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話說我國稅收文化傳統從表象上看，現在各行各業的人都喜歡把“文化”二字掛在嘴上， 強調本行業的“文化含量”儼然成為時尚。從事稅務工作的同志也不例外。然而，什么是文化？它和歷史是什么關系？似乎很少有人認真去考慮它。因此，這種“時尚”不能不帶著似是而非的夾生味， 也不能不產生出我們將來肯定會鄙之為“垃圾文化”的東西。文化，從社會存在的意義上說， 就是歷史演進過程的積淀及其軌跡。 數千年歷史演進的積淀及其軌跡，量化為所謂傳統文化，質化為所謂文化傳統。特別是文化傳統，它滲透在人們思想觀念、言論著述、行為習慣之中，滲透在社會關系、 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之中。 不論是正面或負面的， 積極或消極的，進步或反動的

2、；也不論人們對它是自覺或不自覺的。總之，它已沉淀凝結成一種人們的活動氛圍和社會環境。 面對這種客觀存在的強大的文化傳統力量， 正確、科學地認識它，積極地對待它，就會成為承前啟后、繼往開來的巨大的歷史動力；反之，就會成為歷史發展過程中的巨大阻力。稅收本來就屬于歷史范疇， 而且是在社會演進、 歷史變遷中舉足輕重的歷史范疇。所以學習稅收歷史，把握稅收文化傳統，就更具有現實意義。稅收伴隨著國家的產生而產生， 又隨著國家的發展而發展， 它的歷史和國家一樣悠遠。稅收以國家為主體， 通過超經濟手段、 無償的方式， 參與社會產品和財富的分配，是國家的一項主要職能。 稅收收入是國家財政的主要來源， 是國家賴以存

3、在的物質保障。稅收又是一個多元的歷史范疇： 作為國家的職能， 決定于也影響著國家政治，因而融入了政治的范疇； 作為特殊的社會分配方式和關系， 制約著宏觀與微觀經濟的發展，因而融入了經濟的范疇；而稅收的歷史軌跡、歷史記載、典章制度、政策法令、言論著述、文書表格、行為規范、教育培訓、信息媒體、以及文學藝術上的反映等等，又融入了文化的范疇。稅收是伴隨著政治和經濟的發展，不斷由低級向高級發展的歷史范疇。古代傳統的稅收， 雖然也有一定的社會職能， 但歸根結底是為國家服務的。 當國家的政治體制從專制集權政體向民主政體轉化時，當經濟體制從自然經濟體制、“計劃經濟” 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化時，稅收體制也會亦步

4、亦趨地跟著轉化。它的職能也會從主要為國家服務轉為主要為社會、為人民、為納稅者服務，并以公開化、法制化、規范化，嚴格的監督機制為其主要特征。從而浮現出現代稅收體制與古代稅收體制的分水嶺。作為歷史范疇的稅收具有如此耐人尋味的特質、 特性和特別功能，因此，我們對于稅收文化傳統更不能等閑視之。什么是中國稅收文化傳統？如何看待中國稅收文化傳統？第一，中國稅收文化傳統歷史悠久。 傳說，黃帝時代中國就有了稅收 （路史），時距現今有五千多年； 正史記載，夏朝在出現完整意義上的國家政權的同時，也形成了稅收體制，所謂“自虞、夏時，貢賦備矣。”（史記·夏本紀）至今也有四千多年歷史。當時的“貢”，指各地的上

5、貢；“賦”指田賦。不過，夏朝都統稱“貢”。 到了西周，便有“九貢”和“九賦”之分。 “九貢”是把上貢的物產根據用途分為九類， 并確定它們的用場： “九賦”前六種均為田稅， 后三種就包括了關稅、市稅、各種資源開發稅、物產稅以及種種雜稅。從夏商周開始， 中國的稅收， 經過幾十個朝代的更迭開拓； 經過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包括分封制和中央集權制） 、半封建半殖民社會幾個社會形態的變幻調整；經過歷代思想家、 政治家在學理和實踐上的導引革新； 又經過歷代農民起義、民族戰爭和少數民族入主的沖擊， 地方割據和軍閥混戰的破壞； 經過外國資本主義入侵、 門戶開放后的變動； 解放后所有制改造及蘇聯模式、 “計劃經濟

6、”的影響；直至改革開放后的巨大發展 歷史的長河川流不息、蜿蜒曲折，陶冶積淀成我國稅收文化傳統。所以，中國稅收文化傳統有著世界最悠久的歷史， 而且體制完備， 內容豐富，文字記載幾千年，源遠流長，從未間斷，為世界所僅見。它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世界稅收文化的一大寶藏。第二，在中國稅收文化傳統中， “輕徭薄賦”、 “富民強國”這一具有民本主義、人道主義的傳統深入人心， 而且兩千多年前， 就己明確。先秦諸子中，如孔子的“惠民”，“斂從其薄”；孟子的“仁政”，“省刑罰、薄賦斂”；老子的“輕搖薄賦”， “與民休息” 他們的稅收思想和原則對后代有巨大深遠的影響。在先秦諸子中大概只有少數的法家

7、代表人物唱了反調。 如商鞅主張國富民貧；韓非主張重稅，反對足民。但不是主流。雖然歷史上的一些統治集團的政策總是和“輕徭薄賦”“富民強國”思想原則相悖， 而且現代學者也有人簡單地斥之為“小農意識”， 但它畢竟反映了廣大民眾納稅者的愿望和要求。 竊以為，這應該算是中國傳統稅收文化中的一個優良傳統。第三，是稅收有利于生產發展的思想原則。 歷代許多思想家、 政治家都認為，只有發展生產，國家稅收才能多起來。如春秋初年，輔佐齊桓公取得霸業的管仲就提出：“善為政者，田疇墾而國邑實”。孟子也認為，合理的稅收，能夠促進生產，不僅可以富民，也有利于保證國家財政收入。他說：“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時

