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亞通道的封閉在談到俄烏戰爭的影響時，有一點常被遺漏：這也不可避免地沖擊了中國的“一帶一路”設想，因為這一計劃勢必有賴于中國到歐洲之間的路上通道保持和平、暢通，而當烏克蘭這個“歐洲之門”從貿易、文化交流的接觸地帶變為劍拔弩張的對抗前沿時，一道鐵幕落下，歐亞通道也就緩緩走向封閉了。不要低估這一點，這在歷史上曾決定了無數帝國的興衰。英國歷史學家阿諾德·湯因比曾說過，在地表所有地形種類中，干旱草原“最具有傳導性”，蒙古帝國正是借助著歐亞草原這個“流通性極好的中心媒介”，才得以建成史上最遼闊的帝國。當然，海洋的流通性更強，而內陸通道也更容易受戰亂等諸多因素的阻斷，這就是為什么近數百年來，在盛唐時還富庶甲于天下的隴右逐漸淪為窮鄉僻壤，而原本蠻荒的沿海地帶卻成了經濟繁榮的代名詞。

現在常有人說，海洋是國與國之間最好的交通道路，它對所有人開放，沒有稅收關卡，為不同商品、文化和思想的交流提供了一個極好的自由空間。也因此，在不同國家里，往往都是沿海港口城市領風氣之先。然而，這其實是相當晚近的現象，阿克頓勛爵在《近代史講稿》中說，葡萄牙人“在歐洲人當中最早知道海洋是聯系人類的四通八達的水路，而不是障礙”，反過來說，這也意味著，在葡萄牙人發現新航路之前，海洋在世人眼里乃是障礙。在歷史上的絕大部分時期起到類似作用的，并不是海洋，而是歐亞大陸腹地的廣闊草原。在1492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之前，地球上的主要文明幾乎都在舊大陸的邊緣：中國、印度、伊朗、阿拉伯、歐洲，而從長城直達東歐的大草原，是聯結所有這些主要文明的幾乎唯一全天候大通道，所以“絲綢之路”的出現絕非偶然。《東歐：草原邊疆1500—1800》[美]威廉·麥克尼爾著，八月譯

