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試析中性財政政策的運作空間    財政政策“中性”舉措的謀劃，只能在一個相對狹小的空間內進行?？尚械倪x擇是，通過“漸進”性的一系列安排，逐步地降低現實財政收支安排的擴張力度，逐步地逼近“中性”財政政策的效應境界。  關于中性對政政策的討論已經持續了一段時間，該是轉入操作性話題層面的時候了:隨著財政政策由“積極”轉向“中性”的塞調確立下來，我們現在應當具體做些什么?  在支持重大改革舉措出臺中追求“中性”      應當看到，在當前的中國，說整體過熱也好，言局部過熱也罷，其最根本的原因，

2、無非要歸結到體制缺陷和結構失衡兩個方面。而且，其最終的解決，都要依賴于改革舉措的到位和市場體制的完善。因而，財政政策轉向“中性”的過程要同市場化的改革進程相街接。在推進改革、深化改革的棋盤上，謀劃“中性”舉措。      從中國26年來的改革歷程還可看到，財政改革一直是整體改革的開路先鋒，始終扮演著為推進整體改革“鋪路搭橋”的角色。改革啟動初期如此，進入到制度創新階段這樣，完善市場經濟體制仍要依賴于財政改革的推動。鑒于中國財政在支持改革方面的傳統和經驗，也鑒于當前財政收支存量包括既有赤字調整的難度和風險，在著眼于降低擴張性的財政宏觀調控安排中，

3、將新增財政收入和國債收入重.點投向于支持重大改革舉措的出臺，就是一個既十分適當又一舉多得的舉措。(1)避兔在財政收入增長和財政支出膨脹之間形成“直通車”，不為人為抬高財政支出規模預留任何空間;(2)用在支持改革舉措出臺上的支出同政府的其他支出相比，來的擴張效應相對較小。(3)在“以改革促增長，以改革促發展”的旗幟下，實現財政支持經濟增長方式的轉換;(4)加快體制轉換步伐，鏟除各種行政性手段借這一輪調控之機“復歸”的土壤。在結構優化中控制或壓縮支出規模      在經歷了6年之久的積極財政政策實踐之后轉而實施中性的財政政策，力求控制或壓縮財政支出

4、的規模是當然之舉。但是，必須注意到，我們是在國民經濟結構和財政支出結構“雙失衡”的條件下追求“中性”目標的，一方面是總需求過度擴張和經濟增長過快，另一方面是投資需求過度和消費需求乏力以及工業增幅迅速和服務業發展遲緩并存;一方面是財政支出規?？傮w膨脹，另一方面是“三農”支出、社會保障支出、生態工程建設和能源交通建設等項日嚴重欠賬。      在如此的背景下控制或壓縮財政支出規模，只能堅持“有保有控”支出總量控制下的結構性調整。這就要求我們以“區別對待”的思維，安排好各種財政支出的進退。或向某些項目傾針，或適當壓縮某些項日支出，或嚴格控制某些項目支

5、出。比如，相對減少擴張色彩濃重的基本建設支出并相對增加旨在實現“五個統籌”目標的公共事業項日支出;嚴格控制單純消費性且呈迅速膨脹之勢的行政經費支出并適當增加公共性明顯且相對短缺的科教文衛支出;適當壓縮帶有鮮明計劃經濟休制色彩、以“行政審批”手段撥付的支出并相應增加于推動市場化改革有利、于減少“行政審批”有功的各種與支持改革有關的支出，等等。順便說一句，這樣做，亦許合作為中國財政改革與發展目標的公共財政制度建設的要求。      迅速啟動新一輪稅制改革      按常理講，須付出減收成本的新一輪稅

6、制改革方案的實施，其所產生的效應是擴張性的。實施它，特別是在這個當口兒實施它。顯然同中性財政政策的初衷相悖。      但是，注意到這幾年的中國稅收一直處于高增長狀態，并且，稅收的高增長已經在相當程度上支持了財政支出的急劇膨脹。今年上半年的稅收增長幅度已經高達26.2%，并且，照這個勢頭走下去，全年的稅收增長額將達500億元上下。我們對于增加出來的這部分稅收收入的投向，就不能不給予特別關注了。如果不做任何特意的安排，那么，在當前的各種體制性缺陷的作用下，以往的情形仍會再現。500億元上下的稅收增長頓，肯定會“直通”為財政支出的膨脹額。如果那樣的

7、話，不僅有違于中性財政政策的目標，而且會通過抬高財政支出和稅收墓數為將來的控制和壓縮財政支出規模行動設置障礙。將這種特殊的中國國情同新一輪稅制改革的可能效應聯系起來，利弊權衡，孰輕孰重，結論是不言自明的。      從新一輪稅制改革方案本身來看，其遲遲未能付諸實施的最重要因素，就是擔心收入振蕩，財政負擔不起。今年又加上了一條:可能產生擴張效應而形成“逆向調節”。根據上述的分析，既然可能的擴張效應同稅收增長一直通”為財政支出的不適當膨脹比起來已經變得相對次要，那么，利用稅收高速增長所帶來的收入增量為啟動新一輪稅制改革“買單”，就是一個追求“中性”

8、的勢在必行之舉。      進一步看，在以往支撐中國稅收高速增長的因素中，除了經濟增長之外，其他的諸如政策調整、物價上漲和加強征管所帶來的增收效應，都是難以特續的。方方面面的分析已經表明，目前正是中國稅收增長的巔峰階段。聯想到新一輪稅制改革早晚要啟動，早啟動肯定比晚啟動好。抓住眼下的收入增長“旺季”，將已經繪就的新一輪稅制改革藍圖盡快加以實施，以稅制結構的率先優化為整休經濟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深化打開通道、鋪平道路，又是我們一再論證過的值得追求的目標。      對于加強稅收征管和堵塞稅收流失的意義

9、，早已到了人們爛熟于心的地步。稅務部門以往的加強稅收征管行動。已經帶來枕收實際征收率的迅速提升，從而大大拉近了制度稅負和實際稅負之間距離(國家稅務總局的分析表明， 1994年至2003年，稅收實際征收率提升了約20個百分點)，也已通過各種傳媒讓人們廣為知曉。筆者在此想指出的是，在財政政策轉向一中性”之后，加強稅收征管的意義又多了一層壓低非政府部門的可支配收入，減少經濟運行中的擴張因素。所以，進一步加強稅收征管，把該征的枕盡可能如數征上來，又是一個同中性財政政策目標相一致的常規舉措。    立足于做好貨幣政策的“配角”    

10、肘政政策的轉向是加強宏觀調控、發揮財政政策的宏觀調控作用的必然要求。但這并不意味著財政政策要像過去6年那樣，繼續扮演宏觀調撞的“主角”。在宏觀調控休系中，貨幣政策更適宜于總量調節，財政政策更適宜于結構調節以及反通脹實踐更須貨幣政策擔當“主角”的道理，在此不必贊述。      需要再三強調、必項時刻牢記的一個基本事實是，6年之久的積極財政政策實踐的慣性作用加上各種體制性缺陷的慣性作用，大大擠壓了當前的財政政策作用空間。奢望財政政策在抑制或防止經濟過熱的舞臺上繼續扮演一主角”，絕對不是現實的思維。      所以，在中性財政政策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