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良資產處理，股份制改造與外資戰略——中日韓銀行業經驗比較①王一江田國強（明尼蘇達大學，清華大學100084）（德克薩斯A&M大學，上海財經大學200433）中文摘要：本文通過中日韓三國銀行業的經驗比較，以政府和銀行之間的互動關系為切入點來具體說明強政府制度安排下的政銀關系、銀行不良貸款產生的原因和處理辦法以及銀行治理結構的內容。在經驗證據和理論分析的基礎上得到結論認為，股份制的形式并不能改變強政府下政銀關系的實質，為了實現國有銀行的改革，引進外資是極其重要的戰略選擇。關鍵詞：不良資產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造強政府引進外資一、文章簡介加快銀行業的改革是中國經濟中最緊迫，最重要的任務之一。中國新一屆政府成立后，溫家寶總理就明確指出：“存在的問題依然是嚴重的。主要是不良資產的比重比較高，四家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高達20%，接近2萬億。”金融改革對中國而言是：“背水一戰。只能成功，不能失敗。”“是一場輸不起的實踐。”新一屆政府同時明確指出國有銀行的改革方向是將其改造成具有良好內部治理結構的股份制商業銀行。溫家寶總理在兩會記者招待會言到：“這次改革同以往不同，就是我們確立了一個明確的目標，要使國有商業銀行走市場化的道路，推進產權制度的改革，推進公司治理結構的改革，真正把國有商業銀行變成現代的商業銀行。”為了實現這一改革目標，國家要求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在獲得國家幫助的同時，大幅度提高自身效益，在風險控制、不良資產比重和資本金等關鍵指標上，盡快達到國際公認的標準。其中，大幅度降低不良資產的比重，同時防止新的不良資產大量發生，在實現中央制定的國有銀行以至整個銀行業的改革的大目標中，是極其關鍵的一環。不良資產的處理是解決銀行危機和實行銀行股份制改造的首要步驟，也是非常艱難的一步。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后的許多國家，比如韓國、日本、泰國、印度尼西亞、臺灣等都同樣面臨著如何處理規模巨大的銀行不良資產問題。信達、東方、長城、華融四家資產管理公司于1999年成立標志著中國正式地開始著手處理銀行不良資產。對中日韓三國而言，處理好歷史遺留的不良資產都是各自銀行體系向現代商業銀行轉化的前提和必要條件。然而，這些國家在處置不良資產方面的手段和結果各異。本文的目的，是比較和討論中日韓三國銀行不良資產形成和處理方面的經驗和教訓，為中國銀行業的改革，提供參考和借鑒。通過韓國、日本銀行業應對金融危機沖擊的經驗來說明外資在處理銀行不良資產方面的重要作用以及引用外資戰略對中國銀行業股份制改革的重要意義。對銀行業改革和銀行不良資產的處理已有大量的討論。與已有文獻的最大不同，我們主要強調政府與銀行之間的互動和博弈關系。圍繞這一關鍵的互動關系，我們分析了不良資產大量發生的原因，處理效果的差別，并在此基礎上提出引進外資的戰略措施，強調其戰略意義。對這一互動關系的分析，我們得到造成大量不良資產的一些重要原因和幾點結論。首先，雖然三國不良資產形成有不同的具體原因，在具體原因后面，卻有著深層次的共同制度性原因。這就是政府與銀行的密切關系，政府對銀行業務和人事，對銀行經營管理和決策的干預，我們把這種干預型的政府稱為強政府。分析強政府如何導致銀行決策不負責任E此論文的寫作過程中，我們得到潘霽和闕澄宇多方面的幫助，在此表示感謝和決策失誤，從而導致不良資產的大量發生。其次，一旦認識到強政府是銀行不良資產大量發生的本質原因，人們就不能對銀行改革形式上的措施寄予過高的期望。比如，國有商業銀行的股份制改造，雖然是一個積極的步驟，但若不賦予其更實質性的內容，不放棄國有股“一股獨大”的改革方式，對其效果就值得懷疑。從理論上來說，對強政府和銀行關系的分析及其后果的認識，使我們必然要問：股份制銀行能改變強政府經濟制度安排中政府與銀行的關系，幫助銀行抵御政府的干預嗎？