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政治學論文一、民族權利與民族權利:民族政治的核心范疇權利無疑是政治學最為核心的范疇，它意味著支配、控制和決定的能力。在權利、利益和資源的三維關系中，權利居于中心地位，利益是權利的目的，資源是權利的條件和目的。推及至民族政治學科，民族權利是獲取和維護民族利益的保障，是擁有和支配各種資源的前提。因此，民族權利是民族政治哲學討論的焦點，民族權利的角逐和享有是民族政治行為和民族政治關系的核心。民族權利怎樣得來是正當的在缺少理性和民主的時代，民族權利的得來顯然依靠是民族實力，叢林法則決定了在圍繞權利進行的民族沖突中，勝者為王，敗者為寇，其結果是攫取和擁有權利的強勢民族對弱勢民族的壓迫、剝削和歧視。民族權利具有自我控制和控制他者的功能。當民族平等上升為民族關系的準則時，民族權利的自我控制功能加強，民族關系也有單向度的支配和控制變為平等基礎上的互動與協商。權利是現代自由主義政治及法學的核心觀念，其意義為個人自主性為正當。民族權利被理解為一個民族的所有成員共同擁有的集體權利，是一個民族生存、發展的資格和自由。民族權利與一個民族的集體人權相聯絡，是通過民族之間的公共契約、法律等方式等得以確認的;在認知和實現民族權利的同時，民族之間還要履行相互成認、尊重的義務，從民族利益、民族主張、民族資格、民族自由等方面相互關切，同等對待。筆者和馬東亮在〔差異與共振:人權觀念與民族權利關系解讀〕［3］一文中指出:人權觀念強調人的普遍一致性，民族觀念突出人類多元與差異性的現實，但兩者在權利問題上并非毫無交集。民族權利是理解人權理論與現狀的重要切入點，至少在兩者表現出來的理論層面，人權與民族權利存在相當程度的理論相關性，并共同致力于解決現代性問題。人權與民族權利關系可藉由國內與國際兩個層面進行分析;兩者的獲得與保障經過在現實中呈現同步性，人權運動與民族解放運動伴隨全球化浪潮逐波同步推進;傳統人權與民族觀念在現代政治現實中都受了挑戰，而對這些挑戰的回應能否有效取決于兩者在理論與現實中的突破程度。馬東亮在〔民族權利視角的現代人權觀解讀:以第三代人權觀為例〕［4］中提到，廣義的民族權利屬于集體人權之一種，同時也成為古典與現代人權分野的重要標志之一。在人權由一元至多元、區域至普遍、絕對到相對的演變經過中，民族權利視角能夠成為理解這種現代演變的重要切入點。現代西方政治思想家在對人權觀念進行反思的經過中提出了“第三代人權〞的觀點，第三代人權主要以集體人權為主，很大程度上是一種人類群體協同合作的權利，其中的現實政治意涵不言自明，不能保障民族集體權利的政策，也很難保障民族成員的個體權利;損害弱勢民族、少數民族集體權利的政策，也勢必從根本上造成對民族成員個體人權的損害。20世紀50年代以來，決定一個民族自我命運和將來的民族自決權利得到成認:一個民族能夠完全擁有民族自決權利，獨占國家權利，與其對應的政治單元是單一民族國家;而民族與國家的復雜組合決定了多個民族生活在一個國度成為常態，民族之間通過契約、成認、賦予、共享的形式共有國家權利，多個民族的自決權利則轉變為公權。但是民族自決權是有限度的，這種權利假如被濫用，就會影響及毀壞多民族國家統一與安寧局面，因而，嚴慶、郭建民在〔民族自決權及其限定性探究〕［5］中提到:源于“人民主權〞的民族自決權從政治信念衍化為國際政治準則，還進一步被旁支為民族政治的旗幟。根究民族自決權具有的政治價值與特定的時空限定，民族自決權應謹防被濫用。綜上，在多民族國家，審視民族權利問題要有如此的考慮:民族自決權利是與國家主權的唯一性相聯絡的各民族的公共權利，對內表現為各民族共同決定多民族國家的發展道路以及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發展形式的權利，對外表現為維護國家的榮譽、利益和主權的義務;民族權利是民族關系意義上的集體權利，單個民族成員個體無權代表民族權利;不同民族成員個體是國家的公民，公民權利受國家普遍保護，民族群體對民族個體的規約與影響不能違背國家法律。