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庫恩科學革命觀的新進展提要： 本文基于庫恩80年代以來幾篇公開和未公開發表的文稿，分析了庫恩關于科學革命的新觀點，認為庫恩已經深入到語詞變化中尋求科學的秘密，剖析科學革命的更深刻的語言根源。這表現在庫恩用“詞典”或“詞匯表”代替了他的“范式”概念，科學革命實際上是科學詞典結構的變革，也就是用新詞典代替舊詞典，同時庫恩用“詞典”間的“不可翻譯”修正了“范式”間的“不可通性”，并指出科學共同體即是“言語共同體”。作者詳盡地介紹了庫恩的上述新觀點，并簡要評析了其基本哲學立場。60年代初，托馬斯S. 庫恩在他的科學哲學名著科學革命的結構(1962年)中，別出心裁地引入了一個不同凡響的概念“范式”，以此

2、揭示了科學革命的實質，勾勒出科學發展的動態結構。庫恩一反邏輯實證主義的傳統的知識靜態積累觀的堅定立場，以他的幾個可塑性極強的標新立異的概念，在科學哲學界引起很大反響，產生了轟動效應。此后，厙恩一方面在贊揚和批評的聲浪中修補和完善他的“圍墻”的“結構”，另一方面也試圖改換看問題的視角，從語言學和語言哲學的角度進一步探討科學革命的結構。尤其是80年代以來，庫恩在幾篇公開和未公開發表的文稿中，已深入到語詞變化中尋求科學革命的秘密，剖析科學革命的更深刻的語言根源。本文主要擬以庫恩教授的幾篇近作 為據，探討一下他的科學革命觀的新進展。一、從“范式”到“詞典”或“詞匯表”“范式”(paradigm)一詞首

3、次出現在庫恩的“必要的張力：科學研究的傳統和變革” 一文中，此文是為1959年6月召開的“第三屆猶他大學科學人才識別研究會議”而寫的，于同年發表在會議文集之中。庫恩只是在宣讀這篇講稿之前幾個月才得到這個概念的。此后，尤其是在1962年出版的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中，庫恩對這個概念作了詳盡的發揮和系統的拓展。除文法上的虛詞外，該詞在書中出現的比哪個詞都多，以致庫恩沒有必要為它列出索引，否則只能寫從首頁到末頁了。關于范式的涵義，也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未曾定于一尊。也許瑪斯特曼女士的“范式的本質” 一文的研究得最為到家了。她周詳地列舉了結構中范式的21種不同用法，并把這些用法按涵義分為三大類，即形而上

4、學范式或元范式(metaparadigm)、社會學范式（sociological paradigm）、人工范式(artifact paradigm)或構造范式(construct paradigm)，它們似乎分別對應著范式的哲學、社會學和科學方面。面對眾說紛紜的議論和批評，庫恩不得不在“再論范式” (1974年)一文中澄清自己的思想。他指出范式的用法可以分成兩個集合。范式的一種意義是綜合的，包括一個科學集體所共有的全部規定。另一種意義則是把其中特別重要的規定抽出來，成為前者的一個子集。他認為范式一詞無論在實際上還是在邏輯上都很接近“科學共同體”這個詞，他覺得把范式改為“專業基體”(discip

5、linary matrix)意思會更明確些，他列舉了對集團認識活動最根本的三種范式成分：符號概括、模型和范例(exemplers)。不管對范式的涵義作何理解，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庫恩把常規科學視為范式定向下的日常解題活動，而科學革命則是范式更替的非常時期。80年代以來，作為庫恩科學觀的中心概念的范式一詞突然從他的著述中基本消失了，代之而起的則是“詞典”(1exion)或“詞匯表”(vocabulary) 。按照庫恩的新觀點，科學革命表現為語言本身所包含的先于描述自然知識的變化，科學革命實際上是科學詞典結構的變革，也就是用新詞典代替舊詞典。庫恩用他所津津樂道的三個例證說明了這個問題。事例1是亞里

