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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檔簡介
1、雙邊投資(tu z)協定、制度環境和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上) 2012年07月31日 16:51 來源:經濟(jngj)研究2012年第5期 作者:宗芳宇 路江涌 武常岐 字號 HYPERLINK javascript:doZoom(18) t _self HYPERLINK javascript:doZoom(16) t _self HYPERLINK javascript:doZoom(14) t _self HYPERLINK javascript:window.print(); t _self 打印(d yn) HYPERLINK mailto:skw01 t _self 糾錯
2、HYPERLINK /jjx/xk/jjx_yyjjx/csqyhjjjx/201312/t20131219_915032.shtml l 分享#分享 t _self 分享 HYPERLINK javascript:void(0) t _self 推薦 瀏覽量 131內容摘要:關鍵詞:作者簡介:內容提要:雙邊投資協定是兩國政府為了促進和保護雙邊投資簽署的協議。作為特定的聯系兩國的雙邊制度因素,雙邊投資協定給企業提供了不同于國家制度環境的保護,因而對企業的投資區位決策產生影響。本文建立了關于雙邊投資協定、東道國制度環境與母國制度對發展中國家企業對外投資區位選擇作用的研究框架。基于中國上市公司20
3、03年至2009年對外直接投資的數據,本文有三點發現:首先,雙邊投資協定能夠促進企業到簽約國投資;其次,雙邊投資協定能夠替補東道國制度的缺位,對于促進企業到制度環境較差的簽約國投資的作用更大;此外,雙邊投資協定還能夠彌補母國制度支持的不均衡性,對于幫助非國有企業到簽約國投資有著顯著的積極作用。關鍵詞:雙邊投資協定,制度環境,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一、引言從2001年實施“走出去”戰略以來,我國對外直接投資(FDI)連續保持快速發展勢頭。截至2009年底,我國1.2萬家境內投資者在全球177個國家和地區設立對外直接投資企業1.3萬家,對外直接投資累計凈額2457.5億美元,居全球第15位和發展中
4、經濟體第3位(商務部,2010)。類似對外直接投資迅速發展的現象在其他發展中國家也普遍存在。2009年,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凈額達到2800億美元,占全球FDI輸出的25.5%。而在2003年,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凈額僅為562億美元,占全球比例10%。從跨國公司數量來看,1992年時發展中國家的跨國公司占全球跨國公司總數的比例還不到10%,但在2008年時這一比例已經達到28%(UNCTAD,2009,2010)。在這種背景下,研究發展中國家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對實踐有很大指導意義。與發達國家企業循序漸進的海外發展模式不同,發展中國家企業對外、投資速度快、力度大,經常通過多種進入模式同時到多
5、個國家投資,呈現出加速增長的態勢(Guilln&Garcfa-Canal,2009)。因此,研究發展中國家企業對外投資的行為特點還能夠完善既有的基于發達國家企業對外投資的理論。區位選擇是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戰略決策,決定了企業投資的風險和成敗(Dunning,1998)。國際商務領域的研究分析了東道國的制度環境和東道國與母國的距離因素對企業區位選擇的影響。為了保護產權,企業傾向于到政治穩定、制度成熟和有支持外企投資政策的東道國投資(Henisz&Delios,2001)。為了減少組織協調和適應的成本,企業往往到與母國文化距離、心理距離和制度距離較近的東道國投資(Johanson&Vahlne
