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商業銀行資本治理資本結構摘 要1988年巴塞爾協議是西方十國集團在繼赫斯塔特銀行和富蘭克林國民銀行倒閉以來，對國際銀行監管方面存在的諸多問題進行研討而總結出來的。協議將監管視角從銀行體外轉向銀行體內，將資本金要求與資產的風險程度掛鉤，體現了資本的質與量的統一，對商業銀行資本治理思想產生了深刻阻礙。與舊協議相比，新巴塞爾資本協議擴大了資本充足約束的范圍，對銀行面臨的信用風險、市場風險和操作風險均提出了配置相應資本的要求，提出了一整套可供銀行靈活選擇的循序漸進的資本金計算方法。新協議將監管重點從原來單一的最低資本充足水平轉向銀行內部的風險評估體系的建設狀況上來，強調了監管當局的監督檢查和市場紀律對

2、最低資本規定的補充作用。與新協議的要求相比，我國商業銀行資本治理存在著相當大的差距，要緊表現在：資本充足率可能進一步下降，現行資本充足率測算標準存在諸多缺陷，風險評估體系專門不完善，等等。為迎接新協議實施后來自國內外金融市場的巨大挑戰，我國商業銀行應充分借鑒國際銀行業的先進治理經驗，發揮后發優勢，進一步拓寬籌資渠道，完善資本結構，初步建立以內部評級法為核心的風險評估體系，規范資本治理信息披露，接著改善資產質量，提高盈利能力，以便盡早與新協議的要求接軌，提高我國銀行業的國際競爭力。關鍵詞 新巴塞爾協議 商業銀行 資本治理 AbstractThe Basle Capital Accord of J

3、uly 1988 resulted from the discussions and researches of international banking supervision by the Group of Ten after Herstatt Bank of West Germany and Franklin National Bank of America went bankrupt. It transformed the concern of banking supervision from the inside to the outside of banks, integrate

4、d the quality of banks capitals into the quality of them by requiring adequate capital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isks of their assets, so have deeply influenced the capital management of commercial banks. Compared with the original Basle Capital Accord, the new one requires the according capital of al

5、l risks including credit risk, market risk and operational risk, and puts forward a series of progressive methods of measuring the capital which can be flexibly choosed by banks. The New Capital Accord attaches more importance to banks inside system of assessing risks than to the capital adequacy, a

6、nd emphasizes the supplementary role of Supervisory Review of Capital Adequacy and Market Discipline.If commercial banks in china meet the requirement of the New Capital Accord, many questions must be solved, including the possible continual worse in capital adequacy, a lot of drawbacks in the curre

7、nt standard of measuring capital adequacy, imperferction in the internal system of assessing risk, and so on .In order to cope with the challenge from the internal and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rket, commercial banks in china should make full use of the advanced managing experience of international

8、banking, raise capitals by all possible means, make capital structure perfect, set up preliminary system of assessing risks with concerntration on Internal Ratings-Based Approaches, and continue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assests and the capability of gaining profits. The article first gives the theo

9、retical interpretations of the birth and development of the Basle Accord. Then, deeply analyse the fundemental content of the New Basle Accord. At last, give full directions to perfect the capital management of the banks in china after discussing the main difficulties confonting them in carrying out

10、 the New Basle Accord.Key Words The New Basle Accord commercial bank capital management 目 錄摘要Abstract引言(1)第一章 巴塞爾協議的歷史變遷1.1 1988年巴塞爾協議的形成過程(3)1.2 補充和修改時期(9)1.3 新協議醞釀出臺(13)第二章 新協議的風險資本要求分析2.1 新協議的概述(15)2.2 基于IRB法的信用風險資本要求(23)2.3 基于VAR法的市場風險資本要求(25)2.4 基于內部計量法的操作風險資本要求(25)2.5 小結 (26)第三章 新協議生效后我國商業銀行資本

11、治理面臨的要緊難題3.1 資本充足率可能進一步下降(27)3.2 現行資本充足率測算標準存在著諸多缺陷(28)3.3 內部風險評估體系不完善(30)3.4 難以適應市場約束和監管部門的動態監管(32)第四章 現時期我國商業銀行資本治理的改革方向4.1 拓寬籌資渠道(34)4.2 優化資本結構(38)4.3 建立完善的內部評級體系(44)4.4 規范適度的資本治理信息披露(46)4.5 提高盈利能力，接著改善資產質量(46)結論(48)謝辭(49)參考文獻(50)引 言資本是商業銀行賴以生存和進展的基礎，資本治理是商業銀行治理的核心內容之一，保持多少資本是合理的、最優資本結構是否存在及如何實現、

12、如何有效地籌集資本是銀行資本治理需要解決的三個差不多問題。就第一個問題而言，是由市場（銀行、存款人）依舊由政府監管部門決定，長期爭論不休。出于最大化股東利益的動機，銀行會利用相關于存款人的信息優勢傾向于持有較低的資本規模。在存款保險制度下，存款人也缺乏足夠的動力去監督銀行的經營活動。然而，銀行的內在結構決定了銀行是一個高風險行業，銀行萬一倒閉會帶來強烈的負外部效應。資本被視為防范銀行風險的最后一道防線，對商業銀行適度的資本監管是符合社會公共利益的，這也是巴塞爾資本協議產生的緣故及內容不斷完善的差不多動身點和歸宿點。1988年，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通過了關于統一國際銀行資本衡量和資本標準的協議，

