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淺談建安文人的憂患意識及人格重建     (論文關鍵詞)建安丈人  優態意識  人格重建 論文摘要建安文人的優態意識主要有兩點:一是憂世不治.優民多艱;二是人生苦姐的哀嘆?超越生命的感嘆。他們以丈學作為反映杜會現實的載體。積極干預生活?唱出了像慨激吊的時代孩青。建安丈人不僅飽含強烈的憂息忿識?在時代的背錄之下?他們還有或總或現的人格重建。本文也將對其動因和特質進行談釋。 建安文人的優患意識有多重內涵，突破了以前老莊“由自我走向自我，(即個體自我化)的優患，逐漸形成了在一種理性支撐下“由自我走向社會”(即個

2、體社會化)的優患u他們以個人生活經歷和政治遭遇為契機，站在時代的高度進發出一種欲革新社會而不能、欲超越自我而不得的吶喊。豐富的人生閱歷和復雜的社會現實，大大充實了他們的憂患情愉，當它達到飽和狀態時，便從不同角度噴發出來，從而構成了建安文人優患意識的多重內涵。     建安文人的憂患意識體現在建安文人的作品中。詩人以飽含的激情和悲情，從不同層面和角度對社會、人生、生命深人探索，給優患意識注人新的血液，并作出了超越以往時代的診釋。     憂世不治，憂民多艱是建安文人優患意識的思想根基。建安時代的社會和百姓經歷了一場大

3、劫難。據三國志，魏書·董卓傳載:“卓以山東豪杰并起，恐俱不寧。初平元年二月，乃徙夭子都長安。焚燒洛陽宮室.悉發掘陵墓，取寶物o"使一代帝都洛陽付之一炬，數百萬洛陽百姓“步騎驅盛更相蹈藉，饑餓寇掠，積尸盈路o對于這場浩劫及其后果，建安文人以敏銳的眼光和飽含優患的情懷，酸滿千百萬百姓的血相，形象地、鮮明地加以展現:         漢家中葉道徽，盆卑作亂乘衰，悟上虐下專成，萬官    惶怖莫違，百姓慘滲心悲。     &

4、#160;   孔融六言詩三首，其一        生男懊莫舉.生女嘀用腦。君獨不見長城下，死人敵骨柑撐拄。         陳琳飲馬長城窟行)         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進患。出門無所見，白骨    蔽平原。路有饑婦人，拖子棄草間。     

5、;    王架七哀詩其一這一幕幕人間滲劇，目不忍睹，令詩人心靈深處承受著極度的痛楚和難言的優傷。慘烈的現實使詩人們不得不沖破個人的羈絆，投身于血與火的社會現實中，并且自覺地承擔起結束分裂、統一中原的社會責任和歷史使命。由此可見，憂國憂民是建安文人優患意識的精健，是他們不斷進取、執著追求的原動力。建安時期，憂國、憂天下不再以優君的形式出現。更多的是關心和體恤民間疾苦，這種從民本思想出發的優患意識突破了屈原“怨靈修之浩蕩兮，終不察乎民心”的思想落甘，這也是建安文人個體思想解放的標志。     建安文人在動亂的時代潮流中

6、，承受著沉重而強烈的優患意識。他們以建立功業之舉激勵人生。建立功業是中國文人的傳統文化心態，建安文人繼承這一思想傳統，積極投身革新社會、結束分裂、實現統一中原的理想行動中。如曹操既是詩人，又是軍事家、政治家。他的出現和崛起以及對統一中原事業的開拓，帶給詩人們以某種希望和鼓勵。而曹操對功業的追求，同樣激勵當時建安文人的人生意氣以及實現理想的壯志。于是“人生忽如寄”的焦慮便化作建立功業的渴望:“建功不及時，鐘鼎何所銘?(陳琳游覽詩>產如曹植認為“閑居非吾志，甘心赴國優”(送應氏)并把自己比作“捐姐赴國難，視死忽如歸”(白馬篇)的游俠兒，是“仇高念皇家，遠懷柔九州。撫劍而雷音，猛氣縱橫浮”的壯

7、士，以實現自己“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留金石之功，(與楊德祖書)的理想。     建安文人為了實現理想不但親臨戰場，而且當面對“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的慘景.目睹著“百遺一”的生民時，憤慨和悲槍便激起了創作激情。就是在當時極其艱難的行軍打仗期間，也不停筆地創作，描寫協淡的社會現實，悲憨民生疾苦以及要求建功立業，渴望改變這種現實的心志。如曹操篙里行、苦寒行。曹王上留田行，曹植送應氏等。     建安文人以建立不朽的功業實現不朽的人生價值。但是現實往往是事與愿違的、殘酷的。建安文人身世之悲、理想無法實現之郁

