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第九章 社區旅游唐承財旅游管理學院1學習目標了解社區旅游的基本知識、中國社區參與旅游的特點、社區增權、社區旅游參與模式。學習重點與難點理解社區增權、掌握社區旅游參與模式。2教學方法： 講述和案例分析第一節一、社區“社區”一詞源于拉丁語，意思是共同的東西和親密的伙伴關系。20 世紀30年代初，費孝通先生在翻譯德國社會學家滕尼斯的一本著作Community and Society（社區與社會 著于1887年）時，從英文單詞“Community”翻譯過來的，后來被許多學者開始引用，并逐漸的流傳下來。“社區”一詞最初是由德國的社會學家滕尼斯應用到社會學的研究中。3近些年，我國的很多社會學家開始對“社區

2、”進行深入細致的研究，而且對“社區”的理解和認識諸不相同。例如范國睿認為：“社區是生活在一定地域內的個人或家庭，出于對政治、社會、文化、教育等目的而形成的特定范圍，不同社區間的文化、生活方式也因此區別開來”。劉視湘從社區心理學的角度定義為：“社區是某一地域里個體和群體的集合，其成員在生活上、心理上、文化上有一定的相互關聯和共同認識”。4是指有共同文化的居住于同一區域的人群。在具體指稱某一人群的時候，其“共同文化”和“共同地域”兩個基本屬性有時會側重于其中一點。如“和平里社區”、“四方社區”是側重其共同地域屬性，而“華人社區”、“穆斯林社區”、“客家社區”等則側重其共同文化的屬性。不過無論所指側

3、重哪邊，社區一詞都是強調人群內部成員之間的文化維系力和內部歸屬感。20世紀后期，無論臺灣，還是中國大陸，有感于過去過度重視宏觀經濟發展忽略社區需求的情勢，都分別將“社區建設”或“社區營造”提升到國家政策的層面。在地方組織方面，都開始在小型地緣組織中引入“社區”兩字。如臺灣的“社區理事會”，大陸則有意將原來的“居民委員會”改稱為“社區居民委員會”，不過此舉尚有很多法律問題沒有厘清。5綜合來看，社區主要有以下三重含義：第一，社區本身是一種社會單位。構成社區的有地域、人口、區位、結構和社會心理5個基本要素。第二，社區研究是一種研究方法。第三，社區發展是一種社會行動。6二、社區旅游在旅游學界，早在二十

4、世紀七十年代，已經有學者開始從社區的角度探討旅游發展過程中社區居民的參與性問題，Butler(1975)、Kent(1977)、Cohen(1979)、de Kadt(1979)、Boissevain (1979)以及Smith(1980)分別從旅游影響、居民態度、游客特征等不同方面對社區旅游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在案例數量、成果質量上都取得了顯著的成績。7最早系統化地進行社區旅游研究并將社區參與的概念引入到旅游研究的是墨菲（Peter E.Murphy）,墨菲在其著名的旅游：社區方法（Tourism:a community approach）首次正式地、系統化地從社區的角度來研究旅游發展過程中的

5、社區居民參與性問題。他在旅游：社區方法一書中指出：“旅游業從其一產生，就有著巨大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如果能夠將它從純商業化的運作模式中脫離出來，從生態環境和當地居民的角度出發，將旅游考慮為一種社區的活動來進行管理，那么一定能夠獲得更佳的效果，這就是社區方法。”8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后，西方旅游學界對旅游發展中的參與性問題更為關注，國際著名旅游學術刊物旅游研究年鑒（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旅游管理（Tourism Management）都開辦了專輯對社區旅游進行討論，使相關研究出現了一個新的高潮。同時，有關社區參與理論研究的成熟和實踐經驗的積累也使得社區旅游逐漸成

6、長為一個多專業參與的新興交叉學科，隨之產生的旅游人類學(Tourism Anthropology)、旅游社會學（Tourism Sociology）都得到了各個專業領域的廣泛接受。9社區旅游有兩種理解：一種旅游產品；二是將其理解為一種發展理念。作為旅游產品的社區旅游就是以社區為旅游吸引物的旅游活動；作為發展理念的社區旅游則是指社區參與旅游發展。10第二節 中國社區參與旅游的特點一、注重經濟利益訴求中國的社區參與注重單純的經濟利益訴求, 追求旅游的正效應, 如增加居民收入、為剩余勞動力提供就業機會、提高居民生活質量等。在經濟利益驅動之下, 傣族園、遇龍河和世外桃源三個社區農民的參與積極性非常高漲

7、, 有的景區甚至出現了過度參與的現象(這里指大量社區居民紛紛參加到旅游經營活動中, 景區內攤點過量, 隨意兜售, 強買強賣現象時有發生, 從而影響了景觀質量和游客體驗)。對于除了傳統農業沒有任何優勢的陽朔社區來說, 旅游業的吸引力實在太大。112019 年, 陽朔縣農民人均純收入為1985元, 2019 年為1915 元, 同比增長率為3.7% 。農村經濟發展緩慢, 農業增收困難。農民通過旅游脫貧致富的愿望極為迫切, 所開展的一系列旅游活動幾乎是農民自發地組織參與的。遇龍河景區居民在散客到來之初, 便開始接待服務。竹筏漂游是農民自發經營起來的, 農家樂和家庭旅館也是農民的自我經營。該景區的經營

8、主體越來越多元化, 縣政府、村級集體組織、民間社區組織、個體戶、家庭和個人等紛紛介入。12從2019 年8 月份的統計看: 沿河的每個村都有竹筏在運營, 13 個村(總人口約為9000 人) 共有505 張竹筏, 從事竹筏漂游的筏工有891 人; 擔當鄉村導游的有187 人; 家庭旅館共有19 家,140 個床位; 農家樂餐館共有53 家; 小賣部共有46 家; 參與載客的摩托車共有38 輛。人們之所以有如此高的參與情, 很重要的原因是得到了利益, 旅游收入是當場兌現的,農民一般在當天就可以揣著錢回家, 這與生產周期長、盈虧不定的農業有很大不同。13在這種現實條件下, 中國的社區對于旅游參與的

