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改革開放以來的財政貨幣政策第一階段是從1979年到1992年。這一階段的中國經濟在高速增長的同時，也呈現出有效供給不足的特征，資金需求一直有較大缺口，因此財政貨幣政策配合更多著眼于影響總供給，并且以“松”為主的擴張性政策搭配出現更多。具體來看，從1979年到1980年，主要表現為兩大政策“雙松”配合；1981年是財政政策緊，而貨幣政策松；1982年到1984年，表現為兩大政策“雙松”配合；1985年則是兩大政策“雙緊”配合；1986年到1988年，仍表現為兩大政策的“雙松”配合；1989年到1991年，是兩大政策的“雙緊”配合；1992年到1993年上半年，再次出現“雙松”配合。該階段的財政貨

2、幣政策配合有兩個突出特點，一是由于市場經濟體制改革還處于起步階段，政策協調的外部環境尚不完善，表現為政策作用的微觀主體多是國有企業，并且通常運用行政性手段來完成政策實施。二是在長期短缺經濟環境影響下，政府還缺乏市場經濟調控機制應用的經驗，表現在兩大政策協調方面，一直以直接調控為主，很少用財政和金融中間變量來間接影響經濟主體，而且“同松同緊”情況居多，沒有更多的多元化政策搭配，這也造成了政策協調的效果不佳，“一放就亂，一抓就死”成為常態。第二階段是從1993年到1996年。該階段中國經濟的市場化程度開始迅速提高，經濟總量不斷擴大，微觀經濟主體的活躍程度也在提高。但與此同時，在有效供給不足的背景下

3、，經濟過熱也導致了通貨膨脹的風險積累。從1993年下半年到1996年，財政貨幣政策一直采取“雙緊”配合，政策協調目標就是通過緊縮性政策，來控制赤字、減少發債、壓縮政府開支、控制貨幣總投放量等。與此同時，兩大政策配合也逐漸獲得制度改革方面的基礎，其中1994年的稅制和分稅制改革逐漸奠定了公共財政的基礎，而1995年通過的中國人民銀行法也使得貨幣政策制定進一步得以獨立。應該說這期間兩大政策的協調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包括調控手段多樣化配合、調控技巧改善、駕馭宏觀經濟能力有所提高，這對于實現經濟“軟著陸”起到了較大作用。需要指出的是，始于1994年的外匯體制改革，不僅使得貨幣政策開始考慮開放經濟條件下

4、的新問題，而且也引發了未來兩大政策配合的新層面。第三階段是從1997年到2002年。1997年開始，由于增長基礎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中國經濟發展逐漸從資源約束過渡到需求約束，有效需求不足成為經濟調控的新問題。而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進一步促使中國經濟的周期性低谷來臨，物價走低、投資低迷、失業增加等通貨緊縮跡象開始令人擔憂。面對這種情況，1997年以后，財政貨幣政策由適度從緊快速轉為“雙松”配合。其中以擴張性為實質的“積極”財政政策，其主要手段是通過增發長期國債，籌集資金用于社會基礎設施建設。而在此期間“穩健”貨幣政策的實質則是通過多次降低存貸款利率和存款準備金率，不斷增加貨幣供應量，并在1998年

5、初取消國有商業銀行的貸款規模限制。此間，兩大政策協調的一個重點，是集中在為建設項目和企業共同提供流動性和信用支持方面，試圖通過刺激微觀主體的活力，來帶動有效需求的提高。這一階段，政府首次面臨現代意義上的經濟周期低谷，并且處于有效需求不足與結構性供給不足的兩難境地，因此給財政貨幣政策協調不僅提供了創新的背景，也帶來了眾多新的難題。第四階段是從2003年至今。2003年開始，中國經濟形勢再次發生變化，出現了通貨膨脹壓力加大、信貸和投資增長過快、外資流入偏多等問題。在這一背景下，政府從2004年逐步調整財政政策的作用方向和力度，適當調整長期建設國債規模和優化國債項目資金使用結構，向社會傳遞出政府合理