13、提出了8%的最低資本充足標準，并將資本按穩定性差異劃分為核心資本和附屬資本，核心資本不得低于風險加權資產的4%，附屬資本不得超過核心資本的100%。那個協議將監管視角從銀行體外轉到了銀行體內，將資本金要求與資產的風險程度結構，體現了資本的質與量的統一。由于協議對維持國際銀行體系的穩定性和安全性，促進國際銀行業的公平競爭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受到了各國監管機構的普遍同意，成為國際銀行業的ISO標準，對商業銀行資本治理產生了深刻阻礙。銀行在安排資本規模和結構時，必須考慮該協議的資本充足性約束。從經濟學意義上講，這實際上體現了市場和政府“兩只手”在銀行資本治理上的相對作用和地位，是對效率和安全的權衡

14、。然而協議產生后的十年間，國際金融市場發生了深刻變化，銀行業務創新活動日新月異，協議具有的風險計量方法不先進、風險范圍狹窄、缺乏適當的激勵機制促使銀行將資本治理和風險治理有機結合等多方面的局限性逐步暴露出來，雖歷經修改與補充，仍有不盡合理之處。在此背景下，巴塞爾委員會于1998年開始著手制訂新協議，于1999年、2001年先后公布了三個新資本協議征求意見稿征求意見，打算在2003年第四季度最終定稿，2006年底正式付諸實施。新協議繼承了舊協議的資本充足率為核心的監管思路，仍將資本金視為最為重要的支柱，提出了一整套循序漸進的計量風險的先進方法，并強調監管當局的監督檢查和市場紀律兩大支柱對最低資本

15、規定的補充作用，將監管重點從單一的資本充足水平轉向銀行內部的風險評估體系的建設狀況上來，監管思想由重安全輕效率向效率與安全并重轉變。新協議的最大特點和創新之處就在于第一次真正的將資本治理和風險治理掛起鉤來，銀行不再是被動地去滿足最低資本充足率的要求，而是從強化內部風險治理著手，實現資本水平和風險水平的合理匹配。因此，現代商業銀行資本治理的內涵、外延已大大拓展，資本治理是以風險治理為基礎的，正在從靜態治理向動態治理過渡。 我之因此選擇資本治理作為我的碩士學位畢業論文的研究內容，帶有一定的偶然性。去年暑假，我參加了彭建剛教授主持的一項湖南省社科基金課題。在學習和研究的過程中，我接觸到了銀行資本市場

16、價值最大化如此一個問題。彭建剛教授曾就此發表了一篇論文，拜讀之后引起了我的濃厚興趣，開始關注銀行資本治理這一研究領域。在翻閱相關文獻后發覺，國內這方面的研究比較少，而且內容略顯陳舊，已難以反映國際銀行業資本治理的最新進展。特不是新巴塞爾協議出臺后，對商業銀行資本治理思想將帶來深刻的阻礙。這使我覺得選擇如此一個論文題目既具有一定的理論意義，也具有專門強的實踐性，對我而言更是一場挑戰。文中首先運用歷史與邏輯相統一的辯證方法，較深入地透視了巴塞爾協議產生的理論基礎及歷史變遷，揭示了國際銀行監管領域的最新進展趨勢。隨后站在銀行治理者的角度，評述了新巴塞爾協議的內容和特點及對銀行資本治理的阻礙。在前文對

17、新巴塞爾協議這一國際銀行業ISO標準深入分析的基礎上，從我國銀行業資本治理的現狀入手，提出了現時期銀行資本治理的改革方向。第一章 巴塞爾協議的歷史變遷學術界一般將1988年的關于統一國際銀行資本衡量和資本標準的協議稱為舊巴塞爾協議，將1999年6月公布的新巴塞爾資本協議征求意見稿（第一稿）稱為新巴塞爾協議。新巴塞爾協議的出臺實際上確實是一個內容不斷完善、方法不斷改進、思想不斷成熟的深化過程。那個過程不僅從巴塞爾協議誕生之日起就存在，而且隨著經濟金融進展過程中不斷出現的新問題、新情況會一直連續下去。從1988年以來，巴塞爾協議差不多過多次重大修改，要緊成果體現在統一國際銀行資本衡量和資本標準的協

18、議（1997.4修訂本）、資本協議市場風險補充規定（1996.1）、有效銀行監管的核心原則（1997.9）等三個文件中，新協議的征求意見稿公布后也屢有變動。因此，本文將1988年巴塞爾協議及以上三個文件統稱為舊巴塞爾協議（以下簡稱舊協議），將1999年6月公布的新巴塞爾資本協議征求意見稿（第一稿）及2001年推出的兩個新巴塞爾資本協議征求意見稿稱為新巴塞爾協議（以下簡稱新協議）。透視新巴塞爾協議的出臺背景，需要運用歷史與邏輯相統一的辯證方法，放在具體的歷史條件下，對巴塞爾協議的演變過程作出全面分析。本文提出“三時期論”，即1988年協議的形成過程，1988-1997年的補充修改時期，1999年

19、新協議意見稿的正式提出及多次修改（全面取代時期）1.1 1988年巴塞爾協議的形成過程1.1.1 資本充足率監管的理論基礎市場經濟國家的實踐表明，不論是發達國家依舊進展中國家，以銀行為主體的金融業差不多上受監管最嚴厲的行業，金融監管是各國政府管制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有關管制的理論并沒有取得一致的認識，一種是主張加強管制，如社會利益論、社會選擇論等，一種是對管制效果持否定態度，如追逐論，專門利益論及在此基礎上進一步進展起來的管制新論。社會利益論源于三十年代美國經濟危機。該理論認為，現代經濟社會并不存在純粹的市場經濟。由于存在自然壟斷、外部效應以及信息不對稱等市場缺陷，自由競爭的市場機制不能帶來資