9、其他訴求較低, 其核心利益點為經濟收入。因而對旅游的消極影響既缺乏應有的認知, 即使有所了解也不太在意。在對多個旅游社區居民的訪談中, 作者問及居民對“發展與污染”的態度時, 八成以上的人選擇了前者, 他們的理由是: “你們認為我們這里風景好, 我們不覺得”、“風景好有什么用, 還不是一樣受窮”、“只要能富起來、一點污染無所謂”、“只要生活有保障, 不餓肚子就行”、“發展肯定要帶來一些污染”、“沒關系, 生活改善就好”、“有新房住, 有好生活就得了, 要什么山清水秀”、“農民富了, 環境無所謂; 生活不好, 環境再好也沒有用”。的確, 生存成了壓倒一切的需要, 發展經濟成了中國社區旅游的首要目

10、標。14二、被動性參與在中國, 社區幾乎都是被動參與旅游。作者所調查的社區, 在旅游參與過程中大多處于被決定、被包裝、被表達、被展示的狀態, 很多時候也是被忽略、甚至是失語狀態。但處于被動地位社區的強烈抗爭, 往往導致相對強勢的政府和企業一并陷入被動境地。企業在開發之初先從政府那里獲得準入, 然后進入開發過程。中國農民在社區參與上的被動體現主要有: 在觀念上, 農民被歧視; 在土地征用中, 農民沒有主動的決定權; 在政策上, 處于被動接受狀態; 在行政管理上, 是被管理的對象, 等等。農民的利益訴求看似是主動行為, 實質上只是利益受損后的被動反應。但當被動的弱勢農民利益訴求愈加強烈時, 處于被

11、動狀態的就一同把政府和企業包括在內了。15由于中國旅游發展時間較短, 在旅游觀念、旅游意識等方面, 無論地方政府、企業還是社區都缺乏必要的心理準備和經驗儲備, 因此就都不同程度地處于被動狀態。開發之初, 農民的存在是被忽略的, 后來才發現他們不但存在著, 而且還是剛性的存在, 容不得任何忽略。農民在缺乏利益訴求的手段和渠道時, 會采取反抗行為, 由此引發的矛盾和沖突, 政府和企業就不得不被動應對。16各參與方往往陷入這樣一種被動連鎖反應狀態: 農民利益訴求受阻對抗和沖突政府被動處理問題提出應對措施確定某種暫行政策影響社區旅游發展方向新的問題出現尋求新的解決方案修正社區參與方式和旅游發展方向。農

12、民、政府、企業等各利益相關者的被動狀態最終導致的將是旅游可持續發展的被動。17陽朔遇龍河景區的發展就經歷了這樣的連鎖反應過程。社區農民一味追求經濟利益,開始大量購置竹筏; 旅游發展中社區已成為旅游的一部分, 政府不得不考慮, 政府試圖在經營和管理方面統一和規范; 政府組建公司與農民爭奪利益, 遭到了農民的抵制和反抗; 政府千方百計尋求解決方案; 社區旅游開始處于一種有序與無序并存的狀況, 遇龍河沿岸“農家飯”、“農家樂”、“農家住宿”、“農家休閑山莊”紛紛開建和營業; 遇龍河河水污染, 景觀質量和游客體驗下降。社區、政府、企業等各利益相關者的被動狀態最終將影響旅游的可持續發展。18三、社區力量

13、薄弱中國各社區參與方的力量對比相對懸殊: 政府主導, 政府和開發商聯合決定旅游開發; 社區缺乏知情權, 力量弱小, 不足以抗衡強勢集團; 民間組織發育不全。“農村”不僅是一個地域概念, 而且是一個政治概念; “農民”不僅是一種職業身份, 而且是一種政策身份。由于農民自身的弱勢地位, 大多數景區自然也就沒有意識到社區居民在旅游開發中的重要地位。19某景區的一位普通管理人員在被問及村民對公司來當地開發有什么意見時, 曾斷然地回答道: “他們能有什么意見! 我們來開發只能給他們帶來好處!”盡管事實并非完全如此, 但景區開發者和管理者的心理優勢是不言而喻的。因此, 作為弱勢群體而存在的社區居民, 他們

14、的旅游參與程度低也就是必然的, 這是由其出身所決定的。20公司或政府由于自己所掌握的權力和資源成為旅游參與中的強勢群體, 是占主導地位的利益主體。社區農民雖然或多或少地參與了一些旅游業, 而他們的角色只是旅游業的“相關者”。政府主導了當地旅游業的發展方向, 決定了由誰開發、進行何種形式的開發。當這一切成為定局時, 當地社區對于自己的領地已經被決定了的情況仍一無所知。21企業在獲得當地政府的許可后, 開始逐步實施其開發計劃, 社區居民在企業進入后才知道自己社區要被當作旅游景區進行開發, 至于公司的開發目標、產品類型、經營方式、景區規劃, 社區居民依然無從得知。西雙版納傣族園景區和陽朔世外桃源景區

15、都是在政府和公司共同主導下開發的, 地方政府要發展經濟, 企業為利潤而發展旅游。旅游開發在某種程度上成了強者之間的合謀。22強勢的政府和公司與弱勢的農民間難以平等對話。強勢主體著力維護自身利益, 政府有時過多地與企業站在一起。農民的弱勢地位不僅體現在經濟收入上, 還體現在政治位和利益表達的能力和渠道方面, 農民沒有機會參與制定“游戲規則”。“理性化社會對人的審視判斷以他能做什么而不是他是誰為出發點, 是誰與能做什么判斷前提的區別表現了一個社會的理性化程度, 是誰帶有濃厚的身份歧視, 而能做什么則超越了身份歧視, 賦予每個人以公平的階層流動機會”。23“他們從根本上看不起我們村, 我們要給他制造

