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樂府詩研究的困惑與突破王輝斌教授訪談錄 羅祖文王輝斌教授簡介：王輝斌，1947年9月生，男，襄樊學院文學院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研究中國古代文學、文學文獻學、佛教文學。現任中國孟浩然研究會會長，中國李白研究會理事，中國杜甫研究會理事，中國樂府學研究會理事，四川省李白研究會顧問，湖北省李白研究會副會長，湖北省古代文學研究會學術委員會副主任等學術職務。已出版著作：先唐詩人考論、孟浩然研究、孟浩然大辭典（主編）、王維新考論、李白史跡考索、李白求是錄、杜甫研究叢稿、唐人生卒年錄、唐代詩人詠湖北、唐代詩人婚姻研究、唐代詩人探賾、全唐文作者小傳校考、唐代文學探論、唐宋詞史論稿、宋金元詩通論、四大奇書研究、

2、唐后樂府詩史。并在民族文學研究、文學遺產、學術界、四川大學學報等全國中文核心刊物、csscl刊物發表論文近100篇。其古代文學論文的高被引指數分別排名全國第一（2008年）、全國第二（2007年），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單刊轉載率全國第一（1995年），湖北省古代文學著作入選中國文學年鑒第一人（與另一著作作者并列）。應邀在山西師范大學、臺灣淡江大學、中山大學等高校作為多次學術報告與演講。現正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國樂府詩批評史”的研究工作。 羅祖文博士后（以下簡稱“羅”）：樂府詩是中國古代詩歌的重要組成部分，宋人郭茂倩首次將北宋以前的樂府詩進行了搜集整理，并編成了百卷

3、本的樂府詩集，使之蔚為大觀。因此，學術界大都認為，研究郭茂倩的樂府詩集，實際上就是對北宋以前樂府詩的研究，您對樂府詩集有何評價？當前學術界對樂府詩的研究又處于一種怎樣的狀態？王輝斌教授（以下簡稱“王”）：中國古代的樂府詩，就其發展的時間跨度來說，大致可分為兩個階段，即一為漢唐階段（約1200年），一為唐后階段（共951年），前者時期的樂府詩稱為之“漢唐樂府詩”，后者時期的樂府詩則被稱為“唐后樂府詩”。郭茂倩搜集整理并編成的樂府詩集，其中無論是古樂府（舊題樂府）抑或新樂府（新題樂府），即皆屬于漢唐樂府詩的范疇。樂府詩集作為一部詩歌總集，或者說第一部樂府詩總集，它的問世，對于中國詩歌史抑或中國文學

4、史而言，都稱得上是一件大事。正因此，自民國以來許多從事漢唐樂府詩研究的研究者，都將其研究的視野投向了樂府詩集，且推出了一批令人矚目的成果，其中如王易樂府通論、羅根澤樂府文學史、蕭滌非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王運熙樂府詩述論、楊生枝樂府詩史、孫尚勇樂府文學文獻研究等，即皆為這方面的優秀之作。但是，郭茂倩的樂府詩集也是存在著很多問題的。因為時間關系，我這里只舉兩個例子，以窺一斑。其一是以音樂為分類標準的問題。大家都知道，郭茂倩在樂府詩集中以音樂為分類標準，將他所搜集到的5000多首樂府詩分為了12類，即“郊廟歌辭”、“燕射歌辭”、“相和歌辭”、“清商歌辭”、“近代曲辭”、“新樂府辭”等，但由于其賴以分

5、類的“音樂”存在著不精、不明、不清、不實等諸多方面的弊端，而使其所分之類令后人多難以接受。而且，李唐時期樂府詩的音樂，誠如四庫館臣所言，在宋即已失傳，至于唐以前的樂府詩的音樂，就更是早已失傳了。這一事實的存在表明，生活于南宋初期的郭茂倩，是根本不可能見到或聽到唐及其前的“樂府音節”的，則其所謂的“音樂”分類，就自然是難以符合樂府詩與音樂關系的歷史真實了。所以，后人如吳萊、胡翰、左克明、馮班等人，即均對郭茂倩的“音樂”分類進行了嚴厲批評與斥責，有的則另起爐灶，重新編集。其二是對新題樂府的界定所存在的問題。對于什么是新題樂府（新樂府），中唐時期的元稹、白居易著眼于各自的藝術實踐，在和李校書新題樂府