6、控制投資的政策信號，并在2005年宣布財政政策再次轉型，實施以“控制赤字、調整結構、推進改革、增收節支”為特征的穩健的財政政策。與之相配合，從2003年起，穩健貨幣政策的內涵也發生了變化，主要是適當回收流動性，最終確定“穩中適度從緊”的政策思路。五年來央行多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同時提高利率，這些都是緊縮銀根的措施，旨在控制貨幣供應量。進入2007年，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成為中國經濟面臨的最大問題，而中央政府也把2008年的宏觀調控思路，定為“從緊貨幣政策”與“穩健財政政策的協調”，這也體現了政府對較大通脹壓力的擔憂。應該說，在此階段，財政貨幣政策協調開始出現向“雙緊”過渡的趨勢。兩大政策協調的一

7、個新特點，是除了共同作用于傳統的經濟總量目標之外，在更多的領域有了配合的實踐，例如以應對流動性問題、推進外匯儲備管理改革為目的而發行特別國債的行為，以及調低利息稅以引導儲蓄資金流向等政策。綜合我國財政貨幣政策協調的實踐，可以得出幾個基本結論。第一，財政貨幣政策逐漸向市場化調控轉型，為發展新型的兩大政策協調機制奠定基礎。進入21世紀，財政政策在發展公共財政的總體框架下，從注重用政府投資性支出影響經濟，逐漸過渡到稅收、公債、轉移性支出等多項工具的綜合運用。而隨著金融體制改革的推進，貨幣政策也逐漸具有了市場經濟國家的特征，而不僅是傳統的信貸控制。第二，從兩大政策的作用效果看，財政政策從強到弱，貨幣政

8、策從弱到強。改革開放之初，財政政策居于主導地位，貨幣政策的作用幾乎沒有。1985年之后，隨著金融體系的發展，通過控制信貸規模而影響貨幣供應量，成為貨幣政策的核心模式。1994年分稅制改革也弱化了中央政府財政政策的實施空間，使貨幣政策成為兩大政策協調的主導方。1998年以后，由于貨幣政策作用不理想，擴張性財政政策才再次走上前臺，但這并沒有削弱政府對貨幣政策作用的期望。事實上，在2004年積極財政政策淡出前后，貨幣政策仍是政策協調的主要一方。進入2007年，開放經濟環境下貨幣政策面臨了更多的困境，使政府開始意識到財政政策應在宏觀調控中擔負更多的職責，這對兩大政策協調提出了全新的挑戰。第三，迄今為止

9、的財政貨幣政策協調，主要通過關注總需求管理，致力于實行經濟總量穩定。我們知道，在凱恩斯主義政策理念影響下，財政與金融的協作問題，主要研究在封閉體系的自由利率條件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是如何通過有效配合來促進總需求水平的穩定。對于健全的市場經濟國家來說，這樣的政策選擇是相對有效的。然而對中國這樣面臨發展與轉軌雙重任務的經濟體來說，則顯得過于單一。長遠來看，兩大政策協調，還必須關注結構調整性的供給管理、開放條件下的金融制度優化等層面，這也是當前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下篇：財政貨幣政策配合的未來展望第一，基于經濟總量均衡目標的政策協調。作為傳統的政策協調目標，為了促使經濟總量平衡，兩大政策往往致力于“

10、松”“緊”結合的需求管理政策。將來這方面的政策創新，首先應注意嘗試更多的“松”“緊”搭配方式，其次是注意理順政策傳導機制，對“松”“緊”的程度從模糊目標到逐漸量化。此外，雖然經濟均衡條件的表達式有所區別，但都是儲蓄等于投資這一基本形式的演變。財政與貨幣政策協調，要圍繞兩大政策對國民收入恒等式中不同變量的影響，而有序地展開，才能形成嚴密的邏輯思路，因此，這也要求同樣重視兩大政策協調對需求和供給管理的作用。尤其是在經濟面臨“滯漲”風險的情況下，更需要兩大政策的協調作用。當然，在追求宏觀經濟均衡的過程中，也要注重發揮政策協調作用，促進局部市場或經濟領域的效率與均衡。當前經濟中，需要政府加強調控的領域