二、民族與國家:國家權威與民族政治秩序在多民族國家的政治生態環境中，國家的亦或中央政府的權威無疑是政治格局穩定的決定性因素，由于多民族國家的權威決定著民族政治運行的規則、軌跡與節律。中央權威的弱化或塌陷引發的將是整個政治系統的失序或肢解。多民族國家中央政府權威與合法性的獲得，既仰仗于國家控制力的絕對優勢，又借助于為國內各族類群體提供資源、時機與安全的能力。多民族國家必須在頂層制度的架構上要實現對民族多樣性的包涵、對民族差異多樣的利益與訴求的尊重。劉永剛在〔多民族國家的制度形式與民族差異包涵〕［6］一文中指出:多民族國家是現代世界最重要的政治共同體，國內成員的民族性與多樣性，使得多民族國家的構造形式與制度選擇均將國內民族的差異與多樣包涵其中。雖然在國家構造上存在單一制與聯邦制的區別，但多民族國家均面臨著可能的民族認同問題。民族文化的多樣性與利益訴求的多元性，迫使國家構造呈現混合特征。這種國家制度的調適甚至重構既具體表現出著現代國家對于國內民族成員利益的尊重與平等的維護，也彰顯著國家與社會互動經過中民族社會對于國家有效且持續的影響力。現實中，世界上絕大數國家都屬于多民族國家，一國的國內族裔成分復雜，族類共同體容易被發動成為政治角力單位，能夠講，在現代民族政治發展進程中，民族政治發動作為國家重要的政治工具，在民族國家構建以及調整族際關系方面都發揮著積極作用，民族政治發動也應該成為民族政治學理論體系中的一個主要內容。但是，正如吳春寶在〔論民族政治發動的分析窘境與反思〕［7］中所指出的:長期以來，學界極少給予相應的理論關心，鮮有學者關注并進行專門研究，以致民族政治發動無法解釋相應的理論問題，更不能應對多變的政治現實發展。由此，民族政治發動正成為當前民族政治學研究中亟待開拓的領域。嚴慶以族性作為理解民族政治(族群政治、族裔政治)的效度視角，在〔族性與族性政治發動———族類政治行為發生的內在機理管窺〕一文中指出:族性是不同族類群體的特質，是人們認知和理解族類群體集體行動的基礎，而且具有一定的穩定性和承繼性，族類政治行為的發生都是以族性認同為紐帶或工具，通過政治組織或政治精英施以有效的政治發動為條件的。而從不同的國情出發，因循不同的族性認同調控策略，防備過當的族性政治化或族性政治發動，則是多民族國家民族治理的重要任務。在多民族國家中，有些國家權利沿族類邊界裂變，族際沖突成為常態，這些國家被西方社會定義為“失敗國家〞，用于指代運營困窘慘淡的國家。在這些國家中，絕對的權威難以在各族類群體之上建立起來，拼湊而成的中央政府往往是“扶不起來的阿斗〞，難以穩定住多民族社會的陣腳、建立起族際共存的秩序，更無從談起為各族類群體的生存與發展提供充足的資源。而對中央政府的失望換來的則是又一輪的沖突與毀壞，“失敗國家〞走向更為失敗。范立強在〔“失敗國家〞與民族沖突〕［9］中指出，“失敗國家〞常伴有民族沖突滋生。“失敗國家〞與民族沖突之間的內在邏輯表現為統治和權威乏力與族際政治動亂相伴、資源匱乏引致族際爭奪、認同差異導致族際關系斷裂。“失敗國家〞難以抑制民族沖突，民族沖突反過來又經常導致國家愈加失敗。假如講“失敗的多民族國家〞根本源頭于中央權威的孱弱，那么政治上成功的多民族國家的成功之源則多在于中央政府的合法性。多民族國家的權威可能來自于威權，但更多的來自于合法性，也就是各族類群體對中央政府的認同、認可、折服和信服。從理論和經歷而言，合理的政治制度設置是多民族國家中央政府獲得合法性的基礎，尤其是自治制度的設計成為多民族國家政治秩序穩定的一般經歷，這一經歷內含的是民族自主的正義與多民族國家統一的價值。在自治制度的設計之中，存在著自治單位與中央政府之間的張力，而要保持多民族國家政治秩序的穩定就要規定自治權利的限度，始終保持中央政府權威和決定力的存在。劉永剛在〔民族自治視角下多民族國家的制度形式與族際政治〕［10］一文中提到:民族自治作為自決理論在多民族國家的有限具體表現出，其在實現國家統一、族際政治整合的同時，也一定程度上使某些少數民族或弱勢民族因之獲得與國家及其他少數民族或弱勢民族合法博弈的制度空間。