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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檔簡介

1、從經濟學角度分析收入分配不公摘要: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和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都偏低,資本所得不斷上升,勞動所得不斷下降,現在經濟發展中出現的不少突出矛盾和問題都與此有關。從根本上看,經濟發展的不均衡,二元經濟結構特征,是收入差距擴大的深層原因。要解決收入分配不合理問題,就必須從初次分配開始,從根本上提高勞動者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弱化權力在要素市場的支配關系,減少政府對經濟生活的干預,通過公共決策減小既得利益制度化的幾率等。關鍵詞:國民收入;勞動報酬;居民收入;分配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經濟社會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與此同時,一些問題也逐漸暴露出來,表現在收入分配方面,國民

2、收入分配出現了較為嚴重的失衡,收入分配結構不合理,兩極分化有逐漸加大的趨勢;在國民收入分配中,資本所得不斷上升,勞動所得不斷下降,現在經濟發展中出現的不少突出矛盾和問題都與此有關。這種狀況不僅成為中國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障礙,也將嚴重影響到未來中國經濟發展的速度與質量。一、收入分配中存在的突出問題(一)居民收入差距兩極分化資料顯示,過去二三十年,我國正經歷著收入差距逐步擴大的趨勢,不同人群之間、城鄉之間、地區之間,都發現了收入差距擴大的現象。1988-2007年,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從7.3倍上升到23倍。有專家斷言,目前占全國20%的人占有全部財富的80%雖無從考

3、究,但眾多跡象表明,這種斷言實不為過。(二)勞動報酬和居民收入在整個分配中的比重過低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和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都偏低,前者由1990年的53.4%下降到2007年的41.4%,后者由1995年的67.3%降低到2007年的57.5%。1996-2007年間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下降了10.93個百分點,其中有4.6個百分點是勞動者報酬下降造成的。數據顯示,1997-2007年,我國GDP比重中,政府財政收入從10.95%升至20.57%,企業盈余從21.23%升至31.29%,而勞動者報酬卻從53.4%降至39.74%。1996-2007年間,我國居民

4、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下降了10.93個百分點。(三)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的不對稱增長被中央領導再三強調的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指政府、企業和居民三者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比例關系),在2009年形成了史上最緊張的局面。1992-2007年,政府、企業和居民收入分別增長了9.83倍、19.35倍和7.52倍。政府和企業初次分配收入增長速度均超過居民收入增長速度;企業收入增長主要是本世紀以來比較快,超過了平均增長速度;而居民初次分配收入增長速度始終是最慢的,且低于平均增長速度,這是一種并不對稱的增長。結果,在高速經濟增長過程中,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斷下滑。二、我國當前收入分配不公平問

5、題的成因分析我國現階段勞動者個體差異、體制的變遷性、產業結構的調整、相關的政策安排、居民收入結構的變化,乃至非法非規范收入的大量存在,都使得居民收入差距擴大。從根本上看,經濟發展的不均衡,二元經濟結構特征,是收入差距擴大的深層原因。(一)城鄉差別是分配不均的根本原因收入分配不公是不是起點不平等造成的?如果拿“文革”時的狀態算起點,除了城鄉差別,其他人為的不平等都盡可能地消滅了。所以說,起點的不平等除了城鄉差別,別的不平等應該說是很小的。現在的城鄉差別則不同,研究發現,就農村和城市自身內部來看,收入差距并不那么大:農村內部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數只有0.36,城市的基尼系數也只有0.32。但是把城鄉合

6、起來看,基尼系數就到了0.45。所以說,我國收入分配不均的根本原因是城鄉差別大。(二)貧富分化是工業化過程帶來的必然結果從全球范圍看,窮國都是農業國,富國都是工業國或者服務業占主導地位的國家。可見,貧富差距的根子在工業化的先后。只要走上工業化的道路,就有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后來者趕不上,貧富差距就形成了。我國正處在工業化的過程中,先有機會離開農業的人收入增加了,繼續留在農村的人靠農業取得收入,與非農產業的收入很難相比。而且由于人口基數巨大,國內各地區情況差別顯著,一旦流動性增加,有機會致富的人很快就富起來了,而留在農村的人繼續生活在貧困中。這也是我國貧富差距擴大的基本原因。或者說,我國收入分配差