16、麻煩!”這是世外桃源社區筆架山村民在感覺受到歧視后的反應。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民的社區組織趨向于松散化, 既沒有了傳統的互助組織, 也沒有形成新的創造。傳統宗族組織更加渙散, 統一性的族間組織沒有確立, 公民組織的形成還需要引導和進一步發育。24四、產生的原因及思考由于文化的、政治的、歷史的因素, 造成中西社區參與差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如國家道路、意識形態、民族心理、文化傳統和經濟發展水平等各不相同, 在此不逐一展開論述, 本研究只從關聯度較高的如下四方面予以剖析。1、民主化進程中國是個典型的發展中國家, 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低, 處于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期, 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都面臨著

17、一系列調適和變革。25正邁向民主化的中國社會, 公民意識遠未確立。盡管我國政府在大力推動公民社會的發展, 但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中國的公民意識在覺醒, 但大多數民眾的思想準備不足。“政府只不過是百姓的鏡子, 有什么樣的百姓就有什么樣的政府。一個習慣于做順民或者暴民的百姓不可能對應一個民主化的政府。民主化過程是一個政府和百姓同時學習、不斷改進的過程” 。正在民主化道路上學習和改進中的中國, 在社區參與方面, 幾乎還處在“非參與的參與”階段。26N G O和N PO 等民間組織的發育程度偏低中國的政府和市場不甚健全, 這制約了民間組織的發展, 在力量對比上依然是強政府、弱民間的狀態。我國的第一、第二

18、部門政府和市場依然不太健全, 第三部門的發展也就受到了相應制約。中國真正的NGO來源于西方, 中國本身沒有這樣的傳統。中國社會歷來是強政府、弱民間, 相對于強大的政府部門和龐大的私人部門而言, 公共部門的力量顯得很弱小。處于發展初期的中國NGO等民間組織也需要社會轉型, 從官方和半官方的身份蛻變為真正的民間組織, 這需各種民間力量的自我發展, 更需要政府提供制度空間和資金支持。273、旅游發展階段社會轉型是所有發達的現代化國家都曾經歷過的現代化進程中的過渡性階段, 但由于歷史、經濟、政治等方面存在的特殊性, 使得中國的發展和變革比西方要付出更為昂貴的社會代價。“中國在工業化進程中沒有像西方那樣

19、大規模對外殖民, 例如英國就有三千萬人口移民到美洲和大洋洲。中國基本上依靠內部積累推進工業化, 特別是工業化加速的最近五十年, 更不可能像過去的歐洲國家那樣, 一旦人口膨脹了, 在美洲、大洋洲有大片的殖民地可以移民拓殖” 。中國國情決定了中國旅游發展階段大大落后于西方, 社區參與也是中國學術界近幾年才開始關注的領域。28因此, 處于目前旅游發展階段上的中國, 經濟驅動成了旅游發展的根本動力。這種經濟驅動型的旅游發展, 決定了政府發展旅游的首要目標是獲得GDP的增長、獲得稅收的增長。解決溫飽和走向富裕成了沒有其他支柱產業的地方政府的最佳選擇, 因此大力鼓勵社區參與旅游經營、得到經濟收益的中國式旅

20、游發展目標與關注社區權利和意愿、關注社區發展的西方旅游發展目標存在很大差別。294、土地所有制不同旅游景區在開發之初都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土地這一未被市場化的公共資源。但西方和中國的土地制度不同。在西方, 除了諸如美國和加拿大的一些國家公園的土地為全國的公共資源外, 絕大部分土地都是社區及其居民的私有財產, 社區有權利處置自己的財產, 有權利決定是否把土地出讓給開發商。這種對土地與生俱來的所有權, 使得社區在選擇旅游區的開發、經營和利益分配方式上也就有更多的主動權。30而中國則完全不同,中國的土地都歸屬國有, 土地的所有權都控制在政府手中, 農民對于土地只有使用權。農民擁有使用權的承包地在被征用作

21、旅游開發時, 農民一般也只能接受政府的征用條件,沒有拒絕和選擇的權利。在中國的土地問題上, 政府擁有決策權, 開發商擁有廣闊的經營空間。在大多數情況下, 農民的意見在未經過征詢之前, 他們最重要的生存要素已經注定要被讓渡出去了, 因屬于集體的土地只要經過集體代理人的同意就可以簽訂合同。世外桃源的土地是經由政府征用的, 傣族園同意開發的合同也是與鎮政府、村委會簽訂的, 只是公司在建設過程中涉及個別農戶的承包地時才有了與單個村民的合同。315、值得思考的問題研究中國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的過程中, 有幾點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首先, 當中國民主化進程、民間組織、旅游發展階段等深層因素無法迅速趕上西方時, 占

22、主導地位的政府對旅游的理性決策、規范管理和注重民意就變得至關重要。陽朔政府對于遇龍河的管理雖然不夠, 但陽朔西街的規范發展則歸功于政府的提前介入。西街發展初期曾出現過價格惡性競爭和拉客現象, 當時政府出面協調, 加強管理, 恢復了西街的有序商業環境, 為現在的良好目的地形象奠定了基礎。32其次, 應避免認識上的誤區強勢主體往往主觀認為社區是可以任意被決定的。在強勢群體的認識中, 認為社區居民是軟弱無力、愚昧無知的, 是可以任意被決定的,社區在整個旅游發展過程中都處于一種弱勢群體的地位, 無法直接影響旅游的發展方向。這正是導致農民在社區參與中無信息渠道、在旅游決策中缺席的思想根源。事實上, 社區

23、居民的弱勢地位是相對的: 一者, 他們可以利用自己的土地資源等進行權利爭取; 二者也可以利用自己的“一無所有”進行合法的或“踩線但不越界”的對抗, 甚至還對前者的怠慢產生情感上的疏離, 這是最具經常意義的“弱者的武器”。33第三, 社區的參與能力是可以成長的。如陽朔西街的部分社區參與者的旅游理念已經能夠與國外的背包旅游者對接, 珍視自然和生態, 注重旅游的可持續性發展。他們在社區參與中得到了跨越式提升。無論是西方還是中國的旅游社區, 其學習能力都是不容忽視的, 伴隨旅游業的發展, 他們會逐漸成為旅游的管理者、旅游影響的監督者以及社區發展的主人, 在資源短缺和追求效益的人類之間力求客觀反映旅游經