6、,1977;Kogut&SinRh,1988;Kostova,1999)。鑒于發展中國家企業與發達國家企業對外投資的差異,學者們進一步從母國方面探討了發展中國家企業區位選擇的影響因素,提出跳板和制度逃逸等視角(Luo&Tung,2007;Witt&Lewin,2007)。然而,已有國際商務領域文獻主要關注東道國或者母國的單方面因素以及兩國的距離因素對企業投資區位選擇的影響,系統研究母國和東道國之間特有的雙邊聯系因素作用的文獻還不多。“雙邊聯系因素”是指母國和東道國之間特有的聯系因素,能夠直接對雙邊國家間的投資發揮作用。兩國之間簽訂的雙邊投資協定就具備了這些特征。雙邊投資協定(Bilateral
7、 Investment Treaties,下文簡稱“BIT”)是由兩國政府簽訂的,旨在鼓勵、促進和保護兩國間投資的法律協定。通過對簽約國之間投資的準入條件、投資待遇、征收情況和爭議解決辦法等權利和責任的明確規定,BIT從法律層面上提供了對投資者的鼓勵和保護。兩國之間的距離因素雖然也是雙邊因素,但不是“雙邊聯系因素”,而是屬于各國之間普遍的距離存在。東道國并不是對具有特定距離的投資國給予特定的保護,而BIT是東道國針對來自簽約國的投資進行專門保護的依據,因此是特定地聯系母國和東道國并影響雙邊投資的雙邊聯系因素。國際商務領域雖有少量研究提出國家間多雙邊協定對于企業對外投資的作用,但大都為宏觀層探討
8、,系統的實證研究非常少見(Luo et al.,2010)。政治經濟學領域從國家層面研究了BIT幫助發展中國家吸引外資的作用,發現BIT通過保護投資產權以及保障外資投資的公平和優惠待遇促進了簽約國之間的雙邊投資,顯著增加了發展中國家的外資流入(Busse et al.,2010;Desbordes&Vieard,2009;Neumayer&Spess,2005)。然而現有關于BIT的研究尚有不足之處。首先,這些研究大都以BIT和發展中國家吸收外國投資為背景,很少探討BIT對發展中國家企業對外投資的作用。隨著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快速發展和發展中國家簽訂的BIT對于各項內容的日趨完善,發展中國
9、家簽訂的BIT不僅能起到吸引外資的作用,而且還能起到促進本國企業到簽約國投資的作用。其次,政治經濟學對BIT的研究多限于國家層面,BIT在企業對外投資決策中的作用尚待研究。第三,發展中國家企業潛在目標投資國的制度環境差別較大,母國制度對于不同類型企業的支持程度往往不同,因此BIT與東道國和母國制度環境的交互作用對于企業區位選擇的影響機制也值得進一步探討。本文結合國際商務領域的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理論和政治經濟學關于BIT的研究,以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為研究背景,探討作為“雙邊聯系因素”的BIT就發展中國家企業對外投資區位選擇的作用。我們希望回答以下三個問題:(1)BIT能否促進發展中國家企業到簽約
10、國投資?(2)BIT與東道國制度環境之間的交互作用對企業對外投資區位選擇有什么影響?(3)BIT與母國制度因素之間的交互作用對企業對外投資區位選擇有什么影響?我們認為BIT能夠促進發展中國家企業到簽約國投資。作為對簽約國投資的特殊制度保護,BIT能夠彌補東道國制度環境的不足,對于促進企業到制度環境較差的簽約國投資可能起到更大作用。非國有企業得到的母國制度支持比國有企業少,BIT的保護作用顯得更為重要,因此BIT對于促進非國有企業到簽約國投資的作用可能更大。本文以我國上市公司2003年至2009年對外投資為研究背景檢驗并支持了相關假設。下文安排依次為理論和假設、計量方法和實證結果,以及討論和結論
11、。二、理論和假設(一)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國家層面制度因素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是在東道國長期、高成本的資本投入,東道國的環境將直接影響到企業的運營和成敗,因此選擇合適的東道國是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決策(Dunning,1998)。國際商務領域研究的國家層面制度因素主要包括東道國和母國的制度以及母國和東道國的距離因素。1.東道國制度環境東道國的制度環境直接影響到企業的海外運營風險。東道國稅率減免、準入限制放寬、本地資源自由轉讓等開放的制度環境能夠為外資企業解除限制、提供便利和降低成本(Meyer&Nguyen,2005)。穩定的東道國政治經濟環境能夠為企業經營提供一個安全穩定的發展環境,使企業的
