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語言革新與新學統的產生關于中國 20 世紀文學變遷中歷史敘述的重構 _ 文化研究論文 語言革新與新學統的產生關于中國 20 世紀文學變遷中歷史敘述 的重構 _ 文化研究論文 【內容提要】如果把 20 世紀中國文學的發展看作是一種文化重構，那么，一 種新學統的產生必然是其中最具有歷史意味的過程。 今日重新檢視這 一巨大的文化過程，可以看到：中國近代的文化變革應該從馬氏文 通說起，因為正是它從理念上啟動了中國語言方式的變革，體現了 中國文化試圖從語言上突破傳統硬殼， 尋求與外在文化交流的愿望與 努力，由此而導致了一種新的學統的誕生。 【關鍵詞】 20 世紀文 學/馬氏文通 / 新學統如果把 20世

2、紀中國文學的發展看成是一種文化重構的話， 那么一種新學統的產生必然是其中最具有歷史意 味的過程。 當我們檢索這一巨大的文化變革時， 傳統的舊學統的被質 疑，其絕對觀念正確性的被打破，其傳統的學術權威被動搖，構成了 這個時代的一幕幕精彩的文化革新戲劇， 而文化新學統的建立則是這 一時代得以鞏固并獲得自己新的歷史標志的成果。人們從破壞舊文 化、舊觀念和舊學統開始，逐步走上了新的建設之路、創新之路，沖 破種種障礙， 融合古今中外各種文化資源， 終于形成了如今中國比較 穩定的、具有時代特點的現代中國文化和學術傳統； 它們由一系列標 志性文化人物和思想成果組成， 從而也改變了歷史敘述的方式， 使文 學史

3、的重寫和重構成為可能。顯然，新學統意味著一種建設，而且是在清算、批判與繼承舊文化、 舊學統基礎上的建設。 這一點， 從胡適早年“建設的文學革命論”的 主張，到學者們近年來“傳統文化的現代化重建”之類絡繹不絕的呼 聲，是一種持續不斷的歷史追尋和文化工程。 盡管就新學統概念的提 出本身，還有許多理念上模糊不清的地方， 也盡管學統有無新舊之分 還值得討論，但是這畢竟是一個牽動傳統及其轉化的問題。在這里， 所謂新， 正是從一種新的大文化形態及語境而言的， 它體現為一種轉 折和變化，一種歷史文化精神的蛻變過程。而正是因為如此，如何以 一種全新的眼光去凝視語言及其變化過程， 發現其中蘊藏著的文化和 歷史能

4、量，成了我們理解和把握 20 世紀中國文化及文學演變史的關 鍵。一、重新理解語言：關于馬氏文通 如果把語言理解為一種文化理性的載體，如果說一種既定語言及其 規則決定并延續了過去文化遺產和學術傳統的循環模式和輪回之路， 那么一種學術傳統的確立就離不開對語言及其規則的重新理解。 而當 一種學統已經約定俗成、 成為一種過于穩定的話語體系的時候， 語言 也就不會作為一種必須重新理解的對象被提出； 因為這時的語言已成 為人們認識和理解世界的不可或缺的途徑， 它與人們的意識狀態水乳 交融，渾然一體。所以，在文化及文學變遷中，傳統文化的一些基本 要素很難、 也不可能一下子消失， 人們的心理結構總是和一定的語

5、言 形態具有一定的同構性， 會持續受到歷史語言及其規則的制約， 這也 就是歷史具有的連續性，學術傳統是不可能一下子就斬斷的；同時， 這也意味著語言及其結構的變化對于社會文化形態的巨大作用， 在相 應的歷史條件下， 人們對既定語言及其規則的懷疑和重建， 就意味著 打破過去一些被視為天經地義的文化規則和思路， 預期一種新的文化 和文學狀態。就中國 19 世紀以來的社會和文化發展來看，歷史的轉 換和語言的更新是連在一起的， 它們之間的互動關系是非常引人注目 的文化現象。但是，這種新學統最初是在什么契機和條件下發軔和建立的，它又 是怎樣沖破傳統的舊文化和舊學統的蛋殼呱呱落地的， 這確實是一個 值得探討