24、濟的本來面目。34第三節 社區增權增權理論視角下的鄉村旅游社區發展以江西婺源李坑村為例增權指通過外部的干預和幫助而增強個人的能力和對權利的認識, 以減少或消除無權感的過程。本文通過對江西省婺源縣李坑村的個案研究發現, 在鄉村旅游發展的過程中, 各種復雜的利益關系不斷得到調整, 而李坑村的居民總是無一例外地處于無奈、被動與弱勢的地位。要真正改變這一弱勢地位, 只有通過社區增權的方式以提高社區居民在鄉村旅游發展中的重要性。本文以增權理論為基礎展開論述, 以經濟增權、心理增權、社會增權、政治增權為構架, 探討我國現實旅游開發背景下對鄉村旅游社區居民進行增權的必要性與具體途徑。35一、問題的提出21

25、世紀初, 我國鄉村旅游蓬勃發展。由于鄉村旅游強調 “ 以鄉村社區為活動場所” ,旅游業的發展與鄉村社區的發展變得息息相關。由于大部分鄉村旅游資源在資源屬性上存在界定不清等弊端, 社區居民與鄉村所在地區的政府、外來投資者之間往往會產生經濟利益的糾紛, 形成鄉村旅游發展中的“ 公地悲劇” , 影響鄉村旅游的可持續發展。 因此, 認清社區居民在旅游發展進程中的角色, 厘清社區居民與旅游者、政府、旅游企業之間的深層關系是鄉村旅游發展過程中不可回避的一個課題。36布朗頓、德卡特等學者雖然早期曾指出 “ 社區對旅游的控制不是一個公正的過程, 同時也不大可能產生利益的廣泛分配” ,但更多的研究以及實踐證明,

26、 充分考慮鄉村社區居民的意愿和利益, 實現社區居民在旅游規劃及管理中的參與是現階段鄉村旅游社區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前提。同時, 筆者認為,要使社區參與真正落到實處, 必須實現社區增權, 也就是說, 社區參與的目的與實際手段都必須落腳于對社區的權力賦予上, 只有實現社區增權才能真正實現社區參與, “( 社區與其它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價值觀沖突及社區居民缺乏參與旅游發展能力等系列問題都可以通過社區增權得到解決” 。37二、增權理論及其在旅游研究領域中的應用以美 國 學 者巴 巴 拉 所 羅 門 ( Barbara Solomon) 1976 年出版名為 黑人增權: 被壓迫社區的社會工作( Black E

27、mpow erment : Social Work in Oppressed Communities) 一書為標志, 增權理論開始確立并于20 世紀80 年代以后盛行。 目前一般認為,增權理論由 “ 權力” ( pow er )、 “ 無權”(pow erlessness)、“ 去權”( disempow erment ) 及 “ 增權” ( empw ering) 等核心概念建構而成。權力指“ 一個行為者或機構影響其他行為者或機構的態度和行為的能力” , 無權表現為“ 權能缺失的狀態” , 去權是“ 權力被剝奪” 。無權是去權的結果, 它往往導致弱勢群體自我貶低并逐步將這種自我貶低內化到個人

28、發展的過程中, 喪失對影響其個人生活的重要事件的參與、分享、控制。38要扭轉這種無權的狀態,使弱勢群體變得足夠強大, 增權就顯得十分重要。 增權 ( empowerment / empow ering) 也被稱為 “ 賦權” 、“ 充權” 、“ 激發權能” 、“ 強化權能”等, 是指 “ 通過外部的干預和幫助而增強個人的能力和對權利的認識, 以減少或消除無權感的過程, 其最終目的是指向獲取權力的社會行動及其導致的社會改變的結果” 。這一概念不再將焦點集中于弱勢群體的弱勢和缺陷而是他們的能力和優勢上, 強調通過提供資源以及培養知識和能力, 在外部力量和他們自身共同參與的過程中達到提升自我控制能力

29、和社會影響力的目標, 最終對社會資源的重新分配產生影響。392019 年, 阿卡莫爾 ( Akamal ) 最早將增權概念引入旅游研究領域, 提出了旅游社區增權的必要性。 2019 年, 新西蘭學者斯切文思( Scheyvens) 明確指出, 旅游增權的對象應當是目的地社區, 旅游社區居民增權框架包括經濟、政治、心理和社會四個維度, 這四個維度“ 既是過程, 也是結果” 。 赫伯特切施樂( Herbert- Cheshi re) 則特別強調, 社區的能力建設是鄉村社區賦權最主要的內容和目的,“ 通過能力建設使社區成員形成新的開放的態度,產生極大的熱情, 并最大限度地挖掘自身潛力投身于社區發展中

30、, 對于社區增權是相當必要的” 。2019年, 澳大利亞學者索菲爾德( Sofield) 出版 增權與旅游可持續發展 ( empowerment for sustainable tourism development) 一書, 以南太平洋所羅門群島和斐濟的旅游開發為例, 系統而深入地論證了社區增權對旅游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意義, 指出 “ 增權作為一種參與、控制、分配和使用資源的力量和過程,與目的地可持續發展之間存在著密切的聯系” 。402019 年, 左冰等將旅游增權理論引入中國, 對其進行了梳理、吸收和批判, 特別強調增權理論具有很強的解釋力和運用價值, 但由于中西方政治、經濟制度以及社會文化

31、背景的差異, 必須從我國復雜的歷史背景以及現實條件出發對該理論加以解釋、補充和修改。本文即以江西省婺源縣李坑村為例,以增權理論為基礎展開論述, 旨在探討我國現實旅游開發背景下鄉村旅游社區發展中對社區居民進行增權的必要性與具體途徑, 以進一步補充和完善原有的理論體系, 并對相關實踐提供指引。41三、江西省婺源縣李坑村案例1. 案例概況婺源縣李坑村位于江西省上饒地區, 20 世紀90代以前, 由于交通不暢, 商品經濟欠發達, 全村以自給自足的封閉式小農經濟格局為主導, 此后旅游業的發展, 游客量急劇增加。李坑村旅游發展起步后, 各級政府、外來投資者、社區居民、旅游者等紛紛參與進來, 由于其動機、目

