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東坡的“活法”，顯現了中華文化怎樣的底色？蘇東坡不僅將“活法”貫通于詩、文、詞、畫、書法甚至美食之中，還將“活法”說自然而然、淋漓盡致地實踐在他“一蓑煙雨任平生”的快意逍遙之中。中華五千年文明中誕生了浩如星河的偉大詩人、作家、畫家，但唯獨一提到蘇東坡，中國人總是“會心一笑”。在林語堂筆下，蘇東坡是秉性難改的樂天派、悲天憫人的道德家、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新派畫家、偉大書法家，是釀酒的實驗者、假道學的反對派、瑜伽術的修煉者，是工程師、佛教徒、士大夫、皇帝的秘書……這位光風霽月、曠古奇才的樂天派一生中從未寫過“活法”二字，卻為何能成為“活法”說的集大成者？蘇東坡的“活法”究竟是怎樣的“活”，反映了中華文化怎樣的底色？近日，中國民族學會副會長、西南民族大學教授曾明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對此進行解讀。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中新社記者：“活法”說是中國古典詩學中一個重要的理論話題。從學術史的角度看，詩學“活法”起源于何時何處？曾明：中國詩歌的演變，是一個沒規矩、立規矩又修訂規矩，樹傳統又不斷突破傳統的過程。如果離開了詩學“活法”，中國詩歌也不會有由《詩經》而《楚辭》、從唐詩至宋詞元曲的變化發展。考中國古代以“通變”為本質，以“詞達”為目標的詩學“活法”，來源于先秦，起源于趙宋。對于“活法”說的起源，幾乎古今同聲，都認為由兩宋之交的呂本中最先提出。但“活法”說起于呂本中并非無疑之論，早在南宋就有學者對呂本中的學術淵源提出過探討，如“中原文獻之傳，獨歸呂氏，其余大儒弗及也”（《宋元學案》卷三十六《紫微學案》）。呂本中的“活法”說是否也得于“中原諸老”呢？我們認為呂本中的“活法”說無論從名稱還是內涵，都來源于北宋胡宿。胡宿《文恭集》卷五《又和前人》詩云：“詩中活法無多子，眼里知音有幾人。”該詩中“活法”兩句，表達了胡宿對當時詩歌創作界和評論界的強烈不滿，比呂本中提出“活法”早幾十年。無獨有偶，胡宿之后的黃庭堅也有以織錦喻作詩之比。胡宿“活法”說的出現原因有多方面，有對謝朓、沈約等六朝詩人有關思想的繼承和發展，有對盛唐、中晚唐及李白、杜甫等互補的結果，同時還受到佛教“中觀論”和禪宗“但參活句，莫參死句”等教條的啟示，并包括了對同時代文人相關見解的吸收。中新社記者：為什么蘇東坡會成為詩學“活法”說發展中最重要的一環？曾明：宋人生唐后，開辟真難為。蘇東坡的詩文集中雖未發現“活法”二字，我們僅在其《東坡志林》卷八里看到“法活”二字，但這無礙他將胡宿提出“活法”說擴充拓展到極致，應用到極致。其正如惠洪評東坡等“用事琢句”云：“妙在言其用，不言其名耳”（《冷齋夜話》卷四，《四庫全書》本）。在中國古代，文人每每苦于詩、詞、文、書、畫各體不能打通。其或如曹丕《典論·論文》中所論：“文非一體，鮮能備善”，亦如宋鄧肅云“古來散文與詩律，二手方圓不兼筆。”如果我們視通古今，就會注意到各種風格往往相輔互補，對立統一。如揚雄似“方”，司馬相如似“圓”；杜甫似“方”，李白似“圓”；韓愈似“方”，柳宗元似“圓”；唐朝李杜，詩好，散文則未能兼美，即便作文，也多是以詩入文，文如其詩，故稱他們為詩人。而蘇東坡則相反，他力圖在詩文各體的打通上做嘗試，把一些新體或者舊體，通過以文為詩、以詩為詞、以賦為文等做法，使新體更加成熟，舊體別開生面。方圓互補，意在法外，這才是詩學“活法”的真髓所在。蘇東坡前后《赤壁賦》是“以賦為文”的代表作——賦當押韻，而《后赤壁賦》全篇幾乎未押韻；賦之句型以四六言為主，而《前赤壁賦》中優美的文字，簡直與散文無二。這樣的賦，在當時就受到了“一洗萬古”的評價。“活法”說的提出，為中國詩歌由“唐音”向“宋調”的轉變奠定了理論基礎。而蘇東坡的若干文學主張，如“八面受敵”與“以情理推之”，“彈丸脫手”與“兔起鶻落”，“無意為文”與“有為而作”，“隨物賦形”與“行云流水”，“以文為詩”與“以賦為文”，“以我觀物”與“自是一家”等，無一不是對“活法”說的最好實踐。中新社記者：如何從詩學“活法”引申到蘇東坡的人生“活法”思考？蘇東坡的“活法”究竟是怎樣的“活”？蘇東坡的“活法”又顯現了中華文化怎樣的底色？曾明：如果將“活法”局限在文論的狹義范疇，這未免誤解了“活法”。宋代之所以能一躍成為華夏文化的“造極之世”，其重要原因之一即這幾乎是一個人人言活法、時時言活法、事事言活法的時代，以至于周必大在《平園續稿》中有“誠齋萬事悟活法”之說。