6、十二首并序、樂府古題序、與元九書、新樂府并序等文中，早已言之甚明，但郭茂倩卻以“唐世之新歌”對其進行了重新定義，認為凡屬“新歌”者，即可稱之為新樂府，但對于什么是“新歌”，或者說“新歌”的本質特征是什么，其具體又何所指等，郭茂倩卻并沒有講。這兩個例子足以表明，郭茂倩對于新題樂府的認識，與元稹、白居易二人著眼于藝術實踐之所言，是存在著相當大的差異的。而事實上，郭茂倩對新樂府的認識，不僅與唐代的元稹、白居易存在著差異，并且與宋代的姚鉉、李昉等人也是大相區別的，對此，我曾做過專門的考察。所有這些，都應是導致全唐詩中數以千計的新題樂府未被郭茂倩收入樂府詩集的原因所在。 而應引起注意的是，郭茂倩樂府詩集

7、雖然存在著許多問題，有的甚至是十分嚴重，但時下凡以樂府詩集為對象進行漢唐樂府詩研究的研究者，卻又幾乎都是在對這部樂府詩總集唱贊歌，即研究者們的研究思路，大都是依附著千年前郭茂倩的思路而為的，而無一是在對其作“逆向思維式”的考察。 即是說，時下的樂府詩研究者，不僅都是在圍繞樂府詩集轉圈子，而且都是在說樂府詩集“如何好如何好”之類的話，即使是輯佚訂補樂府詩集之逸詩者，也毫不例外。這種研究現象的存在，表明了時下的漢唐樂府詩研究者，在學術識見、學術視野等方面，是很難與元代的吳萊、胡翰、左克明等人相提并論的，這樣看來，則其于樂府詩集的研究有欠深入與全面，也就自不待言。雖然，吳萊等人對樂府詩集的批評不無可

8、議之處，但迄今為止，卻沒有任何研究者將其研究的視角投放在這方面，這是頗令人遺憾的。其實，從多維立體的角度進行審視，對樂府詩集作一些實事求是的“負面”研究，乃是大有必要的，而且這種研究與那種“贊歌式”的研究相比，顯然要深刻得多與嚴謹得多。因為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夠認識與弄清楚存在于樂府詩集中的種種弊端，才可對樂府詩集作出更加符合其歷史真實的研究。 所以，凡以樂府詩集為讀本對象進行漢唐樂府詩研究者，首先所要做的工作，就應是從“反”的角度對樂府詩集進行多維透視，之后才可在此基礎上將其作全方位的研究。而且，存在于樂府詩集中的這方面的研究對象，也是相當多的。比如，對樂府詩集中的“音樂”如何定性，如何檢驗；

9、郭茂倩“音樂”分類的依據是什么，其賴以分類的“音樂”是否符合漢唐各個時期的歷史真實；在“樂府音節”于唐已難考、于宋“已失其傳”的文化背景下，郭茂倩又是如何進行“音樂”分類的，其“音樂”又是從何而來，可靠程度又是如何；樂府詩集中“近代曲辭”與“樂府新辭”之“雜題樂府”的區別是什么；“近代曲”之“曲”與“雜題”之“曲”的同異關系如何，其具體又表現在哪些方面；樂府詩集所收之樂府詩與文苑英華中的“樂府”為什么會存在著區別，其中的原因又何在；郭茂倩為什么對全唐詩中數以千計的新樂府視而不見，其新樂府觀與元稹、白居易相比較又究竟存在著哪些實質性的區別，這些區別對于認識與輯錄唐代新樂府又產生了哪些負面影響，等

10、等。所有這些，都是為漢唐樂府詩研究者所首先要進行考慮的，但時下對于樂府詩集所作的種種研究，卻并無涉此者。 此外，從“樂府學”的角度言，加強對樂府詩集進行接受史、影響史方面的研究，也是甚有必要的。 而且，立足于這一視角進行研究，也必將會成為今后研究樂府詩集或者說研究漢唐樂府詩的一種發展方向，因為著眼于接受史、影響史的角度研究古代文學，已成為時下的一種趨勢，且推出了一系列令學界矚目的成果。所以，如果只是一味地對漢唐樂府詩作“原地踏步式”的研究，或者是仍然進行“贊歌式”的研究，那么這種研究之所獲，充其量也只能被目之為“翡翠蘭苕”。而令人深感遺憾的是，時下的許多漢唐樂府詩研究者，出于其畢業論文之撰寫與