11、非常多，而兩大政策也有很多具體領域可以加強協調。例如，在發展循環經濟方面，既需要政府財政稅收政策的引導，也需要金融創新工具的支持。再比如，在政府備受困擾的房地產領域，單一的政策工具難以解決房價過高、供求失衡、金融泡沫等風險，在創新中全面展開兩大政策的協調，將對完善房地產和房地產金融市場大有裨益。第二，基于經濟結構優化目標的政策協調。經濟結構調整一直是中國經濟增長面臨的根本問題，而由于種種原因，財政貨幣政策協調一直沒能在此方面發揮作用。在這方面兩大政策有充分的功能可以發掘。對于實體經濟結構，有產業結構、產品結構、區域結構、城鄉結構等領域；對金融結構，則有金融機構、金融產品、金融市場等眾多熱點。對

12、實體經濟結構問題，應該是財政政策為主，貨幣政策為輔；對金融結構問題，則是貨幣政策為主，財政政策為輔。當然也有二者并重的，例如，國內儲蓄投資結構失衡下的流動性過剩問題，就是兩大政策協調都可以大有用武之地的領域。第三，基于開放經濟下實現內外均衡目標的政策協調。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宏觀政策選擇面臨更多外部約束，也有了更多可協調的領域。例如，在浮動匯率條件下貨幣政策對實體經濟作用要大于財政政策，隨著人民幣匯率逐漸走向浮動，貨幣政策卻受到制度約束而產生內外平衡的困境。在此情況下，無論如何，都要充分考慮財政與貨幣政策在內外均衡中的協調，建立有效的配合與分工機制。在實踐中，成立中投公司和財政部發行特別國債，就

13、具有多重政策協調意義。一方面可以作為央行公開市場操作增加有效的調控工具，另一方面還可以分離央行對沖職能，有利于央行當前更好地執行“從緊”的貨幣調控政策，使貨幣政策不再屈從于匯率政策。第四，基于金融穩定與發展目標的政策協調。一方面，在調節貨幣供應量方面，兩大政策有很多協調空間。例如在同一個財政年度內，財政收支不會平穩地流入和流出國庫單一賬戶，往往在某段時期出現較大的收入或支出凈額。在大量發行國債或稅收高峰期，國庫就會有巨額的凈收款，商業銀行的存款和儲備就會相應減少，從而引起貨幣供應量的乘數遞減。反之，在財政支出的高峰期，國庫會有巨額凈付款，商業銀行存款和儲備就會相應增加，從而引起貨幣供應量的乘數

14、遞增。另一方面，金融市場的規范化、現代化發展，也要依靠政府債務政策的協調。如國債是央行公開市場操作的最主要對象，是其貫徹實施貨幣政策的主要渠道和場所，也是構建市場化利率曲線與核心金融市場的前提，在這方面的兩大政策協調迫切需要改進。第五，基于財政目標的政策協調。貨幣政策對財政政策的沖擊也常常出現。例如，在財政部發行國債的過程中，如果短期內央行緊縮貨幣政策的力度迅速增加，就會強烈沖擊債券市場，導致國債發行成本上升，甚至會流標。再比如，由于我國仍由央行代理國庫，財政當局的國庫現金管理改革，就必須有央行的主動配合，否則寸步難行。而由于財政存款事實上起到貨幣緊縮作用，因此可以理解當前貨幣當局配合改革的動力有限。所有這些問題，都需要強化兩大政策的協調與平衡來加以解決。第六，基于制度優化目標的政策協調。健全的制度是兩大政策協調的必要條件，由于沒有真正建立財政與貨幣當局自身的協調機制，也使兩大政策配合的效果經常大打折扣。從國外前沿的經濟學理論來看，對于兩大政策配合，一種重要的思路，是利用博弈論來分析財政與貨幣當局的協調問題。原因在于，由于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