》中趙少宰為趙士麟，非趙申喬。趙士麟，號玉峰，河陽人，康熙三年進士，官至浙江巡撫、吏部左侍郎，為人好名譽，與戴名世友善?？滴跞迥臧嗽虑镌?，名世落榜，有南歸之意，趙士麟寫詩慰名世：“風流豪士走京華，聲動公卿禮遇加。白璧到庭空獻泣，金臺市駿失名。君才如海終當遇，吾道常貧不用嗟。堂上慈親知偉抱，春明到膝好看花。”是年趙士麟《讀書堂彩衣全集》編訂，名世亦參與核訂，趙好名太甚，請十多位名人大家為其集作序，亦請名世作序，名世亦應諾，但出都還鄉未及作，趙自為之序，樹名“受業戴名世頓首拜識”，名世得知后，即致信“請削去其文”。從這件事可以看出，即使是好朋友，名世也不肯隨意遷就，足見他恃才傲物、旁若無人的態度，而名世會試第一、殿試第二是康熙四十八年三月的事，會試趙熊詔為二十七名進士，才名遠不及名世，所以名世憤憤不平地說：“但恨門第不如人耳！”此時趙申喬為偏遠巡撫，康熙五十年趙申喬入都任都察院左都御史。趙申喬指控名世“恃才放蕩，肆口游談”，當指名世抑居第二后，李光地說他：“一味頹唐無精神”，在翰林院大發牢騷，發泄心中的冤氣、怨氣和怒氣，言趙為其子賄賂走后門舞弊之事，是情理之中的事，可以理解，而翰林院乃清華薈萃，碩學鴻儒云集之地，其影響可想而知！趙申喬焉能不聞聞之焉能不心驚肉跳驚恐之余，為箝制人口，平息輿論，只有致名世于死地！他說與名世“素無嫌怨”，只是“此地無銀三百兩”的花招！由此看來，趙申喬參奏名世，完全是為了保全自己所謂“抗直名臣”的聲譽和兒子的前程，而殺人滅口！趙申喬是一個不折不扣的以人血染紅頂子的偽君子！名世的主要成就當然在古文。他自言：平生“無他嗜好，獨好文章”，又說“好為妙遠不測之文”。其實名世的長處，尤在史才史識，既有天才，又善組織。自言“尤留心先朝文獻，二十年來，搜救遺編，討論掌故，胸中覺有百卷書，怪怪奇奇，滔滔汩汩，欲觸喉而出”。梁啟超說：名世“能駕馭資料而冶之，有濃摯之憤感，而寄之于所記之事”，稱名世“史識史才皆絕倫”。這些皆非桐城派所能范圍。名世在《史論》中開宗明義地回答了何謂為史，他說：“夫史者，所以記政治典章因革損益之故，與夫事之成敗得失，人之邪正，用以彰善癉惡，而為法戒于萬世?！痹谒磥?，史書不僅如實記載政治典章，而且要客觀公正地評判人事之是非得失，尤其要從以往的“因革損益”中準確地總結出歷史發展的某些規律；史學家之所以著史，是以史為法，樹立彰善癉惡的準繩，啟發、引導和激勵人們去把握未來。名世晚年的所作所為就是要搶救史料而寫出一部信史。他的《孑遺錄》就是他史學實踐的鋒芒初露。還有四“紀略”及大量的明末人物傳記，可視為他的《明史》初稿，不幸遇禍早死，著書未成。對名世來說，千古文章未盡才，遺憾；對后世來說，可惜；而這種遺憾與可惜應歸罪于趙申喬！四.姚鼐說：“望溪先生之古文，為我朝百余年文章之冠，天下論文者無異說也?！痹斗Q方苞為“一代文宗”。因此，他被認為是桐城派的創始人。方苞，字鳳九，一字靈皋，晚年號望溪。曾祖象乾，官副使，避亂僑居江蘇上元。其父仲舒，詩人，贅于六合吳氏，故方苞生于六合留稼村。6歲時，方苞隨父遷至上元城內土街。方苞說：“仆少所交，多吳、越遺民，重文藻，喜事功，視宋儒為腐爛，用此年二十，目未嘗涉宋儒書。”方苞的兄長方舟，比他大三歲，以八股文負盛名，方苞受其影響，自少學習經史，少年就能背誦《易》、《詩》、《書》、《禮記》、《左傳》等經典，故長于治經。迫于生計，20歲就外出授徒，往來江淮河濟。康熙二十八年，方苞二十二歲時獲歲試第一，補桐城縣學弟子員，受知于學使高裔。23歲秋應鄉試，即遭落榜。次年隨高裔去京師，館于高家，高家人敬他如賓朋，高裔對他禮遇有加。高裔40歲生辰，高府賓客盈門，慶賀高裔壽誕。年輕的方苞向恩師獻上一份特殊的“壽禮”：《高素侯先生四十壽序》，并高聲朗誦起來：“余觀北宋丞相富公，節義功烈，與韓魏公相匹，而眉山蘇洵上書，謂‘古之君子，愛其人也，則憂其無所成’，余居門下數年，竊懼公循致高位，而碌碌無所成也?！辟e客驚駭萬狀，指責方苞年輕氣盛，狂妄高傲，有失敬之嫌。有位官員指著方苞說：“‘碌碌無所成’，豈能為門生訕笑”一時方苞成為眾矢之的。高裔聽了，卻樂不自勝，喜上眉梢，立即將方苞的“壽序”高高地張貼在大堂墻上，樂呵呵地說：“方生這篇壽序寫得好，價值千金！古人云：滿招損，謙受益。方生的壽序不僅對我，對大家都有益，切莫居功自傲?！痹瓉砀咭嵊珊擦诌w任大理寺卿，賀客盈門，車馬塞巷，高裔春風滿面，躊躇滿志，而在一旁的方苞心生隱憂，惟恐恩師居高位，樂于送迎，混跡官場，一無所成，便借此機會寫了這篇壽序。