6、的歷史文化課題。 就一種學統的文化存在來說， 當然需要多 種歷史條件， 但是語言卻是其最基本的因素， 所以言及學統問題就不 可能回避語言問題。 如果我們不從語言和言語形式的革命入手， 就很 難解開這種舊學統分離破碎之時新學統摧枯拉朽、磅礴而出的秘密。 從某種意義上講， 所謂傳統文化的僵化和保守性往往就表現在包裹在 外面的那一層外殼上，盡管里面仍然是富有營養和鮮活生命力的資 源，但是由于長期自我保護和封閉的需要，形成了一層堅硬的外殼， 不僅窒息了內部原有的生命活力， 使其難以發揮出來， 而且造成了與 外來文化的隔絕，使外面的好東西不能進入。可以說，特定的語言就 是這種堅硬的文化外殼。 因為它們本

7、身不僅是任何一種文化長期積淀 的成果， 是文化的載體又是文化的本體， 而且惟有它們才能以自己特 有的方式和規則維護自己和顯示自己， 確定自己的文化家園。 如果人 們不能找到一種進入語言的方式， 實際上就無法真正走進文化， 也就 無法進行文化交流。在 19 世紀的中國，中西文化的交流不僅沖擊著中國社會傳統的意識 形態，而且已經滲透到了語言的層面。 對語言的重新理解不僅包含著 某種文化變革的欲望， 而且包含著對文化的這種新的理解而這本 身往往就孕育著新的學術理念。 也許正因為如此， 胡適在白話文八項 主張中有一條就是“須講究文法”。 可惜，他當時對這一條的解釋卻 過于簡單， 在文學改良芻議 中只有

8、寥寥數語： “今之作文作詩者， 每不講究文法之結構。其例甚繁，不便舉之，尤以作駢文律詩者為尤 甚。夫不講文法，是謂不通。此理至明，無待詳論。”（注：胡 適：胡適學術文集新文學運動 ，姜義華主編，中華書局， 1993 年版，第 22 頁。）就今天看來，胡適的這種“無待詳論”并不意味著“此理甚明”， 只是表明他意識到了、 但是并沒有真正重視“文法”這一重要的理論 問題實際上， 至今所謂漢語的“文法”的“理”， 還是一個值得 討論的課題， 在當時當然是不可能“至明”的。 這也從另一方面說明 五四時期人們對于破除舊學統、 建設新文化的匆忙心情盡管這直 接涉及到了對中國語言及學術傳統的理解問題。 至少可

9、以這么說， 作 為一種潛在的文化因素 （因為大多數人并沒有意識到它的文化意味） ， 當時對于中國文法之理的探究和理解， 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后來建設 中國新學統的基本思路和面貌。所以，中國近代的文化變革應該從馬氏文通說起，也就并不唐 突了。就在 20 世紀即將來臨之際，也就是 1898年，馬氏文通上 卷出版，次年下卷出版。 （注：關于這部語言學專著的作者，如今學 術界還有不同說法和爭議，但是我在這里還是依照舊說。 ）此書的出 版不僅開啟了中國現代語言學的世紀之門， 更使人們開始以一種新的 觀念和思路來看待和理解自己的語言及其規則。應該說，馬建忠 （1845-1900） 是 19 世紀少見的學貫中

10、西、 見多識廣的中國學人。 他不 僅具有深厚的國學功底，而且留洋放學多年，在西方學過數理化、天 文、地理、生物、歷史、地質等課程，通過了巴黎考試院文科和理科 考試，在法律和外交學方面也具學養。由于他不僅熟悉中國典籍，而 且精通拉丁語、法語、英語和希臘語，并且能翻譯俄語，所以曾是一 位出色的公使翻譯。 也許正因為如此， 他意識到了對語言的理解和把 握方式的重要性，這實際上是理解和把握西方現代學術理念的基礎， 若文理不通， 學理自然也不能理解和把握。 所以他花費畢生精力來完 成這部劃時代的語法著作也并非偶然， 因為他通過自己的親身考察意 識到了語言與社會發展之間、 尤其與科學技術發展之間的關系，