6、士多德-牛頓。當他用人種史研究者的讀法閱讀亞里士多德的著作時，結果發現，亞里士多德物理學中的“運動” (motion)一詞指一般變化，不僅僅是指物理客體位置的變化。像生長(橡子長成橡樹)、強度變化(加熱鐵棒)、許多一般的性質變化(從生病轉化為健康)，在亞里士多德看來都是彼此相似的，它們共同構成一個自然家族(natural family)。亞里士多德物理學的第二個概念結構的基本點在于，質(qualities)和特性(properties)起著中心作用，它在本體論次序上高于物質(matter)，而物質只不過是一種中性基質。物體的個體性不能用它的物質特征來解釋，而要借助于特定的質(熱、濕、顏色等)來

7、解釋，個體性是用特定的質“受孕”的，一組質或特性構成了所謂物體的本質(essence)。物體的位置(position)或地點(place)在亞里士多德看來也是質，因而局部運動(local motion)是一種狀態變化而不是狀態，這樣牛頓的慣性定律就變得難以置信了。顯而易見，亞里士多德的詞典與牛頓的詞典是大相徑庭的。在事例2(伏特-現代電學)中，從伏特的“接觸生電”的靜電學概念到現代電學的電化學理論，也是詞匯表的轉換。在事例3 (玻耳茲曼-普朗克)中，詞匯表的更替表現在用“量子”和“振蕩器”代替“基元”和“諧振器”上。這些術語的變化，都隱含著某種先驗知識的變革，從而決定了科學的革命性的變化。一部

8、詞典或詞匯表，也是一種最適合于描述世界的高度完善的工具，為科學共同體及其成員所運用。它包含兩種術語：其一是必須描述的事物、活動和狀態的命名即指稱術語(大部分是名詞)；其二是描述它們的性質或特征的命名(大部分是形容詞)，以用于識別和挑選它所指稱的東西。這樣一來，詞典便命名了出現在自然界和社會界的事物的行為和狀況的類型，也命名了這些類型的比較突出的特征，它體現了科學共同體的分類。因此，它所包容的知識一方面是語言和世界，是事物和性質的名稱，另一方面是那些相同的事物和性質。在詞典中，一些范疇必然是固有的，由遺傳決定的，所有人都具有的。另外的范疇盡管不是固有的，但由于自然環境同樣是種普適的(specie

9、s-universal)。很難想像一種語言沒有關于太陽、關于白天和黑夜的詞。當然也有一些范疇相應于特定的杜區發展而進化，隨時間地點而變化，隨社區成員與環境的相互作用而變化。這類范疇因文化和語言的不同而異，因歷史時期的不同而不同。在為事物、活動、狀態命名的指稱術語中，引人注目的是所謂“自然類術語”(natural kind terms)。它有兩個基本特征。第一，涉及到不同自然類的術語，不管涉及到狗和貓、金和銀、恒星和行星，在它們所指稱的對象中都不能部分一致，除非一類完全包含另一類。也就是說，沒有對象是兩個相異的類的成員，除非兩個類是種與屬的關系。第二，所指稱的對象的術語必須在詞典中共同具有一個特

10、有的詞條，該詞指出可以期望它們什么。因此，像亞里士多德的運動和牛頓的運動不能同時作為自然類術語出現在同一詞典中。自然類術語盡管沒有僅靠觀察而給出，但它提供了共同體觀察詞匯表的重要部分。不同的詞典其差異主要在于結構的不同，即分類范疇或同異關系(similarity-difference relation)不同。這也是一個詞典的標識特征。亞里士多德詞典中的運動與牛頓詞典中的運動，就代表兩種不同的分類范疇的名稱，它們把不同的事物或現象按同異關系分門別類。古希臘天文學與哥白尼等人天文學的詞典結構之不同，也具體表現在分類范疇或同異關系上。古希臘天文學只有兩類天體，即行星和恒星；它們大部分作為光點是可見的