日本和韓國經驗對這一問題的回答是，盡管他們的政府都不如中國政府強勢（對銀行的干預相對較弱），盡管他們的銀行早就實行了股份制，但股份制未能使他們的銀行有效抵制政府干預，防范不良資產的大幅攀升和金融危機的發生。前事不忘后事之師，對中國現有的股份制改造模式和思路本身寄予過高期望，是沒有理論和經驗根據的。那么，應該賦予股份制這一形式什么實質性的內容，才能更好地處理政府與銀行關系，防范新的不良資產大量發生，有效推動銀行改革呢？我們的分析最后強調，要重視外資在銀行改革中的戰略重要性。對這一問題，我們已作過中國銀行業改革“兩個兩難”的理論探討，有興趣的讀者可參考我們的<<中國銀行業：改革兩難與外資作用>>一文（王一江、田國強，2003）。日本和韓國的經驗在這一問題上給了我們很好的正反兩方面的啟發。歷史上，兩國和中國一樣，均屬于對外資限制很嚴的國家。金融危機前，韓國銀行業是世界上對外資開放程度最低的幾個國家之一。對外資的限制并未使他們的銀行業更加健康,高效和安全。但是，與中國和日本不同，韓國自1997年后，實施了非常積極的外資戰略，使其成為三國中處理不良資產和防范新的不良資產發生最成功的國家。推動銀行業改革，韓國在利用外資的深度和廣度上，形式之全面和數量之大上，都值得我們借鑒。下文主要分成三個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紹和分析中日韓三國不良資產的產生原因和各自的處理辦法；第二部分重點介紹韓國銀行如何成功利用外資戰略以及最終的效果；第三部分總結全文。二、不良資產的產生與處理方法（一）不良資產的規模與直接成因從官方公布的數據看（具體參見表1）②，中日韓三國不良資產的數量比較有如下幾個特征：（1）中國的不良資產相對規模（占銀行業總資產的比例）比日本和韓國都要大很多，因此中國需要解決的問題難度更大。（2）近年來，中國和韓國銀行不良資產比重下降較快，下降了大約10個百分點。但是中國由于不良貸款的規模大，直到2002年3月中國不良貸款的比例仍與1997年金融危機沖擊后的韓國銀行不良貸款比例相當，為16%。從這個角度來講，留給中國的任務仍舊相當艱巨。（3）日本的不良資產幾乎沒有得到有效的處理，其規模仍舊在不斷膨脹——從1998年不到6%提高到2002年3月的8.5%。表1：中日韓三國銀行業不良貸款規模的比較1990s（占總資產%）2002年3月（占總資產%）中國26（1999年）16日本6以下（1998年）8.5③韓國16（1997年）6以下日本和中國不良資產的實際規模問題，都曾引起人們的爭議，可能存在低估的問題。不良資產包括信貸資產和非信貸資產兩個方面。其中，不良貸款作為信貸資產是不良資產的最重要組成部分。本文并沒有對規模進行細節上的分析，這里概念的區分對文章結論幾乎沒有任何影響。一般認為日本不良貸款的報告數嚴重偏低。8.5%為日本13個主要銀行的不良貸款數，其他銀行的比例更大。見MasaharuHanazakiandAkiyoshiHoriuchi（2002）一文。表1中日本銀行業不良資產比重的增加，更可能反映的是報告數字近年來更具真實性，而非不良資產的實際增加。一般認為，中日韓三國不良資產的產生，有各自不同的具體原因。中國是改革開放的政策和歷史原因；韓國是受到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而日本則是由于房地產和股市泡沫的破滅。（二）政府干預與不良資產的形成在這些具體原因的背后，三個國家銀行不良資產的形成還存在著共同的深層原因——強政府制度安排下特殊的政府與銀行關系。在這種強政府制度安排下，首先是政府直接干預銀行業的日常經營。同時，在政府的干預下，銀行與企業形成非經濟借貸關系。隱藏在這種制度安排背后的基本邏輯是：對于發展中國家或者新興市場國家而言，資本在其經濟起飛階段都是相對更為稀缺的資源。在這種資源稟賦結構特征基礎上，政府為了滿足國家整體的經濟發展戰略（比如出口導向、資本積累導向等），需要通過對銀行的控制，來控制稀缺資金的配置。這種強政府制度安排，具體到中日韓三國，又有一些不同的演化細節。對中國而言，國家是四大商業銀行的直接所有者，地方政府也在很多地方商業銀行中占有相當的股份。政府決定對各類商業銀行的高層人事任免。如此政府和銀行關系，決定了銀行不能在政府意志之外，獨立自主地按商業原則運行。