20、源的最優配置，甚至造成資源的白費和社會福利損失。為此，市場參與者就會集體要求作為社會公共利益代表的政府在不同程度上介入經濟過程，通過實施管制以糾正或消除市場缺陷，從而改變“一般福利”和增進資源配置效率。管制有利于整個社會，而管制成本卻由社會的微小部分承擔，整個社會的福利減去政府管制成本大于整個社會福利減去破產損失1。社會選擇論與社會利益論大同小異，只只是是從公共選擇的角度來解釋政府管制的，即政府管制作為政府職能的一部分，是否應該管制，對什么進行管制，如何進行管制等都屬于公共選擇問題。由于自由市場機制存在市場缺陷，必定要求某些方面和某種程度的外部管制，而“管制程度”作為一種公共產品只能由代表社會

21、利益的政府來供給和安排，各種利益主體則是管制制度的需求者。與贊成管制的以上兩種理論不同，追逐論、專門利益論、管制新論則對管制的效果進而其存在的必要性提出了疑問，反對管制。追逐論把管制者與被管制者間的關系比作“貓捉老鼠”的關系。最初被管制者可能反對管制，但當其變得對立法和行政的程序極其熟悉時，他們就試圖阻礙治理者通過法規或利用行政機器給他們帶來更高的收入。既然被管制者能夠通過疏通的方法讓管制者為他們增加福利，政府就應當放棄管制。追逐論忽視了一般大眾確實從某些如愛護消費者一類的管制中得到好處的事實，只看到管制具有為被管制者所利用的可能性和管制目標異化的問題，以偏概全。專門利益論的始作俑者是斯蒂格勒

22、（stigler）、貝爾特茨曼（peltzman）,認為政府管制表面上是為了公共利益，實際上僅僅愛護主宰了管制機關的一個或幾個專門利益集團的利益，對整個社會并無助益，他們把如此的政府稱為被專門利益集團所“俘虜的政府”。因此，管制既造成了巨額成本，又有害于社會公共利益1 。能夠看出，專門利益論與追逐論具有相似性，同樣也有其局限性。因此，斯蒂格勒和貝爾特茨蔓分不在1971年和1976年的論著中進展了管制存在的供求理論來解釋管制，被稱為管制新論。新論把管制看作存在著需求和供給的商品，被買賣的商品是向社會其他人財寶征稅的權利，管制是那些想要獲得利益的人所需要的。什么地點出現管制，是因為那兒有對管制的需

23、求和供給。管制不僅是為被管制者主宰的，也會被不同的利益集團所利用，還為壓力集團（它們可能并不打算直接從這項管制中得到利益）所利用。例如，生產者可能需要管制去限制那些通過疏通的方法的競爭，消費者需要管制去限制那些偽劣產品和劣質服務，政治家和官僚提供管制則是為了得到更多的競選捐助、選票和辦公津貼。至于誰是利益爭端中的勝者，取決于不存在管制時誰更生死攸關、其政治實力和市場余額的分配利潤和消費余額的分配如何。他們的結論確實是，管制對生產者較消費者有大的阻礙。關于管制的社會利益，新論認為，管制當局具有過度管制以回避個人責任的動機。結果，任何來自于管制的好處都被有關費用的增加所抵消。盡管能夠通過管制機構間

24、的競爭以幸免過度管制，但管制者之間的競爭又會導致漫不經心的競爭，因為假如管制太嚴厲，被管制者可能被趕走，管制者所受到的壓力可能最終引導他們降低所制訂的管制標準。贊成管制者著眼于管制帶來的社會利益，反對管制者則認為管制帶來了巨額社會成本。顯然，偏重于任何一方都不能完全反映經濟現實，必須對管制進行成本和收益的綜合分析。考慮管制成本的目的在于如何趨利避害，采取更有效的監管方式，達到經濟安全與經濟效率的最佳平衡，而不是取消監管，“因噎廢食”是不足取的。銀行最有必要引入監管的緣故在其外部效應和信息不對稱。盡管本頓（Benton）和吉里（Gilligen）等人在1980年代初都論證過，銀行業可能存在某種程

25、度的規模經濟，但多數金融學家都否認銀行的自然壟斷性質2。從外部效應和信息不對稱來看，銀行是一個高風險行業。銀行是依照私人成本和私人收益的權衡而作出業務決策的，當私人成本與社會成本或私人收益與社會收益不一致時，就會產生外部效應。這種外部效應源于銀行資金運動的二重支付和二重歸流。一旦某家銀行債權債務鏈條的某個環節突然斷裂，就會給工商企業和社會公眾帶來巨大損失，同時由于各家銀行通過同業借款、支付清算等活動緊密聯系在一起，銀行業的溢出效應要比其他行業更為嚴峻，一家銀行經營失敗可能會使其它銀行受到株連，從而引起整個銀行體系的混亂，并殃及社會的穩定。金融市場上的信息不對稱本來是銀行這類金融中介結構得以產生

26、的要緊緣故，但銀行業務本身也具有信息不對稱的特點。客戶（存款人）專門難掌握銀行的財產狀況和活動能力，銀行治理者和股東有利用高風險投資謀取最大化股東利益的動機。信息不對稱當然能夠使銀行臨時掩蓋其面臨的真實風險狀況，而一旦市場有所察覺，就會因公信力的喪失引起“擠兌”甚至破產倒閉。信息不對稱強化了銀行外部效應的產生。因此，社會公眾存在著強烈的監管需求，加強金融監管也是必定要求。監管是必要的，這是一個實證問題，而如何監管則是一個規范問題。這一思想也貫穿于巴塞爾協議的形成和進展過程中。假如講管制理論為巴塞爾協議實行資本充足率監管找到了理論依據，那么，20世紀70年代美國富蘭克林國民銀行和德國聯邦赫斯塔特