11、，是永恒的。在一年大多數時間內都可以看見的，并處于規則的運動之中。但行星比恒星更亮，只出現在天空中的黃道帶區域，比閃爍的恒星更持續地發光。雖然恒星和行星一起繞天極向西逐漸運行，但行星有慢得多的向東的附加運動。根據以上同異關系，古希臘人把當時已辨認出的月球、水星、金星、太陽、火星、土星和木星歸入行星類。但是，在哥白尼之后的詞典中，分類范疇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太陽成了恒星，地球披歸入行星，一個新范疇衛星為月球創造出來。此時，當然是按新的同異關系分類的：恒星要自發光，不自發光的不能算是恒星，這是新引入的特征。此外，行星的附加運動被取消了。庫恩進而認為，術語的意義不是與特定的一組特征有關，而是與詞典的結

12、構即它具體化的等級關系和同異關系有關。誠如庫恩所看到的，語言是一枚硬幣的兩面，一面向外望著世界，一面向內望著存在于語言的關聯結構中的世界映像。因此，詞與事物處于無法擺脫的混合之中，這就是我們為什么談論詞典常常采取談論世界的形式，反之亦然。詞典的結構即分類范疇或同異關系，決定了語詞附著自然的方式，對自然進行切割和組合的方式，以及已知客體和情境在分類范疇中分布的方式，從而構成了不同的可能世界。這個世界具有共同的自然類，隨之也具有同一本體論。在一組可能的世界中發現真實的世界正是科學共同體成員要做的事情，這也是常規科學的事業。但是，向他們敞開的世界受到共同體成員共同具有的詞典結構的限制，科學的發展有時

13、要求打破這種限制，對詞典進行局部的修改。由于共同體把關于世界的知識的方方面面都納入詞典的結構之內，新經驗有時使內裝的知識發生大脅變，局部的修改已難以奏效，只有通過詞典結構的大變革才能加以消除，此時科學革命便應運而生了。科學革命無非是對詞典的分類范畸的重新劃分或對同異關系的重新調整。庫恩概括了科學革命的一般特征。第一，科學革命多少是整體性的，也就是說自然界一些方面的整體畫面必須同時加以改變。反映到詞典上，這種變化不僅關系到調整劃分范疇的準則，也關系列調整已知客體和情境在前在范疇中分布的方式。既然重新分布不僅涉及一個范疇，既然這些范疇也要相互界定，這種變換也必須是整體性的。更進一步，整體論來源于語

14、言的本性，因為劃分范疇的準則事實上也就是使這些范疇名稱附著于世界的準則。第二，足以表征革命特征的，是詞典結構即分類范疇的變化，這種范疇是科學描述和概括的前提。也就是說，語言中革命變化的特異之處在于，不僅改變術語用以附著自然的規則，而且也大規模地改變這些術語所附著的客體或情境的集合。第三，隨著科學革命而不時改變的類隱喻的并列關系，對于獲得科學語言和其他語言的過程來說是很基本的。隱喻往往以模型和類比把世界加以分割，用語詞建立起某種類似性模式，從而構成了同語言結構相對應的世界結構。二、從“不可通約”到“不可翻譯”“不可通約”(incommensurable)是從古希臘數學中借用來的，在那里專指兩個無

15、公度的量之間的關系。庫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中為了強調革命前后的兩個范式具有本質性的差異，而認為不同的范式是不可通約的，這不僅表現在語言上，而且也表現在方法、問題范圍和解答標準上。在1970年發表的“對批評的答復” 一文中，他指出，雖然革命前后所使用的大多數符號仍在沿用著，例如力、質量、元素、化合物、細胞，但其中有些符號依附于自然界的方式已有了變化，從而使得相繼的理論是不可通約的。他從語言的角度探討 了這個問題，認為在從一種理論到下一種理論的轉換過程中，術語以難以捉摸的方式改變了 自己的含義或應用條件。正由于各種語言以不同的方式把世界說成各種樣子，而且我們沒有 任何通道去接近一種中性的亞語言的