在這一框架下，不良資產不斷膨脹的歷史原因，主要可以歸結為：（1）穩定壓倒一切的政治戰略和經濟發展的路徑依賴決定了中國的銀行系統不得不承擔歷史的負擔一一為國有企業融資。政治戰略下的核心決策變量：就業以及地區收入差異需要銀行來協調。實際上，中國商業銀行承擔了補貼國有企業以及向不發達地區轉移資金兩個政策目標。（2）政府的經濟發展戰略，仍舊希望中國的大型國有企業能夠掌握經濟的命脈，承擔經濟發展的重任。因此，大力推進國有企業改革成為歷屆政府的重中之重。與之相對應，銀行業的很多資金被轉移給效率亟待改善的國有企業。（3）東南亞金融危機的沖擊以及世界經濟欠佳的整體影響，導致中國的出口需求波動。于是，拉動內需成為重要的經濟增長支撐。這種宏觀的經濟政策，又刺激了國有商業銀行繼續擴大貸款規模。簡而言之，就是政府為了自身的政治與經濟目標介入了國有商業銀行的經營，使得商業銀行和國有企業之間形成非經濟借貸關系，政策負擔和影響導致資金配置效率低下，不良資產規模膨脹。除了歷史原因外，過去兩年中，國家要求國有銀行改善經營業績，降低不良資產的要求，并以此來考核國有銀行的業績。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國家這一做法盡管是出自良好的意愿，卻導致了國有銀行新一輪的貸款沖動和貸款規模急劇擴大，為新一輪銀行不良資產的膨脹埋下了伏筆。對于日本而言，“主銀行制度”是這種強政府制度安排的核心體現（Sang-yongRhyu，2002）。在這種制度安排下，財政、通商、中央銀行通過對銀行和企業的“指導性計劃”來推動特定產業，特別是出口型產業的發展，而不與政府配合的企業會受到各種形式的懲罰與為難。同時，政府與銀行之間形成默契，政府潛在保證主要銀行不會破產。而銀行和企業之間則形成了穩定的“內部人”關系。需要說明的是，這些銀行都是由關聯企業和銀行控股的股份制商業銀行，特殊的銀企關系造就了以銀行為中心的企業集團。為了保證主銀行制度的穩定，政府需要控制銀行業，分配產業利潤。具體的手段包括：控制利率，限制競爭；限制進入銀行業；限制單個銀行及下屬機構的業務范圍；審批成立新分支及地點；分配財政存款。馬自達公司的危機和復興，就是體現日本這種制度安排的一個鮮明例子。20世紀70年代，當馬自達汽車制造公司面臨破產危機時，住友銀行作為其主銀行，立刻宣布無限承擔馬自達公司的所有債務。其他銀行則對馬自達公司的供應商和銷售網絡提供財務支持。同時，日本中央和長崎地方政府也以各種行政和立法手段支持馬自達公司，以財政存款保護住友銀行。最后，馬自達公司順利渡過了危機，做到了不破產，不裁員，銀行也避免了馬自達公司破產可能造成的損失。這種主銀行制度，雖然不乏挽救企業的成功個案,但卻造成了企業和銀行整體的“預算軟約束陷阱”，使企業投資過量，不講效益，銀行沒有風險意識，使風險在銀行體系中逐漸累積。韓國銀行業的發展在1997年金融危機之前就經歷了國有化，然后再私有化的浪潮。20世紀60年代，韓國銀行被收歸國有，成為政府的信貸工具；在1980年代銀行又被私有化。雖然實行了私有化，銀行在經營管理上并未實行自主。政府以低息貸款支持重點產業（比出口型企業）的政策，使銀行貸款利息大大低于市場利息，很多企業在獲得銀行貸款后，通過資金的轉讓獲利。由于獲得銀行貸款即可獲利，信貸資金嚴重短缺。企業為了獲得銀行貸款，不擇手段，導致嚴重的腐敗。銀行與大財團關系密切，內部人貸款問題嚴重。一個典型的案例，就是Hanbo公司曾通過腐敗渠道，獲得60億美元，去建一家毫無效益的鋼廠。于1997年之前，該鋼廠未建成即行倒閉。與此同時，銀行為了獲得政府的資金支持，緊密配合政府政策，按政府指令貸款，收取政府規定的利息。這種不講經濟規律，不講財經紀律和腐敗的政銀關系和銀企關系，形成韓國經濟中的軟預算大環境，導致不良資產規模在銀行體系中的膨脹。（三）不良資產處理中日韓三國對不良資產處理的主要手段，包括成立金融管理公司、對銀行進行兼并或破產重組、國家注資與國有化以及銀行的自我消化。三國減少銀行業不良資產的做法，基本相同，具體如下表總結。表2：中日韓三國銀行業不良資產處理辦法比較處理方法中國日本韓國成立金融管理公司YYY銀行兼并重組破產YYY國家注資，國有化YYY自我消化YYY注：丫使用方法Y重要方法成立資產管理公司成立資產管理公司的做法是世界上非常流行的處理大量不良貸款的方法。