今天，對“活法”說，我覺得應放置到更廣闊的空間、更大的傳統文化格局下重新審視。“活法”之“活”，既有“靈活”之意，也可以“存活”相詮，其觀念在很大程度上體現出辯證法的實質——一個“活”字，或曰一個“變”字。然而其“活”其“變”，又因人因事因時因地而異。“學古不泥古，破法不悖法。”它是中國文化智慧的精準表達。傳統與現代，老樹與新花，如何因“活”而“活”，是人類文化史上經久不衰的命題。四川坊間有言：“人生緣何不快樂，只因未讀蘇東坡。”蘇東坡不僅將“活法”貫通于詩、文、詞、畫、書法甚至美食之中，還將“活法”說自然而然、淋漓盡致地實踐在他“一蓑煙雨任平生”的快意逍遙之中。如人們耳熟能詳的，“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其實這三州恰恰是蘇東坡最失意之時，可是他卻豁達地將其稱為“功業”，這里流露出東坡式的自信與達觀，也是我們中國人面對逆境時“潮平兩岸闊，風正一帆懸”的“活法”。蘇東坡一生，在詩文上達事達理達意，在行動上達到其一生所窮盡之“理性”“得事之真”和“見物之情”。有“情”是他與其他理學家最不同的地方。當我們穿越歲月的厚重幕幔，不難發現，蘇東坡一生留下了太多的文化瑰寶，特別是他重“活法”有溫度的詩文，細讀檢討，常思常新。這些并不是文字的排列組合，而是流淌的歲月生命。這或許是蘇東坡從宋朝走到今天，成為中華文化底色的原因。如果我們要再進一步追問，蘇東坡的“活法”究竟是怎樣的“活”？那就是：以人為本，以情為本，而非以理為本，以法為本。“情”活而“理”死，“法”為“人”所創。故以法、理為本是“死法”；以人、情為本，才是“活法”。蘇軾歷經大起大落，后半生顛沛流離，但他樂觀堅強，足以笑對人生導語：人的一生，不可能一帆風順，也許還會經歷大起大落，遭遇挫折不斷。面對人生的挫折，我們應該如何去調整自己呢？我想，從宋代著名詞人蘇軾坎坷波折的一生中，或許可以有所感悟！蘇軾的人生經歷（大起大落，一路波折）唐宋八大家里，三蘇父子的地位甚高，他們對于宋代詩詞的影響也是深久長遠的。蘇洵有兩個兒子，大兒子蘇軾，小兒子蘇轍。后來被人成為三蘇。老父親蘇洵帶著兩個兒子進京趕考，開始了他們不平凡的人生之旅。那年的主考官，是文壇領袖歐陽修，還有一個副試官員梅堯臣。這兩個人正式當時文學界并駕齊驅的先鋒使者。然而蘇軾清新脫俗的風格，放蕩不羈的豪邁，讓兩位監考官心頭一振。從那天起，蘇軾的名聲一下子傳開了。每當蘇軾有了新的作品，就會向今天的互聯網一般，以最快的速度傳遍。而在當時，不論老少，都十分喜愛蘇軾的作品。然而好景不長，在他們父子三人闖蕩文壇的時候，家中傳來了母親病逝的消息。父子三人不得已回家奔喪，過了喪期，他們又回到京城。后來蘇軾兄弟高中。一切看似十分順遂如意，然而并非如此，因為事事總是變化無常，不可預測。后來，蘇洵去世，蘇軾兄弟又回鄉守孝三年，再回來京城時，就遇上了無可避免的王安石變法。蘇軾當然站在了恩師歐陽修這一邊，也正是因為如此，蘇軾與王安石結下了梁子，后來被迫離開了京師。蘇軾心中的大宋或許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改變。他無法嶄露頭角，也沒有資格大顯身手，離開政治，遠離京城，才是明哲保身的方法。然而就算蘇軾如此委曲求全，也沒有逃過他們的魔爪，一封《湖州謝上表》，給蘇軾帶來了殺身之禍。朝廷之中已經沒有他的地位，也沒有多少人敢于為他開拓辯解，就這樣被過度解讀的作品成為了蘇軾造反的證據。如此的諷刺，如此的虛偽，這就是名震一時的“烏臺詩案”。后來這件事影響太大，許多正直的元老大臣紛紛上書，居然還有一些對立派的名人志士紛紛求情。其中最為有名，也最為關鍵的就是已經告老還鄉的王安石。也正是因為他的一番話，改變了蘇軾的命運，得以從輕發落。蘇軾后半生真的是顛沛流離，但是他的樂觀，他的堅強陪著他度過一生。他在杭州，修筑堤壩，為百姓造福，被后人銘記，世稱“蘇堤”。他在艱苦的環境下發明可口的美食，肥而不膩的東坡肉，食不可無肉，居不可無竹。他在竹影搖曳的夜晚獨自暢飲，懷念故人，親友。他在與好朋友佛印的交往中放平了心態，笑對人生，“竹杖芒鞋”走天涯。其實，蘇軾也曾經因為深得太后喜愛，大赦天下之時，得以生還。蘇軾也曾被調回京城，可惜好景短暫，仿佛曇花一現，帝王的心思總是難以捉摸。不過細細品味，其實，儋州的風景也是別具一格，海風清冷，海水寒涼，蘇軾站在岸邊遠眺，一眼望不到邊的大海波濤洶涌，激流勇進，似乎在對他嘲笑，然而這又如何！蘇軾還是發現了味道鮮美的生蠔，如此樂觀的人，總是讓人替他感到凄涼。仔細想來，這或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