32、標、方式和核心利益點各有差異, 他們在李坑村這一特定的社區空間內經歷著反復的利益和權力博弈, 形成錯綜復雜的關系網絡。 也由于各利益主體在政治權力、 心理和文化上的不平等關系, 導致他們在博弈過程中權力懸殊的狀況出現, 形成旅游社區發展中的 “ 去權”現象。422. 現象之一: 社區居民與外來投資者的經濟利益沖突20 世紀 90 年代初, 隨著我國大眾旅游市場的興起, 婺源自助游客的數量大幅度增長。游客的大量涌入激發了李坑村村民的商品經濟意識, 他們紛紛自發組織起來, 在村口搭起小棚輪流向游客收取門票, 并在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村委會的主持下形成旅游門票收入分配方案。分配次序為支付售票員 (由村

33、民選出) 工資提取村公共事業基金向參觀戶支付資源使用費 按村民人頭平均分配。432000 年, 婺源縣政府為重點解決旅游開發項目投入資金不足的問題, 按照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的原則,吸引民資和外企參與旅游業的開發, 將李坑村旅游景點的 30 年經營權轉讓給江西金葉集團有限公司, 并確定門票收益的分配方式為: 金葉公司66. 5% , 鎮政府8%, 李坑村委會4% , 李坑全體村民19% , 民居古建景點參觀戶2. 5%, 由此打破了李坑村居民以往的生存與收入方式。由于感覺到金葉公司在公布門票收益過程中存在瞞報行為,分配給自己的收益遠遠低于其承諾的水平, 李坑村居民多采用一些過激的“ 集體行動”

34、來表達憤怒, 例如堵路、上訪、帶游客逃票等。443. 現象之二: 社區居民與政府關于征用土地的博弈在政府強制征用土地和社區居民自愿轉讓土地的問題上,雙方經常出現兩方利益點上的巨大分歧。黨的十五屆三中全會作出的 關于農業和農村工作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指出 “ 土地使用權可以合理流轉, 但要堅持自愿、有償原則依法進行, 不得以任何理由強制農民轉讓。 ” 但在實行分級限額審批制度的背景下, 我國土地管理絕大部分權利集中于縣、鄉級政府手中, 土地征用的決策權往往演變為地方政府內部的行政決策。45其次, 在征地補償費用問題上, 李坑村與其它許多旅游景點一樣, 在發展旅游業的過程中對多個村落進行過多次征

35、地, 主要用于村頭賓館、停車場和商業中心的建設, 原有的耕地也就轉變為建設用地。征地中對農民的征地補償包括土地補償費、安置補助費、地上附著物和青苗補償費, 補償標準主要依據 江西省實施 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辦法 ( 2019)第二十七條、二十八條和二十九條執行。但經調查發現, 雖然補償費用有明確的法律依據, 但由于現行土地管理法實施細則關于土地集體所有權的法律界定不清, 補償費的利益歸屬存在著不少問題,農民實際所得遠遠少于補償標準,不同鄉鎮執行力度的不同也造成補償標準的不一致。464. 現象之三: 社區居民與旅游者的文化碰撞對于同一鄉村社區, 其 “ 主人”與 “ 客人”即村民和旅游者有著

36、不同的認識, 如就旅游者而言,李坑村應是恬靜舒適、具有徽派古村落文化特色的鄉村, 而對于當地居民而言, 它只是居住的地方而已。這種認識上的差異使得居民和旅游者對社區各要素及資源的使用存在不同的傾向, 他們會分享其中的某些元素和設施, 而更多的元素、設施只為其中一方接受。 受旅游業發展所帶來的經濟利益的驅動,政府與規劃者都確立了先旅游者后村民的資源利用優先次序, 村民原本賴以生存的耕地不得不讓位于旅游商店、停車場用地, 為村民日常生活提供便利的小型購物商店不得不讓步于大型旅游商場。47此外,更深層的沖突在于文化的碰撞與沖擊。 來自不同客源地的旅游者往往有著不同的文化背景,在旅游過程中攜帶著不同的

37、文化信息, 他們通過自身的消費行為促使旅游客源地文化與旅游目的地文化相遇。雖然表面看來, 這種相遇所形成的文化交流是雙向的, 但是在大多數情況下, 旅游目的地文化對旅游客源地文化的影響微乎其微, 而旅游客源地的文化以旅游者為媒介對旅游目的地造成的文化影響則要大得多, 社區居民和旅游者在文化上存在明顯的不平等關系。48綜合以上可見, 李坑村這一鄉村旅游社區已成為具有特殊意義的 “ 利益場”和 “ 權力場” , 各個利益主體把自己的利益要求投入到旅游規劃與發展政策制定的系統中, 各種復雜的利益關系不斷得到調整、綜合和博弈, 而李坑村的居民總是無一例外地處于無奈、被動與弱勢的地位。要真正改變這一弱勢

38、地位, 只有通過社區增權的方式以提高社區居民在鄉村旅游發展中的重要性, 政府在其間扮演著不可或缺的制度設計者的角色, 社區增權必須建立在政府有效制度供給的基礎之上。 政府應通過透明化、公開化、公正化的制度安排和信息發布, 體現社區居民這一弱勢群體的意志和呼聲。49四、鄉村旅游社區的增權: 推動鄉村旅游社區的可持續發展1. 經濟增權: 推動社區的經濟發展經濟增權要求將鄉村旅游社區的居民作為旅游業發展的重要利益分配主體之一, 用制度保證社區居民源源不斷地獲得可持續的增量利益。目前, 包括李坑村在內的我國大多數鄉村旅游社區都采用“ 公司+ 農戶”模式, 即通過招商, 外來投資公司以代理人的身份經營村