中日韓三國都采用了這一方式，但其發揮的實際作用卻大相徑庭。韓國KAMCO（韓國資產管理公司）最開始成立于1962年，當時依法成立的目的就是為了處理政策銀行韓國發展銀行（KoreaDevelopmentBank）的壞賬。1997年為了應對東南亞金融危機，KAMCO重新拓展了其職能，成立了不良貸款管理基金，并且利用公共基金按照公允市場價值購買問題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的不良資產。韓國銀行業不良資產的顯著下降基本都可以歸功于KAMCO的購買。在購得這些不良資產之后，KAMCO的資產主要分為三大類：普通貸款（ordinaryloans）、重組企業貸款（restructuredcorporateloans）和待清算貸款（workoutloans）。由于不良貸款的“冰棍效應”，盡量快地、盡量按照最高的價值出售資產是處理不良資產的基本準則。為了貫徹這一準則，KAMCO采用了如下的方法：（1）組合銷售（國際拍賣）；（2）資產證券化（ABS）；（3）公共拍賣；（4）法院拍賣；（5）單獨貸款銷售。如果資產不能夠在現在的情況下出售，代理人必須通過價值提升過程提高資產的價值，以待日后按照合理的價格出售。除此之外，如果資產現在既沒有辦法出售也無法提升其價值，那么代理人必須確立在一個較低的價格上盡可能早的處理掉他們。截至2001年末，KAMCO累計處理了44.8%的資產組合，同時資產回收率高達42.7%。和韓國的情況相比，中國四大不良資產管理公司的整體表現也很不錯。銀監會最新的數據顯示，截至2004年第一季度，四大資產管理公司階段處置資產進度為41.04%，資產回收率為38.23%，現金回收率為31.78%。而且，費用率只占所購不良資產總額的0.14%，只有美國清理信托公司（RTC）處理成本的1/3。但是，中國處理不良資產的對象主要是政策性的不良貸款，對應的處理模式就是由政府組建的金融資產管理公司，集中處理和處置從國有銀行剝離出來的金融不良資產。這種政策性處理業務模式存在著預算軟約束的問題，不良資產管理公司的健康模式應該是具有硬約束的市場化處置業務。現在，國務院通過了針對四大資產管理公司的“兩率”（現金回收率和現金費用率）承包方案，希望在政策性業務和市場化業務并存的時候，給資產管理公司以合適的激勵。日本1995年在大藏省成立自己的資產管理公司，當時的初衷是集中處理資不抵債的信用合作社的不良資產④。隨著東南亞危機的沖擊，日本銀行業的大量不良資產并沒有通過資產管理公司這一集中處理的形式來進行，而是寄希望各個銀行自行分散消化處理。事實上，日本銀行業的不良貸款處理的第一步一一不良資產的識別就沒有做好。兼并重組危機中的銀行業,不可避免地存在銀行的破產。此時，兼并重組自然而然成為處理銀行不良資產的一個重要手段。韓國和日本的銀行業，在應對自身危機時，兼并重組方式體現得非常明顯。需要說明的是，對韓國和日本政府而言，決定哪個銀行關閉、哪個銀行通過注資方式保留，是非常重要的。這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銀行自身的規模以及自身重建的方案。后者可以形成激勵，前者存在道德風險。對于保存下來的銀行，如何降低道德風險，形成有效的治理機制,是繼兼并重組之后又一個需要解決的難題。實踐證明，全國性銀行對外資的開放，以及在健康的金融機構中成立金融控股公司，是解決這一問題的新的、可行的方式。韓國是亞洲金融危機時期銀行業兼并重組最快的國家——1997年韓國存在33家銀行，其中全國性的銀行17家、地區性的銀行10家、專業銀行6家；到2001年底的時候，銀行總數只剩下20家，其中，全國性的銀行9家、地區性的銀行6家、專業性的銀行5家。1998年，韓國金融監管委員會根據對IMF的承諾，宣布重組計劃⑤，將五家面臨危機的全國性銀行，停業整頓，在交易所除牌，其間由政府保證存戶利益，最后將這五家面臨危機的銀行和另外五家藍籌股金融機構合作。同年，還將2家地區銀行和全國性的銀行合并。1999年，又有一家全國性的銀行和2家地區性的銀行被合并到另外的全國性銀行中。2000年，一家專業銀行被合并。2001年又有兩家全國性的銀行被合并。這樣，韓國的銀行數目已從金融危機前的33家減少至目前的19家。在韓國銀行體系的重建中，兼并重組只是一個手段，這種方法和注資國有等其他方法，是齊頭并進的。