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經濟轉型期的企業技術創新障礙分析(一)    作者：唐曉華，王偉光，馬曉平 一、制度障礙 1.宏觀制度因素 （l）不盡完善的政企關系。一方面，政府職能轉變的滯后和過多的行政干預，導致企業仍然沒有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技術創新主體，企業、政府和科研機構的關系尚待理順；另一方面，政府各機構對技術創新的管理協調不力，在技術創新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的投入不足，造成創新項目的選擇存在盲目性，甚至出現了新的重復建設和投入的分散化。 （2）有待健全的融資制度。國有商業銀行存在某種程度上的“貸款歧視”，如對中小企業及民營企業的投資偏好較弱，嚴格的審批制度等也不利于推進創新；資本

2、市場發育滯后，限制了創新資金來源；風險投資機制尚未建立健全而制約高技術產業之發展；諸因素共同作用使創新資金源渠道單一，而且金融機構與企業創新的經濟合作關系不暢也導致技術創新規模縮小、創新風險加大。 （3）落后的政策體系。企業迫切需要技術創新的良好外部環境。據調查，科技開發貸款政策、將技術開發經費打入成本政策、科技人員獎勵政策、減免稅政策、產業政策、融資政策等是影響企業技術創新的重要方面。其中前四項政策影響最大。而此方面，我國的政策制定與執行顯得滯后。 （4）僵化的教育科研體制。教育投入不足及教育體制的落后，使創新型人才短缺，教育、科研、企業之間缺乏必要的信息聯系，即產學研脫節。一方面人才培養不

3、適應技術、經濟發展的需要；另一方面，技術、經濟發展所需人才又不足。 （5）尚待完善的其他制度。專利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等執行不嚴及其他法律制度的不健全，也不能為我國企業技術創新提供必要的法律保障而延遲技術創新的步伐。 2.微觀制度因素 （1）企業制度落后，現代企業制度尚未有真正建立起來。現代企業制度的核心是公司治理結構，由于真正意義上的公司治理結構還沒有建立或運作的不規范，致使企業仍然是產權不清、政企不分，企業缺乏一套相對科學有效的激勵約束機制。其后果是，一方面使企業難以成為自主型的市場主體，缺乏創新的動力和壓力；另一方面則導致企業的產權制度不明晰和管理機制的缺位，滋生了經營者的“道德問題”。

4、（2）企業人力資源管理（HRM）的低效，使企業創新的源泉員工的創造性受到遏制。一是企業全員素質較低、技術人員少。據統計，我國研究人員占總人口的比例為2左右，遠遠低于美國76、日本75的水平；二是企業家缺乏創新意識，而企業家卻是技術創新機會的發現者和技術創新的發動者。實踐表明，高速成長的企業無不是在創新型企業家的推動下發展的。 （3）管理制度落后。較差的管理基礎，市場營銷觀念淡泊，狹長型的組織結構等均難以為企業技術創新提供良好的微觀環境。 二、產業組織障礙 1不完善的市場結構阻礙企業技術創新 我國市場結構的不完善，其本質在于壟斷與競爭的矛盾，即企業缺乏具有市場力的壟斷或僅有低級次的較大規模、缺乏

5、有效競爭或僅有分散經營的小規模，這種市場結構既不能實現創新資源的優化配置，也不能推動技術創新。具體表現在；一是市場集中度過低，即產業組織或企業規模結構不合理。一般而言，企業規模越大，市場力（marketpower）越大，創新努力程度越強。但這并不排除小企業也有很強的技術創新能力。例如，在美國，大約50的技術發明是由小企業完成的。而我國“大而全，小而全”的市場結構很難推進技術創新。二是規模經濟效益較差。企業技術創新需要一定的規模條件，這是由技術創新過程和市場的風險或不確定性決定的。低水平的重復建設不僅造成資源浪費，使企業成本上升、缺乏較好的財務績效，而且也不可能獲得投資、生產、研究和開發（RD）