高裔深知方苞出于對自己的敬愛之心，便當眾對方苞大加贊賞，賓客也因之醒悟，對方苞刮目相看。從這件事，可以看出方苞的為人正直。方苞在京師，文章得到李光地、韓等人的賞識，同時得交前輩學者、著名史學家萬斯同，鉆研經學。在劉言潔、劉拙修等人影響下，開始讀研宋儒之書，從此便傾心程、朱之學。25歲那年，他與姜宸英、王源論行身祈向，說：“學行繼程、朱之后，文章在韓、歐之間?！边@成為他一生中所崇奉的準則和追求的目標。此后幾年，他在涿郡、寶應等地開館授經，曾兩次參加順天鄉試，均落第而南歸?？滴跞四辏?2歲，舉江南鄉試第一。33歲再至京師，先后兩次參加禮部會試，均告失利。在京城結交顏李學派首領、著名思想家李，并與李交談，學術思想不合，顏李學派是反對程朱理學的。但并不影響他們之間的情誼。如方苞在51歲時，命其長子道希就學于李，而李也把自己兒子交給方苞教育。孟子說：“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方、李易子而教，足見彼此相知之深，相交之厚。方苞標榜程、朱理學，甚至說李、王源也因他的影響而不再反對程、朱，顯然出于對顏、李的維護。因為康熙提倡程朱理學，不容異論。著書作文詆訶程朱，在當時是觸犯法禁的?？滴跛氖迥辏桨?9歲，再至京師，應禮部試，中進士，位列第四名。就在將要參加殿試之際，方苞聞母親生病，不顧朋友勸阻，立即啟程南歸，李光地聞訊后，馬上派人騎馬去追趕，誰知方苞出京師乘船走水路回江南，追趕者騎馬追趕了三百余里而不得，李光地嘆惜不已，說：“方苞真是個大孝子！”確實，憑方苞的才名，準能奪得頭名狀元。但從此李光地更加器重方苞。就在這一年還發生了一件不幸的事。與方苞結婚十六年的妻子蔡琬不幸患肺結核病，因服侍婆母和繁重的家務而操勞過度，于七月三日病逝，方苞極為悲傷，作一首《哀詞》以寄托哀思，為緩減悲傷，方苞又來到京城。朝廷達官貴人聽說方苞死了妻子，競相托人說媒聯姻。一時間，弄得方苞在京城方正玉家應接不暇，十分苦惱。第一個為方苞說媒的是大學士李光地。其時，方苞已成第四名進士，而李光地則是這次主考官，況且李光地平素對方苞就鐘愛有加。李光地又是受熊賜履老相國之托，把自己千金嫁給方苞。如果方苞答應，高官厚祿自不消說，方苞被李召入府中，向方苞挑明說：“只要你答應這門親事，往后你就可以施展自己才能，前途無量?！狈桨宦牐嬗须y色，沉思片刻，說：“承蒙李大人關心，熊老相國錯愛，實在感激，只是妻子蔡氏剛病逝，尸骨未寒，不忍心馬上續弦。”李光地一聽，覺得有理，內心更鐘愛方苞。方苞剛回方正玉家，有人進來報告，說九門提督鄭總兵派使者召見方苞。方苞以禮相待，使者大聲笑著說：“方苞，你喜事臨門啦，我受鄭總兵吩咐，特來說媒，鄭總兵要把最疼愛的小女許配給你，多么榮耀！”方苞一聽，亂了方寸，說：“不能，不能草率……”使者說：“你這不用操心，不要你花一文錢！鄭總兵是京城頭等富戶?？偙笕苏f了，只要你答應，你家所有親戚都搬到京師，吃的穿的住的，總兵大人全包了?！狈桨f：“大人，學生不是這個意思?！笔拐哒f：“什么意思妝奩”他仰面一笑，說：“鄭總兵是皇親國戚，家財萬貫，哪里要你什么聘禮他羨慕你的才學，招個文狀元?！狈桨X得含糊不得，直截了當地說：“請大人回稟鄭總兵，方苞本一介寒儒，高攀不起！”使者一聽，勃然變色，威脅說：“你敢不答應明日我派幾個家將把你捆縛了去！”方苞正色說：“請你回去問一問鄭總兵大人：世上有捆縛成夫妻的嗎送客！”一甩袖子，轉入后堂。過了兩天朋友熊本來訪。原來尚書熊一瀟聽說方苞拒絕了李光地的保媒，內心高興，想把自己女兒嫁給方苞。方苞進京多次住熊一瀟家，與熊本相交甚好，上次進京在熊家住了一個多月，臨走還送給一百兩銀子和兩套宋版書。但他自己不便說，便讓兒子熊本出面試探。熊本一進門，便對方苞說：“鄙人有妹，家君愿使侍箕帚?！狈桨鸽y了，左思右想，還是直說：“本兄，我十分感激你的厚意，只是方苞家法甚嚴?！毙鼙疽宦?，馬上說：“靈皋兄，婚事可在我家操辦，以后舉家遷往京城，讓令堂在京師安度晚年?！狈桨f：“小草念土，百姓懷鄉。老母是不愿離開故鄉熱土的。亡妻在世，起五更歇半夜，精五飯酒漿，掃灑裁剪全都承擔，日夜侍奉老母，從來沒有一聲怨言。想令妹相國千金，錦衣玉食，金枝玉葉，愿隨我去江南，住竹籬茅舍么”熊本一聽張口結舌，掃興而歸。第二年春，方苞與中書徐時敏的女兒結婚。徐時敏家道清貧，為人正派，只在京城供職，家眷仍留在上元。