27、銀行的倒閉則直接催化了巴塞爾協議的產生。1.1.2 兩大銀行倒閉與巴塞爾協議的產生銀行的歷史確實是一部銀行倒閉的歷史。在銀行業萌芽、早期進展的過程中，銀行危機就經常出現了。從19世紀50年代到20世紀初，世界性的銀行危機爆發了四次。20世紀30年代資本主義世界大蕭條時期，美國、德國和日本成為銀行危機的重災區。日本的銀行減少了2/3以上，幾乎達到1000家，而美國銀行減少了1/2以上，超過了13000家。在經歷了二戰后30年的穩定局面后，從20世紀70年代起，世界銀行業出現了新的動蕩形勢，一直連續至今。僅19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就有130多個國家和地區經歷了銀行危機，約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成員

28、的3/43。銀行倒閉源于金融的內在脆弱性和糟糕的外部監管（比如存款保險的負效應）。金融內在脆弱性理論早期集中于研究宏觀經濟波動與銀行危機的關系。明斯基和金德爾伯格認為，金融環境會對經濟周期的不同狀態或某些帶來獲利機會的變化內生地作出反應。按照明斯基的講法，現實經濟中存在著三種金融處境，即避險籌資（hedge finance）、冒險籌資（speculative finance）和“龐齊”籌資（ponzi finance）。避險型企業只依照自己以后的先進流量作抵補性融資，冒險型企業依照預測的以后的資金豐缺程度和時刻借款的投機性借款，“龐齊”籌資者是投資回收期專門長的借款人，他們在較長期內無法還本付

29、息，而且需要滾動融資。經濟繁榮導致后兩種借款人的比例增加，企業、家庭的債務相關于收入的比重越來越高，股票和不動產的價格持續上漲。在經濟上升期逐漸結束時，流入企業的信貸資金減少，出現違約和破產浪潮。銀行不良資產增加，危機爆發。明斯基認為代際遺忘會使今天的貸款人不記得昨天的貸款人的教訓，市場競爭的壓力會使銀行作出不慎重的貸款決策，導致銀行危機周期性出現。金德爾博格的研究同樣表明，經濟周期波動導致企業外部金融環境的變化，融資的不同模式有助于理解金融不穩定現象的出現4。明斯基和金德爾伯格差不多上從周期性角度解釋金融體系不穩定的孕育和進展。隨著博弈論和信息經濟學等微觀經濟學的的最新進展，經濟學家重新對金

30、融市場的微觀行為基礎有了深刻理解，金chrd.J.Hering 運用認知心理學的研究成果提出了災難短視假設，解釋了銀行內在脆弱性。按照Tversky 和Kahneman（后者因將心理學運用于經濟學研究領域而榮獲2002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1982年的發覺，決策者們（或者是受過訓練的統計師們）具有在“預見性直覺”基礎上形成的對主觀概率予以公式化的傾向，即決策者們會自然而然地猜想一些將要發生的事件。“預見性直覺”會產生“預見性偏差”，主觀概率會隨著時刻的推移而不斷下降。而“臨界點直覺”使得低估外部沖擊事件發生的概率的傾向更為加劇（臨界點是指決策者們一旦達到了某個臨界點，他們的行為專門少會發生什么變

31、化，即使在有跡象表明沖擊事件發生的實際概率差不多增加）。“可預見性”和“臨界點直覺”共同導致了“災難短視癥”的發生，即隨著時刻的推移，人們傾向于低估那些低頻率外部沖擊事件發生的概率。在一定程度上，由于主觀概率下降，銀行便不知不覺承擔了相關于其資本實力的較大的風險敞口，因此，銀行體系抵御災難的能力變得更加脆弱了。Herring還認為，銀行染上災難短視癥的緣故在于不確定性會導致大伙兒產生隨大流的心理，因為隨大流是所有銀行家證明自己推斷正確的一個顯而易見的證據，也是一旦外部沖擊發生，銀行家反駁事后指責的一道防線3。銀行內在脆弱性是銀行危機產生的最全然緣故，銀行危機具有強烈的負外部效應，帶來了巨大的社

32、會成本，從而加強銀行監管也就十分必要了。但巴塞爾協議產生往常，金融監管要緊是外部的事后補救。各國中央銀行一方面充當最終貸款人（通常以低于市場的利率放貸），在商業銀行面臨流淌性危機時對其施以援手，另一方面推出存款保險制度，對受損公眾進行補償。最終貸款人制度實際上是隱含的存款保險制度，與存款保險制度一道承擔了本應由存款保險銀行承擔的風險損失，有效抑制了銀行“擠兌”和由此誘發的銀行危機。但同時刺激了銀行增加高風險投資轉嫁保險成本以獵取高額利潤的欲望和擴大債務依存度的沖動，即產生了道德風險，因清償力不足而倒閉的可能性卻增加了，加劇了銀行的內在脆弱性。Merton(1977,1978)使用期權定價模型、