日本銀行業在面對金融危機沖擊時，重組也相當劇烈。到2000年為止，日本銀行業由原來的18家大銀行合并成為四家金融控股公司，分別是瑞穗集團（包括原來的日本興業銀行、第一勸業銀行、富士銀行X三和、東海、旭日集團（包括原來的三和銀行、東海銀行、旭日銀行）、三井住友集團（包括原來的住友銀行和櫻花銀行）和東京三菱集團（包括原來的東京三菱銀行）。銀行業重組的思路基本都是先成立金融控股公司，然后在控股公司內部進行業務的重組，包括對不良貸款進行規模化的運作，提高處理的效率。相對于韓國和日本的銀行原來都是股份制的治理結構而言，中國的銀行業比較特殊，中國銀行業的主體原來都是國有獨資銀行，而且個數相對較少，規模也較龐大。近年來的改革并沒有動搖四大國有銀行在銀行業的主體地位。加之，由于國家信用的支持和對資本流動的限制，各種突發事件，比如東南亞金融危機，并沒有使國內銀行業的潛在問題實際爆發。因此，基本還沒有發生系統性的銀行業大規模兼并重組現象⑥.1991年，日本發生東洋信用社金庫事情；1995年東京最大的信用社宇宙信用社、日本最大的信用社木津信用社等相繼破產。到1996年的阪和銀行倒閉事情，日本實際上已有22家金融機構先后破產。聯合早報，1998年6月30日在中國的全國性銀行中（四大國有銀行和其他新興的股份制商業銀行），也發生過兼并重組事件。1998年6月，海南發展銀行被關閉；同年12月中國投資銀行被光大銀行從國家開發銀行手里兼并。如今，國內還有11家股份制商業銀行。國家注資，國有化對于破產清算的銀行，需要購買其資產并且清償儲蓄人。同時，在銀行的兼并重組中，由于大量不良貸款的存在，需要對重組后的銀行進行注資，使之達到BIS的CAR要求。這是以后進一步引入其他戰略投資者和銀行正常運作的前提。由于注資的結果往往就是產生國有銀行，接下去的問題是如何形成有效的激勵。一般而言，政府以三種形式向有問題的金融企業進行注資，分別是購買資產(assetspurchase)、重新資本化(equityparticipation)、以及清償儲蓄人(contribution)。韓國行使注資職能的機構，主要是韓國存款保險公司(KDIC)⑦。1997年，政府通過對漢城銀行，Hanvit銀行，韓國外匯銀行注資，將其收歸國有。同時，外資或好銀行收購問題銀行時，需要由政府買單、注資使其資本充足率達到10%(比如，對Seoulbank實行資本注入)。如果銀行被關閉，此時政府只是保護存款者的利益，其他的股東和管理者必須承擔一定的損失。這樣做的目的，是對管理者及股東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激勵，降低潛在的道德風險⑧。日本政府對銀行業的第一次注資是在1998年。當時，日本政府撥出30萬億日元的財政資金，作為金融安定資金，其中17萬億日元作為存款保險基金，13萬億日元作為增強銀行自有資本的注入資金。1999年，政府又撥出60萬億日元財政資金，向商業銀行進行第二次注資，注資的基本形式是購入銀行優先股。這些做法使得銀行的CAR達到BIS規定的要求。但是，實際上日本銀行的不良資產問題仍舊沒有解決。2002年底，政府提出要求，將1999年注入商業銀行的政府資金，由沒有表決權的優先股轉為有表決權的普通股，以達到實際上將這些銀行國有化的目的。由于國有化的本質是改變了銀行的治理結構，必定涉及銀行領域領導層更換，不良資產責任的追查等等，因此，銀行既得利益集團對此方案抵觸情緒嚴重，方案實施難度很大。⑨在中國，1998年，財政部發行2700億元特別國債用于補充四大國有商業銀行資本金。2004年，為了建設銀行和中國銀行的股份制改革和上市，國家對這兩家銀行直接注入45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以便達到BIS的CAR要求。中國的銀行由于一直都是國有，因此不管是否注資，都存在道德風險的問題。自我消化不論是韓國、日本還是中國，政府注資的一個基本前提是，銀行自身提出可行的重建或改制計劃，政府注資，是為了幫助重建計劃的落實和執行。因此，各個銀行自身的重建，包括對不良資產的自身消化，是獲得政府注資的必要條件。為了防止新的不良貸款產生，中日韓三國都改革了信貸管理體制，實行了嚴格的資產風險分類，建立了更嚴格的內部轉移價格和績效考核評價制度⑩。