其女長相一般，但為人樸實、勤勞、孝順父母。由此可以看出，權勢、金錢和美貌都不是方苞的擇偶標準，人品是方苞擇偶的唯一條件。從這件事，我們不也看出方苞的人品是何其高尚?？滴跷迨?，是方苞一生的轉折點。這年冬天十一月，因名世《南山集》案發，方苞因給是書寫序，牽連被逮下獄。在獄中，不顧炎熱，蚊蟲叮咬，潛心讀書，揮汗寫出《禮記析疑》。獄中犯人以為命不可救了，還讀什么書寫什么文章，說：“你就是寫文章坐牢的，還寫干什么”并奪其書，扔其筆硯，方苞苦苦哀求，說：“朝聞道，夕死可也！”此事傳到李光地耳朵，大為感動，說：“這樣的人才殺不得！我要保，丟官丟命也要保！”他連上五本奏章，力陳方苞才學，懇求皇上赦免方苞死罪?？滴跻彩且晃粣鄄诺幕实邸Ｕf句公道話，內心也不想殺死戴、方，只是左都御史趙申喬劾奏，不得不按法律論罪。見李光地一而再、再而三地出面求情，便就順水推舟，召李光地問：“汪死，誰能為古文者”李光地馬上答曰：“惟戴名世案內方苞能！”因而方苞蒙皇恩赦免釋放，出獄隸籍漢軍。三月二十三日，康熙皇帝朱批：“戴名世案內方苞學問，天下莫不聞！下武英殿總管和素。”但康熙并不放心，第二天親自召方苞入南書房，康熙以《湖南洞苗歸化碑文》為題，命方苞寫一篇文章，方苞一揮而就，一字不改。康熙讀后，暗自稱奇：“果然名不虛傳！”第二天，他又以《黃鐘為萬事根本論》為題命方苞再寫一篇，方苞看到題目，不假思索，文思泉涌，洋洋灑灑，頃刻便成，康熙讀后，心中大喜，說：“李光地不余欺！”康熙心想：“文是試過了，不知方苞辭賦怎樣”第三天，他又以《時和年豐慶祝賦》為題，命方苞再寫一篇。方苞內心最明白，這是皇上考自己，寫得好，皇上赦自己死罪，即可回家侍奉老母，一想到這里，那頌揚皇上大恩大德的文辭，一下子涌到喉頭，流到筆端?？滴踝x后，龍顏大悅，說：“此即翰林中老宿兼旬就之，亦不能過也?！钡玫娇滴跞绱思卧S，這可不得了！從此方苞在京城名聲更大?！赌仙郊钒?，方苞倒是因禍得福，被召入南書房，成為康熙的文學侍從。用今天的話說，就成了皇上的秘書。后成為名臣，桐城派始祖。殺名世，用方苞，是康熙“恩威并重”策略的最明顯的體現。方苞直至康熙六十一年，即康熙要死亡時，授英武殿修書總纂。雍正皇帝即位后，方苞的政治處境與康熙時相比有明顯改善。雍正說：“朕以方苞故，赦其合族，苞功德不細?！庇赫f方苞“功德不細”，話里有話，只有雍正和方苞心知肚明。民間傳說，雍正舅舅隆科多讓方苞改了康熙的“傳位十四皇子”的遺詔，著名作家二月河把這事寫進長篇歷史小說里，說把“十”字改成“于”字，這不對，文言文繁體字“于”作“於”、“十”無法改成“於”，“十”可以改成“第”，即“傳位第四皇子”，而方苞跟隨康熙十一年之久，對康熙字體最熟悉，要改，只能是方苞，但這是傳說，根本不足信。但關于皇位繼承問題，康熙確實征詢過方苞意見。因為方苞是皇子師，對皇子、皇孫頗了解。方苞說：“皇上應該把目光放在第三代身上。”弘歷即后來乾隆，在諸多皇孫中最聰明，長得又俊，最得康熙寵愛，方苞此言正合乎康熙的心意。雍正所謂方苞“功德不細”就是指方苞這句話！所以雍正即位，就給方苞假一年，歸里葬親，還京召見，并賜茶芽二器，并欲用司業，方苞以老病力辭，任充英武殿總裁。雍正十一年，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方苞以足疾辭，命仍專司書局，不必辦理內閣事務，有大議，即家上之，不必隨班趨直。是年秋八月，充一統志館總裁。(順便插一句，方苞十九歲在南京騎馬摔下，右踝骨傷，所以走路跛。)十三年充皇清文穎館副總裁。方苞“感激流涕，以為不世之恩，當思所以不世之報?！鼻∷梦唬幸獯笥梅桨?，但方苞性格執拗，“自是益不諧于眾矣”，“于是盈廷側目矣”。乾隆又讓方苞入南書房，充三禮義疏館副總裁。乾隆二年夏六月，擢禮部右侍郎，方苞仍以足疾辭，詔免隨班趨走，許數日一赴部，平決大事。乾隆四年，充經史館總裁。七年，方苞75歲，以病辭，乾隆許之，賜翰林院侍講銜。四月回里，杜門著書，不接賓客。乾隆十四年八月十八日病逝，享年82歲?？v觀方苞一生，可以《南山集》案分為前后兩個時期，前期以求學、治學、撰述、授徒為業；后期，則宦海浮沉，非編撰之職不就，最終不脫離一個文學辭臣的位置。方苞貌怯瘦，身長，面微有痘斑，目光視人如電，膽弱者見之，輒心悸不能語。但為人敦厚，生平言動必準禮法，事父母至孝，與兄弟相友愛，不忍離。獲愛親敬長一事一言之善，輒反躬自責，愧不能行。