39、民集體所有的旅游資源, 而村民則靈活經營一些小型的、零散的旅游項目, 兩者優勢互補, 同時分享旅游發展的收益, 但也由此易引發兩者之間的經濟利益糾紛。因此在采用這種模式時應特別注意在確定公司與村民的經濟利益分配模式時, 分配比例應由政府、公司、村民代表三方進行協商, 以改變村民在經濟利益分配方面的弱勢地位。此外, 筆者認為對村民可進一步嘗試以下的經濟增權措施:50一是簡單的經濟激勵措施。諸如政府與旅游企業達成協議, 保證村民被優先雇傭的權利; 在財政和投資政策上向村民實施傾斜, 予以扶持, 鼓勵村民參與農林休閑度假項目的投資與生產; 鼓勵村民參與旅游產品生產原材料的生產和制作, 如旅游消費中的

40、肉、蛋、奶及傳統手工藝品等。51二是 “ 農戶+ 農戶”模式這種模式倡導在村民與村民之間、農戶與農戶之間的互相引導、幫助氛圍下所形成的旅游參與, 即通常由某些思想較活躍, 具有足夠創業意識的農戶首先介入到旅游經濟活動并形成示范效應, 其他村民紛紛從示范戶那里學習經驗和技術, 相繼加入旅游接待的行列, 并最終在當地形成濃厚的旅游經營氛圍。這種模式通常投入較少, 接待量有限, 旅游產業對其它產業的拉動效應也相對有限, 但鄉村社區文化保留得最真實,易于鄉村社區居民與旅游者之間形成良性的互動關系, 同時由于旅游收益分配主體單一, 社區居民也能獲得較豐厚的旅游收益。52三是股份合作制旅游企業模式。股份合

41、作制是指依法設立的、全部資本分為等額股份并以員工股份或員工股份為主構成, 股東按照勞動合作與資本合作相結合的原則享有權利和承擔義務, 企業以全部資產對企業債務承擔責任的法人企業, 勞動聯合與資本聯合是這種企業制度的根本特征。 特點如下:( 1) 在股權設置方面, 經營股權一般有國家股權、集體股權和村民個人股權, 股東入股的形式有實物資產、資金、技術、勞動等多種, 農田、山林、水庫等集體財產或房屋等村民個人財產均可以折資入股, 這樣在制度上保證了勞動者與所有者的地位平等, 有利于調動村民集體和個人參與旅游發展的積極性。53( 2) 收益分配方面, 實行按股分紅與按勞分配相結合的方式。旅游股份合作

42、制公司的稅后利潤分配包括以下幾個項目: 提取公積金, 公積金是公司從稅后利潤中提取的積累資金, 是公司用于防范和抵御風險, 補充資本的重要資金來源, 這部分資金在注入公司的資本后主要用于建設旅游景點、維修道路、橋梁及其他旅游設施等; 提取公益金, 公益金一般是公司從稅后利潤中提取的用于公司員工集體福利如購置或建造公司員工宿舍、 食堂、 浴室、 醫務室等的資金.54, 由于旅游股份合作制公司的員工大部分來自當地社區, 因此從客觀上促進了村民收入的提高和生活水平的提升, 體現了旅游業 “ 利益共享”的精神; 支付土地股權補償費, 土地股權是以國家和集體土地有償使用折算的股權, 在利潤分配程度上享有

43、優先權; 支付普通股股利, 普通股是以貨幣、實物、非專利技術和勞動等入股構成的股本,即國家股、集體股和個人股。分配的辦法應能體現“ 風險共擔、利益共享、多勞多得”的原則。55( 3) 在管理方面, 實行民主決策和管理, 股份合作制旅游企業內部員工擁有參與決策和管理的權利, 他們真正成為旅游資源經營管理的主人。該模式把政府、 企業、 村民個人等各利益相關者的責、 權、利有機結合, 被普遍認為是促進社區參與、確保合理收益分配的有效措施。需要指出的是, 以上所提出的幾種理論模式尚待在實踐中不斷地完善與發展, 目前在鄉村旅游發展過程中難免出現股權設置、收益分配等方面的不規范, 因此作為增權的主體, 政

44、府必須注意理順農戶與農戶之間、農戶集體組織與組織之間、農戶與其他利益相關主體之間的多重利益分配關系,“ 公司+ 農戶” 、“ 批發商+ 農戶” 、“ 中介組織+ 農戶”等各種組織形式中如何分配利益、保障社區居民利益的問題均須通過制度作出恰當的安排, 在雙方或多方協調無果的情況下可考慮引入賬目公開制度、引進第三方獨立審計監管機構等。562. 心理增權: 推動社區人文環境的和諧發展“ 對未來充滿樂觀的態度,對自身生存能力保有自信, 對傳統與文化感到驕傲的社區被認為在心理上是強大的” 。要造就 “ 心理強大”的社區, 需以下幾項工作:( 1) 發揮社區精英的示范和帶動作用。鄉村社區精英一般分為三類:

45、 體制精英, 擁有政府機器和政治權力, 如村干部; 傳統精英, 擁有地方威望或家族勢力, 如族長; 經濟精英, 擁有社區內相對突出的經濟實力。發展旅游勢必造成鄉村社區精英階層的分化與重構, 一批思想活躍、思維敏捷、積極實現職業轉換的新精英成員必然在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和旅游開發的近程中脫穎而出, 他們的聰明才智和潛能被進一步激發, 并產生自我價值的實現欲望,不斷實踐創新。57因為這些社區精英的創新活動就發生在普通村民的身邊, 他們的成功是最好的宣傳方式和激勵方式, 驅動著村民的自發參與。而與此同時, 外界對社區的自然資源、文化獨特性的認可也將使得這一批精英乃至更多社區成員的自尊感得到強化, 他們甚