國家認同與族群認同、政治一體與多元共存、公民身份與群體權利，在民族自治框架下均統合于多民族國家之中。在以妥協性質的民族自治為選項預期實現國家目的并化解可能的沖突與認同問題時，國家制度形式與政策選擇也經受著自治帶來的風險與考驗。三、民主框架下的民族政治介入伴隨著人類文明的進步和政治生活規則的發展，政治介入開場成為民主的重要表征，它賦予了普通民眾政治表達的時機與管徑，也有效緩解了政治格局中的對抗與緊張。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非裔美國人在美國開場了反對種族隔離與歧視的政治行動，旨在爭取族裔民主權利。法院斗爭、城市騷亂、街頭示威等形式一起匯成了推翻種族隔離制度藩籬的氣力，最終民權運動獲得勝利，種族隔離制度退出歷史舞臺，非裔美國人開場進入美國的現代政治博弈場，獲得了政治介入的資格。族裔政治介入的實現，也引發了女性、移民群體以及社會不利群體等政治介入運動的興起。政治介入改變了寡頭政治、精英政治的局限性，權利愈加具有了公共性的特點。民族政治介入是政治介入的一種形式，系指多民族國家內部的少數民族政治介入。在現代，越來越多的多民族國家逐步拋棄了民族壓迫、種族隔離、強迫同化等舊有做法，開場進入民族群體權利成認和族際政治民主的時代。總體而言，保障和促進少數民族群體有序政治介入已成為多民族國家政治建設的重要內容。少數民族政治介入以政治地位平等為前提，一般圍繞領導權、自治權、立法權、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等要素施行介入，旨在表達訴求，實現和維護群體或個體權益。根據介入的途徑和方式，可將民族政治介入分為有序的政治介入和無序的政治介入。有序的民族政治介入是按照相關法律，在規定的框架內，通過合理的渠道施行的。無序的民族政治介入往往超越正常的公共政治規則、程序和規范，毀壞政治秩序甚至危及公共安全或別人的安全，甚至違背民主的原則。馬東亮、黃苧在〔政治介入中的政治冷漠研究及其民族政治學價值〕中指出:個體政治介入條件與經過的完善既有益于國家建設，同樣有利于民族團結。特定時期一定程度上培育起少數民族對政治的介入熱情有其重要價值，相應地，對政治冷漠現象產生的可能性及其背后的產生原因則需要保持一定的警覺。少數族裔之中對政治不關切情緒的蔓延卻很有可能帶來現實政治問題。民族政治介入是施行政治協商、達成政治一致或諒解的基礎。通過政治介入，族類群體能夠反映出本民族的意愿和要求，也能了解其他民族的意愿和要求，進而促進各民族在多民族國家的主權框架內實現合作。一些國家實現民族政治介入的途徑與本國的政制度、基本政治制度相契合。我們國家少數民族政治介入權的獲得是以民族自治地方的建立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建立為標志的。民族自治地方的建立賦予了少數民族大眾介入本民族或本地區社會政治事務的權利，進而使其能夠介入本民族自我管理和本地區自治管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建立賦予了少數民族大眾通過選舉代表介入國家政治生活的權利。當前，提高少數民族政治介入的水平需要從自發自愿介入和理性介入兩個維度著手，這是與我們國家政治生活發展的整體進程相一致的。筆者和吳春寶在〔當前我們國家少數民族農民政治介入實證分析———基于全國961個少數民族農戶的調查〕［12］一文中，通過深化的調查研究，指出我們國家少數民族農民政治介入的特征表現為構造性失衡，政治認知程度較高，但政治信息獲取手段單一;投票積極性高，但政治表達意愿低;政治介入的失范行為和非制度性政治介入行為并存。而且經濟利益、文化地理以及少數民族農民的本身素質都已成為影響政治介入的關鍵因素。為此，應在繼續堅持和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基礎上，積極構建相應的政策落實機制、利益表達機制、扶持項目施行機制等。