有以過規，則誠心以為德。方苞與朋友，責善亦嚴，盡言無隱。性剛直，交游中宦，必以吏疵民瘼、政教得失相責難；與諸大臣言，常以天下之公義、古賢之大節相砥淬，而未嘗一及于私?？傊M己所能，為國為民；盡己之才，立德立言，堪稱清代文人之典范。方宗誠說：桐城派三祖“方苞以學勝，海峰以才勝，姚鼐以識勝”。談方苞不能不談經學。方苞自許“學行繼程朱之后”，自二十四、五“始讀宋儒書，且深嗜而力探之”，著有《周官集注》、《周官析疑》、《考工記析疑》、《周官辨》等書。方苞以治經為經世之具，故與漢學家之單純考史者不同。他讀《孟子》，稱孟子之“養民”、“教民”；他的《周官余論》更欲變革“元明以來”之制。故全祖望稱方苞“拳拳于斯世斯民之心”未能盡為時人所認識。方苞著述太豐，用意又甚深甚細，自非淺嘗耳食者所能窺見，因而反被詆為方苞的空疏，尤為失當失實！《三禮》為最難讀之古書，考據家視為絕學，元明兩朝無人敢問津，清之通治“三禮”者當以方苞為最早，遂開乾、嘉之先河。其核訂訛誤衍脫，在王（念孫）、段（玉裁）之前。至于敢疑經，正是宋儒之長，方苞正兼取了漢宋之長。方苞治經的目的在于經世致用，其仕清亦欲有補于時。所以他講究品格，關心國計民生，留心禮、樂、兵、農。方苞沒有實際參與國家大政，但對“某事當行，某事害于民當去”，“時時有所敷陳”，“苦口不一而足”，有時上疏直陳于皇帝，如《集》中之《請備荒兼修地治扎子》、《請定經制扎子》、《請矯正積習興起人才扎子》、《請禁燒酒種煙第三扎子》等等；有時撰為文章，或書告宰相、大臣，如《集》中《塞外屯田議》、《黃淮議》、《與蔣相國論征澤望書》、《與鄂張兩相國論制西邊書》等等，皆事關兵農，有學有識，“揆之事理，合于人心”。方苞認為“先王之制，士傳民語”、“俾得層累而上”，所以，常以民間疾苦、工程利害及官場弊病，一再向在官之朋友、子弟、門生言之，“于君不敢欺，于事不敢詭隨，于言不敢附會”。其人品、其學問，其苦心為民，歷歷可見。方苞又言“文章在韓、歐之間”，方苞的文論思想，前文已略作評述，現就其散文創作略作評述。方苞堅持“不妄加毀譽于人”的原則，寫人十分注意分寸，評價恰如其分，難能可貴。桐城派是繼承明歸有光的，歸有光在散文史上的地位主要是由他把小說描寫方法用入散文，方苞對歸氏的繼承即在此。他在散文中注意人物性格的表現，采用一些白描手法，如《左忠毅公逸事》一段寫得繪聲繪色，栩栩如生，有人物肖像，有心理解剖，有環境渲染，有動作，有語言，左光斗的形象光彩照人，性格鐵骨錚錚，如見其人，如聞其聲，令人肅然起敬。應該說方苞這種把小說的技法引進散文是對唐宋八家的傳統的一個突破，也為后來桐城派諸家樹立了榜樣。同時，方苞為散文語言的純潔作不懈的努力。方苞說：“古文義法不講久矣。吳越間遺老猶放恣，或雜小說，或沿翰林舊體，無雅潔者。古文中不可入語錄中語，魏晉六朝藻麗俳語、漢賦中板重字法、詩歌中雋語、南北史佻巧語”。依方苞看來，“義法”不僅僅是文章的內容與形式的問題，也關乎文章語言。我們認為當以方苞說的為準。方苞說：“古文氣體所貴澄清無滓，澄清之極，自然而發精光，……始學而求古求典，必流于明七子之偽體”。胡適講的桐城派“甘心做通順清淡的文章，不妄想做假古董”。指的就是方苞。從文章內容來看，方苞的散文有寫“講究經世濟民之猷”的，有談學術風尚的，有寫師友、父子、兄弟之純真情誼的，有從某一側面反映社會生活的，把經世致用與古文結合起來，把論學論政融入抒情、敘事之中，擴大了散文題材，充實了它的內容，較之明“七子”之作，有較大進步。王源評譽方苞文為“宋以后無此清深峻潔文心，唐以前無此淳實精淵理路?！睆堊猿^方苞“探孔、孟、程、朱之心，擷左、馬、韓、歐之韻”；全祖望謂“古今宿儒有經術者，或未必兼文章；有文章者，或未必本以術?！ㄊ墙浶g、文章之兼固難，而其用之足為斯世斯民之重，則難之尤難者。前侍郎桐城方公，庶幾不愧于此。”由此觀之，方苞用自己的躬身實踐做到了“學行在程朱之后，文章在韓歐之間。”五.劉大kui（從木魁）為桐城派三祖之一。他是方苞的門生，又是姚鼐的老師，承上啟下，為桐城派的發展和壯大起了紐帶和橋梁的作用。歙程吏部、歷城周編修語曰：“為文章者，有所法而后能，有所變而后大。維盛清治邁逾前古千百，獨士能為古文者未廣。昔有方侍郎，今有劉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劉大kui（從木魁），字才甫，一字耕南，號海峰，桐城東鄉陳家洲人。