33、Kareken和Wallace(1978)以及Dothan和Williams(1980)使用狀態偏好模型分不研究了存款保險制度帶來的道德風險問題，得出了差不多一致的結論：通過提高資產風險和財務杠桿比率，能夠最大化存款保險期權的價值，從而最大化銀行股東的價值，因此銀行有降低資本金的動機6。針對道德風險的一種解決方法確實是依照存款保險銀行的風險級不收取不同的保費，這是美國在1994年改革舊的存款保險收費制度時采取的方法。然而由于信息不對稱的存在，依照風險精確地計算保費是不可能的6。而且對保險費的精確定價導致了高效率銀行對低效率銀行的補貼，從而使得低效率銀行沒有動機去模仿高效率銀行，以致其無法提高資

34、源配置的效率，從社會福利的角度來看是不可取的6。幸免道德風險的另一種方法確實是增加銀行凈值，使銀行股東承擔銀行倒閉的相當部分損失，資本充足率監管被作為存款保險制度的補充性制度引入了銀行監管框架。從理論上講，在不存在存款保險制度的情況下，市場競爭會促使以股東價值最大化為目標的銀行自動實現合適的資本規模。因為當一家銀行因資本不足而有較高的經營風險時，將不能汲取未保險的存款，過高的風險也使銀行的股票價格下跌，而假如持有過多資本時，因財務杠桿過低而降低股本收益率，同樣會導致銀行股票價格下跌。然而存款保險扭曲了銀行的資本決策行為，銀行具有維持過高財務杠桿的傾向，個不銀行所追求的理想資本比率對整個社會來講

35、并不是理想的。即使沒有存款保險，因為大部分商業銀行的股票不是公開交易的，難以有充足的信息促使銀行的經營活動完全遵守市場規則。因此，由監管當局規定最低資本比率是一個行之有效的方法。實證研究也表明，20世紀80、90年代資本比率較低的銀行傾向于比符合資本充足性要求的銀行更大幅度地提高這一比率7。富蘭克林國民銀行的倒閉是1970年代美國最有阻礙的銀行倒閉事件。1974年5月，該行宣布在外匯投機中出現巨大損失，同時由于業務擴張太快，銀行出現大量不良貸款。消息的披露導致了富蘭克林國民銀行資金的大量抽逃。五個月后，有著50年歷史的富行因無力償還債務而倒閉。同年六月，與富蘭克林國民銀行有著同一個股東（辛多納

36、公司）的聯邦德國赫斯塔特銀行因外匯損失達5億美元導致資金償付能力嚴峻不足而不得不倒閉，同時導致外匯市場收市前與該行進行交易的銀行出現損失，引起了美國支付系統的緊張，從此無法履行銀行間支付義務的風險即被稱為“赫斯塔特風險” 8。兩大銀行的倒閉使各國監管機構在驚愕之余開始全面審視擁有廣泛國際業務的銀行監管問題。1975年9月，第一個巴塞爾協議出臺，隨后在1983年又進行了修改。兩個協議并無實質性差異，后一個協議差不多上是前一個協議的具體化和明細化，對清償能力等監管內容都只提出了抽象的監管原則和職責分配，未能提出具體可行的監管標準，而且各國對國際銀行業的監管差不多上各自為戰、自成體系，充分監管的原則

37、無從體現。進入80年代，西方金融機構相繼出現經營危機和爆發國際債務危機，嚴峻危及西方發達國家大銀行的生存，而且隨著世界范圍內金融創新的浪潮不斷高漲，新的融資工具和融資形式層出不窮，銀行經營風險越來越大。現代金融業的進展使各國金融機構緊密聯系，相互依存，危機具有專門強的傳染性。同時銀行業務全球化與各國銀行間的激烈競爭，使監管機構應該有一個統一標準來監管銀行，以利于有序、公平競爭。長期以來，國際上有關資本與資產比率問題一直存在爭議。據1985年和1986年的統計數字，美、英和瑞士等國資本對資產比率較日本高9。為此，美國指責正是偏低的資本對資產比率使得日本銀行無視經營風險能夠在國際市場上迅速擴張，一

38、旦風險轉化成為損失，則會給國際金融界帶來災難。而日本銀行聲稱擁有龐大的未公開儲備，若將其計入資本，則資本對資產比率并不低于美國和英國。為消除國際銀行業不平等競爭的根源，統一資本構成和比率顯得極為重要。正是在此背景下，1988年巴塞爾協議應運而生，核心內容是對國際化程度較高的銀行提出了最低資本充足率要求，包括四部分內容：資本的定義，將銀行資本劃分為核心資本和附屬資本，各類資本有明確的界限和不同的特點；風險權重的計算標準，依照資產類不、性質及債務主體的不同，將銀行表內資產項目劃分為0%、20%、50%、100%四個風險權重檔次，表外項目通過信用轉換系數轉換為表內風險資產并確定相應的風險權重；8%的

39、最低資本充足率要求，其中核心資本充足率不得低于4%；過渡期及實施安排10。其差不多任務確實是：促進國際監管領域的長期合作，按照“沒有任何境外銀行機構能夠躲避監管”的原則堵塞國際監管中的漏洞；建立比較一致的資本充足率衡量標準，以強化國際銀行系統的穩定性，消除因各國資本要求不同而產生的不平等競爭。巴塞爾協議是西方十國集團在繼赫斯塔特銀行和富蘭克林國民銀行倒閉以來，對國際銀行監管方面存在的諸多問題進行研討而總結出來的。協議將監管視角從銀行體外轉向了銀行體內，將資本金要求與資產的風險程度掛鉤，體現了資本的質與量的統一，對商業銀行資本治理思想產生了深刻阻礙。由于其對保證公平競爭、促進國際銀行體系的穩定進

