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資委：用兩年時間壓縮煤炭鋼鐵10%產能國資委副主任張喜武在國務院政策例行吹風會上表示，今年在原來的基礎上還要進一步推進中央企業重組這項工作，成熟一戶推進一戶。據張喜武介紹，自去年8月關于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引發以來，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取得了積極進展，13項改革文件已經出臺，9項文件正在履行程序，現代企業制度進一步確立，85家中央企業建立了規范的董事會。此外，2015年完成了6對12戶中央企業重組，推動了三家電信企業組建鐵塔公司，企業的重組整合有序推進。談及今年如何推進中央企業重組這項工作時，張喜武表示，要把握四個方面原則：一是從方向看，要堅持服務于國家的戰略，更好的發揮中央企業服務國家戰略的重要作用。二是從布局看，要立足于國有經濟布局的結構調整大局，堅決落實國家產業政策和重點產業布局調整的總體思路。三是從效果看，要有利于優化資源配置，促進中央企業轉型升級提質增效。四是從方式看，由企業為主，按照市場化方式規范，充分尊重企業的意愿，堅決杜絕搞“拉郎配”，成熟一戶推進一戶。李克強總理在5月18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表示，要以改革促發展，以“壯士斷腕”的勇氣和決心，堅決打好打贏中央企業“瘦身健體”提質增效的攻堅戰。對此，張喜武認為，為中央企業“瘦體健身”可以從五方面進行。一是要加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力度，優化國有資本布局結構。二是壓縮管理層級，精簡機構人員。三是整合集中資源，做強做優主業。四是以創新促健體，發展新經濟。五是推進降本增效，提高運營效率。而在談及如何處置“僵尸企業”問題時，張喜武表示，初步考慮用三年時間完成處置345戶“僵尸企業”的任務。煤炭和鋼鐵的產量也想用兩年的時間壓縮產能10%。華泰證券(16.520,0.03,0.18%)研究所分析師宋雪濤在接受證券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目前來看，鋼鐵、煤炭、水泥等行業去產能已進入長周期拐點，需求量均已達到峰值水平。隨著穩增長的刺激告一段落，預計在今年下半年，鋼鐵、煤炭行業產能將會大幅回落，去產能效果也將集中體現在今年下半年。國有企業深化改革的難點及對策的再認識近年來，國有企業對高管的監控不到位、高管薪酬過高、技術創新動力不足、運營效率仍有較大空間等現象引起了社會各界的熱議及廣泛關注。為此，中共中央、國務院于2015年發布了關于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力圖將國有企業改革引向深水區。現實中，當前國有企業改革仍面臨以下諸多難點，需要系統解決。新時期國有企業改革的難點1、有效管控與適度放權較難把控。國有企業是屬于全民的，因此有出資人代表予以監管是必須的。而國有企業處于市場之中，又必須有一定靈活性。“管”與“放”之間本來就是一對矛盾的統一體，如何做到管而有度和放而有序就是當前面臨的難點問題。目前國有企業仍存在的高管行政化，高管貪腐頻發，決策鏈條冗長，內部人一言堂等問題，這些皆源于“管”和“放”尚未達到最佳結合。2、行政化激勵與物資激勵較難結合。國有企業高管面臨著行政化激勵、物質激勵等方式。行政化激勵方式主要指通過套用政府行政機關級別，以級別的升遷和崗位重要程度的變動等來激勵國有企業高管的方式。物資激勵方式主要指通過年薪、股權等激勵國有企業高管的方式。由于國有企業很多高管都是有身份和級別的官員，而這種通過行政級別升遷和崗位重要程度變動的激勵方式具有一定剛性，以至于國有企業染上了行政化頑疾。目前來看，行政級別升遷和崗位重要程度變動激勵導致的行為異化，以及物資激勵頗為豐厚引起社會廣泛詬病等現象并存。其中的原因就在于企業高管應是風險型職業，其收入較高是因為要承擔較大的風險，而國有企業中的行政化高管享受了高薪，同時其級別卻相對穩定。這就導致了國有企業高管的行為不能適應企業發展的要求。3、國有企業的贏利屬性難以甄別。國有企業到底是贏利性的還是非贏利性其實有時難以區分，其原因就在于國有企業雖然定位在公益性、準公益性領域，但由于并未界定國有企業不能進入的領域，因此，國有企業進入了很多一般性的競爭性領域，如商業，房地產，酒店等。