8、，使他們的憂患意識又增添了對人生苦短的哀嘆、對超越生命的感嘆這一特質。當時社會動亂，生靈涂炭，疾疫流行。人多短壽。如曹王ao歲，曹植享年41歲，王架、徐干、應揚、劉杭、陳琳等皆死于建安二十一、二十二年疾疫。孔融、楊修、了儀先后被曹操、曹王所殺。這對文人的刺激很大，面對短促而又多艱的人生，有“人生一世間，忽若菩春草”(徐干室思詩)的哀嘆;有.驚風翻白日，忽然歸西山，圓景光未滿，眾星燦以縈。志士營世業，小人亦不閑獷(曹植(蹭徐干)的感慨歲月短促.功名未立.卻仍努力迫求;有突破夭命的限制，在有生之年追求更高的人生價值，這在曹操龜雖壽中就有充分體現。雖然建安文人在詩歌中對人生的哀嘆、超越生命的感嘆等優

9、患意識表現不完全一致。但他們“慨慷以氣，、“招悵切情，的共同風格以及“居安思危”的意思都對后世有啟迪和借鑒的意義。     建安文人在詩歌中“優，的因素通過其言其行表現了“以夭下為己任”的理想。正是在他們的理想的推動下.他們對現實又無法實現的情況下，他們卻在詩歌的王國里充分洼釋憂患。詩人們充分發揮自己認識世界反映生活的主觀性、能動性，通過自身人格展示倡導一種更高的生活理解與人生追求，真實地再現了生活和富有個性特征的生活感受，突破了將這文學視為“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的工具的“詩教.的樊育，ch從而達到“文學的自覺”。  

10、60;  建安文人在戰亂中目睹百姓的生離死別，戰亂對生命的壓抑和摧殘的同時，詩人內在的生命意識走向覺醒;另外，東漢末年，經學束縛的解除，道家思想的再度勃興，促使建安文人個體人格的自我覺醒。此外，引起詩人價值觀改變的還有理想之幻滅與信仰之危機，黨錮之禍，黨爭的恐怖.以及朝不保夕的生命危險和選才標準的改變，迫使他們意識到個體血肉之軀的獨立性和目的性。即在戰亂中保全自我.把握和享受人生中實現理想。但他們體臉到的卻是壓抑人的本能需求所帶來的身心痛苦感受到社會對個人的異化與共性對個性的栓桔。因此，他們的詩歌中寄予了對離亂狀況下人民命運的深切關懷與極大的同情。如曹植的禽里行:“愷甲生帆

11、虱，萬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廠這種由“優世之嘆”到“優生之嘆”的轉換，摻雜著“人”的因素，從而促使“人的自覺”。也就是說，建安文人“人的自覺”可謂是由外在事業向內在心靈，由格守禮法向祟尚自然，由道德的自修向性情的自適.由優患天下向關心生命。由群體規范向個體解放的轉化。這一轉化緊緊圍繞著人與人的價值在現象、本質、理想三個層面展開的。     在現象上，主要表現為悲嘆人生短暫，如曹操短歌行:“對酒當歌，人生幾何?，孔融雜詩:“人生有何常，但患年歲暮。”徐干室思:“人生一忽間，忽若鑫春草。，曹植送應氏:“天地無終極，人命若朝露

12、。”這些詩中充盈著由人生苦短與天地窮巨大反差而引發的悲嘆，但即使將這種悲嘆看作是消極頹廢悲觀的，也不能否認這是詩人的思考焦點由天地宇宙轉移到自我個體價值的結果。     在本質上，表現為優慮時世離亂，曹操秋胡行之二中的“不戚年往，優世不治”，清楚地告訴我們，悲嘆人生短暫的現象背后是對現實社會的強烈關注。“馬邊懸男頭，馬后載婦女”，(蔡瑣悲憤詩)“上家察故處，存亡永別離，(阮禹駕出北郭門行)“君獨不見長城下，死人骸骨相撐拄”，(陳琳飲馬長城窟行)“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遵患”、“路有饑婦人，抱子棄草間”，(王架七哀詩)“中野何蕭條，千里無人煙”，(曹植送應氏)

13、這種現實與優慮的情懷，表明詩人不僅思考與關注著自我個體，而且試圖超越自我，將視野投向更廣闊的空間。     在理想上，主要表現為建功立業。人生極其有限的，現實又是離亂動蕩的。如何才能讓有限的個體生命得以延伸，建安文人對這個關于人的價值的終極問題從理想上和實踐中選擇了兩個取向立功與立言。立功側重于理想.立言側重于實踐。二者都統一到詩人的作品中，如曹操在龜雖壽、短歌行中反復強調“老峨伏櫥，志在千里。烈士菩年，壯心不已。山不厭高，水不厭深。周公吐哺，夭下歸心”的壯志紊情.表達了詩人希望建立不朽的功業，澤及時人與后世來實現個體有限生命的歷史延伸。此外，現實與人生