四、民族主義是理解民族政治的關鍵鑰匙被以為起源于18世紀歐洲的民族主義是民族政治學研究的一個重要議題，甚至是西方族裔政治研究的重點領域，由于民族主義與民族國家發展的整個歷史形影相隨，又與各種政治思潮盤根錯節。民族主義在不同時代和不同的空間具有不同的變身:在轟轟烈烈的法國大革命中，公民民族主義成為推翻封建王朝的利器;在風起云涌的反殖民主義浪潮中，獨立性民族主義成為第三世界民族解放運動的號角;在云蒸霞蔚的民族國家建構中，國家民族主義成為最具鼓舞性的旗幟;而在族類群體角逐主權的行動中，族裔民族主義又被當作一種理由。毫無疑問，民族主義的兩面性不時體如今復雜的民族政治生態中，并被視為一把雙刃劍。民族主義源于民族意識和民族情感，其先天“重情〞的品性使其成為最具感染力和號召力的發動紐帶，也因而常被政治精英高度青睞。民族主義“用情過度〞會取向偏執，進而成為極端民族主義為害多民族社會，惡化族際關系的工具。作為一種重要的社會思潮，民族主義時常會在不同的社會領域發酵，衍化為政治民族主義、經濟民族主義、文化民族主義、宗教民族主義等形式;在特定的情況下，民族主義還會和法西斯主義、威權主義、恐懼主義、無政府主義、軍國主義等意識形態勾連在一起，使得極端民族主義的危害被放大，遏制和防備極端民族主義的難度加大。嚴慶、閆力在〔極端民族主義的厘定與解讀〕一文中指出:極端民族主義作為民族主義的畸形類別，對族際政治生態和多民族國家的政治格局具有宏大的毀壞和攪動效應。我族中心主義和源于族裔純凈化的對外排擠既不符合各民族相依共存的道義，也不符合人類交往日益密切的趨勢。遏制和消解極端民主義是民族政治和諧發展的呼吁和期冀。在現代西方政治思潮中，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往往輪換登場，民族主義一般在民族建構和國家建構中竭力發揮作用，自由主義通常在穩定一個時段的秩序與政治合法性中發揮作用。而在有的情況下，二者還會出現交融共生的情形:自由主義注入民族主義會降低民族主義極端化發展的可能，民族主義則更具包涵精神;民族主義注入自由主義，族類群體或族裔群體的權利通常會得到成認，權利共享或自治會成為政治制度設計的指導思想。筆者和吳春寶在〔國家觀維度下的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之辯〕［14］一文中指出:從歷史和理論兩個向度來看，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既有共性又存差異。在政治文明的發展進程中，二者相互吸納，相互借鑒，同時在不同社會發展階段，二者又相互背離，相互解構。在現代國家語境下，民族主義更多牽涉國家構建與民族構建等宏觀現實問題，而自由主義則與個人權利等休戚相關。因而，在現代國家制度建設中，民族主義強調民族化趨勢，而自由主義則更多表現了民主化特質。王軍在〔論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的競爭與共生〕［15］一文中闡述道: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都是包含張力的議題，它們能夠意識形態面孔出現，又能夠社會思潮、社會理論和社會行動的方式出現。在意識形態的整體主張上，兩者的沖突屬性突顯，但在社會理論、社會思潮和社會行動層面，兩者則既競爭又共生。總之，無論是作為意識形態，還是作為社會運動，民族主義都是理解民族政治的關鍵鑰匙。歷史的發展業已表示清楚，民族主義已深深嵌入了現代人的政治生活之中，甚至有人講現代政治從來都是民族主義政治，此論斷雖然有些偏頗，但也道出了國內與國際政治中民族主義的重大影響力。從對民族政治現象的理解與解釋而言，民族主義的確是一把關鍵性鑰匙，這一點已在部分學者的研究進程中凸顯出來。譬如，西方漢學界一直將民族主義視為解讀中國近現代演進的鑰匙，列維森甚至提出了從天下主義到民族主義的解釋范式，批評這一線性解釋進路的學者則無一例外強調中國古代政治中的民族主義。