8、，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西漢執掌中央財政達三十年的桑弘羊清醒地提出，為擴大國家稅收范圍，不僅要重視農業，更要促進農工商互動協調發展。他說：“工不出則農用乏，商不出則寶貨絕，農用乏則谷不殖，寶貨絕則財用匱”，主張“開本末之途，通有無之用”，“農工商師各得所欲”。 北宋王安石更明確主張， 稅收的基礎應是發展生產， “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 取天下之財， 以供天下之費”。 這種稅收原則， 越到后代，越被明確。第四，強調稅收的社會協調、社會保障的職能。就是說，稅收作為國家財政收入，除了用于皇室，用于養活官吏和官府的開銷，還要用于社會事業，備荒、賑災、修橋、修路等等。如韓非提出：“征賦錢粟以實倉

9、庫，且以救饑饉，備軍旅也”。西漢的賈誼提出：“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桑弘羊主張通過鹽鐵官營、均輸、平準，可以“佐百姓之急，足軍旅之費”，可以“平萬物而便百姓”。在歷朝歷代稅收機制、 設施和規定上， 也對這種財政的分配做出一定保障，如設“常平倉”，收“義倉稅”、“蠲免”的規定等等。第五，主張稅收“取民有制”或“有常”，要求稅收規范化、制度化。孔子最早提出稅收要“度于禮”； 其后墨子提出“以其常正， 收其租稅， 民則不變”；孟子提出“取于民有制”。西漢初年，朝廷把“量吏祿，度官用，以賦于民”（漢書·食貨志）作為稅收原則。到了西晉，傅玄更明確提出“賦役有常”的主張，他強調“上不興非常之

10、賦，下不進非常之貢，上下同也，以奉常數，民雖輸力致財，而莫怨其上者，所以務公而制常也”。到了唐朝，有“量入為出”和“量出制入”之爭，也都是為了體現“有常”即規范化、制度化。當然，中國稅收文化中還有其他值得肯定的傳統， 如根據社會要求， 對稅收問題和原則開展公開爭論的傳統； 根據政治、經濟變化開展變法改新的傳統，等等。但是，中國畢竟有兩千多年的封建主義統治歷史， 近百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 近三十年的蘇聯模式、 計劃經濟運行的歷史。 這些歷史的積淀交揉融匯在一起，互為作用，使問題變得更加復雜，成為改革開放、建立市場經濟體制過程中的沉重包袱。一、稅收的屬性本是國家的職能， 而且以強制性、無

11、償性為其基本特征。所以新中國成立前的稅收史畢竟是一部壓榨老百姓納稅者的血淚斑斑的歷史。中國古代雖不乏明君賢相，有為的政治家、思想家，他們的財稅主張和措施客觀上或順應了歷史的發展， 也反映了人民大眾一定的要求和愿望， 但歸根結底是為了”取之于民”，為了國家的利益，為了解決國家的財政問題。所以，在解放前，收稅者和納稅者的利益關系，從根本上說是不可能一致的。二、從春秋戰國以來，政治家的主流思想，一直強調農業為本、重農抑商，并在稅收思想中占主導地位。管仲聲稱：“欲殺商賈之民以益四郊之民”；商鞅變法提出： 不經批準從事“未利”者， 罰作奴隸；漢朝初年規定貧民和商人不得為官。至于稅收上，如唐朝的“借商”、

12、五代的“免行錢”、宋代的“過稅”、“住稅”，都是挖空心思對商人的壓制和剝奪。 從戰國的商鞅變法， 到宋朝的王安石變法，從明朝的“一條鞭”到清朝的“攤丁入畝”， 所有這些改革， 都貫穿著這樣的主導思想。 商鞅變法和王安石變法， 雖然也有合乎時宜的改革內容， 但總體方針是農本主義、 重農抑商。 從經濟上壓抑了商品經濟的自然發展， 從政治上強化了封建統治的專制化和集權化。 無疑包含著嚴重的反動性。 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停滯的現象， 不能不說與歷朝歷代奉行“重農抑商”的農本主義有關。 中國文化傳統，包括稅收文化傳統中的農本主義、 重農抑商的觀念影響， 在改革開放進程中成為一大歷史包袱，人們自有深切感受。三

13、、“蘇聯模式”、 ”計劃經濟”的歷史遺產， 是中國稅收文化傳統中最沉重的包袱。 我們習慣地把它稱作“左”的勢力和“左”的影響。 它最突出的特點是，使稅收作為國家的一項職能異化為國家主義的機制， 從而與社會、 與社會經濟生活產生了隔閡；它的保守、封閉、僵化的特性，阻礙了稅收體制的改革開放，影響稅收體制對市場經濟體制的適應，影響稅收體制的公開化、規范化、法制化進程，影響稅收的財政、監督，調節社會經濟多元功能的發揮，只重收稅而不重為納稅者服務；納稅者缺乏納稅意識，缺乏權利和義務統一的觀念。由此可見，稅收文化傳統在其合理內核的外殼上， 無處不深深地鐫刻著封建宗法思想的烙印。如何“揚其精華、棄其糟粕，”是一個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