11、他甚 至認為中國之所以科學落后， 就在于中國沒有“葛朗瑪” （ grammar， 英語中語法之意） 理論，所以中國人學語言文字要比西人花費更多的 時間。這種看法似乎過于簡單， 但是卻表現了馬建忠對語言理論和社 會文化狀態關系特殊的敏感性。所以馬氏文通的出現不僅是一個語言學方面的新事物，更是一 個富有歷史意義的文化事件。 從某種程度上說， 它從理念上啟動了中 國語言方式的變革；這種變革的意義一方面在于正如孫中山在 建國方略中對 馬氏文通所做的評價目的在于實現“言文 一致”；而另一方面， 則在于它對五四新學統的建立起到了某種理念 和方法論上的引導作用， 從語言及其規則的理性把握和感性認識方面 開啟

12、了文化變革的大門。 它不僅反映了當時的文化交流必然會對語言 以及人們對語言的理解上發生影響， 而且體現了中國文化試圖從語言 上突破傳統硬殼，尋求與外在文化交流的愿望和努力。對此，馬建忠 從中西文化比較的角度如此指出：余觀泰西童子入學，循序而進，未及志學之年，而觀書為文無不明 習；而后視其性之所近，肆力于數度、格致、法律、性理諸學而專精 焉。故其國無不學之人，而人各學有用之學。計吾國童年能讀書者固 少，讀書而能文者又加少焉， 能及時為文而以其余年講道明理以備他 日之用者，蓋萬無一焉。夫華文之點畫結構，視西學切音雖難，而華 文之字法句法， 視西文之部分類別， 且可以先后倒置以達其意度波瀾 者則易。

13、西文本難也而易學如彼，華文本易也而難學如此者，則以西 文有一定之規矩， 學者可循序漸進而知所止境； 華文經籍雖亦有規矩 隱寓其中，特無有為之比擬而揭示之。遂使結繩而后，積四千余載之 智慧材力，無不一一消磨于所以載道所以明理之文，而道無由載，理 無暇明，以與夫達道明理之西人相角逐焉，其賢愚優劣有不待言矣。 （注：馬氏文通讀本，呂叔湘、王海棻編，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7 頁。）因此，他特別注重語言的發展歷史走向的影響。其原因不僅在于形 式主義理論本身的不完善， 還在于中國理論界對于形式及其理論在理 解上的隔膜，在心理上有一種傳統的、 表現在思維方式上的抵觸意識， 很難在歷史文化現象

14、的認知上產生認同。 所以中國人在日常生活的很 多方面也許非常熱衷于形式主義， 但是在理論觀念上卻表現出了一種 普遍的拒絕態度。這是一種值得研究的世界性的文化心理現象。就中國的情形而言， 當然與中國傳統的思維方式及其方法論有關， 因為就道與技、意與言、 質與文的關系來說，古人總是以前者為先、為尊的。而正如我們在上 面所言及的， 作為一種傳統的思維方式， 在文化中的形式因素非常穩 定的情況下，人們是在內容與形式渾然一體狀態中認知和評價事物 的，并不會對事物的形式因素予以特別的關注。 而這種把形式從事物 存在的整體狀態中分離出來、 并給予特別關注 （以至于形成了一種專 門學科和理論體系） 的現象，