11、職稱評聘等目的，都沾沾自喜于這種“翡翠蘭苕”之中，并樂此不疲。僅就這方面言，這不能不說是存在于漢唐樂府詩研究中的一種無奈與困惑。 羅：就您所介紹的情況看來，當前的樂府詩研究，或者說對漢唐樂府詩的研究，確實是存在著不少問題的，這是時下與今后的樂府詩研究者都應引起注意的。但文學發展史的實況告訴我們，唐以后的宋、遼、金、元、明、清六朝之樂府詩創作，也是蔚為壯觀的，其發展的實況又究竟如何？唐后樂府詩與漢唐樂府詩相比又具有哪些區別？為便于把握與認識，請您對此也作一些介紹與例說。&n3 bsp; 王：從文學發展史與現存文獻資料的雙重角度考察，唐后樂府詩無疑是詩歌史上最為引人注目的一方重鎮，因之，無論是著眼

12、于創作概況、作品數量、思想內容以言，抑或立足于審美趣味、藝術精神、形式特點而論，唐后樂府詩都是較漢唐樂府詩更具風采與個性的。這具體表現在這樣的幾個方面：（一）這一時期樂府詩創作不僅如火如荼，蔚為壯觀，而且還出現了如元好問、周紫芝、楊維楨、高啟、李東陽、尤侗、洪亮吉等一大批樂府詩大家與名家。（二）據粗略統計，唐后樂府詩至少在10萬首上，這一數量為漢唐樂府詩（樂府詩集所收漢唐樂府詩5000余首）的20倍有余。（三）這一時期出現了數以百計的樂府詩專集與“樂府”卷，如楊維楨鐵崖古樂府、李東陽詠史樂府、宋澤元編四家詠史樂府等，即皆為其例。 （四）在唐后歷代樂府詩創作高潮迭起的同時，還于元末掀起了一場以楊

13、維楨、李孝光為代表的“古樂府運動”，其參與的詩人之眾，規模之大，持續之久，均史無前例。（五）較之漢唐樂府而言，唐后樂府詩在形式方面發生了諸多變化。在唐后樂府詩中，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這里就不一一論列了。為了有助于對唐后樂府詩變化行點的了解，下面不妨也舉兩個例子來加以說明。 例子之一，是自創新題的“古樂府”。眾所周知，“古樂府”即“舊題樂府”，其最初本是相對于中唐元稹、白居易等人的新題樂府而言的，即其所指主要為漢魏六朝時期的樂府詩，或者以漢魏六朝樂府詩題進行創作的樂府詩，如將進酒、君馬黃、蜀道難、楊叛兒等。唐代詩人李白與李賀，之所以被后世詩論家公認為兩位古樂府大家者，關鍵就在于二人所創作的樂府詩

14、，幾乎皆為蜀道難之類的古樂府。但唐后樂府詩中的“古樂府”，卻與蜀道難等迥然有別，如楊楨鐵崖古樂府中的送客洞庭西、道人一畝宅、城東宴擬劍南體、蔡君俊五世家慶圖詩等，李孝光五峰集卷三“古樂府”中的題脧上人所藏蘭惠圖、書窈窕圖后、有車送韓從事行縣、擇木為婁所性作、云之陽送人之兄代之等，即皆為其例。兩相比較，可知楊維楨鐵崖古樂府中的道人一畝宅等詩題，李孝光五峰集中的題脧上人所藏蘭惠圖等詩題，乃皆為漢魏六朝樂府詩之所無。楊維楨鐵崖古樂府、李孝光五峰集中的這類“古樂府”，其詩題不僅都屬于楊維楨、李孝光所自創，而且在形式上與一些傳統的五古、七古詩題相比，也毫無區別。唐后樂府詩史上的這類“古樂府”，實際上就是

15、對漢魏六朝古樂府的一種挑戰，一種反叛，一種對于人們傳統樂府觀念的徹底性顛覆。其大量存在的事實表明，宋、遼、金、元、明、清時期的詩人對于“古樂府”的認識，已與唐代詩人的認識截然不同。正因此，唐后詩人之于這種“古樂府”的創作，還曾一度形成高潮，參與的詩人數以百計，并推出了一批又一批的優秀之作。 例子之二，是唐后樂府詩的可歌性。樂府詩之所以被稱為樂府詩，其中最關鍵的一個條件，就是因為它最初是出自樂府機構，而與音樂相關。在“樂府音節，唐人已不能考”、“自宋已失其傳”的情況下，唐后樂府詩卻仍有部分是可以“歌曲”的，而且其“歌曲”的形式也是多種多樣的，如詩人自創新曲而歌，用俚曲配新樂府辭以唱，等等。若從詩