2003年，韓國KorAm銀行將年利潤的80%用于消化不良資產。其他17家銀行將利潤的近50%用于消化不良資產?。同時，韓國廢除了終身就業制，銀行業就業人數從14.4萬下降到不足10萬。而日本，在人員方面沒有多大改變?。中國目前的四大銀行，也在努力減低成本，增加贏利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包括開拓新業務，撤并沒有效率的分支機構、進行人事改革，裁剪冗員等。中國國有銀行的實際運行利潤，相當一部分用于處置自身的不良資產。關于KDIC具體的注資行為可以參見TakatoshiItoandYukoHashkmoto(2002)文。中國不良資產網，2003年5月20日。中國不良資產網，2003年5月20日。韓國銀行業重組(危機處理)時期，不良資產的定義普遍比正常風險分類的定義更為嚴格。?B2004年2月22日。?中國不良資產網，2003年5月20日。三、外資戰略及效果（一）中日韓銀行業利用外資基本情況歷史上，中國和韓國的銀行業，都屬于世界上對外資開放程度最低的，但韓國自1998年以來在利用外資方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中國對銀行業向外資開放的態度，近年來也有變化，但實際開放的程度至今仍然不高。日本銀行業對外資的開放程度，歷史上與其他發達國家相當，在過去十余年的經濟不景氣中，也未發生大的變化。亞洲金融危機之前，韓國是世界上銀行業利用外資程度最低的國家之一，外資比重不足1%。根據世界銀行對全世界91個國家的統計，韓國銀行業利用外資的比重，當時屬于最低的7個國家之一。但從1998至2004,短短的幾年時間里，外資在韓國銀行業的比重，就激增到30%。韓國已成為世界上工業化國家中利用外資程度最高的國家之一。中國銀行業也一直對外資相當關閉。雖然根據加入WTO時所作承諾，中國銀行業已逐步開放，并將于2006年全面開放，但從總體上說，政府對此并不持積極態度，也沒有實際配套和支持的措施。因此，直至目前，中國銀行業引進外資的水平，仍然相當低，僅與韓國金融危機前的水平相當，估計在短期內也難以有較大的發展。對世界上的經濟和金融強國而言，外資在銀行業的比重一般都不是太高，多數在4%（德國），5%（美國）至10%（瑞士）之間。日本行業外資的比重為6%,處于發達國家的一般水平。發達國家外資在銀行業比重普遍較低，這一現象并不奇怪。發達的銀行業，需要有強大的經濟實力為基礎，需要有完善的法制環境和很高的管理水平。發達國家具備這些條件，銀行業務發達，是銀行服務的主要輸出國，因此外資所占的比重都比較低。但在這個大背景下，要看到日本政府對銀行的干預，是發達國家中最多和程度最深的。日本銀行的軟預算問題也是最嚴重的。特殊的政銀關系和嚴重的軟預算問題，使日本也像中國和韓國一樣，有一個如何實行外資戰略，促進銀行業改革的問題。（二）韓國銀行業的外資戰略大力引進外資戰略，是韓國處理金融危機，推動銀行業改革的一大特色，也是韓國在處理銀行不良資產時，短期內就取得重大成就，遞比中日兩國更為成功的主要原因。的確，韓國的銀行業的情況不斷好轉，韓國19家銀行今年上半年凈利潤比去年同期增長了4倍?。我們在此對韓國銀行業的外資戰略作一介紹。如前所述，外資占韓國銀行業的比重，2004年已經增加到30%?。這一成績是韓國銀行業多種形式引進外資的結果。具體來講，韓國銀行業引進外資的形式，包括外資私人投資、外資銀行獨資、外資銀行參股以及外資銀行控股。一些個案如下。外資私人投資：1998年，隨著韓國對外資進入銀行業的解禁，外國私人投資公司開始投資于韓國銀行。韓國第一大銀行集團一一韓國第一銀行最大的股東就是來自美國的新橋公司，其獲得該銀行51%的股份，而政府僅僅持股49%。2002年，Morgan&Carlyle（美）獲得韓美銀行40%的股權?。此外，2003年美國孤星基金（LoneStarFund）以約12億美元現金收購韓國外換銀行51%的股份?。外資銀行獨資：所謂外資銀行獨資就是指外國銀行在韓國設立自己的分支結構。現在，已有花旗銀行，渣打銀行等40多家外國銀行在韓國設立分支機構?。?國際金融報，2004年7月27日?2003年韓國銀行市場總額為US$6620億，而花旗銀行的總資產約為該數額的2倍。?B,2004年2月22日；〈新財富〉2002年9月，總17期。?