15、只有到了文化發展狀況發生重大變化的 現代社會才會出現。（注：關于這種變化，將是一個重要的歷史文化 課題。就我的理解，這種變化有以下幾個重要標志： 1） 由于傳統的文 化小圈層的迅速被打破， 各種文化之間的交流加快了； 2） 文化迅速轉 型，對形式方面的認知和借鑒的速度， 大大超過了人們對內容和內在 精神方面的理解和把握； 3） 科技的發展正在改變人們的生活方式和思 維方式，為人們提供了越來越多的從數字和結構方面認識世界的方法 和證據。）不過，僅僅從傳統的方面來解釋這種現象是不會令人完全 信服的。就總的情況而言，在世界范圍內， 20 世紀形式主義理論實 際上主要遭到了來自古典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兩方

16、面的抗拒， 而前者是 普遍的、歷時性的，后者則是當代性的，在不同國家和文化領域有不 同程度的表現。對于后者，已經有學者指出：“對語言的如 此強調更與關于馬克思主義美學的通常理解相左。 因為，人們已習慣 于相信馬克思主義重思想輕語言、 長于闡發內容而對語言或形式問題 束手無策。”（注：王一川： 語言烏托邦 20 世紀西方語言論美 學探究，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第 51 頁。）這顯然提供了一 種思路，有助于我們從中國文化的特殊語境方面去探究這個問題。 對 語言及其變革意義方面的探究， 也許會觸及到一些深層次的思想理論 問題。對中國的白話文運動來說，人們很少因為其語言屬性而否定、或者 看低

17、它的歷史意義， 相反，人們一直把它當作是中國歷史性變革的一 個標志性事件，并且從一開始就格外看重語言形式（白話與文言）之 間的不同意味， 依據它們把人們劃為不同文化陣營。 而這又是為什么 呢？在這里我們不能不問， 這是否意味著人們在理性和感情性及其判 斷之間的互相矛盾呢？也就是說， 這樣一場首先在語言方面開始的社 會變革，人們又是從什么角度賦予其歷史意義的呢？換句話說， 既然 比起政治變革來說， 白話文只不過是一種文化形式方面的革新， 但是 為什么在中國人的歷史意識中會占據那么重要的位置呢？這顯然還 有更重要的因素和關系需要探究。當然，不能說當年的胡適是一個形式主義者（如果是這樣，他當年 的文

18、化主張恐怕也得不到如此強烈的社會反響） 。從文章中可以看出， 胡適建設新文化的基本理念出之于歷史進化論思想，這就是“文學 者，隨時代而變遷者也”，“此可見文學因時進化，不能自止”，所 以“今日之中國，當造今日之文學，不必摹仿唐宋，亦不必摹仿周秦 也”。（注：胡適：胡適學術文集新文學運動 ，姜義華主編， 中華書局， 1993年版，第 21 頁。）也正是由于如此，胡適建設新文 化的主張具有了兩重性， 一方面強調了語言革新的重要意義， 并且為 這種意義鋪設了隨時代演進的思路， 另一方面， 則凸現了其進化論的 單一性，為日后學術建設中的偏頗埋下了伏筆。 這明顯表現在日后產 生的意義形態決定性和絕對性理

19、念的盛行上， “進化”成了一種絕對 的標尺，用“新”來衡量一切的價值和意味。當然，后來的事不能由胡適承擔責任，更不能由此否認進化論思想 在歷史發展中的重要意義， 我們只是企圖從當時的語言革新中尋求更 深一層的文化意義。 從文化的主體角度來說， 這種意義是人們自己在 歷史過程中賦予它的。而正因為這場語言革新體現了一種新的歷史觀 念，所以才啟動了中國新學統的建設。在這里，白話文與文言之爭， 并非只是一種語言方式之爭，而是一種“古今之爭”和新舊文化之 爭。因為在人們普遍的意識中，白話文運動的意義并不僅僅在于改變 了語言文字表達形式，而在于開創了一個文化新時代和新空間， 使一 種新學統能夠在中國建設起