7、距擴大的原因主要是工業化過程造成的,是一個發展中必不可免的過程。(三)居民收入分配機制使這種不公平愈顯突出當前我國居民收入分配機制存在的問題。一是城鄉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現實。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總體上呈不斷擴大的態勢,進入21世紀后,城鄉居民收入的相對差距和絕對差距開始加速擴大。在城鎮居民內部差距、農村居民內部差距、城鄉居民之間差距中,城鄉差距最大,2007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對居民總體收入差距的貢獻率達到64.45%。二是微觀分配機制的系統性“缺陷”,具體表現在工資決定機制的不合理、工資增長機制不完善、職工工資支付保障機制的不健全。很多企業工資決定主體不明確,尚未形成職工工資隨

8、企業效益發展而同步提高的增長機制。三是再分配機制“逆向調節”問題較為突出,特別是國有企業經營性資本收益向居民轉移機制缺失等因素,造成再分配環節對居民收入的“逆調節”,從而在總體上擴大了城鄉差距。(四)多種因素致使收入分配關系更加嚴重失衡就目前情況看,國內絕大多數居民收入水平過低,最為重要的原因是收入分配差距過大,許多收入分配政策不合理。無論是國民收入的要素分配還是機構部分之間的分配都是如此。這種收入分配的不合理,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由于政府政策不合理,導致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越來越大。這不僅表現為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低、收入上升的幅度小,還表現為居民勞動收入在整個要素財富分配中的比重

9、越來越低。這不僅使得國內擴大內需的政策缺乏動力源,而且還導致中低收入的居民越來越多,其相對收入水平越來越低。第二,國內要素市場發展滯后,不少要素財富的分配并非通過市場價格機制,而是通過權力方式獲得。在這種情況下,許多國有的、全民的資源,成為占有者獲利的私人資源。而誰占有這些資源往往又與權力的大小有關。這樣必然造成整個社會財富的分配與權力關系大小有關,而不是與勞動創造的努力程度有關。從而使與權力相隔較遠的中低收入民眾財富持有最少、收入分配比例最低、消費能力最弱。第三,由于政府對整個社會資源的過度干預與管制,或許多制度規則的不合理,使得不少政策成了不合理的財富轉移與分配機制。例如,當前中國個人所得

10、稅征收制度,本應通過這種制度來調節居民初級財富分配不合理的狀況,既可增加政府收入,也可讓整個社會個人財富持有更為公平,但當前個人所得稅的主體是絕大多數中低收入居民。實際上,在市場經濟發達的國家,這些中低收入民眾是免征個人所得稅或少交稅的。(五)壟斷扭曲分配關系,機會不平等是收入差距的關鍵基于個人能力和公平競爭導致的效率和收入差距不是社會爭議的焦點,真正引起人們不滿或加劇社會分配失衡的根源,在于人們參與市場競爭的機會不平等以及競爭過程中的不平等。這類不平等主要是由改革的體制性因素所致,是分配關系扭曲的重要表現。其中在非收入分配政策和制度方面,政府的“缺位和越位”貫穿始終。第一,勞動力流動中的體制