/1001/1003/2003827-19837.html?B,2004年2月22日。外資銀行參股：外資進入的參股形式比較普遍，不少西方集團持有韓國銀行的股權，其中包括德國商業銀行、荷蘭國際集團、卡萊爾集團和巴黎銀行等?，具體的可以參見附錄表4。韓國外匯銀行的第二大股東是來自德國的Commerzbank，政府是其第一大股東。渣打銀行持有韓美銀行9.76%的股份，同時Keb,Hana等都有外資銀行股權。但直至2004年，未有外資銀行直接在韓國銀行控股。外資銀行控股：2004年2月，花旗銀行同意出資27.3億美元，購買韓美銀行（KorAm）80%的股份，成為首家在韓國控股的外資銀行?。此前，外資已總計持有韓美銀行股份約90%。（三）外資戰略效果不能說韓國銀行銀行改革已經大功告成，可以高枕無憂了?。但從表3可以看出，以處理不良資產的下降，資本充足率和收益水平為指標（ThomasByrne,2004）,韓國的銀行業改革，確實是三國中最成功的。表3：危機前后韓國銀行業的整體業績變化不良貸款比例8.3%（1999）1.9%（2002）CAR（資本充足率）7.04%（1997）10.52%（2002）ROA（資產收益率）0.6%（1991）；-3.3%（1998）0.8%（2001）；0.6%（2002）注：數字后的括號表示對應的年份。當然不能將韓國銀行改革的成就，全部歸功于其外資戰略。但是，中日韓三國銀行業的問題本質相同，處理不良資產的具體措施也大同小異，在處理不良資產和改革的整體效果上有如此大的差別，不能不令人深思。我們前面所提供的資料表明，在相同和類似的具體措施后面，韓國賦予了這些措施新的實質性內容，即，在改革的各個環節和措施中，都積極地，大量地和多種形式地利用外資。這一關鍵性的戰略措施，使韓國在銀行業的改革中，既在相當程度上獲得了新的資金來源，又在處理現有問題的同時，從根本上改造了銀行業的產業結構，改革了銀行的內部治理結構，改變了銀行與政府的關系。從這個角度來看，不能不說外資戰略對韓國銀行業降低不良資產，防止新的不良資產的發生，和整體改革的成功，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關鍵作用。和韓國相比，日本在處理不良資產和銀行改革的整個過程中，對外資采取了傳統的排斥態度，想通過自身的努力來實現銀行業的轉型，主要利用內部的資源，來進行銀行和金融重建。在此前提下，日本對海外資產的出售以及對外資的吸引，都是貧乏的。盡管美國一再要求，日本仍舊堅持利用自己的方式，靠本身的資源來解決銀行不良資產國改革的問題。相比較而言，韓國政府通過向國外市場出售資產的方法很容易就解決了不良貸款問題。中國的想法和做法與日本很接近，對引進外資不僅采取不鼓勵的態度，而且采取了一些限制性措施。比如，國家對外資在中國銀行中持股數量，作了硬性的限制，規定單個外資銀行持股不能超過19.9%,合計持股不能超過24.9%。這種不鼓勵和限制性的措施，使中國在利用外資推動銀行業改革方面，遠遠落在韓國后面。在此之外，中國也沒有在解決強政府與銀行關系這一最根本的問題上，找到和采取其他有效的實質性措施。所以，盡管近年來國家對銀行業改革非常重視，并作了大量的投入，銀行在降低不良資產的比重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從總體上來說，中國銀行業的根本問題并未解決，不良資產的比例出現反復，再次大幅度上升的可能性不容忽視。的確，只要仍然按照國有股“一股獨大”的改革思路來對國有銀行進行股份制改造，就不可能改善外部競爭環境及內部治理結構，從而也就不可能從?網易商業報道，，2003年9月9日?韓美銀行是韓國第6大銀行。2001年在亞洲地區居第95位。韓美銀行的管理由高盛公司擔任“顧問”。?韓國銀行業的貸款組合，在危機處理期間發生了重要的變化。從主要的企業貸款過度到居民貸款。但是，由于對個人信用的控制不到位，導致2003年居民貸款損失增大，銀行不良資產比例又上升到3.2%。但是，普遍認為韓國的企業已經走出困境，韓國的銀行業不會重蹈覆轍根本上解決銀行的不良資產和效率問題。總結中日韓三國銀行業面臨同樣的問題：如何從強政府制度安排框架下的運作模式向市場化經營模式轉化。