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齡化問題與“問題化”

1.占總人口比重大2015年65

歲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將超過10.47%，預計2036年將超過20%，到2050年將達到23.2%。2.農村人口老齡化水平高于城市據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2010年，我國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城鎮為3102萬人，鄉村為6667萬人。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城鎮為7.8%，鄉村為10.06%；8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城鎮為1.35%，鄉村為1.8%。3.老年人口女性多于男性老年人口中女性比男性多出464萬人，2049年將達到峰值，多出2645萬人。21世紀下半葉，基本穩定在1700-1900萬人。4.老齡化超前于現代化發達國家是在基本實現現代化的條件下進入老齡社會的，而中國則是在尚未實現現代化，情況下提前進入老齡社會的，屬于未富先老。我國60歲、65歲及80歲以上老人增長趨勢通過對以往文獻的梳理可以發現，這種問題化傾向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其一，以醫療保障系統負擔為視角的老年人口研究。這類研究發端于生物學的衰竭理論，最先將老年人的醫療衛生作為關注對象。從社會成本的角度出發，這類研究擔憂老年人口的增多對醫療技術、衛生條件甚至醫療保障體系的威脅和挑戰。從個體層面，他們把關注點更多地放在老年人口的功能性依賴、抑郁以及癡呆癥等問題上。從宏觀層面，人們普遍擔心老年人口的增多將會使醫療、養老保障體系難以維系。人社部：尹蔚民表示，2015年全國養老保險基金的總收入是2.7萬億元，總支出是2.3萬億元，當期結余是3000多億元。未來20年，中國的養老金現金缺口可能高達70萬億。其二，對人口紅利消失的擔憂。這類研究認為老齡化的到來意味著中國巨大人口紅利的減少，以及非勞動人口的增多。因而，這部分學者們一方面擔憂人口紅利的消失，思考如何延長此種人口優勢；另一方面，擔憂“未富先老”所造成的經濟發展減緩，并不斷地思考縮小“未富先老”的辦法。無論哪種擔憂，在這種經濟視域的理解中，老年人口被視為“依賴人口”、“純消費人群”是“給社會發展拖后腿”的一群人，因而在他們看來，老年人口更多的被強調為社會的負擔，而非社會的財富。其三，從家庭贍養和青年一代的負擔角度出發的擔憂。這類比較關注“空巢家庭”和“少子化”現象和“四二一”家庭結構，擔心子女需要承擔經濟供養、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方面的事務。他們擔心老齡化現象會引起家庭在經濟的代際轉移和養老的保障方面出現斷層，從理論前提來看，這類研究也將老年人假設為“無生產力人群”或“造成家庭負擔的人群”。二、“問題化”研究與社會福利內卷化老年問題化研究的積極方面在于：使人口老齡化引起社會關注，促使政府出臺相應的福利政策。二戰以后，為了讓人們更加關注老年群體，并更好地推動社會福利制度的發展，學者們通過挖掘和分析老人所面臨的問題，并不斷地強調老年人口比例增高，以及老齡化所必然帶來的嚴重問題，以此引起人們的關注。這一策略讓越來越多的資金投向老年福利上。其所影響的結果，在早期的確起到了推動福利政策和社會服務發展的作用。因此，作為一種“策略”，“問題化”的研究傾向對老人福利的發展起到了良好的效果。從思路上，我國開始強調政府、市場、社會、家庭等多方面的協調和配合，逐步發展為目前“多元主體共同參與、責任共擔的合作機制”。從政策上，2012年之后中國老年政策更是密集出臺。本世紀我國政府先后共制定了近200個涉老政策。所以老齡化現象的“問題化”極大地推動了中國老年政策的發展。然而，福利制度的豐富并不能等同于福利效果的提升。一方面，從社會認識層面看，過分地強調老年人所造成的社會問題，會讓公眾對老年人的角色定位傾向于負面。當實際社會資源缺乏，不同年齡人群之間需要針對某一資源進行爭奪時，其他年輕群體就容易對老年福利制度產生抵觸情緒，阻礙原福利服務的實施，從而使相應福利政策所預期的目標就會大打折扣。另一方面，從社會效果層面看，世界衛生組織有證據顯示，成人保護服務和警察及社工的探訪工作事實上可能也會產生反面后果，會加劇對老人的歧視和虐待。具體地說：其一，從市場層面，以勞動時間為核心討論老年人生產勞動與宏觀就業狀況、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以及不同職業領域對老年人延遲退休的接納程度；其二，從家庭層面，以生活照顧時間為核心討論老年人的身體健康狀況、生活需求與老年人生產性參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