14、的失落與虛無，理想世界與彼岸的飄渺與遙遠，群體價值與觀念的解構與彌散，也是迫使社會和詩人更多地關注個體，關注內心的因素，在這種背景下便催化了“人的自覺，進一步促進了人格的重建。     人格重建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本文以為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因子:     第一，皇權和孺學兩大權威的失落，動搖了建安文人所賴以處世持身的根本。在權魏之際，皇帝更換頻縈，兒童皇帝居多，導致皇權旁落，皇帝成為權貴手中的玩物，失去了昔日的輝煌。孔子之“仁”，孟子之“惡，荀子之“忍”，鰲仲舒之“性三品”都是從普遍和倫理角度來認識和探討人生，缺乏人性

15、中的生理本能和獨特性。因此“能者為侯”的時代激勵建安文人建功立業;政治動蕩與思想混亂并存的時代促使詩人以個體人格作為準則關注杜會，關注民生。     第一，儒衰道長的思想學術傾向，促使了建安文人群體個體人格的自我覺醒。東漢末年經學漸漸由經世致用走向縈瑣的圣學演繹和無視現實的空談，失去了漢代盛世時期那種兼收并蓄的氣魄和同化能力以及調節機制，漸趨似化與投落。而道家的玄學之風與祟尚白然之思想文化精神相通。 重個體自由、重心靈超越，重自然、重內在精神等在諸多方面與時代歷史發展要求存在契合點。因而建安文人的人格重建在詩歌中更多表現了心靈的自由與人格的獨立，生命價值

16、體系的軸心明顯地偏向了“自我”.在大膽追求個體精神之獨立及心靈之超越的過程中任性、達情和尚才。     第三，理想的幻滅與戰亂對生命的壓抑和摧殘成為建安文人價值觀念改變和生命意識覺醒的因子之一。建功立業無法實現的苦悶，又目睹戰亂中百姓的生命之輕，使建安文人深刻意識到權勢之不可靠，命運之不可測，黨爭之殘酸與卑劣，政治之分裂與寡軾，權貴之陰險與毒辣，所以他們極力保全自己的人格與生命。因此現實與心理的矛盾造成了建安文人外圓內方的人格分裂，這也是為人格重建提供了契機。     總之，人格分裂的過程是漫長的，只可意會的;而人

17、格重建雖不能一墩而就，卻可言說的，因此重建后的人格有其內在的特質:     在人生觀念及文化心態中，生命價值體系的軸心明顯地偏向了“自我”。如曹植在與吳季重書中將建安文人所謂的“大丈夫之樂”概括為“愿舉泰山以為肉，傾東海以為酒，伐云夢之竹以為笛，斬灑濱之梓以為箏。c3這雖然是文學夸張語言之表達，然所透搏出的卻是心中固存的對個體生命之揭望，透耳出珍視肉體生命而自我樂生適意為建安文人所共有的生命意識，這種心態既有社會所致的病態成分，亦有生命自我覺醒的因素。     心靈的自由與人格的獨立，乃是個體白我覺醒的主體內班。如

18、果生命的自足僅投向肉體的層次，則非但不是覺醒，而是生命觀念的側退。正因為如此，建安文人在生命的肉體與精神之間是兼而顧之，他們既不像偷家那樣把生命付諸于道德精神的煉獄之中，又不像佛家把生命放諸于禁欲的紅塵之外，而是將肉體感官之自樂與精神之自慰有機結合，并以后者為追求的更高境界。強調尊重個體生命的性格和氣質，強調個體人格的解放、人際關系的和諧。建安文人的人格重建并不是孤立的，它與優患意識交織在一起，形成了建安時期特有的一種文學現象。     優患意識與人格重建都診透了作者的作品中與行動中。建安文人自覺的將個人與國家的前途、民族的命運相聯系，承起了歷史的責任和使命。短歌行、龜雖壽是一代雄主的抱負，“閑居非吾志，甘心赴國優”是帶“罪”蕃王的吶喊。“我獨何人，能不靖亂”是少年天子的追求.“建功不及時.鐘鼎何所銘?”是建安文人共同的心聲。戰亂對社會秩序的破壞和生命的壓抑，使他們的優息因素推動了人格分裂的速度。如孔融在雜詩)(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