劉大出生在一個世代書香門第之家，祖父輩均以教書為業，劉大kui（從木魁）七歲讀書，勤奮好學。“讀古人文章，即知其意而善效之”。14歲從吳直受業，20歲拜見吳門吳閣學士玉，作詩示之，備受獎。劉大kui（從木魁）生活在康雍乾盛世。青少年時期，意氣風發，胸懷大志。他在諸多詩作中寫到：“與君俱少年，意氣干斗?！保弧皦研耐虧?，起衰竊自負”；“生則為國干，死當為國殤”。很想有一番作為。但命運之神并沒有青睞好學勤奮文辭工麗的劉大kui（從木魁），十次小考，才中了個秀才。但他進取心很強，不甘心“傍人門戶度春秋”的授徒生活，雍正三年（1725），29歲的劉大kui（從木魁）首次離開故鄉，赴京參加順天府鄉試，但落第了。雍正七年他再次應順天鄉試，只登了副榜。他不甘心，苦讀三年，雍正十年，第三次應順天鄉試，仍只中副榜。不過，京師之行和三次鄉試，雖功名通道未曾打開，壯志難酬，但見聞增多，視野開闊了，對人生、社會的認識深刻了。尤其在京師結識同鄉方苞并投其門下，方苞特別賞識劉大kui（從木魁）的詩文，常對其友人說：“如苞何足算邪邑子劉生，乃國士爾！”認為劉大kui（從木魁）是“昌黎復出”。其時方苞為學界泰斗，負海內重望。方苞的贊譽不僅使劉大kui（從木魁）名聲大振，而且也是巨大的鼓勵。方苞對劉大kui（從木魁）特別器重和賞識，傾心調教，傳其文章義法，解學中疑難，使劉大學業大進，詩文日工。劉大曾寫詩表達對方苞的恩情：“不才如kui（從木魁），舉世揶揄，公獨左顧，栽植其枯?！逼溟g，他曾入江蘇、湖北、山西學幕，助評文卷。也曾漫游幽燕，交結了一批識卓志遠的文朋詩友。在京師八九年，收獲還是不小的。后回故鄉，設塾授徒，同時與姚范、張閑中、葉酉等人相交往，相互切磋學問，詩文聲名日盛。值得一提的是，遠在京師的方苞，念念不忘遠在千里之外的故鄉弟子劉大kui（從木魁），乾隆元年（1736），方苞極力舉薦劉大kui（從木魁）應博學鴻詞科，是年三月，劉大在省城安慶通過了預試，此時他已近不惑之年，然而命運再次捉弄了他。秋廷試，當朝大學士張廷玉為避同鄉之嫌，把劉大kui（從木魁）名字一筆勾掉，打入冷宮。方苞聞之，大為感慨。張廷玉后為黜劉大kui（從木魁）而深感后悔，為彌補這個遺憾，于乾隆15年詔舉經學時，獨薦劉大kui（從木魁），不久張廷玉去大學士之位，大kui（從木魁）舉經學未成。對此劉大kui（從木魁）給已成進士的好友葉酉寫詩：“對月發悲吟，臨風振高嘯……昔君本共，今余不同調。”心中悲憤溢于言表。從此，以郁郁不得志的心情，從事教書作文以終其身。晚年曾任黟縣教諭三年，后被聘歙縣問政書院山長，又主安慶敬敷書院。年八十余，因病回鄉，門人來省疾者，猶強起與之論文?！叮ㄇ澹﹪?-文苑傳》謂：“大kui（從木魁）雖游方苞之門，所為文造詣各殊?！敝麑W者劉師培說：桐城派古文家“惟海峰稍有思想”。劉大kui（從木魁）說“窮理則識高”，又說“文章要道理博大”。他確實寫了一些哲理性的文章，其中有憤世嫉俗的話，甚至越出了封建統治思想。劉大kui（從木魁）“天道觀”。他說：“天道蓋渾然無知也”，指出“人之窮通壽夭”與天道無關，駁斥古書上講的“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說法。劉大kui（從木魁）講天道，其實講人事，即對清王朝統治下不合理現象作了揭露與抨擊。如他說：“御人于國門之外，使之抵罪，而貪以逞者，世守其官乎大kui（從木魁）之下，人多斃矣，而天不憐也！”又說：“其上之于民，名為治之，而其實亂之；天之于民，名為生之，而其實殺之也?！贝蟮臉闼匚ㄎ镎撍枷肱c荀卿、王充、柳宗元、劉禹錫一脈相承，而憤世嫉俗之情比司馬遷、韓愈有過之而無不及。劉大kui（從木魁）的“理欲觀”。程朱理學認為“天理與人欲不兩立，惟人欲凈盡，斯天理流行?！倍鴦⒋髃ui（從木魁）則承認人們合理的欲望，認為“目無不欲色”、“耳無不欲聲”、“口無不欲味”、“鼻無不欲臭”，指出人人都會有“七發之情”，“人之不能無欲而相與聚處以為生也。”認為應該“本人情以通天下之和”，要使天下之民“無不得所”，他說：“耆欲之所在，智之所不能謀，威之所不能脅，奪其所甘而易以所苦，勢不能以終日”。（《慎始》）說明正當的欲望，不是任何人為的力量所能禁止的。這種思想是王安石、蘇洵“義利”觀的繼承和發展，與小他十五歲的戴震完全一致，而與程朱理學則針鋒相對。劉大kui（從木魁）的倫理觀。他從“天道”與“人欲”觀出發，在倫理觀方面也有新的見解。