6、等生產技術方面和銷售、咨詢等服務方面的規模經濟。較大的企業規模，可集中和利用優勢（資源、財務、RD等），加快技術創新步伐。例如，GM公司，1997年其RD經費為84.136億美元，超過同期我國大中型RD經費總額；可規避技術創新風險（多樣化經營的益處）；可通過建立“技術創新同盟”加強中小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并降低風險。例如Intel公司已單獨向125家創業公司進行投資，而微軟公司也至少向此類公司注入資金達50次以上。三是我國同一產業的企業產品差別化程度較低。這一方面造成同業間的過度競爭，最終兩敗俱傷；另一方面則易造成較高的模仿率，從而產生“格雷欣現象”。相反，產品創新、過程創新能使產品在性能、設

7、計等方面產生真實或客觀的產品差異。四是企業進退避壘較高。根據鮑莫爾（W·J·Baumol）的可競爭理論，即只要存在一個進退無障礙的市場結構，就可能有一個好的企業行為和市場績效，即相對自由的市場環境有利于技術創新。在我國，除結構性和行為性障礙外，市場環境中的制度障礙也嚴重限制了企業自由進入某些非自然壟斷性產業，這促使該類產業內的企業缺乏創新動力和競爭壓力從而延遲技術創新過程；另一方面則使新進入者的潛在和可能的創新動機受到遏制。 2企業行為缺乏相對的理性使其技術創新動機不強 （1）企業目標模糊。在相對完善的經濟體制中，企業的目標是清晰的，例如利潤最大化或其變異。相對而言，我國的

8、企業目標不明確，即使“明確”，也因客觀存在的多種原因而變得復雜化和多元化（如某些社會目標的企業化），而非基于企業內外環境來設立。同時企業內員工目標與企業組織目標也存在差異。缺乏明確目標的企業，很難將技術創新納入企業的議事日程上來，致使企業創新動力“短缺”。 （2）企業創新資源短缺（這里僅從微觀層面進行分析入一是技術創新的物質技術基礎落后。據調查，在我國15個行業中，關鍵技術的掌握與應用及大中型企業的平均技術水平要比國際先進水平落后510年以上，個別行業則高達2030年。二是技術創新人才供給不足，且分布不均。據統計，1998年，我國24萬戶大中型企業中，從事技術開發的人員為147.4萬人，其中科

9、學家工程師約為80萬人，平均每戶企業僅30人。三是缺乏技術創新的推動者企業家。具有創新精神的企業家能將科學和發明由潛在的經濟生產力變成實際的生產力。“能有幸發現消費需求方面一個空白領域的企業家，就有希望進入自發發展的黃金時代”。而我國的“企業家”卻有70左右熱衷于國內同類產品的創新。 （3）企業RD行為能力不強。一是企業平均RD投入比重低。我國企業RD投入占銷售額不足1。國際上認為，若RD含量低于1，企業因創新能力低而無法生存，2勉強維持，5以上企業才有活力和競爭力。二是大中型企業RD投入的總規模較低且尚未成為RD投入的主體。1998年我國大中型企業RD經費總計480l億元，平均每戶只有200

10、萬元，而西門子公司1997年則為72億美元。三是RD機構規模小且結構不合理。在我國24萬戶大中型企業中，有RD機構的為11042戶，占總數的46。小企業卻幾乎沒有什么RD機構。四是RD組織形式單一，缺乏創新的RD組織模式。國外RD的組織方式則多種多樣，如企業聯盟、利用外部資源、建立虛擬RD組織等。 （4）企業組織的調整行為受到多重限制。由于制度的或人為的因素，企業組織行為調整的規模不大、范圍狹窄且有較高的成本。而合理的組織調整行為如并購（MA）是利于技術創新的。例如，摩托羅拉公司在最近以4億美元的高價收購Starfish軟件公司，以取得Tryesync技術。新技術、新發明的供給者和需求者在某些

11、條件下是有可能也有必要實施一體化的（Integration）。限制技術創新活動的企業行為障礙，主要源自經濟轉型期企業制度的不完善（見微觀制度因素分析）。 3較低的經濟績效使企業不具備技術創新能力，也增加了企業技術創新風險 （1）在微觀上企業的利潤率較低，使企業沒有動力和能力進行技術創新。企業可以通過技術創新實現產品差別化戰略或降低成本，提高市場份額和集中度水平，進而獲得“壟斷利潤”為企業進一步創新提供了必要的資金供給。這意味著高的利潤率來源于技術創新，亦可推動技術創新。我國企業較低的營運水平嚴重阻礙了技術創新。據統計，1999年上半年我國工業企業的行業平均銷售利潤率僅為24，負債率卻高達627