40、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得到了各國銀行監管機構的普遍同意。假如某個國家未按協議要求對其本國商業銀行實行監管，該國銀行在海外的業務活動即有可能受到卑視性待遇。1.2 補充和修改時期1988年協議的制定和逐步推廣為進行有效的銀行監管提供了國際標準，對防范與化解銀行業的風險、維護銀行體系的穩定發揮了積極作用。然而九十年代以來，隨著金融市場的不斷進展，國際銀行業經營方式的日新月異，金融創新的層出不窮，監管當局發覺按照1988年協議計算出的資本充足率有時并不是衡量銀行財務狀況的良好指標。該協議在實施過程中，暴露出許多方面的缺陷。1監管重心局限于銀行是否滿足資本充足率的外部標準，對銀行內部的風險治理重視不夠，

41、缺乏適當的激勵機制來鼓舞銀行采取降低風險的技術（如僅對抵押品放寬了最低資本規定），資本治理與風險治理在專門大程度上是分離的。這容易引發銀行過分強調資本充足的傾向，從而相應忽略銀行業內部風險操縱機制的建設。據統計，92%的銀行靠增加資本（分子對策）來提高資本充足率，而忽視風險操縱11。如此，就有可能出現某些銀行盡管符合資本充足性的要求，但也可能因為其它風險而陷入經營困境的現象。最典型的就屬巴林銀行的“李森現象”了。巴林銀行在1993年底資本充足率遠遠超過8% ，在1995年1月還被認為是安全的，但1995年2月末，就因為從事金融衍生交易而破產了。2只強調了信用風險防范的重要性。市場風險如銀行帳面

42、資產的利率風險及其它風險如操作風險、流淌性風險、法律風險及名譽風險等卻沒有重點考慮。比如利率風險，帳面資產的資產價值可能與它們當前的市場價值存在顯著差異，因此，會計帳目的滯后可能產生一種假象，即一個能夠同意的健康的資產負債表可能隱含著市場價值的損失，這種現象在銀行的衍生工具交易中表現的特不明顯。當時，由于表外業務的種類、規模及其破壞力有限，協議只是簡單地將期限、種類各異的表外資產通過信用轉換系數套用表內資產的風險權重來確定風險權重，并相應提出資本充足性要求。3對信用風險只是依照資產屬性（如現金、政府債券、對私人部門的債權或抵押貸款等）來粗略地確定資產的風險權重，盡管資產屬性與資產質量有一定的相

43、關性，但沒有考慮同類資產不同資產質量的要求，無法有效識不各層次信用風險的程度，因此不能合理有效地區分不同借款人或締約方不同程度的違約風險，從而也就無法十分準確地反映銀行資產的真實風險狀況。同時，舊協議中的風險權重是按是否為OECD成員國劃分，而不按真正的信用風險大小劃分，如規定OECD成員國的主權風險權重為零，非OECD成員國的主權風險為20%。如此，信用分析評判中的信用標準扭曲為國不標準，既不利于協議的國際施用性，不符合其公平競爭的宗旨，又降低了風險權重對風險程度的敏感性。4沒有對銀行資本套利交易規定相應的風險權重。資本套利確實是銀行運用各種手段盡量減少監管資本的數量，如采取各種不同形式的證

44、券化將信用風險轉化為市場風險或其他風險來降低資本金的要求，廣泛采納控股公司的形式來躲避資本金的約束等等12。就國際范圍來講，在越來越復雜的金融市場上，監管資本 監管資本確實是監管部門的最低資本要求。的套利行為使銀行可能更傾向于資產質量較差的資產組合，導致銀行系統風險加大以及銀行間的不公平競爭，造成監管資本與經濟資本 經濟資本確實是銀行為了從事風險業務活動所必需的資本金。 監管資本確實是監管部門的最低資本要求。 經濟資本確實是銀行為了從事風險業務活動所必需的資本金。5信用風險衡量線性化，不能解釋銀行的組合風險。協議單獨地確定每類資產的風險權重，然后加總得到一個整體衡量，沒有考慮這些資產之間的相關

45、性，而組合內資產之間的相關性可能嚴峻改變整個組合風險。為適應不斷進展變化的金融形勢，巴塞爾委員會對舊協議進行了大面積的修改和補充，相繼出臺了一系列重要文件，其成果集中體現在資本協議市場風險補充規定（1996.1）、統一資本計量與資本標準的國際協議（1997年4月修訂本）、有效銀行監管的核心原則（1997.9）等三個文件里，要緊內容如下：1資本計量方面。認識到預備金對銀行經營的重要性及其在不同條件下的性質差異后，1991年11月重新定義了可計入銀行資本用以計算資本充足率的一般呆帳預備金，將用來彌補以后不確定損失或并非差不多查明的特定資產的貶值而設立的預備金計入附屬資本，而將那些針對差不多發覺的損

46、失或發覺的任何資產、某一類資產或某一部分資產的貶值而提取的預備金排除在外，列入附屬資本的預備金不得超過風險加權資產的1.25個百分點。引入了三級資本的概念，條件是：到期日至少為2年的短期次級債務，且必須在需要時能成為銀行的部分永久性資本；必須是無擔保、不得提早償還的債務，同時有條款保證，當銀行償還該債務使其資本充足率降到最低要求以下時，即使債務到期，銀行也不必償還本金或支付利息；三級資本只用于防范市場風險，且不超過用于抵御市場風險的一級資本的250%。在不違反1988年協議的前提下，三級資本可替代250%的二級資本。二級資本之和仍不能超過一級資本的100%，但二級資本和三級資本之和是否不應超過