在封建倫理的教條中，“忠孝節義”，把“忠”字放在第一位，提倡“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事二夫”。大kui（從木魁）則說：“余以為臣之死君，與婦之死夫，似同而實異。君臣以義合，故曰‘合則留，不合則去’。夫婦以恩合，故曰‘壹與之齊，終身不改’?！迸c稍早的黃宗羲對君主制的不合理批判相近似，與程朱理學則背道而馳。劉大kui（從木魁）的理學觀。人們談桐城派不能不談理學。乾嘉時，漢學家常常指斥桐城派空談性道而忽視事功。但理學家有各種派別，如“王學左派”就被人公認為是進步的，而劉大應屬王學左派。在《奉題學使公所得王新建印章次原韻》中，劉說：“我愛新建伯（王守仁），術業何崇??！七齡矢志學古圣，富貴于我浮云空。徑從良知見性命，震磕天鼓驚恩蒙。卒其所就繼孔孟，唱和如以徵應宮。后來小子肆掊擊，連結雞雌拜虎雄。擒濠立功在社稷，用由本出觀其通。”劉大kui（從木魁）對理學家們那種門戶之見也很不滿，他認為“天下之理不能以一端盡”，主張學術上應有某種程度的“包容”，而“息爭”門戶之見，在當時有進步意義。更值得重視的，是他與理學家們的“復古”思想相反，認為事物不斷發展變化，反對“好古而失之愚”。理學家的痼病，在于把事物看成不變，對自古以來的說法不敢懷疑，甚至認為古時制度也可行于后世，“井田制”即其中之一。劉大kui（從木魁）在《井田》中，明確指出它只是周初“開國之制”，至其后世則“不能復之矣”。如果把劉大kui（從木魁）與程朱理學混為一談，則未免太簡單而使劉大kui（從木魁）冤屈了。就文章這個層面說，陳繼輅謂“我朝自望溪方氏別裁諸偽體，一傳而為劉海峰，再傳而為姚惜抱”?？梢姡跁r人心目中，大kui（從木魁）與方、姚地位相等。但劉與方、姚是有差別的?！秶?-文苑傳》謂“苞蓋擇義理于經，所得于文義法；大kui（從木魁）并古人神氣音節得之，兼集《莊》、《騷》、《左》、《史》、韓、柳、歐、蘇之長。其氣肆，其才雄，其波瀾壯闊。嘗著《觀化篇》，奇詭似《莊子》，其它言義理者又極醇正?！闭\如方宗誠說：“海峰以才勝”。其“氣肆”，“才雄”，“波瀾壯闊”，顯然和方、姚的“氣清詞潔”，以“小文章”擅長，是有差異的。當然，身為桐城派中的一員，他與方、姚的文論主張和文章風格有共同之處。文論思想前面已說，至于記敘文刻畫人物，大kui（從木魁）亦如恩師方苞一樣，以傳神之筆，描繪具體形象，往往只通過一、二事例，作精妙的描寫，人物即呼之欲出，如《張復齋傳》之張之善、《章大家行略》之老婦，靠細節傳神，寫得活靈活現，生動真切。散文詩化是劉大kui（從木魁）的另一大特色。桐城素多詩人。錢鐘書先生甚至說“桐城詩勝于文”。而劉大kui（從木魁）尤為大家。大kui（從木魁）以詩人而兼古文家，因而也就把詩的神韻意境用入文中。如《海舶三集序》，本是一篇評論詩歌的文章，很容易寫得木質無文，也容易揄揚過實。劉大kui（從木魁）卻別開生面，著力鋪寫海上風濤之險；“乘五板之船，浮如江淮，然云興，勃然風起，驚濤生，巨浪作，舟人仆夫，失色相向?！币砸r托海上吟詩之奇：“顧乃俯仰自如，吟詠自適，馳想于沆瀣之墟，寄情于霞虹之表，翩然而藻思翔，蔚然而鴻章著，振開、寶之余風，乎杜甫、高、岑之什，此所謂神勇者矣?！倍鴼w結于其人之一心以使命為重，始能履險如夷，從容吟詠。構思巧妙，措詞得體，而其妙尤在詩味特濃。這種亦文亦詩，以詩為文，在散文中開新境，為方苞所不及，為姚鼎所繼承。桐城派文家很講究文章章法，劉大kui（從木魁）亦然。他的散文不僅詞必己出，言能盡意，而且還善于轉折跌宕，以便寫出層次較深的含意，讀之耐人尋味。為了教學，劉大kui（從木魁）曾評選唐宋八家古文，又嘗評點《左傳》、《國語》、《孟子》、《莊子》、《揚子法言》，于評點之中，示為文之法，蕭穆自言：己之能文即受大kui（從木魁）評點之益。劉大kui（從木魁）終身教讀。弟子尤眾，漢軍朱孝純，歙縣程晉芳以詩名；歙縣金榜、程瑤田以經學著；歙縣吳定、鮑桂星、汪梧鳳、方根矩、休寧鄭用牧皆有文名；其在桐城者，除姚鼐外，還有王灼、左堅吾、朱雅、李仙枝、劉琢、許國等詩文名家，為桐城派的發展和壯大培養了眾多人才，其功不可沒。劉大kui（從木魁）與陽湖派。姚永樸說：“‘陽湖’之古文，其源實出桐城，故惜抱先生亦稱子居（惲敬）為作手，兩派合而不分，于此可見?！标柡蛇@一名目，直至光緒年間，張之洞《書目答問》出，始有桐城、陽湖兩派之說。