12、，虧損面則為353。技術創新費用的支付大部分來自于企業，達60左右，貸款和政府撥款分別占2030和13，風險投資機制尚未建立健全，這種情況下，企業技術創新缺乏必要的資金供給。 （2）宏觀經濟績效不佳則使我國整體技術創新水平不高，且存在著明顯的地區和產業差異，更不能為技術創新提供必要的宏觀支持。是技術貢獻率不高。經濟增長中的技術貢獻率較低，我國僅為30左右，國外均在6080。二是技術創新存在明顯的區域差異。據測算，東、中、西部地區科技活動經費支出總額之比為1:0.29:021，其中企業技術開發經費為1：0.28：0.21，科技產出方面也存在明顯的差距。三是我國科技競爭力下降。據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

13、院（IMD）資料，1999年，我國在47個國家中，科技力排名第25位，較上年下降12個位次，其中RD人員指標降幅更大。另外，在效率（勞動生產率，RD資源配置、公平）等方面，也存在影響技術創新的障礙。三、市場障礙 1技術創新供給不足 （1）技術創新的市場主體缺位且其結構不合理。國家科研機構在傳統體制下一直是技術創新的主力軍，即科研院所主導型的技術創新。國有企業卻因其制度、管理、產權等諸多方面之影響而尚未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技術創新主體；隨著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大型國有企業因其資源稟賦優勢，客觀上正在與科研院所一起成為我國技術創新的主導力量。據統計，1997年，我國企業（國企占絕對優勢）與科研機構的R

14、D經費所占比例分別為42.90和4288。中小企業和非國有企業所占比例微乎其微。與國外相比均有很大差距。 （2）技術創新市場信息匾乏。我國企業在技術信息、市場信息、政策信息、制度信息等方面反應緩慢，缺乏足夠的信息支持。據調查，缺乏信息或技術和市場信息不足是阻礙我國技術創新的三個最主要的因素之一。這造成企業在信息調查、收集、處理、預測、決策、反饋等方面的滯后。企業得不到相應的信息服務，而陷入“被動創新陷階”，即“不創新死，創新找死”。究其原因在于企業既不知創新進展，也不知競爭對手的創新謀略，而處于盲目創新狀態。 （3）技術創新人員稀缺。1997年我國企業從事RD的人員占全社會人員的385，高中級

15、職稱或大學以上人員占336，比發達國家平均低20個百分點以上，而且我國科技人才流失、人才斷層、科學家健康狀況不佳等使得企業技術創新缺乏相應的人力資源供給。 （4）技術創新的投入資金不足。一是我國的RD整體水平很低。RD投入基本是國家主導型，企業缺乏足夠的RD投入支持。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RD投入占GDP比值一直為0507左右，至1997年為064，低于發達國家12個百分點；二是金融部門對技術創新“惜貸”，而且風險機制尚未健全，中小企業融資相對困難；三是企業整體經濟績效水平不高，制約了RD投入規模。 （5）RD機構效率低下。國家建立的科研機構，雖然量大，但其效率低、技術成果轉化率不高，一般

16、地每年取得的3萬項成果中，僅有20是有明顯的經濟性。而且，科學技術戍果轉化率也較低。全國RD機構平均每年只獲得009項發明專利，97的RD機構的科技成果的應用每年不超過10項。 （6）作為技術創新的產業載體的高新技術產業，無論規模、勞動生產率、RD強度，還是出口創匯，與國外均有不同程度的差距。例如，發達國家高技術產業的RD密度一般在18以上，我國僅為48；我國高技術產業增加值占GDP的份額，19931997年基本保持在1517的水平，遠遠低于20世紀90年代美國的31、日本的4.6的水平。這樣，高技術產業就很難為其他產業提供技術創新支持，也延遲了對傳統產業的技術密集性改造。 （7）技術創新風險。技術創新具有較強的外部性且類似公共物品。而且創新的溢出效應，技術創新項目本身的難度與復雜性，創新主體的能力約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