而在國內民族關系以及民族與國家關系上，不同類型的民族主義總是或直接或間接顯現其間，能夠講，拋開民族主義是難以解釋民族關系以及民族與國家的關系的。國人審視西方政局態勢以及政治流變，更不能離開民族主義這把鑰匙。五、跨界民族問題:源于認同錯雜的民族政治議題跨界民族問題因族類群體分布與主權國家疆界的不一致而生成。在民族國家構成的經過中，由于主權邊界的切割作用，或是由于族類群體的遷徙流動，抑或兩者因素共同作用，構成了不同時代族類群體與國家疆界復雜交疊的多樣組合。有的情況下，一個民族分布于兩個國家;有的情況下，一個民族分布于多個國家;有的情況下，跨界民族的一方還建立有主權國家。跨界民族的事實一經構成，原來同一民族的成員便成為了毗鄰國界而居的不同國家的國民。跨界民族的成員既擁有著對同一根性的族性認同，同時又接受著不同國家民族建構(nation－building)的洗禮，而肩負各自所在國家的政治認同。詳細就我們國家而言，我們國家約有30多個跨界民族，人口約6600萬，幾乎遍及我們國家所有的邊疆地帶。我們國家跨界民族的發展問題詳細牽涉我們國家與鄰國的外交關系，牽涉邊疆開放與綜合安全，牽涉內外合作與競爭，牽涉民族發展與國家利益等多方面的問題。在跨界民族的認同組合中，當國家認同的擺位高于族性認同，或國家認同的排序優先于族性認同的時候，跨界民族就不會對相關國家的政局穩定產生影響;相反，當跨界民族的一方、雙方或多方的族性認同膨脹發展，族性認同高于或優先于國家認同時，就會引發泛民族主義運動或民族分離主義運動，就會對相關國家的政局以及地緣政治局勢產生沖擊。因此跨界民族問題日漸成為民族政治學、地緣政治學、邊疆政治學等多學科關注的熱門。20世紀80年代，中央民族大學陳永齡教授等提出了“跨界民族〞理論，并進行跨界民族學科構建。也正是從20世紀80年代起，國內學界關于跨界民族問題的研究漸趨成為熱門，并涌現出諸多成果。李聰、王軍通過梳理30年來學界跨界民族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在〔國內跨界民族問題研究述評〕［16］中歸納出相關研究的特點:研究論文數量不斷增加與質量日益提高;研究框架與思路進一步多學科化、多樣化;既注重理論與實證研究相結合，又照顧重點區域跨境民族研究與某一跨境民族的個案研究;逐步建立起了多學科立體研究世界跨界民族問題格局。與此同時，一系列研究缺少還在等待學界加以解決。伴隨著全球化進程以及日益增加的人口跨界流動，學界也將跨界民族問題的研究進一步拓展，將跨界民族延展為跨境民族(即同一民族跨國而居，但不一定毗鄰邊界)，西方學界還提出了dias-poranationalism(離散民族主義，或稱海外民族主義，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稱之為的“長程民族主義〞)和離散政治之講，主要定位于移民問題的研究。跨境民族和離散民族主義的研究范式也依從了跨界民族問題生成的機理，即族性認同與國家認同的錯位。為此，嚴慶在〔全球化與本土化視野下的離散政治〕［17］一文中指出:離散社群是移民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離散民族主義是影響當今世界政治關系的重要思潮。以族類根性認同為紐帶，離散群體以不同的方式參與到族際政治與國際政治的互動格局之中。離散政治超越了傳統民族國家的疆界，從外部對移出國的內部政治施以影響，移出國的內部政治生態也通過離散認同擴散到離散群體置身的國度。跨界民族問題之所以能夠成為民族政治學研究的重要議題之一，是由三個方面的原因決定的:其一，跨界民族具有政治認同、族性認同、文化認同、社會認同四方面的復雜組合，各種認同之間交互影響。其二，跨界民族問題具有復雜的政治聯動性，國內的民族治理與區域穩定、國家關系深奧玄妙交織。其三，跨界民族與國家的組合關系復雜多樣，呈現出主體在內與在外、世居與流遷、跨國與跨區域等多種形式。跨界民族問題發展的歷史也告誡世人，跨界民族問題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