陽湖派諸作家如錢、張惠言、惲敬、陸繼輅、吳育、包世臣、張曜孫皆嘗言，常州文學傳自桐城，且皆承認劉大kui（從木魁）的橋梁作用。陸繼輅說：“錢魯斯（）親受業于海峰之門。時時誦其師說于其友惲子居（敬）、張皋聞（惠言）。二子者始盡棄其考據、駢儷之學，專志以治古文?！睆埢菅哉f：“王悔生（灼）……勸余為古文，語余以所受于師劉海峰者，為之一二年，稍稍得其矩。”于此不難看出陽湖派確實源自劉大kui（從木魁）。陽湖派的代表人物為惲敬、張惠言。惲、張二人為好友。張病逝，惲敬說：“古文自元明以來，漸失其傳，吾向所以不多為者，有惠言在也。今惠言死，吾安得不并力治之?！逼鋾r人評惲敬文章“行文軌轍出于管、荀諸子，其文全似晁家令《言兵事書》，故文勢鷙凌厲，精察廉悍，洞達真契，推勘確實，持論謹嚴，運筆簡潔。”劉聲木說：“其熔煉淘洗之功，用力甚久，用能澄然而清，秩然而有序，仍屬桐城家法?！睆埢菅裕吧贋樵~賦，擬司馬相如、揚雄之文；及壯，又學韓愈、歐陽修……生平精思絕人，嘗從歙金榜問故，其學要歸《六經》，而尤深《易》、《禮》。”劉聲木說：“皋文研精經傳，取法于韓、歐兩家，變大kui（從木魁）之清宕為淵雅，文格與姚鼐為近，首倡桐城文學于常州?！庇盅浴捌淞⒀再|實，韻味雋永，不溺于華藻，不傷于支離，一意不隨時欲趨舍，則確然可見，平日論文，嘗謂‘法有盡而意無窮’?！睆埢菅宰灾心旰蠼邮軇⒋髃ui（從木魁）之說，文風為之一變，“空明澄澈，不復以博奧自高”，而“立言質實，韻味雋永”，其神理韻味正與劉、姚相近似。由此可見，陽湖與桐城為同源異流，而陽湖之文未嘗不規桐城。六.如果說方苞是桐城派的開山祖，那么姚鼐則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世謂方苞文質，恒以學勝；劉大kui（從木魁）以才勝，學或不及，姚鼐則才學俱佳而識高，故被稱為桐城派的領袖人物。姚鼐字姬傳，一字夢谷，一字惜抱。乾隆庚午舉人，癸未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以主事用，分兵部，后補禮部制司，遷刑部郎中，充四庫全書纂修官，記名御史，年余，乞病歸。自是，歷主講梅花、敬敷、紫陽、鐘山各書院，凡四十余年。嘉慶庚午重赴鹿鳴宴。嘉慶二十年卒，享年八十五。姚鼐為刑部尚書姚文然之曾孫，翰林院編修姚范之侄。其母張氏，為宰相張英之孫女。當時“張姚兩家占半部紳”，而姚鼐年才四十，官至郎中，仕途前程無量，卻“乞病歸”，原因何在侄姚瑩在《行狀》中說：“四庫館啟。諸城劉文正公（統勛）、朱竹君學士（筠）薦先生以所守官（刑部郎中）入局。金壇于文襄公（敏中）雅重先生，欲一出其門下，竟不往。書峻，當議遷官，文正公以御史薦，已記名矣，未授而公薨，先生乃決意去，遂乞養歸。梁階平（國治）相國屬所親語先生曰：‘若出，吾當得薦?！壬裰x之”。其時宰相中，劉、于皆有名，于尤好交接文士，一時文人多依附之。姚鼐竟不肯稍為之屈，已見狷潔自好，異于流俗。然觀其詩集，其乞歸另別有原因。其詩言“仆昔弱冠歲，始竊鄉曲名，充賦（以舉人入京應會試）自南來，意氣頗縱橫。謂當展微抱，庶見康民氓”，即志在經世。然而“十年省閣內，回首竟何成”即謂時勢所限，使他事與愿違。姚鼐認為清王朝入關“百年來，法家常繼軌”，即酷吏總是務使人入于罪，這自然是指包括文字獄在內的那些鎮壓措施。而他卻“頗念同形生，安可欲之死”“所慮稍刻深，輕重有失理”，因此感到“刑官不易官”，便決定“揭褐歸田里”。姚鼐拂衣而歸，正是孟子所說“有官守者不得其官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也算是“毅然大丈夫”了。他辭官歸里之后，寫詩言“谷鳥翩翩影，孤翔識所歸，”心情愉悅，不像王文治辭官后沉酣歌舞，奉佛參禪；更不似袁枚之裝點山林，伺候公卿，而是步入書院。他四十三歲乞歸，四十五歲至揚州，主講梅花書院；五十歲回安慶，主講敬敷書院；五十八歲至徽州，主講紫陽書院；六十至七十一歲，主講鐘山書院，七十一歲后又主講敬敷書院，七十五歲再主講鐘山書院，八十五歲卒于院中。逝世前幾日，尚挑燈為學生批閱文章。為了教學，在梅花書院就著手編修《古文辭類》一書，以示為文之法，自此至死，四十年間，“無一日不講此書，無一日不修訂此書”。其勤其精，一至如此。