11、性歧視。勞動力流動的體制性歧視,源于計劃經濟早期的城鄉分割體制。在市場經濟收入增長機制發生了重大變化的條件下,這種歧視必然帶來收入差距的擴大,成為目前全國總體基尼系數過高的重要體制性原因。第二,缺乏有效的勞資協調機制,中下階層缺乏表達訴求權。我國在轉型經濟體制中,雖然按勞分配依然被強調為主體地位,但相應的體制設計還很不完善。特別是勞動集體談判的權利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使得勞動要素在參與分配過程中始終處于弱勢地位。企業工會組織基本作為企業“職能部門”存在,大量的非國有企業還沒有工會組織或工會組織徒具形式,在維護職工利益方面往往受到企業管理層的掣肘,勞資矛盾協調機制嚴重缺位。第三,壟斷行業對分配關

12、系的扭曲。在體制轉型期比較普遍的現象是,行政性壟斷行業往往熱衷于“選擇性”地參照“市場化”和“國際慣例”,這種選擇性集中體現在所謂“市場價格”、贏利和收入水平方面的參照,大部分壟斷產品和服務的價格普遍高于國際價格。更為重要的是,由行政性壟斷帶給行業的超額利潤大都沒有回饋給國家和社會,而是以“做大做強”之類的理由留在了部門和企業,并且部分地轉化為這些行業經營者和職工的收入、福利等。這是目前我國行業之間收入差距過大的根本原因,也是對按勞分配為主分配關系的重大扭曲。第四,政府職能轉變滯后的影響。相對于經濟市場化進程而言,政府職能轉變還僅僅是初步的,集中表現為政府職能的缺位、錯位和越位。目前社會反映強

13、烈的教育、醫療、住房以及社會保障等問題,是一些突出的表現。第五,缺乏對資源配置權力的監督制約機制。我國在體制轉軌中雖然大幅度減少了行政性資源配置,但在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條件下,行政性資源配置的權力具有了“價格”意義。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利用產品“雙軌”價差牟利,到90年代要素市場化中的“尋租”,出現大量權力市場化的現象。近年來,在城市改造拆遷和土地轉讓、資金信貸以及資本市場“圈錢”等領域,權力市場化的現象依然沒有止步的跡象。這是產生灰色甚至黑色收入的根本原因。(六)財富的灰色成分增加,更加重了收入分配的不公平研究表明,中國財富正在以飛快的速度向富人集中。福布斯富豪榜顯示,2009年,中國大陸有

14、400名富豪財富達到20.5億元,前40位富豪的身價達到或超過70億元。2010胡潤財富報告顯示,全國千萬富豪達到87.5萬人,其中億萬富豪有5.5萬人,人數比去年增長7.8%。波士頓咨詢公司發布的2009全球財富報告稱,2008年中國百萬美元金融資產(不包括房產和企業價值)家庭的數量為41.7萬戶,這一數值已超越德國和英國,全球排名第三,研究發現,中國內地富豪們最主要的財富來源是房地產業和資本市場。2009福布斯中國富豪榜榜單中,前10位超級富豪中有5人從事房地產投資,其中3人的財富完全來自房地產領域;前40位巨富中,有19人從事房地產投資。除了房地產行業,資本市場是中國富豪快速致富的領域,

15、特別是創業板創造了大批財富新貴。短短幾年,中國財富正在快速向少數人快速集聚,在展現中國經濟增長充滿活力和創富環境的同時,權力資本與金錢資本結合迅速致富導致財富集聚是其主要根源,這一方面充分暴露出中國財富分配格局的極度失衡,另一方面也是為什么這幾年腐敗越來越嚴重的最主要原因。三、如何使社會收入分配盡量做到相對公平要解決收入分配不合理問題,就必須從初次分配開始,從根本上提高勞動者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弱化權力在要素市場的支配關系,減少政府對經濟生活的干預,通過公共決策減小既得利益制度化的幾率等。(一)一次分配要同時兼顧效率和公平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過低,是當前我國貧富差距過大的直接原因。在我國