16、轉述工具，把兩種不同的語言還原為這種中性語言，即 由純粹的感性材料的術語加上句法上的連接詞構成基本詞匯的語言，從而使得理論之間或語 言之間的翻譯相當困難，甚或不可能進行。這也正是不同理論或范式不可通約的語言根源。 但不可通約并不意味著不可比較、不可交流，因為具有不同理論或范式的人確實在交流和比 較，有時還改變彼此的觀點。在1983年發表的“可通約性，可比較性、可交流性” 一文中， 庫恩把范式不可通約僅限于沒有共同語言，即沒有把兩種理論毫無遺漏地或毫無損失地翻譯出來的語言。在庫恩近年的著述中，似乎很少見到不可通約的提法了，代之而起的是“不可翻譯”(intranslatable)。庫恩在其三篇一組

17、的希爾曼紀念講演 （“恢復過去”、“描繪過去”、“使過去具體化”）中，認為他的不可通約概念在實質上是正確的，但在細節上要做顯著修正。庫恩承認，他在以往把向前行進的科學家的經驗模式化了，過分接近力圖回溯的歷史學家的經驗。第一，歷史學家一般用一次跳躍包含在歷史上以較小的步驟發生的一系列變化。第二，正是(科學家)群體恰好向前行進，而個人(歷史學家)則回溯，相同的描述術語不能無批判地用于二者。例如，個人能夠經歷格式塔轉換，但把該經歷賦予群體則是一個錯誤。庫恩認為他把不可通約隱喻地用于相繼科學理論之間的關系，意味著無公共詞匯表，沒有一種術語集合能夠用來充分而準確地陳述兩個理論的所有成分。他覺得蒯因在25

18、年前所提出的不可翻譯比他和費耶阿本德所考慮的不可通約更好，因此使用蒯因的隱喻代替了他的隱喻。不可翻譯在這里意指，通常不可能用目前的術語代替古老文本中的術語，使得如此形成的每一個陳述的真值能夠恰當地用于它原始的真值。也就是說，保真翻譯(truth-preserving translation)并非總能完成。庫恩看到，在文學作品的翻譯中，譯文不可能是嚴格的，原來語言中詞語所攜帶的聯想，只能部分覆蓋譯文語言中它們最接近的對應詞的聯想。因此，譯者必須用折衷辦法前進，在每一種情況下都要決定，原文哪些方面最重要，值得保留，哪些方面應該舍棄。對此，不同譯者可能因人而異，同一譯者在不同場合也會措辭不同。翻譯科

19、學的困難比一般認為的那樣更像翻譯文學的困難。而且，在科學和文學二者之中，相關的困難不僅在于從一種語言到另一種語言的翻譯，而且也在于同一語言的較早的文本和較晚的文本的翻譯。由此可見，在缺乏廣泛的人種史解釋(它能喚起人們了解某些術語不熟悉的意義而超越翻譯)的情況下，從種文本到另一種文本的所謂翻譯都會系統地使人誤入歧途。對于作者來說具有重要含義的段落(在原文中或為真或為假)，今天在譯文中讀起來如此令人驚奇，以致無法使人辨認它們在當時的真偽。因為一個陳述在一種語言中是為真或為假的候選者，而在另一種語言中也許根本不能作為真值的候選者來談論，也就是它是不可說的。盡管用一種語言的詞典能夠造成的許多陳述也能夠

20、用另一種語言的詞典造成，或者用同一語言在較后時期的詞典造成，但是另一部分陳述卻不能繼續這樣做下去，即使借助于豐富的詞典。這些陳述的內容無論如何能夠比較和交流，但是所需要和要求的東西不是譯文，而是語言學習和詮釋。用牛頓的詞典無法翻譯亞里士多德的運動、物質、地點等術語，但是通過學習和詮釋卻可以理解。庫恩多次強調他的這一觀點：在一個共同體是真值的明確候選者的陳述，在另一個共同體只不過是不可說的而已。希臘人關于“太陽是行星”的陳述，按照他們的分類標準來說是真陳述。用我們的詞典無法翻譯希臘人的這一信念，因為行星的術語的含義在兩種詞典是大相徑庭的。還有，亞里士多德認為自然界沒有虛空，這個陳述現在在我們看來