其間，他還主編《江寧府志》、《六安州志》及《廬州府志》中“沿革”一門，其著作還有《九經說》、《三傳補注》、《國語補注》、《老》、《莊》兩《章義》、《惜抱軒書錄》、《法帖題跋》及詩文前、后、外集、尺牘等。評點之書，有《易經》、《左傳》、《大戴禮》、《九經》、《揚子法言》、《漢書》、《文選》、《山谷全集》等等，丹黃燦然，殆盈千卷。姚鼐五歲讀書，二十授徒，四十辭官，一生讀書、評文，舌耕筆耘，學問文章，詩歌書藝，皆為第一流人物。曾國藩列舉三千年“圣哲”，僅得三十二人，而姚鼐為其中之一；張裕釗論有清一代之詩，以鼐與施閏章、鄭珍并列為“三家”；包世臣論書，亦以鼐之行書入逸品。今人吳孟復先生“論桐城有學派、詩派、文派而鼐兼為三派之大師，其影響皆及于天下。”姚鼐生活在乾、嘉時期，當時漢學盛行，姚鼐是以宋儒之學為治學根本的，認為“儒者生程朱之后，得程朱而明孔孟之旨，程朱猶吾父師也”，是尊崇宋學的。乾隆三十八年，清朝開《四庫全書》館，以紀昀為總纂官。姚鼐因劉統勛、朱筠的聯名推薦，入館充校辦，其時戴震也入館參與纂修，紀、戴都是著名的漢學家，學術觀點的不同，使他與紀昀、戴震等為代表的四庫館臣之間產生了極大的分歧，格格不入，難以調和。道不同不相與謀。這也是他辭官的一個原因。為了闡明自己在漢宋之爭中的基本態度，回擊漢學家的種種反宋言論。作《贈錢獻之序》一文，極力為程朱理學辯護，認為宋儒真正“得圣人之旨”，批評“漢學家專求古人名物制度訓詁書數，以博為量，以窺隙攻難為功”，“枝之獵而去其根，細之而遺其巨”，實在是蒙蔽不明！姚鼐旗幟鮮明地亮出自己的觀點，“非不自度其力小而孤，而義不可以默默焉耳！”他說：“古人不能無待于今，今人不能無待于后，此萬世之公理也，吾何私于一人哉！大丈夫寧犯天下之不韙，而不為吾心之所不安，其治經也，亦若是而己哉！”（《禮箋序》）在學術上他如此不肯茍同，堅持獨立思考，尤為難得。故曾國藩稱姚鼐能“獨排眾議”。作為桐城派的領袖，姚鼐的成就主要是古文。其論義理、考據、文章合一，明言“古文之事，須兼三者之用而后為至”。但由于時代和自身條件的局限，他的作品反映社會現實和百姓生活困苦不多，抒發個人情思和抑郁之感的較多，內容不夠充實飽滿，但他的寫作態度嚴謹，對散文藝術的探求較為深入，因而其創作能開新境，卓成一家。劉師培不滿桐城派文風，獨對姚鼐評價甚高，以為“惟姬傳之豐韻，……則又近今之絕作也?！惫盼漠吘故俏乃囆缘?，他的不少論學論文論詩之文，寫得形象生動，氣韻極美。如《禮箋序》、《儀鄭堂記》、《送孔約序》皆是。這些文章皆針對漢學家之株守一家舊說的門戶之見而發，但不是就學術論學術，而是用“有人焉入江海之深”而“不能盡海之量”為喻，指出“古之人不能無待于今，今之人亦不能無待于后”，從而斷言“吾何私于一人哉大丈夫寧犯天下之所不韙，而不為吾心之所不安，其治經也亦若是而已矣?！眰€性何等鮮明！議論何等通達！又如《復魯非書》：“鼐聞天地之道，陰陽剛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陰陽剛柔之發也。惟圣人之言，統二氣之會而弗偏。……其得于陽與剛之美者，則其文如霆，如電，如長風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決大川，如奔騏驥；其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鐵；其于人也，如馮高遠視，如君而朝萬眾，如鼓萬勇士而戰之。其得于陰與柔之美者，則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風，如云，如煙，如幽林曲澗，如淪，如漾，如珠玉之輝，如鴻鵠之鳴而入寥廓；其于人也，乎其如嘆，邈乎其如有思，暖乎其如喜，愀乎其如悲。觀其文，諷其音，則為文者之性情形狀，舉以殊焉。”一連串的生動形象的比喻，把原本抽象的陽剛與陰柔的文風問題，寫出難言之意，使之具體化而易于領悟。把論學論文之文，寫得如此氣韻生動，彩色斑，確是古文中“絕唱”，故方宗誠謂惜抱文“以神韻為宗”。姚鼐的敘人記事寫景之文，亦以神韻見長，韻味盈然，生動形象，讀之使人如坐春風，賞心悅目。如《丹徒王君墓志銘》，王文治“以文章書法著名天下”，為姚鼐至友，由御試翰林第一，出為云南知府，可寫的事很多，文中只寫其歸田之后，“行無遠近，必以歌伶一部自隨”與“客去樂散，默然禪定……持佛戒，日食蔬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