46、至能夠感受到自身對鄉村社區發展應承擔的歷史責任, 他們會主動地向其他村民傳授新理念、新經驗和新技術, 從而形成促進社區發展的強大合力, 并引導整個社區形成樂觀、自主、創新的氛圍。 因此, 對這一批社區精英政府應分類培訓、重點培養。58( 2) 推動婦女的廣泛就業。鄉村旅游是以鄉村生產、生活和鄉村風貌為主要對象的旅游, 其發展往往衍生出家庭旅館服務、餐飲服務、保綠、保潔、物業管理、傳統手工藝和土特產品制作等適合女性就業的崗位, 一項關于婺源農村婦女就業狀況的調查也證實, “ 在鄉村旅游活動開展的地區, 農村婦女非農就業比例遠高于其他地區” 。鄉村旅游的發展為女性實現就業或再就業提供了良好的便利條

47、件和基礎, 促使女性的社會性別意識自覺, 進而從自卑走向自信, 從空虛走向充實, 并最終實現生活獨立、精神解放。59更為重要的是, 鄉村女性以不同的方式投入旅游業也直接或間接地成為了傳播傳統社區文化的重要媒介, 為傳統社區文化的保護和傳承做出了努力。但由于鄉村旅游中經營主體大多本地化、家庭化、小規模化, 鄉村女性在就業培訓、簽訂正式勞動合同和參加養老保險等等方面所獲得的勞動保障明顯不足, 因此, 政府在推進鄉村旅游發展的過程中應進一步落實相關法律法規, 加強勞動保障。60( 3) 教育與培訓。針對目前鄉村社區居民文化水平低、技能缺乏等問題, 政府可以整合社區各種文化教育資源, 與外來投資企業、

48、非政府組織等機構聯手對社區從業人員進行有針對性的短期職業教育與培訓, 包括就業技能與技巧、 職業生涯設計、 心理輔導等。同時, 為防止社區居民自卑或敵對等心理情緒的產生, 政府主導實施的旅游者教育和社區居民文化教育顯得尤為重要。旅游者教育主要是使其努力了解鄉村社區居民的行為模式, 產生鄉村生態環境保護與文化保護的責任意識; 社區居民文化教育則重在民族文化、鄉土知識培訓, 使其產生強烈的文化回歸感。613. 社會增權: 推動社區基礎設施建設與文化傳承旅游會對鄉村社區的社會結構產生深遠的影響, 引起諸如物質結構、就業結構、人口結構、婚姻家庭結構、教育結構、社會分層等方面的重大變遷。而成功的社會增權

49、意味著 “ 旅游業的發展保持或增強了社區的內部均衡。因為社區成員及其家庭為開創成功的旅游事業而一起工作, 社區內聚力得到提高。更多的基金被用于社區發展, 如建設學校或改善交通等” 。成功的增權往往有助于旅游與社區之間內在一致性的形成, 帶動社區基礎設施的改善、文物古跡的修復、自然環境保護等, 最終促成社區社會環境的和諧局面。62被大家引為生態旅游最成功的范例肯尼亞, 其成功與高度的社會增權是密不可分的。土耳其的南安塔利亞 ( South Antalya) 旅游開發工程堪稱旅游社區社會增權的成功范例。這個工程在開發規劃中, 不僅考慮了用于滿足旅游者食、住、行、游、購、娛等需求的旅游服務設施的建設

50、, 還特別強調和重視開發為當地社區居民服務的基礎設施。由于實現了旅游發展與社區發展的高度整合, 該地的社區凝聚力大大提升, 防止社區情感歸屬感的喪失和社區的解體。這些做法都是值得我們借鑒的。63此外, 一個原本相對封閉的、有著獨特傳統文化特征的鄉村社區一旦被卷入旅游業的發展中, 其本土傳統文化的演變速度就會加快, 并有可能最終演化為新的文化形態即淵源于本土傳統文化又采借了大量外來文化的新型文化形態。為保護鄉村社區文化的本真性, 社區的文化展示非常重要, 政府應通過輿論、媒介宣傳等各種途徑提高鄉村社區居民對社區文化的認識和認同感, 體現社區具有鮮明個性的群體意識、觀念價值、行為模式、生活方式等豐

51、富的文化現象, 并施以宏觀引導及調控, 在社區教育與培訓中植入社區傳統文化的內容, 建立文化傳承和傳播機制, 將居民行為與鄉村傳統文化的傳承和保護緊密相連, 居民才能成為文化的活態載體。644. 政治增權: 推動社區政策環境的改善Murphy、Reed 等學者都曾指出旅游業營銷的是社區的某些資源, 因此社區在旅游規劃和管理過程中應當占有領導地位, 但事實上, 由于舊政治體制的慣性及經濟能力弱化等因素, 許多鄉村旅游社區居民在政治上的影響力尤其微弱, 在旅游決策等方面缺乏參與。為真正提高社區居民參與旅游決策的有效性和效率, 政府和旅游規劃師應具備接納社區居民參與的意識和社會組織的相關知識, 尤其

52、是組織社區參與的技術, 包括如何表達、 如何傾聽、 如何溝通、如何協商、如何達到共識等。65其次, 在鄉村旅游管理機構之下可通過設置專門的職能部門或建立規范化、制度化的反饋渠道與機制等方式, 不斷地拓展社區居民的制度化表達空間, 甚至鼓勵社區居民組建適當的組織, 如成立社區居民代表與旅游管理機構人員的聯席會、成立社區居民代表參與的旅游行業組織等, 以組織的形式和組織的力量同其他社會階層發生各種聯系, 由集體去解決社區居民在土地征用、旅游規劃、收益分配等重大決策中的缺位問題。66五、結論與討論經濟、心理、社會、政治四個維度的增權將促使鄉村社區居民在鄉村旅游發展過程中逐步擔當起建議者、計劃者、執行

53、者、管理者、監督者、受益者等多元角色, 有利于提升社區居民在鄉村旅游發展中的參與地位, 拓展社區居民的參與空間, 提高其參與意識、參與能力和自信心, 并最終有利于構建和諧的社區發展環境。旅游發展與鄉村社區發展之間也進而形成良性互動。但值得強調的是, 在向社區居民增權的過程中, 除了更多地將社區居民看成一個整體外, 我們還必須正視社區居民內部存在的差異性, 這種差異性可能存在于目標、利益、社區階層、信仰、性別等各個方面, 并會對其旅游參與方式產生影響。67目前 “ 人們還沒有認識到社區內部的差異性以及這種差異是如何對生態旅游和自然資源的利用、當地政治以及跨越多個政治層次而形成的聯盟的復雜性等方面