12、資產免于遭到動蕩的政局和戰亂以及大幅波動的經濟的影響和破壞,是企業生存的基本保障(Henisz&Delios,2001;Delios&Henisz,2003;Garcia.Canal&Guilln,2008)。此外,東道國制度越成熟、產權保護制度越健全,企業的運營環境也越規范,企業的產權越能得到有效保護(Buckley&Casson,1998;Wei,2000;張建紅、周朝鴻,2010;楊全發、韓櫻,2006)。成熟的制度環境還意味著政府政務和立法透明、腐敗程度低,能夠減少企業成本,為企業投資的增長提供良好環境(Globerman&Shapiro,2003)。2.母國制度環境因素母國制度環境的
13、質量、政治風險和制度成熟度是影響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因素。制度逃逸視角認為母國制度環境約束條件很多時,企業的發展受到很大限制,因而通過對外投資從母國制度環境逃逸(Witt&Lewin,2007)。母國政治環境風險越大,企業在母國經營的風險越大,越容易發生逃逸投資。跳板視角則認為,母國的制度和市場環境的限制太多時,企業能夠獲得的資源和制度支持比較少。所以,企業以對外投資為跳板,到有戰略資源和市場開放的東道國投資以規避風險(Luo&Tung,2007)。同時,母國的各種對外投資的鼓勵優惠政策是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正向催化劑(Lu et al.,2011)。母國政府制定鼓勵企業對外投資的政策,如對于
14、某些行業對外投資優先審批、貸款優惠或者稅率減免,能夠直接為企業提供便利、減少成本。3.東道國與母國間的“距離”與東道國和母國的單方面制度因素不同,東道國與母國的各種“距離”是雙邊因素。為了成功嵌入當地環境,減少組織協調與適應的成本,發達國家的企業在國際化初期傾向于到與母國文化距離、心理距離和制度距離較近的國家投資(Johanson&Vahlne,1977;Kogut&Singh,1988;Kostova,1999;Xu&Shenkar,2002;楊忠、張驍,2009)。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則表現出較強的適應能力,常常出于尋求戰略資產的目的進入距離不同的國家(Guilln&Garcia-Canal,
15、2009)。然而,“距離”這一雙邊因素只是東道國和母國之間客觀存在、并且任何兩個國家之間都有的普遍距離存在,并不是母國和東道國專門設定、符合兩國之間特定情況和相互利益并影響雙邊投資的聯系因素。從文獻回顧可以看出,關于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影響因素,國際商務領域主要從東道國和母國的單方面因素以及兩國之間的距離因素進行了討論。將雙邊聯系因素BIT納入已有研究,能夠建立一個結合單雙邊因素的更為完善的區位選擇影響因素研究框架。(二)雙邊投資協定雙邊投資協定是兩個國家為了鼓勵、促進和保護相互之間的投資而簽署的法律協定(UNCTAD,2000)。最初BIT主要是由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共同為了保護發達國
16、家在發展中國家的投資而簽訂。20世紀80年代以來,尤其是90年代開始,發展中國家之間也簽訂了大量BIT(UNCTAD,2000)。根據聯合國貿發會議的統計,截至2009年,全球的BIT總數已達到2750個,其中約26%的BIT是在發展中國家之間簽訂(UNCTAD,2009,2010)。發展中國家簽訂的BIT在內容上日趨完善,在投資準入、投資待遇和爭議處理等方面的相關內容越來越重視保護在簽約國的投資,為本國企業對外投資做好護航準備(UNCTAD,2010;余勁松、詹曉寧,2006)。BIT具體內容因兩國具體的談判結果不同而有一定差別,但一般都包括以下幾部分內容:投資的定義、投資準入和待遇的規定、