21、顯然是不對的，因為17世紀的氣壓計和空氣泵提供了可信的證據。但是在亞里士多德的物理學中，它卻是一個真陳述。因為亞里士多德把位置或地點視為質，而質與作為中性基質的物質不能分開存在。這樣一來，有位置之處必定有物質，虛空即空虛空間的概念就在術語上自相矛盾，猶如方的圓一樣。用亞里士多德的原話來說，既然虛空(假定它存在的話)必然是失去了物體的地點，那么這樣的虛空便是不存在的。按照庫恩的詞典的觀點，術語的意義并非與特定的組特征有關，而是與詞典的結構，即它具體化的等級關系和同異關系有關。正是結構上的差異，妨礙了保真翻譯。在上述的有關例子中，盡管兩個詞串是相同的，但用它們組成的陳述的意義則是不同的，沒有一種保

22、真方法能夠用我們后來的詞典翻譯希臘人的陳述。尤其是，不能用某些術語串代替希臘人的行星的對應詞，同時借助于希臘人使用的特征術語提供一個公認的定義。三、科學共同體即是“言語共同體”庫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及后來的一些文章中，也經常運用科學共同體這一概念。直觀地看，科學共同體由一些學有專長的實際工作者所組成。他們由他們所受教育和訓練中的共同因素結合在一起，他們自認為也被人認為專門探索一些共同的目標，也包括培養自己的接班人。這種共同體具有這樣些特點：內部交流比較充分，專業方面的看法也比較一致。同一共同體的成員很大程度上吸收同樣的文獻，引出類似的教訓。不同的共同體總是注意不同的問題，所以超出集團范圍進行交流

23、就很困難，常常引起誤會，勉強進行還會造成嚴重分歧。如前所述，庫恩認為范式在實際上和邏輯上都很接近科學共同體，要把范式這個詞弄清楚，首先必須認識科學共同體的獨立存在。現在，范式已被詞典取代，科學共同體也就順理成章地在某種程度上等價于言語共同體或語言共同體(speech community or language community)了。事實上，庫恩所列舉的科學共同體的以上表現和特點，都或多或少與語言相關，甚或其本質之處就在于語言的接受、學習、交流和創造。庫恩近年對科學共同體即言語共同體的思想又作了進一步的闡明和發展。在庫恩看來，擁有共同的詞典是科學共同體的本質特征和顯明標識。也就是說，接受這 一

24、詞典，就是這一個科學共同體的成員；接受另一個結構不同的詞典，就成為另一科學共同體的成員；拋棄了舊詞典，就意味著舊科學共同體的解體；創造出新詞典，即意指新科學共同體的形成。用庫恩本人的話來說，世界和共同體二者隨它們相互作用的詞典的變化一起變 化。由于詞和世界不可避免地混合在一起，因此科學共同體的成員都是同時認識世界和獲得 詞匯的。誠如庫恩所說，人們要是能夠得到一張詞匯表或一部詞典，也就得到了一種最適合 于描述世界的高度完善的工具。更具體地說，如果可以多少借助隱喻，人們得到的只是部 分類學，其中有一些必須描述的事物、活動和狀態的名稱，還有一些有利于識別和描述它們 的特征的名稱。而且，如果仔細加以識

25、別，對于把名稱固定于它們所命名的事物以獲得詞匯 的過程，還必須把兩種不同的名稱聯系起來：一種是關于事物的名稱，另種是描述事物最 突出特征的名稱。在這個學習過程還沒有達到一定程度之前，描述就不能開始。但是到了那個時候，人們學到的東西又遠遠超過了僅僅對描述有用的語言，他們同時還學到了很多關于 這種語官也適用的世界的知識。自然類術語能夠通過直接顯示而認識。為了挑選它們，為了辨認把它們聚集在一起的特征，需要使用專門的儀器(檢流計)或特殊的計算(普朗克的能元)。在獲得這些術語和對應的特征時，需要比純粹顯示更多的東西。也就是說，既需要顯示該術語指稱對象的存在，還需要顯示指稱對象似乎存在但實際并不存在的實驗