16、例的角度言，則其例更多。如汪元量杭州雜詩和林石田其五：“老子猖狂甚，猶歌梁父吟。”梁父吟一作梁甫吟，為漢魏樂府舊題，汪元量為宋末元初人，其既“猶歌梁父吟”，表明作為古樂府的梁父吟，在宋末元初仍然是可配樂而歌的，而其所配之樂為汪元量自創也就毫無疑義，因為汪元量是南宋著名的宮廷音樂家與器樂演奏家。又如楊維楨有一首頗負盛名的鴻門會，其門人吳復在為楊維楨編鐵崖古樂府時，特于此詩題下寫了一條簡短的評語：“先生酒酣時，常自歌是詩。”楊維楨不僅是元末明初之際的一位著名詩人，而且也是當時的一位著名音樂家，并曾于明洪武初年奉詔晉京整理有關音樂文獻等，其“常自歌是詩”者，表明鴻門會所配之樂，亦為楊維楨所自創。 類

17、似的例子很多，由于時間關系，這里就不一一例舉了。而從所舉的這兩首詩例可知，唐后樂府詩雖然有部分是可以“歌曲”的，但其與漢唐樂府詩之“歌曲”相比，卻是具有明顯不同的，即這兩首詩可“歌曲”之“曲”，皆為其作者所自創，而漢唐樂府詩所“歌曲”之“曲”，主要為當時的樂府機構所配制。 以上所舉的這兩個例子，旨在說明，對唐后樂府詩進行研究者，是切不可套用研究漢唐樂府詩的理論、方法與經驗的，因為二者之間存在著許多明顯甚至是本質上的不同。但長期以來，習慣于終年圍繞著樂府詩集轉圈子的許多漢唐樂府詩研究者，不僅不知道唐后樂府中之“古樂府”與漢唐樂府詩中之“古樂府”的這種區別，而且也不知唐后樂府詩為何物，甚至有人認為

18、唐后沒有樂府詩，等等。這是存在于當代學術史上的一種極為可悲的研究現象。導致這種可悲現象產生的原因，要而言之有二：一是與研究者不讀書或少讀書大相關聯，一是與研究者極度窄狹的研究視角關系密切。這兩個原因的存在，對于唐后樂府詩的研究而言，顯然是極為不利的，而且也與唐后樂府為詩歌史上一方重鎮的實況迥不相及。 因此，用全新的學術眼光去審視唐后樂府詩，注重并加強對唐后樂府詩各方面的研究，也就勢在必行。 羅：黃山書社新近出版的唐后樂府詩史一書，學術界評價甚高，如有人稱之為唐后樂府詩研究的“拓荒”之作，有人認為具有“填補空白的學術價值”，有人認為是對當前樂府詩研究模式的一種突破，等等。請問您是如何想到要著眼于

19、史的角度對唐后樂府進行研究的？唐后樂府詩史在具體研究與撰寫中遇到了哪些困難，您又是如何解決的？王：我對唐后樂府詩的研究開始于2008年的春2011年第8期羅祖文：樂府詩研究的困惑與突破71天。此前，我曾以論文的形式，對漢唐樂府詩進行了以詩人為主體對象的個案性研究，并在貴州文史叢刊、山西大學學報、樂府學等刊物上，發表了莫愁本事說略、三曹雅好樂府詩的原因與情結述論、鮑照樂府詩的新變與貢獻、論王維的樂府詩、論杜甫“三吏”“三別”的詩體屬性兼及唐代新樂府中的有關問題等文。這些文章所涉及的研究對象，雖然與唐后樂府詩沒有直接的聯系，但卻加深了我對樂府詩特別是新題樂府的認識。而新題樂府，在唐后樂府詩中又是百倍于舊題樂府的，如果從這一意義上講，我對漢唐樂府詩所作的一些個案性研究，對于唐后樂府詩的研究來說，還是多少有點關系的。 2008年3月上旬，我正式將研究的對象選定為唐后樂府詩，且計劃在三年內全力以赴。當時的情況是：我正在撰寫宋金元詩通論一書，因其中設有專門的樂府論一章，而使得我有機會對宋、金、元三個朝代的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