20、來。新學統的關鍵是一個“新”字，而這 個“新”正是在古今文化的對比和轉化中顯示出來的。 沒有這種對比 和轉化，新文化的意義就顯示不出來，新學統也就更無從談起。顯然，就整個五四新文化運動而言，最激動人心的詞語也是一個“新”字。這不但表現在無數新涌現的詞語、行為、思想、雜志和團 體，都無不爭先恐后冠之于一個“新”字， 而且就整個時代的民族精 神的欲求和渴望而言，都在擺脫和甩掉一個“舊”字。 因為“舊”就 意味著死，意味著落后，意味著封閉，“新”意味著活，進化和開放， 所以，胡適是把白話文稱為“活言語活文字”，白話文學為“活文 學”；而魯迅則表現得更為敏感和激烈，他在摩羅詩力說的題記 中引用了尼采的

21、話：“求古源盡者將求方來之泉，將求新源。嗟我昆 弟，新生之作，新泉之涌于淵深，其非遠矣。” 其短短幾句話， 就有三個“新”字，若把“方來”也理解為“新”，就更突出了。這 也表現了當時一種普遍的文化心態， 人們急于擺脫舊的狀態，積極尋 求新的感覺和出路。這就為白話文在中國的迅速推廣提供了歷史契機，語言的變革從一 種緩慢的自然過程很快進入了“急驟遞增”的突變階段。而在這里， 古今之爭成了中國文化及文學走出古典理念、步上現代之途的關鍵， 它讓語言的更新具有了歷史重構的意義。這反映了一種中國文化融入世界的過程。就從古典走向現代的過程 來說，我們不能僅僅局限于中國來理解這種古今之爭的文化意義。因為中國的

22、白話文運動本身不是單獨發生的， 而是在一種中西文化交流 環境中產生的，自然地受到了各種各樣外國文化思潮的影響。另外， 人們也不是僅僅用一種價值觀念來衡量文化現象的， 而是根據世界文 化潮流的走向和價值來給語言定位的。語言的更新原本就是在傳統與 現代的轉換中被認知和規范的，它和新學統的建立處于同一種歷史語 境之中，所面臨的是同一種挑戰和機遇。從一種比較和交流的觀點來看，中國的古今之爭和發生在歐洲文藝 復興以來的“古今之爭”有某種文化變遷上的精神聯系和相似之處， 而前者的語言更新的意味似乎顯得更為突出。就西方文化演變史而 言，17 世紀在法國出現的古典主義思潮具有某種象征意義，它一方 面持續了文藝

23、復興的某種革新的意義， 另一方面則說明語言的革新絕 不能一勞永逸地告別傳統。 而其后不久所展開的一次廣泛的“古今之 爭”，開始真正觸及到了歷史文化深層意識的變革， 刺激了傳統也喚 起了人們的傳統意識， 使這種古今新舊之爭逐漸擴展到了世界文化范 圍內，并一直持續到了今天。 而歷史的撲朔迷離之處在于西方的文藝 復興是以崇尚和學習古希臘羅馬文化遺產為己任的，但是到了 17 世 紀的古典主義時期，古今之爭才真正引起了人們的注意。在法國，由 發難者之一的夏爾 •貝洛結集而成的古今之比 (Paralleles des anciens des modernes) 一書明確昭示人類進入了一個內在沖突

24、 的文化時代。 這不僅表現在這本書所表現的厚今薄古的文化態度， 認 為隨著人類的不斷進步， 后人必然會創造出超過古人的作品； 而且引 申出了一種新的文化價值觀念，這就是所謂“現代” (Modernes) 意 義。正因為如此， 20 世紀初，美國出現了“新人文主義” (New Humanism,其代表人物伊爾文•白璧德 (IrvingBabitt,1865-1933) 繼續為西方傳統的價值觀念和學術理念 辯護，也就不難理解了。而中國的吳宓在1920 年美國哈佛大學推出論文集新與舊之后，立即寫出了中國的新與舊一文，也不能 不說是對世界文學現象的一種自覺的回應。 而我們所說的新學統的建 立正是在這種文化大背景下發生的。就其積極的方面來說，正如胡適多次聲言的，新文化運動就是中國 的文藝復興，它開創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