47、一級資本則由各國自己決定13。2作為金融快速自由化、國際化的反映，開始提升對市場風險的認識。20世紀90年代以來，由于金融市場自由化速度的加快和國際銀行業的迅速擴張，加上新技術的廣泛運用，使得國際金融市場的聯系空前緊密，世界金融形勢錯綜復雜。隨著衍生金融品種及其交易規模的迅猛增長，銀行業越來越深入的介入了衍生品種的交易，或是以資產證券化和控股公司的形式來躲避資本管制即資本套利，并將信用風險轉化為市場風險或操作風險，銀行與金融市場的交互阻礙也越發顯著。這使巴塞爾委員會認識到，盡管1988年協議的執行差不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銀行的信用風險，但以金融衍生工具為主的市場風險卻時常發生，幾起震驚世界的銀

48、行和金融機構危機大案如巴林銀行、大和銀行倒閉事件促使人們對市進行了調整，并在1996年1月推出資本協議市場風險補充規定。補充規定認識到，市場風險是指銀行交易帳戶中與利率有關的金融工具、股票、外匯及商品交易中因市場價格變動導致的風險。交易帳戶是指：銀行在自營時建立的旨在短期內轉手出售和/或從實際和/或預期買賣差價中獲益，或從其他價格及利率變動中獲益的金融工具的頭寸；從匹配的自營經濟交易和造市交易中產生的頭寸；為交易帳戶中的其他項目進行套期保值而建立的頭寸13。某些專門用于為交易活動進行避險而不是用來交易的表內表外各類工具，不論是否構成交易帳戶的組成部分，實際上并不屬于交易帳戶，因此，銀行擁有是否

49、將其納入市場風險計量指標的自主權（因此，監管部門要嚴格監控銀行是否按既定標準對交易帳戶和其他帳戶進行歸類），但仍受資本協議所規定的關于信用風險的資本要求的約束。補充規定改變了舊協議中將表外業務比照表內業務確定風險權重并相應計提資本金的簡單做法，銀行能夠選擇標準化的衡量方法或內部模型作為衡量其市場風險資本要求的基礎。1993年4月巴塞爾委員會頒發的建議中對市場風險最初提出使用標準法計算市場風險。1995年4月，巴塞爾委員會頒布了關于市場風險資本要求的內部模型法的文件，對市場風險模型進行了專門大的擴展，第一次同意銀行應用自己的風險度量模型決定風險資本配置，這一決定源于巴塞爾委員會認識到許多大銀行差

50、不多開發了周密的風險治理系統，而且大多數風險治理系統要比監管部門規定的復雜得多。標準法和內部模型法差不多上基于VAR法。VAR確實是在特定時刻段內和一定的置信度下（目標清償率或損失愛護目標）預期的最大損失。標準法使用“分塊法”（BUILDING BLOCK）分不計算出一個投資組合在面臨利率風險、外匯風險、股權風險和商品風險的情況下的VAR，再將四者相加得到銀行總的VAR值。由于VAR的構造遵循一個高度結構化和標準化的程序，這種方法被稱為標準法。標準法有明顯的缺陷：未能充分考慮不同工具與市場間的相關性及組合效應，不能有效地促進風險分散；由于許多銀行差不多采納了復雜的風險測度體系，使用標準法難以與

51、銀行自身的計量系統專門好的統一，給銀行增加了額外負擔；資本要求與每一資產類型的實際變化間只有松散的聯系，無法操縱銀行的資本套利行為，從而難以激勵銀行改善風險治理制度，而且也會扭銀行對資產組合的選擇。為鼓舞銀行采納較先進的風險治理技術，經監管部門認可的銀行可運用成熟的內部風險模型計算市場風險的資本充足率。 內部模型法測量VAR的方法要緊有德爾塔正態法（或稱為方差/協方差矩陣法）、歷史模擬法和蒙特卡羅模型法。通過將銀行交易活動中產生的價格和頭寸數據、持有期 持有期是指頭寸價值變化的期間。、觀看期 觀看期是指觀看風險要素價格的歷史時刻。及達到某一審慎的愛護度的置信區間等計量系數輸入上述某種模型，就能

52、計算出單一頭寸或不同風險要素或所有市場風險的VAR，并可按下式轉換為資本要求 持有期是指頭寸價值變化的期間。 觀看期是指觀看風險要素價格的歷史時刻。 （1.1）其中：某一天的市場風險資本要求。乘數因子，由各國監管機構確定，最低為3。前天的值。假如返回檢驗（backtesting）顯示一個銀行的內部模型對風險的預報不準確，則應對乘數因子加上一個懲處因子，目的在于激勵銀行改進模型的預測精度，提高銀行的風險治理水平。 巴塞爾委員會要求銀行采納統一的計量參數：持有期為10個交易日或兩個星期；99%的置信區間；至少有一年歷史數據的觀看期，且至少每季度更新15。內部模型法的推出是一大創新，較好地解決了標準

53、法存在的問題，差不多初步顯示了巴塞爾委員會監管思想的變化，即開始重視銀行內部治理對最低資本充足率要求的補充作用，尋求建立適當的激勵機制，進一步推動銀行機構建立自己的穩健的風險治理系統。 3新協議的三大支柱思想差不多在有效銀行監管的核心原則中初步體現出來。核心原則從7個方面制定了有效銀行監管體系必備的25條原則。強調監管部門應把監管重點放在督促銀行建立全面的風險治理程序、與其業務性質及規模相適應的完善的內部操縱制度以及信息的收集與披露等方面，突出了監管部門的監督檢查和市場約束對最低資本規定的補充作用。核心原則標志著監管思想的進一步深化，不僅僅滿足于銀行是否達到了資本充足率標準，更關懷的是如何激勵