這就使得諸多國有企業在贏利性和非贏利性之間跨界經營，兩者相互交融，難以分割。4、國有企業決策機制尚待完善。一方面，國有企業決策存在效率不高的現象。一些大的、有風險的決策，需要層層上報，決策時間冗長，有的甚至要各級政府辦公會通過。另一方面，由于治理結構缺陷，董事會常常出現一言堂局面，獨立董事往往淪為“花瓶”，內部人控制現象較為嚴重。5、國有企業的監管難度較大。由于國有及其控股企業數量較多且資產量龐大，監管跨度大及監管鏈條長的局面就此形成，因此監管起來就十分困難。再加之，國企監管更多依賴于政府機構，由于人員編制限制及監督成本高昂，監督難以到位。此情之下，一些國有企業出現了“跑冒滴漏”現象。6、績效考核不明確。由于國有企業經營領域分布繁雜，既涉及公益性、準公益性領域，也有經營性領域，跨越范圍較大，以至于考核指標流于大而化之的東西，難以量化。7、行政化思維制約了創新性發展的空間。由于國有企業有行政級別的高管占比較大且處于絕對支配地位，其既有的觀念和工作方式一定程度上影響著管理團隊敢冒風險且承擔責任的程度，這也會桎梏國有企業創新性發展。8、國有企業的退出機制尚待完善。20世紀末，中國進行了國有經濟“有進有退”的改革，贏來后來的良好發展局面。國有企業作為市場經濟主體，有其生命周期，當一些國有企業歷史使命完結或經營中落敗，應使其有效退出。目前，有些國資管理機構控制的國有企業，由于諸多原因即便負債嚴重仍在苦苦支撐，難以有效退出。新時期國有企業改革攻堅的對策上述難點分析表明，國有企業改革進入了新的階段，即由做大做強向追求卓越轉變。因此，這就對國有企業的機制設計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下面對新時期國有企業改革做如下建議。1、逐步減少董事會中有行政級別的董事的比重，增大外部董事的比重。同時，提升董事進入的門檻，硬化董事的責任。總經理及以下的管理人員逐步實行市場化的聘用機制，使其逐步放棄行政級別。上述舉措有利于完善董事會決策機制，使決策更透明，并形成制衡機制。而且，這也將有利于進一步理清國有企業的決策權與執行權的邊界，力爭做到權責明確。2、組織部門和國資管理部門應協同選任董事會和監事會關鍵崗位的人員，對這些人員可考慮給與相應行政級別。這些政府選派的人員代表國資終極所有權主體行使出資人職權。同時，強化對有行政級別董事和監事的考核。只有管住關鍵的少數，才能使國有企業的發展符合社會發展的內在需要。3、采取行政化激勵與物質激勵相結合的原則。對于有行政級別的官員給予級別提升和物資兩方面的激勵，但物質激勵不宜太多。國有企業有行政級別的官員應堅持少而精的原則，應選擇具備一定素養和能力的精兵強將來擔當，并讓其有晉升的可能，以免出現“39歲”或“59歲”現象。其他高管采取年薪和期權激勵，按市場化標準予以激勵。4、對董事會的權、責、利應予以明確，大部分決策權應下放董事會，由各級政府來進行國有企業決策的事項應少之又少。同時，對這些事關重大的事項，要限定各級政府做出判斷的時間，以提升決策效率。各級政府相關管理部門應強化對董事長及有關董事的考核，明確其相應責任。5、總經理的選聘應由董事會來主導，總經理對董事會負責。董事會負責遴選總經理，并制定考核方案對其進行考核。總經理負責選定副總及其他管理人員，并對其進行管理。此舉既有利于理順董事會與經理層之間的關系，也有利于理順總經理與其副職之間的關系。6、對肩負公益性、準公益性職能的國有企業，應限定其進入其他一般性競爭性領域，如進入房地產開發、飯店、酒店等領域。這有利于對國有企業進行分類管理，避免出現企業的商業性還是公益性屬性難以鑒定的局面，降低考核的難度。同時，也避免了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在一般性競爭領域的不必要競爭。7、對于已存在的多重屬性的國有企業，應進行分層差異化管理。在母公司層面應主要負責資本運營，集合多元考核目標。在子公司層面應嚴格分類，公益性、準公益子公司不得進入一般性競爭領域。一般性競爭性領域的子公司進行多元化股權改造，逐步退出控股地位。8、對于不同屬性的國有企業，應分類考核。對公益性、準公益性的國有企業，應加強目標成本管理，狠抓“跑冒滴漏”。對商業性領域的國有企業，應加大企業價值最大化考核的力度，力促與市場接軌。9、國有企業屬于全民，是公眾性企業，因此要加大監管的力度。應將社會審計與政府審計結合起來，每年由社會審計機構出具審計報告，并對社會公開，同時政府審計也要2至3年進行一次。