54、造成影響的” 。現有的旅游增權研究一般將增權的對象界定為整個社區,這在事實上可能造成對象的模糊不清, 只有將個人增權與社區增權結合起來, 在認識每個社區中個體差異性的基礎上首先賦予每個個體以平等而足夠的權利、能力, 才能真正實現社區整體增權。68此外, 正像Tosun 所指出的那樣, “ 明確地敘述和執行社區參與的旅游發展方法要求許多發展中國家要有一個同時涉及社會的、政治的、法律的、行政的、 經濟結構的整體變遷, 因為以完備的社會、 經濟和環境的平衡為基礎的政治選擇和合理決策是以周密的救助、 大型國際捐贈結構的協作、 NGO 組織、國際旅游經營者和跨國公司為要素的” ,受此影響, 對社區居民的

55、增權也必然是一個漫長而循序漸進的過程。69少數民族社區該如何參與生態旅游發展？ 云南洛茸藏族社區參與旅游能力建設途徑探討70著當地藏服的洛茸村民 王哲 攝 洛茸藏族社區是普達措國家公園內唯一的社區，位于公園“8”字形環線中央，由于村莊被劃入公園區域內，耕地和牧場也隨之圈入公園，發展生態旅游成為社區發展的必然選擇。洛茸村最初與外界的接觸，緣于1987年外地人進村收購松茸。此后，發現商機的村民們逐漸走出村子，通過進行簡單的貨物交換，從而有了一些商業行為，但卻與旅游業沒有任何關聯。20世紀90年代中期，有游客自發到屬都湖景區游玩，找村民帶路、租借馬匹、在村民家解決食宿問題等。隨著游客增多，洛茸村經歷

56、了個人自發牽馬服務、村里組織參與集體牽馬服務、公司承包牽馬服務等幾種形式，其商業意識逐漸增強。而他們這種參與旅游業的方式，不僅使旅游收入不斷增加，生活得到極大改善，還讓村民學會了漢語，并能跟游客交流。71 2019年5月1日，普達措國家公園正式開放，洛茸村社區停止了牽馬活動，參與到國家公園建設中以獲取經濟收入。從2019年元月起，公園提供保潔崗位給周邊社區承擔，同時允許社區居民在公園內設立固定攤點經商。后經協商，洛茸村居民決定以戶為單位，以抽簽形式輪流經營攤位。通過與游客的接觸，社區居民學會了怎樣去主動爭取游客，但問題也出現了：由于接待能力不足，社區居民不能滿足游客的部分需求。怎么辦？認識到自

57、身不足的村民開始積極尋求外界幫助，以期提高自身能力來適應旅游發展的需求。2019年底，公園方面和洛茸村居民協商后決定：終止社區居民在公園內的經營行為。如何幫助像洛茸這樣的少數民族社區實現能力建設的目標？72 有關專家、學者先對洛茸村的社區能力現狀進行了分析。他們認為，從非農業生產能力來分析，社區居民參與旅游需要駕駛、向導、傳統技藝、食宿接待等方面的具體能力。而從旅游參與經驗、語言交流能力、在村民中的威信和人際關系與見識等方面來看，能夠甄選出社區領袖、代表性能人和傳統技能傳承者，并可以考慮將他們作為首批能力建設的重點對象，帶動整個社區向旅游參與的深度和廣度發展。隨后，洛茸藏族社區在大自然保護協會

58、和其他組織的幫助下，制定了洛茸村發展規劃，開展社區旅游，進行有針對性的培訓。專家、學者一致認為：旅游增權是參與生態旅游發展的最佳途徑。73旅游增權的本質是在旅游開發過程中強化社區主體性和話語權，是社區參與的實施手段。當前，我們所關注的就是如何通過村民自身的努力、社會或政府的積極介入，以有效的方式和社會政策來增強洛茸社區參與旅游業的“權力”和能力。具體來說，就是要綜合運用宣傳教育、技能培訓、制度建設和法律保障等手段，以外部力量“輸血”促進社區“造血”功能的發揮，循序漸進地培養社區主體性意識，協調實現經濟增權、心理增權、社會增權和政治增權，增強社區參與旅游發展并從中獲益的能力，促進社區從傳統生計模

59、式中轉型，適應旅游經濟帶來的社會、心理和文化的變遷。74首先是經濟增權，即通過社區參與，獲得經濟收益。經濟增權方面，應以技能傳承者為主力，社區能人為骨干，德高望重者為指導；要重視技能素質的揚長避短，針對傳統工藝、醫療等方面的不足，不斷挖掘與引進。經濟收益是社區居民最關注的方面之一。社區經濟增權的突出表現在于社區能夠通過開展旅游獲得廣泛而持續的經濟利益。村民已經意識到只有通過參與旅游活動，才能明顯改善生活水平。社區經濟增權的實現在于參與形式的多樣性，且不同的參與形式均能保證社區獲得持續的經濟收入，實現社區經濟結構多元化。洛茸村未來可以通過家庭接待、后勤供應、牽馬服務、自行車租賃和向導業務等項目來

60、獲得經濟收益。75其次是心理增權，即通過社區培訓，激發社區民族自豪感，增強參與性。具體來說，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來增強其參與性：一是面向全體社區居民的教育和引導。包括傳統文化價值、對自身旅游資源的認知、旅游影響教育等方面，目的在于引導社區居民全面、正確地認識社區發展旅游所面臨的問題，促成村民選擇合適的參與方式；二是對旅游從業人員的培訓。兼顧意識層面和技能層面，不僅使其認識到旅游發展、國家公園建設等重大項目都與社區發展密切相關，還使其能夠掌握即將從事工作所需的基本知識和基本技能；三是對青少年的專門培訓。青少年辨別能力較弱，對外界新鮮事物好奇，容易只看到旅游所帶來的經濟效益和外界誘惑，而看不到負面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