54、銀行加強內部治理來達到資本充足的目的。對商業銀行來講，意味著由靜態的資本治理開始向動態的資本治理過渡。這一文件具有十分重要的承前啟后的作用，既是對1988年以來協議不斷修改和補充的一個全面的原則性總結，也為新協議的出臺以全面替代舊協議提供了一個指導性框架。盡管該文件要緊解決了監管原則問題，未能提出更具操作性的監管方法和完整的計量模型，但為新協議的全面深化留下了寬廣的空間。4初步認識到除OECD成員國與非成員國之間存在國不風險外，OECD成員國之間同樣也存在國不風險，因而一改舊協議中對所有經合組織成員國均確定零主權風險權重這一極其簡化的衡量方法，于1994年6月重新規定了對OECD成員國的資產風

55、險權重，并調低了墨西哥、土耳其、韓國等國家的信用等級。1.3 新協議醞釀出臺盡管舊協議歷經修改和補充，然而仍難以保證資本充足率要求與銀行實際風險狀況匹配。首先，對信用風險的計算方法仍然不夠先進。舊協議只是重新確定了OECD成員國的資產風險權重問題，但對非OECD成員國的風險權重卑視仍未解除。此外，風險權重的級次仍過于簡單且不合理，僅有0%、20%、50%及100%等四個檔次，沒有充分考慮同類資產及不同借款人的信用差不，也就難以反映銀行面臨的真實風險。美國經濟學家俄特曼（2001）依照美國非金融機構所發債券的數據，運用蒙特卡羅模型模擬實證研究后得出的結論也證實了這一點16。市場上金融創新的進步和

56、日益復雜的金融交易也降低了這些方法的針對性。其次是全面風險治理問題。舊協議差不多在1997年的有效銀行監管的核心原則中形成了全面風險治理的觀念和差不多框架，但并未對其內容作詳盡的闡釋，更未提出切實可行的方法，因而關于信用風險、市場風險和操作風險的全面治理還停留在理論上論證、方法上探究的時期，至于這三類風險的計量應建立哪些模型，模型中應選擇哪些參數以及相應的資本金要求又如何設計等問題，幾乎都沒有涉及。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及危機的蔓延所引起的金融動蕩，使得各國金融監管當局和國際銀行業普遍感到，金融業存在的問題不僅僅是信用風險或市場風險等單一風險的問題，而是由信用風險、市場風險和操作風險等其

57、它風險并互相交錯共同作用造成的，應盡快重新修訂現行的國際金融監管標準，使之更完善，更有透明度，以強化國際銀行系統的穩定性，加強金融監管的國際合作，消除因各國監管標準不同而產生的不平等競爭。近年來國際大銀行在信用風險治理的方法和模型方面取得的巨大進展，也為巴塞爾委員會重新制訂新的資本框架提供了技術上的可能。在這種背景下，巴塞爾委員會在總結以往工作經驗對過去十年來協議的實施效果進行了充分調研的基礎上于1998年開始著手制訂新協議，以全面取代1988年的資本協議。1999年6月巴塞爾委員會公布了新資本協議征求意見稿，在綜合了各方的意見并通過深入討論后，于2001年1月再次公布了修改后的新資本協議草案

58、，接著征求意見，打算2001年底公布新協議的正式稿，2004年正式實施。2001年6月25日巴塞爾委員會決定將制訂和實施新協議的時刻表推遲一年，決定于2002年初公布資本協議草案，2002年底定稿，并預定于2005年在十國集團內正式開始實施。最近巴塞爾委員會就將要出臺的新巴塞爾協議一事確定了最后的時刻表，打算在2003年第四季度最終定稿。各家銀行和監管當局可花三年左右時刻來調試和進展必要的匹配系統與程序，以便符合新協議的標準要求。2006年底，新協議的框架內容將正式付諸實施17。新協議將努力達到以下目標：在至少維持金融體系目前資本總體水平的基礎上接著促進金融體系的安全性和穩健性，促進公平競爭，

59、提供更全面的處理風險的方案，協議處理資本充足率的各種方法應以適宜的方式敏感地反映銀行頭寸及其業務的風險程度，側重點應放在國際活躍銀行上，但其差不多原則應適用于復雜程度各異的所有銀行17。第二章 新協議的風險資本要求分析2.1 新協議的概述新協議的要緊內容可概括為三部分：一是最低資本要求（Minimum Capital Requirement），二是資本充足性監管(Supervisory Review Of Capital Adequacy)，三是市場紀律(Market Discipline)，這確實是互為補充的三大支柱。三大支柱構成有機的整體，將更加全面評估銀行風險，以保證銀行資本充足性能對銀

60、行業務進展和資產負債結構變化引起的風險程度有足夠的敏感性。2.1.1 最低資本要求新協議繼承了舊協議以資本充足率為核心的監管思路，將資本金視為最重要的支柱。最低資本要求是建立在舊協議差不多內容的基礎上, 仍然包括三大內容：監管部門對資本的定義，風險頭寸的計量及依照風險程度的最低資本要求。其中，就資本的定義和8%的最低資本充足率而言，委員會仍維持舊協議的規則不變，但就風險頭寸計量，要緊變化在于處理信用風險的方法及對操作風險所需資本的明確規定，提出了更精確和全面的評估信用風險、市場風險和其它風險（包括銀行帳戶的利率風險、操作風險如操縱風險、信息技術風險、欺詐風險以及法律風險、商譽風險等）的方案。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