在強政府制度安排框架下，政府通過多種手段干預銀行的人事和其他管理決策，控制利息和其他變量，銀行服從政府意志，喪失獨立決策，獨立經營的地位，也不對經營的后果獨立負責，股份制的治理結構只留下空殼，不良資產的大量發生不可避免。中日韓三國在解決不良資產時采取的措施，形式上是相同或類似的，但在利用外資這一實質性措施上，韓國與中國和日本相比，更加堅定積極，將這一措施融入其他措施之中，在處理不良資產的同時，用外資作為杠桿來推動銀行業的重組和治理結構的改造，實現政府與銀行關系的變化。韓國銀行業在降低不良資產和提升總體效益方面的突出成就顯示了外資戰略的重要性和可行性。外資戰略在解決資金問題，治理結構問題，還有本文未涉及的人才問題等關鍵問題上，均發揮了其他措施難以替代的實質性作用。為了清楚起見，把本文的主要觀點概括如下。1、中日韓三國銀行不良資產膨脹，有共同的重要原因，即強政府制度安排下特殊的政府和銀行關系。2、股份制不是銀行抵御行政干預的有效形式。日本主要銀行早就實行了股份制。韓國自20世界80代以來，也一直實行股份制。但在強政府制度安排的作用下，不良資產仍然大量發生，導致了金融危機。3、限制外資進入銀行業不是防范金融危機的有效手段。日本和韓國都曾經是對外資進入銀行業有相當限制的國家，卻未能防范金融危機和銀行危機。防范金融危機，要從根本上解決和消除銀行不良資產膨脹的制度性原因。4、積極的外資戰略是強政府經濟國家在處理不良資產的同時，改革政府和銀行關系，推動銀行業改革的有效措施。而惟有從根本上改變政府和銀行的關系，才能在現有的不良資產得到處理的同時，防止新的不良資產大量發生。5、有效的外資戰略要有廣度和深度。首先，外資在整個銀行業中所占的比重要大。此外，外資要以獨資、合資、參股、控股、管理顧問等多種形式全面參與一國的銀行業。附錄表4：外國資本在國內銀行的參股情況(韓國)銀行19972000外國股東的比例主要的股東外國股東的比例主要的股東韓國住房和商業銀行41.2政府(22.4%)65.4紐約銀行(13.1%)世界銀行集團(10%)Kookmin37.0政府(15.2%)紐約銀行(8.4%)58.2高盛公司(11.1%)韓國第一銀行0.1韓國人壽保險公司(4.9%)Over51.0新橋資本(51%)Shinhan23.4在日本的韓國公民(42.9%)48.9在日本的韓國公民：27%)韓美銀行29.4BOA(18.6%)61.5Carlyle財團(40.1%)BOA(10.1%)韓國交換銀行2.7BOK(47.9%)26.4Commerz銀彳亍(31.6%)Hana21.3KyoboA壽保險公司(7.7%)20.3Allianz集團(12.5%)IFC(國際金融公司(2.8%)來源：三星經濟研究協會.世界銀行救助后的三年：1998以來韓國經濟的的變化回顧2001年4月.pp.39-40.參考文獻田國強、王一江，2003年12月1日：《中國銀行業：改革兩難與外資作用》，《比較》第10輯。MasaharuHanazakiandAkiyoshiHoriuchi,2003,“AreviewofJapan'sBankcrisisfromtheGovernancePerspective",Pacific-BasinFinanceJournal,11,pp.305-325Sang-yongRhyu,2002,“Unravellingthebigbang:acomparativeanalysisofbankingandfinancialrestructuringinJapanandKorea",roughdraft,/noarchive/rhyu.htmlTakatoshiItoandYukoHashimoto,2003,“BankrestructuringinAsia:crisismanagementintheaftermathoftheAsianfinancialcrisisandprospectsforcrisisprevention”,AsianDevelopmentBankInstitute,http://www2.toyo.ac.jp/~yhashi/research_e.htmlThomasByrne,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