上海人民出版社·光啟書局2021年8月第一版畢生研究俄國史的威廉·布魯斯·林肯曾說，從東歐邊緣經俄羅斯直達中國長城的草原帶，簡直就是一條“以草鋪就的大路”。威廉?麥克尼爾在回顧這一草原邊疆的決定性轉折時，開篇就明確指出：“對那些掌握了馬術的游牧者來說，這一片草的海洋本身就是寬廣和一成不變的公路。”然而，在那之后，世界歷史就發生了一個延續至今的大轉變：原先那個被視為阻礙的海洋逐漸成了大通道，而曾在數千年里開放、流動的草原，卻逐漸走向封閉。其結果，絲綢之路上的跨文化交流和國際貿易從原先的洪流慢慢萎縮成了涓涓細流，一度孕育了輝煌文明的中央歐亞，一點點變成了死水微瀾的窮鄉僻壤。這一切，究竟是怎么發生的？傳統的歷史敘事，大多將舞臺的聚光燈打在那些“新英雄”頭上：那些海上的冒險家們開辟了新賽道，海運以其自由、通暢和低廉得多的成本，逐漸取得壓倒性優勢，最終使得歐亞草原通道邊緣化了。然而，威廉?麥克尼爾以一種大歷史的視野發現，這也與近代國家之間互動的內在動力有關，正是這使得草原邊疆從開放走向封閉。雖然在我們現在看來，似乎“開放”才是好事，但對近代早期的各國來說，這一點卻并非必然。顯而易見的一點：一個開放、流動的草原邊疆，對任何定居文明來說有時是機會，但更多時候卻可能是危險。在熱兵器壓倒騎兵之前，游牧民族對分散的農業人口享有難以動搖的軍事優勢，可以不時奔襲農業定居點。一個無法控制草原邊疆的定居文明是沒有安全感的，這就是為什么我們的祖先建造了長城。這種不可控的風險在歷史上曾大大阻礙了東歐各國的文明進程，因為只有一支職業軍事力量才能成功應對游牧民族帶來的危險，但對這些物產并不富饒、又無險可守的平原來說，這樣一個軍事機器的成本又高到難以承擔。更糟的是，即便是那些成功的征服者，往往也意識不到自己應當對治下農民的索取有所節制，有時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甚至是一種赤裸裸的掠奪關系，而這顯然是不利于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從16世紀初起，形勢終于出現了變動，但這并不是統治者變得仁慈了，而是一個簡單的事實：單靠粗放的掠奪已經逐漸效益遞減，造成多大破壞且不論，戰利品甚至可能還無法抵消軍事行動本身的成本。如果把草原邊疆的戰爭和貿易看作是經濟交換的兩種不同手段，那么我們就會發現，這里根本性的危機是原有模式的好處變得越來越可疑，從而難以維持下去了。奧斯曼帝國就是一個典型：它就像一家企業，其所有組織形態都服務于更好地進行戰爭，吸引了無數出身低微但野心勃勃的人才，也確實依靠其高效、靈活的戰爭機器不斷擴張，成長為一個大帝國。然而，越是到后來，它的擴張就越困難，因為容易吞并的領土都早已吞并，剩下的要么像沙漠、荒原那樣無利可圖，要么是像西歐那樣財富滿地、但卻很難征服。與此同時，它每一次出征的行軍距離也越來越遠，投入更大，收益卻更小了。到1570年，奧斯曼帝國擴張能力已逐漸衰竭，在歐洲戰場陷入僵局。奧斯曼帝國1583年的版圖，全盛期時它曾讓整個歐洲為之戰栗如果說文明是一個有機體，那么當它不再向外探索，甜美的和平很快就會變成苦澀的停滯。奧斯曼帝國的撤退直到1699年才確定，但問題是：在那一百多年的僵持中，當奧地利等歐洲諸國獲得安穩的時機完善自身的官僚機構和軍事機器時，奧斯曼帝國卻更難實現自己的范式轉型，它既無法在戰場上取得決定性勝利，也遲疑著不愿現代化，結果逐漸落伍于時代。這樣，在1650-1740年間，官僚帝國逐漸取得了勝利：邊疆的安定和新技術使原本荒廢的土地得到開墾，人口緩慢增長，租稅收入更多，這又反過來使得組建一支訓練有素的常備軍成為可能，而配備了槍炮的職業步兵，又反過來更能經受乃至重創舊式騎兵。

新的模式終于以其不可阻擋的優勢，在一個又一個地方獲勝，稅收取代劫掠成為維持統治體系的主要來源，而這尋求的不是邊疆的開放，卻是獲得對每一塊土地的控制權。對新興的奧地利和俄羅斯這兩大帝國來說，沿著邊疆空置的土地既是危險（難以防衛）又是機遇（農業移民帶來新的財稅收入），但無論如何，這都促使他們謀求“移民實邊”并控制邊疆。歐亞草原的另一端，俄國與清朝在雅克薩之戰中碰撞，也決定了游牧生活方式的命運。按湯因比的說法，這意味著“定居人口的聚居區已經形成環形的聚合，圈圍了歐亞大草原”。原本穿越邊境的季節性遷徙是習以為常的事，但自此在邊界就會遇到“此路不通”的警告，無限制、大范圍的移動已經被受管控的有限流動所取代。在這樣不可阻擋的動力面前，歐洲的草原邊疆逐漸失去了開放性，到1800年已不再有無主的空地可言，武裝起來的大帝國沿著邊界線對峙才是常態，兩三千年來曾是歐洲地理長期特征的開放草原邊疆自此一去不復返了。乍看起來，這像是“現代化的勝利”，但卻是代價高昂的勝利。在那之后，邊疆固然不再像以前那樣動蕩，但也變得更為封閉，跨越邊界的自由流動已成例外，這通常意味著每個跨文化的族群現在都只能二選一。在民族國家的對峙中，不僅商品、思想難以穿透日益堅固的邊界線，原本的多元文化也正在變得越來越單一化，繁榮正隨著流動性的消逝而成為往事。與其同時，原先的緩沖地帶也不復存在，草原被馴化為農田，而新崛起的俄羅斯帝國憑借著對無數人力的掌控，先是遮蔽了奧斯曼帝國，繼而超越奧地利，成為出現在歐洲東方地平線上的龐大身影。這不僅撼動了東歐的國際均勢，也為一百多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埋下了種子。這段歷史變動最吊詭之處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