26、，如磁鐵吸引鐵屑，但不吸引紙屑。除了顯示，還可以用先前熟悉的術語描述。比如要學習牛頓詞典中的“力”術語，就是要顯示受力和不受力約束的運動的例子，為此通常需要使用先前的詞匯表。早先詞典受力的例子是拋體運動，不受力約束的運動是下落的石子、旋轉的飛輪或陀螺。在牛頓詞典中，這些都是受力運動的例子。不受力運動的例子是不能直接演示的，必須用先前合適的詞典來描述。不受力的運動是勻速直線運動。宣布勻速直線運動不受力，就是陳述牛頓第一運動定律。力的概念是量的概念及質的概念，它的量的方面通過彈簧秤的顯示引入。然而，它的使用要求助其他兩個定律：胡克定律和牛頓第三定律。從術語“力”到術語“質量”和“重量”聯系在一起，

27、質量與重量指稱之間的差異與用桿秤量度的量與用彈簧秤量度的量密切相關，這種差別本身又求助于引力定律。在這里，世界的知識和描述世界的術語的知識不可分割地混合在一起，因此學習詞典的過程也就是認識世界的過程。同一科學共同體具有相同的詞典和語言，因而交流當然是順利的。不同科學共同體由于詞典和語言的差異，不用說會給交流帶來困難，但依然還是可以交流的。其原因在于：第一，不同的詞典是部分可翻譯的；第二，即使是不可翻譯的術語，通過學習和詮釋，也是可理解的。之所以能夠如此，是因為一種人類語言的說者似乎總是能夠找到橋頭堡，由此而進入另一種語言，這樣的橋頭堡對于獲得第二種詞典是必不可少的。在一種詞典的某些分類范疇能被

28、另一種詞典的某些分類范疇覆蓋的情況下，就存在著這樣的橋頭堡。它是獲得第二種詞典的前提，需要的只是成員資格的覆蓋而不是等價。只要在足夠的地方找到覆蓋，就找到了學習過程的起點。誠如庫恩詳細論證的，學習者能夠形成和檢驗關于特定或情境的假設，對于第二種詞典的獲得來說是必不可少的。被新詞典匯集起來的些對象或情境也被舊詞典匯集著，這也是必不可少的。但是，這僅僅是詞典的條目的指稱方面的條件，它們的成功根本不需要提供任何強制。意義的建立需要第二個學習過程，學習者必須找到各種場合共同具有的特征，尤其是必須選擇產生相同分類、相同詞典結構、在自然類的術語中具有同一同異關系的特征。學習特征就是學習新的辨別方式，人類共

29、同具有的生物學遺產使得人們很自然地假定，任何正常人所具有的辨別力也能夠被其他任何人習得。特征的普遍學習的可能性似乎保證了橋頭堡的存在，由此能夠獲得不同結構的詞典。詞典的獲得只需要仔細審查在一個人自己的詞典中所命名的對象或情境以及分辨特征的能力。共同具有的實際或潛在的特征是構成橋頭堡存在的基礎。庫恩的新觀點告訴我們，要獲得新知識總是要付出改變描述語言的代價。在人們用詞匯所獲得的信念中，有許多是人們可以找到充分理由加以改變的。于是科學發展最終不僅依賴于人們關于世界輪換地說了些什么，還依賴于人們輪換地用什么詞去說。這種必要的詞匯變革正是科學革命的實質，也是不可翻譯性的根源。庫恩認為，創造新術語或新概

30、念的奇妙工具是隱喻、模型和類比，這三個密切相關的東西是新概念的催生婆和助產士，在以前庫恩認為它們是范式的具體表現形式。正是隱喻、模型和類比，把世界加以分割，用語詞建立起某種同異模式或同異關系，從而構成與語言結構相對應的一種可能的世界結構。庫恩借用維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form of life)的概念把上述的詞典或語言的接受(或拒斥)、學習、交流、創造等科學共同體的日常活動視為科學共同體的生活形式或實踐科學的方式。庫恩認為，一個科學家必須接受他所屬共同體的大量現有的知識主張(knowledge-claims)，這是由共同體的實踐、生活形式也即一個長久存在的部族(tribe)所構成的。科學是一