16、初次分配領域,勞動者工資增長趕不上企業利潤增長是一個普遍現象,企業財富明顯向資本傾斜。這也說明,在初次分配階段,改變國民收入過多向金融資本、向政府稅收傾斜的做法勢在必行。同時,部分行業壟斷現象的存在,又是本該通過稅收上繳國家的壟斷利潤,成了部分企業和個人的高利潤和高收入。如果初次分配中造成的分配差距過大,則依靠再分配的調節功能,已難以使社會公平得到有效維護。初次分配階段的不盡公平,一個直接后果表現為國民內部不同群體收入差距持續擴大。顯然,合理調整收入分配關系,是擴大消費、促進經濟平穩較快增長的必然要求。也正因此,十七大報告中明確指出,要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要實現這樣的政策目標,需努

17、力使城鄉居民收入增長不低于經濟增長,也有賴于勞動力市場的加快培育和發展,及勞動力價格機制等制度的不斷完善。(二)實現充分就業,提高勞動報酬在分配中的比重低收入人群最主要的收入來源是工資所得,要增加他們的收入,就要努力增加就業,實現充分就業,保持經濟較快增長。一方面,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努力使城鄉居民收入增長不低于經濟增長,使勞動報酬增長不低于、甚至應略高于經濟增長和企業收入增長。另一方面,逐步縮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既要充實完善強農惠農政策體系,加強社會保障體系建設,逐步提高扶貧標準和最低工資標準,不斷提高農民和城鎮低收入者的收入;又要健全勞動、資

18、本、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制度,完善企業管理層薪酬制度,規范壟斷行業收入,加強對高收入的稅收調節,促進收入分配結構合理化。(三)形成合理的居民收入差距要解決收入分配關系失衡的問題,就要從根本上提高勞動者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就要弱化權力在要素市場的支配關系,就要減少政府對經濟生活的干預,通過公共決策減小既得利益制度化的幾率等。形成合理的居民收入差距,首要的對策是堅持市場化方向,創新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機制。包括:保護勞動者按勞分配收入,創造公平擇業競爭環境,逐步放開限制勞動者競爭、自由流動的戶籍制度、福利保障制度,以及一些限制勞動力流動的地方性保護規章。其次,逐步破除城鄉分割的

19、二元分配機制。盡管中國經濟在快速發展及城市化率在提高,但城市居民消費所占比重的增長遠遠高于中國城市化率的增長,這就意味著農村居民消費的相對水平越來越低。二元分化的城鄉結構不僅不利于農村居民的消費,也不利于農民分享中國改革的成果。因此,只有改革當前造成城鄉二元分化的諸多不合理因素(如戶籍制度),才能改變當前城鄉不合理的利益分配關系,增加農民收入及促進農民消費快速增長。所以,放寬中小城市戶籍限制推動城鎮化,是當前這種改革最為重要的方面。在再分配領域,應繼續推進改革,將城鎮居民的各種隱性補貼“陽光化”、貨幣化;同時,加大對農村和落后地區的財政補貼和轉移性支付力度;鼓勵富人捐資建立慈善性基金,按國際通

20、行辦法免除其捐款所得稅,通過發展慈善事業,緩解收入差距的不斷擴大。(四)打破壟斷是解決收入分配不公的關鍵初次分配中除了提高最低工資標準以外,需要通過二次分配將國有壟斷企業的利潤收繳后讓利給居民。從政府角度看,要對勞動密集型中小企業減免稅,這樣就會讓居民分得的份額增加,而政府讓利的部分可以從征收國有壟斷企業的利潤中彌補。政府應該把壟斷的行業讓出來,從不該壟斷的行業中退出來,尤其是那些高利潤壟斷行業,如能源、交通、電信、金融、保險等,讓民間資本進入。而教育、醫療、住房保障等不應該搞產業化,應有政府承擔起來。另外,非壟斷不可的行業,也不一定非得政府經營,也可交給民間經營,政府進行監督管理,控制其價格,控制其提供產品的結構、質量等。如果能夠打破這個壟斷,工資收入水平就有拉平的趨勢,總體水平會提高。(五)健全社會保障體系,為社會公平提供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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