要提升社會審計機構的門檻，社會審計機構必須是有一定規模的合伙制企業，承擔連帶無限責任，放大其風險。10、激勵國有企業創新性發展。目前中國處于經濟發展轉型的關鍵時期，即由速度規模型向質量效益型轉進，其間必然少不了創新的作用，作為“共和國長子”的國有企業責無旁貸。因此，要加大國有企業創新指標的考核，鼓勵國有企業進行機制創新、技術創新等。11、應根據國家和地方經濟結構調整及產業規劃的指引，各級政府應建立國有企業退出援助基金，幫助那些應該退出且有退出障礙的國有企業順利退出，避免出現較多的“僵尸企業”。如何才能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有選擇性地開放存款市場，完善銀行業法律體系，讓多種信用工具和信用中介都能通過正常渠道參與信貸市場的發展和競爭，有助于形成對稱性、多層次的信貸市場體系，緩解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從而促進經濟穩健發展。中小企業融資難，除了中小企業自身可能存在的財務不健全、經營不穩定、管理不規范等原因，一個重要原因是多層次銀行業體系和與之相配套的多層次信貸市場尚未建立起來。目前，國內存款市場只向商業銀行開放，這既加大了商業銀行的壓力，也抑制了其他金融機構的發展，難以滿足社會多樣化融資服務需求。商業銀行體系支撐的信貸市場與市場對信貸服務需求之間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匹配，這集中表現為商業銀行存在信貸配給問題，會影響市場上信貸的可得性。主要是：利率型信貸配給問題，由于擔心提高利率時風險小的借款人會退出市場，剩下的都是高風險借款人，因而商業銀行往往會設定一個合意的利率區間，從而擠出愿意以更高利率獲得貸款的高風險借款群體；規模型信貸配給問題，銀行貸款具有一定的規模經濟效應，即信貸決策的相關成本不因貸款規模大小而變動，因此當信貸低于一定規模時，貸款收益甚至不能覆蓋信貸決策成本，商業銀行對發放小額貸款的積極性不高；在以抵押為基礎的信貸配給文化下，小微企業由于缺乏合格抵押品而難以獲得貸款；等等。信貸配給問題導致價格機制在一定程度上失靈，從而使單一的商業銀行信貸市場不能出清整個社會的信貸需求。在以間接融資為主體的融資格局短期內難以改觀的現實背景下，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應該從商業銀行的資產方做文章，還是從整個銀行業體系的負債方或者說從完善銀行業體系的多層次性來做文章呢？顯然二者都很重要，但一個時期以來，從后者即開放和完善存款市場并據此構建有層次的銀行業金融機構體系、建立多層次的信貸市場方面考慮得比較少。商業銀行吸收公眾存款的社會外部性很強，面臨最嚴格的監管，因而很難靈活滿足不同方面的信貸需求。如果能開放存款市場、引入更多存款工具，改變目前銀行業體系過于單一的狀況，支持其他銀行業金融機構發展，就可以更好地滿足社會信貸需求。20世紀70年代后，美國由商業銀行主導的傳統信貸市場就發生過這種轉型。隨著信貸市場引入眾多具有融資功能的機構，商業銀行在信貸市場中的業務份額雖然逐步下降，但金融體系對社會信貸需求起到了更好的支撐作用。個人認為，有選擇性地開放存款市場，完善銀行業法律體系，讓多種信用工具和信用中介都能通過正常渠道參與信貸市場的發展和競爭，有助于形成對稱性、多層次的信貸市場體系，緩解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從而促進經濟穩健發展。具體而言，可以考慮在以下三方面作出嘗試。開放大額存款市場，支持多層次銀行業金融機構發展。當前，我國具備了開放大額存款市場的條件。一是構建了存款保險制度，50萬元以下的小額存款獲得了兌付保證。二是存款利率上限已經放開，對大額存款可以支付更高的利率。三是我國民眾有保本保息產品的投資偏好，大額存款可以對接一部分市場需求和投資者偏好。開放大額存款市場，可以豐富存款市場工具，支持財務公司、金融租賃公司、汽車金融公司和消費金融公司等信貸需求旺盛但資金來源有限的存款類金融公司發展，滿足多方面的社會信貸需求。加快包容性法律制度供給，加強銀行業立法相關問題研究，在法律層面推動多層次銀行業體系的構建。長期以來，我們只有一部商業銀行法，對于其他存款類機構則沒有完善的立法。從單一的商業銀行為主的體系發展成為多層次的銀行業體系，需要對銀行業進行立法層面的界定和分類。可借鑒國際上對不同類型銀行分類監管的思路，明確對非商業銀行存款類金融公司的立法和監管。如果開放大額存款市場，