31、種社會實踐，不是單人游戲，而是共同體的生活形式。在被不同結構的詞典區分的共同體之間，評價知識主張常常是不可能的。但是，此時有適用的橋頭堡，足以充分容許關于生活形式或實踐科學方式的判斷，這種生活形式也是其他共同體的詞典所容許的。如果那種生活形式相對于人們有價值的東西而言是優越的(例如它解決了某些先前未曾解決的技術問題)，那么人們便會遷居到其他共同體，獲得它的詞典，進而采取它的生活形式，并拋棄他們原先的詞典。至少在隱喻的意義上，這就是許多科學進步發生的方式。在結束本文時，順便涉及一下庫恩的與科學革命有關的哲學思想。庫恩早就反對別人給他貼上非理性主義利相對主義的標簽。他在“對批評的答復”一文中明確表

32、示，就理論選擇而言，說邏輯和觀察的力量原則上不能使人信服，這既沒有放棄邏輯和觀察，也沒有說不存在更好的選擇標準。就選擇來說，說訓練有素的科學家就像法庭的最高裁判，這既沒有為暴民準則辯護，也沒有說科學家就完全可以決定選擇哪種理論。而且，選擇科學理論的理想標準(如精確性、廣泛性、簡明性、富有成果等)包含著理性因素的內容，盡管人們在理解和運用它們時也有諸多分歧。庫恩爭辯說，按照相對主義的本質含義，他并不是一個相對主義者。他是主張科學進化猶如生物進化，是單向的、不可逆的，科學發展正如科學家通常所做的那樣是向前研究的。但是，庫恩的確認為，后繼的理論之所以比先前的理論要好，是因為它是一種更好的解題工具，而

33、不是更符合自然界的真理。不過，他也強調指出，真理的內在推理用途是不成問題的，而且傳統的對“真理”的理解并非毫無可取之處，并非最不能解釋科學進步。庫恩近年的論著表明，他的基本哲學立場依然故我，只不過是從語言學和語言哲學的角度進行了更為深入的說明。他表示，一個詞典不能恰當地標以真或假，詞典無所謂真假，它的結構分類是一個社會的或語言學的事實。不能說詞典是混亂的，盡管它的使用偶爾會導致混亂。一個詞典對于達到一個能夠指定的社會目標來說是更好或更壞的工具，在詞典之間選擇或確切地說詞典的演化方向必然取決于這些目標。詞典是工具，該工具由在促進目的的實現中它們有效性的大小來判斷，在它們之間的選擇是相對于好處的。

34、庫恩承認他關于詞典的立場是工具主義的和相對主義的。但他強調詞典方面的相對主義并沒有引起關于真理的相對主義。因為在一個共同體的詞典中是真值的東西，在另個詞典中則是不可說的。科學并沒有發現獨立于詞典的真理。不能因為17世紀在實驗上獲得了真空而斥責亞里士多德“不可能有虛空”的陳述是荒謬的，并不能因為愛因斯坦同時性的相對性概念而嘲笑牛頓的同時性的絕對性概念。就此而言，庫恩的態度倒是歷史主義的態度。庫恩的哲學思想似乎也很難貼上唯心論或康德主義的標簽。庫恩認為不僅兩個詞典所對應的兩個世界是真實的，而且他們在每一個標準的意義上也是客觀的和外在的。它們之中任一個指明的自然類術語能夠通過直接證明(ostension)而學習，起初通過直接指出它們在世界中的指稱，繼而通過在共同具有的詞匯表的前提下描述它們指稱在其中出現的情境。用較早的或較晚的詞典描述的世界都是有根據的。理論能夠在詞典包含的自然類周圍發展，從這些理論得到的陳述的真值能夠通過觀察和實驗賦予。在不一致的情況下，要求解釋總是合情合理的，盡管包括在這些活動中的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