17、收益匯出的規定、征收和補償、賠償損失以及爭議解決。BIT保護的投資較廣泛,一般為一國的投資者在另一國領土內各種類型的財產,包括貨幣資金、動產和不動產、工業產權、專利技術、股權和特許權等內容。投資準入和待遇部分規定了外資的準入條件和享受的待遇。BIT一般都規定按照東道國的法律法規鼓勵簽約國來投資。投資待遇方面,BIT一般規定來自簽約國的投資在當地享有公平公正且不低于本國和第三國的待遇。在收益匯出方面,BIT規定允許投資者隨時將投資中產生的利潤、股息、利息等收益匯出東道國。避免東道國對投資的征收和國有化是投資保護的重要內容,BIT一般都進行了詳細規定,要求征收外國投資必須滿足一定前提條件,例如出于
18、公共利益、依照國內法律程序、采取非歧視性的方式并給予補償等,還應按照投資被征收前的價值及時補償。賠償損失部分規定了東道國發生戰亂等重大事件使另一國投資受到損失時的補償情況,要求采取的補償措施應不低于本國及第三國。爭議一般包括締結雙方之間的爭議和一方投資者與另一締結方之間的爭議。對于前者,BIT鼓勵通過外交方式解決;對于后者,BIT首先鼓勵雙方通過協商友好解決,如果不能解決,可以通過東道國行政司法程序解決或者按照BIT規定提交解決投資爭端國際中心仲裁。從內容上看,BIT從多個環節保護了簽約國的投資。利用國家層面投資數據的實證研究結果驗證了BIT促進簽約國吸引外國投資的作用。Egger&Pfaff
19、ermayr(2004)發現OECD國家之間生效的BIT能夠增加30%的雙邊投資存量。Busse et al.(2010)進一步分析了1978年至2004年間28個國家與83個發展中國家的雙邊投資數據,發現BIT顯著促進了簽約國向發展中國家東道國的外資流入。Tobin&Rose-Ackerman(2011)研究了1984年至2007年97個國家的總體數據后發現,簽訂BIT能夠有效幫助發展中國家吸引FDI,但是需要同時考慮東道國的制度和簽訂BIT的總數。基于47個發展中國家數據,張魯青(2009)驗證了BIT數量與發展中國家吸引外國投資的正向關系。但是,程惠芳和阮翔(2004)在中國向32個國家
20、和地區投資的研究中沒有發現BIT對于簽約國之間雙邊投資的顯著作用。除了程惠芳、阮翔(2004)以外,以上研究大都基于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的投資背景,我們很少看到BIT就發展中國家對外投資作用的研究。誠然,發展中國家起初簽訂BIT的主要目的是吸引外國投資,BIT也確實發揮了重要作用(Neumayer&Spess,2005)。但是隨著發展中國家對外投資的迅猛發展,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制定了鼓勵本國企業對外投資的各類政策,簽訂BIT也成為發展中國家與簽約國之間促進雙邊投資的重要措施之一(UNCTAD,2008;Luo et al.,2010)。此外,現有文獻大都是國家層面的研究,很少有關于BIT和企業區
21、位選擇決策的研究。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往往缺乏核心資產和國際化經營的經驗,對外投資的風險一般要高于發達國家的企業,產權保護需求很大,在母國卻往往缺乏足夠的制度支持。此外,發展中國家對外投資還處于起步階段,支持制度往往不健全,海外保險制度不完善,不能夠有效保護企業在外國的投資(陳穎,2009)。BIT作為簽約國之間避免投資被不法征收和侵犯并盡可能地保護投資的承諾,彌補了發展中國家海外投資保護體系的缺失,從而促進發展中國家與簽約國之間的投資。具體而言,首先,BIT規定簽約國的投資不能享受歧視性或者不公平的待遇,收益可以隨時匯出東道國。這為企業的投資提供了一個公平開放的環境。其次,BIT要求東道國不能非法征收簽約國的投資,大大降低了企業產權被侵犯的風險。第三,企業資產受到東道國造成的損失能夠得到公平的賠償。因此,即使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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